青少年時期親子關係滿意度的變化：生態脈絡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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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6251/BEP.20161007

青少年時期親子關係滿意度的變化：生

態脈絡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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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惠雅

蕭英玲

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本研究探討在青少年時期，青少年知覺親子關係滿意度的變化軌跡，同時，本研究也檢視生態脈絡因素變化（包括知覺父母教養行為、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朋友支持、學業成績）對於親子關係滿意度變化的影響。本研究以成長曲線模式進行分析，採用次級資料分析法，使用「台灣青少年成長歷程研究」中第一、三、六波作為分析的資料，共1226 人完整填寫三波的問卷。本研究結果顯示，青少年知覺親子關係滿意度由國中7 年級至高中 3 年級呈直線下降。此外，青少年知覺父母教養行為、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變化與父親和母親親子關係的變化有所關聯。隨著時間的推移，青少年知覺父母越多採用說明理由、監督教養行為，越少採用體罰教養行為，其與父親和母親關係滿意程度越高。同時，青少年知覺父母婚姻快樂程度越高，其與父親和母親關係滿意程度越高。青少年知覺朋友支持及學業成績的變化與母親關係滿意度的變化有關，但與父親關係滿意度的變化無關。本研究結果或許可以增進青少年親子關係變化的理論知識，並提供實務運用上的參考。關鍵詞：生態脈絡因素、青少年、親子關係

* 1. 本論文是 102 年度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的部分計畫，計畫編號：NSC 102-2410-H-030-039。 2. 本篇論文通訊作者：林惠雅，通訊方式：002440@mail.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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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成長過程中，親子關係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例如，親子關係可能影響孩子的身心健康（Hair, Moore, Garrett, Ling, & Cleveland, 2008）或行為問題（Sentse & Laird, 2010）等等，因此，親子關係是學者頗為關注的研究議題之一（Steinberg, 2001）。而青少年時期，個體從兒童過渡到成人，在此期間，青少年身體與心理層面產生劇大的改變，例如，出現第二性徵的身體變化、發展抽象邏輯推理的認知能力、以及追求獨立自主與自我認同等（郭靜晃，2006）。在此情況下，探討青少年時期的親子關係有其重要的意義。依據發展心理學的角度，至少可以從二個層次來看個體的發展。其一是一般常態發展（normative development），指的是在不同年齡階段中，身心範疇的一般變化；其二是發展的個別差異（ideographic development），指的是不同個體在身心範疇變化的差異（Shaffer & Kipp, 2014）。雖然，上述二個層次涉及的主軸屬於個體發展領域，但是研究者認為沿用此一角度來分析青少年親子關係，應有助於釐清和瞭解其全貌。有關一般常態發展方面，本研究有興趣的是，青少年在不同年齡階段中，親子關係是否有所變化？若有的話，變化的情形為何？因此，本研究以縱貫法來加以探討青少年時期之親子關係的變化。有關個別差異方面，本研究有興趣的是，青少年時期的親子關係變化是否具有個別差異？若有的話，其影響因素為何？影響親子關係變化的因素很多，本研究主要從生態脈絡（ecological contexts）來加以探討。家庭、同儕、和學校是青少年生活中接觸時間最長的生態脈絡環境，因此，探討這些生態脈絡因素對於青少年親子關係變化的影響有其重要的意義。在家庭因素中，長久以來，父母教養行為、婚姻關係被視為影響個體的關鍵因素，一些相關研究結果顯示，父母教養行為、婚姻關係與孩子的發展有所關聯（Coln, Jordan, & Mercer, 2013; Doyle & Markiewicz, 2005），也與青少年親子關係有所關聯（Fauchier & Margolin, 2004; Steinberg, 2001）。有關同儕因素，青少年花很多時間與朋友相處，而朋友的支持亦可促進青少年社交經驗和社交能力（郭靜晃，2006）。對青少年來說，同儕關係和親子關係都是他們至為親近的關係，探討二者的關聯也頗有意義。至於學校因素，在華人「萬般皆下品，唯有讀書高」的士大夫觀念的傳承下，學業一直是許多父母關切的重點（林惠雅，1999），尤其是在我國，國中生需要面對高中職入學的關卡，高中生需要面對大學入學的挑戰，因此，青少年的學業成績更可能是父母或青少年焦慮之所在。如此一來，青少年的學業成績是否影響親子關係可能是重要的議題。基於以上觀點，青少年知覺父母教養行為、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朋友支持、學業成績可能是影響青少年親子關係的重要生態脈絡因素。不過，生態脈絡因素並非靜止不變的，依據發展的動力系統觀點（dynamic systems perspective）（Berk, 2013），孩子和環境形成統整的系統，而系統是動力的，任何一部分改變，其他部分也會改變。在此觀點下，本研究者認為隨著青少年的年齡增加，上述這些生態脈絡因素也可能產生變化，綜合言之，上述生態脈絡因素的變化對於親子關係變化的影響可能是相當值得探究的研究課題。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1. 在青少年時期（國中 7 年級、9 年級和高中 3 年級），青少年知覺與父親和母親之親子關係滿意度的變化；2. 生態脈絡因素（包括知覺父母教養行為、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朋友支持、學業成績）的變化對於與父親和母親之親子關係滿意度變化的影響。過去相關研究較少以縱貫方法探討這一個研究議題，本研究結果或許可以增進青少年親子關係的理論知識，並提供實務運用上的參考。以下將就青少年時期的親子關係與變化，以及上述生態脈絡因素與親子關係的關係進行文獻探討。一、青少年時期的親子關係與變化（一）青少年親子關係理論觀點 1. 理論觀點有關青少年時期的親子關係，許多學者將之視為親子之間權力與自主的相關議題（De Goede, Branje, & Meeus, 2000; McGue, Elkins, Walden, & Iacono, 2005; Ogwo, 2013）。於 Steinberg（2001）的文獻回顧中提及，在早期理論觀點，包括Anna Freud 的去依附（detachment）、Erik Erikson 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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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同、以及Peter Blos 的個體化（individuation）等，都以青少年風暴與壓力架構（storm and stress models of adolescence）的觀點，強調青少年與父母分離、認同試驗、叛逆等是青少年發展自我、獨立自主與個體化的正常現象，而這些發展也可能導致青少年與父母的衝突增加，使得親子關係惡劣。不過，後續的實徵研究結果卻顯示，大部分青少年有著快樂的親子關係。依據這樣的研究結果，修正理論則強調即使在分離－個體化過程，青少年仍與父母維持聯結（De Goede et al., 2000）。

2. 本研究觀點依據上述理論觀點，本研究認為在整個青少年時期的親子關係並非全然的惡劣或者是全然的快樂，也就是在青少年時期，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可能有惡劣的時候，也可能有快樂的時候，在此情況下，重要的是進一步瞭解青少年在不同年齡階段中，親子關係變化的情形為何，也就是青少年親子關係在什麼年齡階段有惡化的情形，在什麼年齡階段有好轉的情形。（二）青少年時期親子關係的變化 1. 變化情形有關青少年時期親子關係變化的研究中，一者，較少研究以縱貫法進行（McGue et al., 2005）；二者，不同研究測量親子關係的面向也有所差異；三者，對於青少年時期的分期，不同研究所設定的年齡也有其異同，不過，一般而言，青少年早期大約是11 至 13 歲左右，中期大約是 14 至 16 歲左右，而晚期大約是17 至 18 歲左右（Ogwo, 2013）。在縱貫研究中，首先，青少年在親子關係的年齡差異方面，Loeber 等人（2000）首先以 1、4、 7 年級為對象，進行後續追蹤測量，藉此探討 6 至 18 歲之間，男生與主要照顧者的親子關係變化，他們以13 題測量正向和負向親子關係，研究結果發現，11 歲到 14 歲左右，親子關係稍微變差，而後14 歲到 18 歲則維持穩定。De Goede 等人（2000）以青少年早期（約 12 歲）和中期（約 16 歲）的青少年為對象，間隔一年進行4 波的調查，即 12 歲測量到 15 歲，16 歲測量到 19 歲，以父母支持、親子衝突、父母權力作為測量面向。結果顯示，在父母支持方面，從青少年早期到中期，男生和女生都知覺父母支持減少；而中期到晚期，女生知覺父母支持增加，男生則維持不變。在親子衝突方面，從早期到中期，男生和女生都知覺親子衝突增加，尤其在中期之際，親子衝突較為激烈；而中期到晚期，男生和女生都知覺親子衝突減少。在父母權力方面，從早期到晚期，父母權力逐漸下降。McGue 等人（2005）以 11 歲青少年為對象，間隔三年進行後續調查。以親子衝突增、父母參與、尊重父母和尊重子女為測量面向，研究結果顯示，11 歲到 14 歲的親子關係有中度的變化，親子衝突增加，父母參與、尊重父母和尊重子女的程度都下降。Kim、Thompson、Walsh 與Schepp（2015）以 13 到 17 歲青少年為對象，以父母支持和親子衝突為面向，在第一次測量之後的 5、10、18 個月也分別加以測量，研究結果顯示，父母支持隨年齡增加而有些微下降；至於衝突則依年齡增加而分為三類，其中人數最多者為低衝突且維持穩定的類型。而Ogwo（2013）在其研究的文獻探討中，綜合一些相關研究結果顯示，14 至 16 歲的青少年，其親子衝突增加；17 至18 歲的青少年，其親子衝突下降。國內學者周玉慧（2015）則以類型為主，分析青少年早期到成人初期的親子關係變遷類型，研究結果顯示，變遷類型包括「長期矛盾型」、「穩定支持型」、「持續衝突型」和「疏遠轉衝突型」，而這些類型與其生命成長經驗有關。綜合上述而言，大多研究結果呈現大約由11 至 16 歲左右，也就是青少年早期到中期，青少年的親子關係逐漸變得較為緊張，衝突較多，而後青少年中期到晚期，則維持穩定或關係品質上昇。其可能的原因是，從早期到中期，青少年逐漸強調和練習個體性，以及伴隨自我認同發展，導致反抗父母的規則或價值（Smetana, Yau, & Hanson, 1991），而青少年晚期由於情緒成熟度較高，自我中心下降，對父母的感激之情又回復一些，因此，親子關係較佳（Collins & Laursen, 2004）。其次，在父母性別與青少年親子關係中，由於父親和母親對子女扮演的角色不同，例如，母親是主要照顧與教養者，所以，父親與母親和子女的互動可能也有所差異，例如，比之母親，父親對子女較少反應、較少要求、較少與子女溝通等（Kim et al., 2015），如此可能導致父親和母親與青少年親子關係有所不同。而Shek（2000）研究發現，比之與父親關係，青少年知覺與母親關係比較正向。 2. 本研究觀點針對青少年時期親子關係變化相關研究，一來，縱貫研究較少，有待後續研究予以加強，本研究即以縱貫研究資料加以分析。二來，不同研究對於親子關係所使用的測量指標有所不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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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使用不同面向來反映親子關係有其重要性，它可以幫助我們瞭解親子關係各種面向在青少年期間的變化。不過，由於不同研究的測量指標不同，使得親子關係的意涵也變得較為混淆。Videon （2002）和 Shek（2010）在探討青少年親子關係時，都使用一個題項（青少年知覺親子關係滿意度）來加以測量，並以此反映整體親子關係（global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或個人對於親子關係品質的主觀知覺。而過去也有研究顯示，單題測量的信效度和多題項的測量是沒有差別的（Bergkvist & Rossiter, 2007）。因此，本研究使用「台灣青少年成長歷程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 AS-93-TP-C01）中第一、三、六波資料，其中有題項詢問青少年分別知覺與父親和母親關係的滿意程度，研究者認為可以使用這題項來反映青少年整體和主觀知覺的親子關係。三來，有關父母性別與青少年親子關係變化的相關研究不多，因此，本研究分別分析青少年知覺與父親和母親親子關係滿意度的變化，藉此增加父母性別與青少年親子關係變化的瞭解。二、生態脈絡因素與親子關係（一）相關理論與研究青少年知覺父母教養行為、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朋友支持、與學業成績是本研究主要探討的生態脈絡因素。針對父母教養而言，Steinberg（2001）提出父母教養是親子關係的重要影響因素，主要原因是教養行為不單單只是教養行為，教養行為實際構成了一個情緒氛圍，而此情緒氛圍會影響青少年知覺親子關係的品質。在孩子社會化過程中，父母使用說明理由是相當重要的（Patrick & Gibbs, 2012），同時，青少年偏向喜歡父母採用說明理由或說明行為結果的教養行為（Helwig, To, Wang, Lin, & Yang, 2014）。其次，在青少年時期，多數青少年和父母參與共同活動的時間變少（Crosnoe & Trinitipoli, 2008）。同時，比之兒童，青少年轉而偏向家庭之外的活動（Larson, Richards, Moneta, Holmbeck, & Duckett, 1996），父母的監督（monitoring），即知道子女的行蹤、活動和朋友等（Richards, Miller, O’Donnell, Wasserman, & Colder, 2004），是有效能教養青少年的重要元素（Laird, Pettit, Dodge, & Bates, 2003）。再者，父母能否一致執行規則或要求也很重要，孩子的行為需要被規範，而父母不一致教養將導致父母無法有效設定和執行限制（Buehler, Benson, & Gerard, 2006）。此外，依據林文瑛與王震武（1995）的觀點，體罰是我國流俗取向的教養觀，雖然經過社會變遷和西方教育思潮的衝擊，但是體罰可能仍然存在於一些父母教養行為當中。基於以上所述，本研究以說明理由、監督、不一致和體罰作為教養行為的面向。有關青少年時期父母教養行為變化與親子關係變化相關的研究極少，其中，Laird 等人以 8 年級學生為對象，收集 5 年的資料，在其研究中，探討監督和親子關係品質之間的關係。在監督方面，測量青少年知覺父母知道其行蹤和活動等的監督知識（monitoring knowledge），在親子關係品質方面，測量青少年知覺親子相處的時間中，親子感覺愉快的情形。研究結果顯示，各年級青少年知覺父母監督的程度越高，親子關係的品質也越高。針對父母婚姻關係而言，婚姻關係和親子關係都屬於家庭次系統，從系統的觀點來看，系統的運作並非獨自運作，而是互有關聯。有關婚姻關係和親子關係的關係，學者提出溢出假設（spillover hypothesis）與補償假設（compensatory hypothesis）（Belsky, Youngblade, Rovine, & Volling, 1991; Erel & Berman, 1995）。所謂溢出假設，指的是家庭中某一個場域的知覺、情緒或行為會溢出到其他家庭場域（Katz & Gottman, 1996）。由此推知，正向的婚姻關係會因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而形成正向親子關係。相對的，補償假設主張不滿意的婚姻關係，造成父母將更多時間和精力投入高品質的親子關係，以補償在婚姻中未獲得的愛和支持（Erel & Berman）。Erel 與 Berman 進行68 個研究的後設分析，結果顯示正向婚姻關係有正向親子關係，負向婚姻關係有負向親子關係。而Fauchier 與 Margolin（2004）發現，9 至 10 歲孩子知覺父母婚姻情感與親子情感有顯著正相關；知覺父母婚姻衝突與親子衝突有顯著正相關。從以上研究結果來看，一般而言支持溢出假設。親子關係和同儕關係都是青少年相當重要的親近關係，且二者互有影響。本研究主要探討同儕關係的變化對親子關係變化的影響。有關青少年時期同儕支持與親子關係相關的研究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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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s、Pettit、Bates、Dodge 與 Lapp（2002）提出正向同儕關係可以緩解家庭環境（如親子關係）的問題。Field、Diego 與 Sanders（2002）以中學生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青少年和同儕的親密程度越高，其和父母親密度也越高。除此之外，研究者認為我國許多父母可能仍然受到儒家「萬般皆下品，唯有讀書高」觀念的影響，對於子女學業成就的期望很高（林惠雅，1999），加上目前台灣工作環境的競爭，可能使得父母更重視子女學業的成績，因為在父母概念中，好成績或許可以就讀好學校，好學校或許可以獲得較多和較佳的工作機會。在此情況下，當子女學業成績不好時，可能引發父母和子女的焦慮，增加彼此發生爭執的機會，進而影響親子關係的滿意度。（二）本研究觀點過去以縱貫法探討知覺父母教養行為、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朋友支持、學業成績的變化與親子關係變化的相關研究很少，本研究企圖探討此一研究課題，或許有助於更完整瞭解青少年時期的親子關係。四、研究假設基於以上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下列的假設：1. 有關青少年親子關係的變化，本研究假設比之國中7 年級和高中 3 年級，國中 9 年級的親子關係滿意度較低，主要原因是，從早期到中期，青少年逐漸發展個體性、自我認同等，因而反抗父母的規則或價值，導致親子關係較為緊張，可能造成親子關係滿意度下降。2. 依循教養行為構成情緒氛圍的觀點，本研究假設隨著時間，青少年知覺父母說明理由、監督教養行為頻率越高，其親子關係滿意度越高。而不一致和體罰的教養行為頻率越高，親子關係滿意度越低。3. 依據溢出假設，本研究假設隨著時間，青少年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越好，親子關係滿意度越高。4. 依據正向同儕關係可以緩解親子關係問題的觀點，本研究假設隨著時間，朋友支持會提升親子關係滿意度。5. 由於學業可能是許多父母關切的重點，本研究假設隨著時間，青少年學業成績越好，親子關係滿意度越高。

方法

一、研究樣本來源本研究採用次級資料分析法，使用「台灣青少年成長歷程研究」中第一、三、六波作為分析資料。該計畫係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執行，計畫主持人為伊慶春教授。此研究計畫的抽樣母體是台北縣、台北市及宜蘭縣國中7 年級和 9 年級兩個年級（不含夜間部、補校及進修學校）的學生，從台北縣、台北市國中7 年級和國中 9 年級兩個年級抽取各 1000 名學生，從宜蘭縣國中 7 年級和國中 9 年級各抽樣 800 名學生，估計總樣本數為 5600 名學生。此研究計畫採用分層的多階層叢集抽樣法，第一分層是「縣、市」，第二分層是依照鄉鎮市區之都市化程度分成兩到三個分區。而後採用叢集抽樣法，先抽出所需要的學校數，再由學校中隨機抽出二個班，全班學生皆為此研究的調查樣本。此研究計畫最後抽取40 所學校，國中 7 年級有 81 個班級，共 2696 人；國中 9 年級有 81 個班級，共 2890 人。本研究採用此研究計畫中國一樣本的第一波（國中 7 年級）、第三波（國中9 年級）、第六波（高中 3 年級）資料。第一、三波資料是在班級中採用團體施測法，第六波資料是面訪家長時，將問卷留給學生自行填寫，總計有1226 人完成第一波至第三波資料的填答。在本研究第一波國中7 年級的分析樣本中，青少年男生及女生分別為 597 人（48.7%）及 629 人（51.3%）；男生平均年齡為 13.30 歲，女生平均年齡為 13.28 歲；學生的父親平均年齡為 43.39 歲，平均教育年數為11.11 年，97.50%的父親有工作；學生的母親平均年齡為 40.34 歲，平均教育年數為10.52 年，62.24%的母親有工作。本研究依據 De Goede 等人（2000）和 Ogwo（201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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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即青少年早期大約是11 至 13 歲左右，中期大約是 14 至 16 歲左右，而晚期大約是 17 至 18 歲左右，而將第一波國中7 年級學生視為青少年早期，第三波國中 9 年級學生視為青少年中期，第六波高中3 年級學生視為青少年晚期。二、主要變項的測量此次調查涵蓋了本研究分析的重要變項，包括第一、三、六波資料的青少年知覺父母教養行為、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朋友支持、學業成績、與親子關係滿意度，各變項說明如下。（一）父母教養行為此測量是詢問青少年知覺父母各自的教養行為，共有四題，分別測量四種教養行為包括：1. 說明理由（有關你的事決定之後，爸爸／媽媽會告訴你他的想法）；2. 監督（爸爸／媽媽知道你每天的行蹤）；3. 不一致（同一件事，有時被處罰，有時不被處罰）；4. 體罰（如果你做錯事情，爸爸／媽媽會毆打你）。各波段的測量皆為5 點量尺，但選項略有不同1_{，因此本研究將各項教養行為合} 併選項並改為3 點量尺，1 為幾乎沒有（不太常），2 為一半時間，3 為幾乎總是，分數越高，代表青少年知覺父親或母親採用該教養行為的頻率越高。（二）父母的婚姻關係此測量是詢問青少年知覺父母的婚姻快樂程度（你覺得你父母的婚姻快樂嗎？），各波段的量尺不太一致，第一波的選項為 5 點量尺，經反向計分後，由很不快樂到很快樂（1-5 分），第三波和第六波的選項為4 點量尺，經反向計分後，由很不快樂到很快樂（1-4 分），為了統一測量的量尺，將第一波的5 點改為第三波、六波的 4 點量尺，1 為很不快樂，2 為不快樂，3 為還算快樂，4 為很快樂2。分數越高，代表青少年知覺父母婚姻快樂程度越高。（三）朋友支持此測量是詢問青少年知覺最要好朋友的支持，包括3 題：1. 他（們）關心我；2. 我常會得到他（們）的一些幫忙；3. 我受到挫折時，總可以從（他）們那裡得到安慰。選項為 4 點量尺，本研究將此三題反向計分，由很不符合到很符合（1-4 分），而後進行信效度分析，第一、三、六波學生樣本的因素累積解釋變異量分別是 71.64% 、 81.06% 、 86.59% ；內部一致性係數分別為 .80、.88、.92。將此三題加總，分數越高，代表青少年知覺朋友支持越高。（四）學業成績此測量是詢問青少年上學期的平均成績，以班級排名為評量方式。第一波和第三波的測量尺度相同，但第六波的排名選項分佈較為詳細。經反向計分及統一各波的測量後，選項為：1. 全班 30 名之後，2. 全班 21 至 30 名，3. 全班 11 至 20 名，4. 全班 6 至 10 名，5. 全班 5 名以內。分數越高，排名越前面，代表學業成績越高。（五）親子關係滿意度此測量是詢問青少年知覺分別與父親/母親關係的滿意程度。選項為 4 點量尺，經反向計分後， 1-4 分代表很不滿意到很滿意，分數越高，代表青少年知覺親子關係的滿意程度越高。

1 _{經過反向計分後，第一波的選項是}_{1 沒有，2 幾乎沒有，3 一半時間，4 幾乎總是，5 總是；第三波的選項是 1 沒} 有，3 一半時間，5 總是，2、4 沒有文字說明；第六波的選項是 1 幾乎沒有，2 不太常，3 一半一半，4 常常，5 幾乎總是。本研究將各波段的1 及 2 合併為「幾乎沒有或不太常」，3 維持原義「一半時間」，4 及 5 合併為「幾乎總是」。 2_{經過反向計分後，第一波的選項是 1 很不快樂，2 不快樂，3 還可以，4 快樂，5 很快樂，本研究將「還可以」及} 「快樂」合併成為還算快樂，成為4 點量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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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計分析

本研究的統計分析分為兩部分，首先在初步分析中，採用相依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描述各變項在青少年國中 7 年級至高中 3 年級跨時間的差異，再採用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及 HLM 7.0 版統計軟體（Raudenbush, Bryk, Cheong, Congdon, Jr., & du Toit, 2011）進行成長曲線模式的分析，檢視青少年國中7 年級至高中 3 年級親子關係滿意度的變化以及影響此變化的因素。成長曲線模式包括兩個階段的分析，第一階段用起始點和變化率來描述親子關係滿意度的變化，起始點指的是青少年國中 7 年級的親子關係滿意度，而變化率則表示青少年親子關係滿意度在國中7 年級至高中 3 年級的變化軌跡（直線關係），此可以驗證假設 1；第二階段檢視青少年親子關係滿意度的變化軌跡是否與其他因子（隨著時間變動的變項）有關。本研究欲檢視青少年親子關係滿意度的變化軌跡，以及知覺父母親教養行為、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朋友支持和學業成績的變化（隨著時間變動的變項）是否與親子關係滿意度的變化有關，此可以驗證假設2、 3、及 4。

結果

一、初步分析表1 呈現國中 7 年級至高中 3 年級學生親子關係滿意度及其影響因素的平均數、標準差及跨時間的比較。結果顯示，青少年在此時期的親子關係滿意度偏向「還算滿意」。然而，從國中7 年級至高中3 年級，青少年與父親關係的滿意度隨著時間下降，國中 7 年級的滿意度最高，其次是國中9 年級，高中 3 年級的滿意度最低；青少年與母親關係的滿意度也呈現下降的趨勢，國中 7 年級學生的滿意度顯著高於國中9 年級和高中 3 年級。不論是在青少年哪個階段，與母親關係的滿意度皆高過於父親（國中7 年級：t = 7.84，p < .001；國中 9 年級：t = 7.50，p < .001；高中 3 年級：t = 9.19，p < .001）。再者，青少年知覺父母親的教養行為也有跨時間的差異，與國中 7 年 級與高中3 年級時相比，青少年在國中 9 年級時覺得父母親最常採用說明理由、監督及體罰的教養行為；而青少年知覺父母親採用不一致的頻率則是隨著時間而下降。此外，與其他時期比較，青少年在高中 3 年級時知覺父母婚姻快樂的程度最低，且自己的學業表現也最差。青少年接受到朋友支持的程度則是隨著時間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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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國中 7 年級至高中 3 年級學生的親子關係滿意度及其影響因素的平均數、標準差及跨時間比較分數範圍國中7 年級國中9 年級高中3 年級跨時間比較 F 值 事後a 比較平均數標準差平均數標準差平均數標準差親子關係與父親關係 1-4 3.24 0.76 2.99 0.71 2.93 0.66 95.56*** 1 > 2 > 3 與母親關係 1-4 3.36 0.67 3.11 0.64 3.07 0.58 107.41*** 1 > 2, 3 父親教養行為說明理由 1-3 2.20 0.86 2.19 0.83 2.06 0.82 14.47*** 1, 2 > 3 監督 1-3 2.20 0.86 2.37 0.80 2.28 0.84 18.52*** 2 > 1, 3 不一致 1-3 1.94 0.88 1.66 0.80 1.30 0.57 218.47*** 1 > 2 > 3 體罰 1-3 1.19 0.52 1.28 0.62 1.09 0.35 54.03*** 2 >1 > 3 母親教養行為說明理由 1-3 2.27 0.84 2.33 0.80 2.23 0.78 7.05*** 2 > 3 監督 1-3 2.49 0.77 2.65 0.65 2.58 0.71 22.68*** 2 > 3 > 1 不一致 1-3 1.91 0.87 1.74 0.82 1.37 0.61 162.08*** 1 > 2 > 3 體罰 1-3 1.19 0.52 1.29 0.62 1.10 0.36 49.54*** 2 > 1 > 3 知覺父母婚姻快樂程度 1-4 3.37 0.53 3.39 0.63 3.18 0.70 76.12*** 1, 2 > 3 朋友支持 1-4 3.26 0.54 3.34 0.53 3.45 0.52 58.72*** 3 > 2 > 1 學業成績 1-4 3.26 1.15 3.21 1.18 3.02 1.23 20.98*** 1, 2 > 3 a_{1 =國中 7 年級，2 =國中 9 年級，3 =高中 3 年級} **p < .01. ***p < .001. 上述初步分析的結果顯示，青少年從國中7 年級至高中 3 年級在親子關係滿意度、知覺父母教養行為、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朋友支持的程度以及自己的學業成績上都有明顯的變化。為了呈現青少年親子關係滿意度在此時期的變化軌跡，及親子關係滿意度與其影響因子變動之間的關聯性，本研究進一步以成長曲線模式分析。二、青少年親子關係滿意度的變化表2 呈現青少年國中 7 年級至高中 3 年級親子關係滿意度的變化。研究結果發現，與父親及母親關係滿意度的平均截距及直線變化率皆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不論是與父親或母親關係的滿意度，皆顯示相同的趨勢。也就是說，青少年在國中7 年級至高中 3 年級，親子關係滿意度呈直線下降（見圖1）。表2 國中 7 年級至高中 3 年級學生親子關係滿意度的變化與父親關係與母親關係固定效果係數標準誤係數標準誤截距 -3.19*** 0.02 -3.30*** 0.02 直線變化率 -0.06*** 0.00 -0.05*** 0.00 隨機效果變異成分截距 -0.22*** -0.17*** 直線變化率 -0.00*** -0.00*** 層次一誤差 -0.34*** -0.27***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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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青少年親子關係滿意度的變化三、影響青少年親子關係滿意度變化軌跡的因素表 3 呈現生態脈絡因素（青少年知覺父母教養行為、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朋友支持及學業成績的變化）對其親子關係滿意度變化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當控制其他的生態脈絡因素後，青少年知覺父母教養行為的變化與親子關係滿意度的變化有顯著相關，當隨著時間的推移，青少年知覺父母採用說明理由及監督越多，越少採用體罰，其越滿意與父母之間的關係，只有不一致的教養行為與親子關係滿意度無顯著相關。再者，青少年知覺父母婚姻快樂程度的變化也與親子關係滿意度有顯著相關，當隨著時間的推移，青少年知覺父母婚姻快樂程度越高，其親子關係滿意度越高。朋友支持程度與父親、母親關係滿意度變化的影響有所不同，當隨著時間的推移，青少年的朋友支持程度越高，其越滿意與母親的關係；而朋友支持程度對與父親關係滿意度變化沒有顯著影響。最後，當隨著時間的推移，學業成績變化只對與母親關係滿意度的變化有關，青少年學業成績越好，其越不滿意與母親的關係。親子關係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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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國中 7 年級至高中 3 年級學生之生態脈絡對親子關係滿意度的影響與父親關係與母親關係固定效果係數標準誤係數標準誤截距 -3.17*** 0.02 -3.31*** 0.02 直線變化率 -0.06*** 0.00 -0.06*** 0.00 父親教養行為說明理由 -0.13*** 0.02 監督 -0.08*** 0.01 不一致 -0.01*** 0.01 體罰 -0.15*** 0.02 母親教養行為說明理由 -0.14*** 0.01 監督 -0.07*** 0.02 不一致 -0.02*** 0.01 體罰 -0.13*** 0.02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 -0.31*** 0.02 -0.08*** 0.02 朋友支持 -0.01*** 0.01 -0.02*** 0.01 學業成績 -0.02*** 0.01 -0.03*** 0.01 隨機效果變異成分截距 --0.14*** -0.12*** 直線變化率 --0.00*** -0.00*** 層次一誤差 --0.32*** -0.27*** **p < .01. ***p < .001.

討論

一、青少年時期親子關係的變化從成長曲線模式的分析結果顯示，青少年知覺與父親的親子關係滿意度，由國中 7 年級到高中 3 年級時明顯下降；青少年知覺與母親的親子關係滿意度也顯示相似的變化型態，與本研究假設（1）部分符合。有關國中 7 年級到 9 年級親子關係滿意度下降方面，這個結果呼應 De Goede 等人（2000）、McGue 等人（2005）、Ogwo（2013）提出青少年早期到中期，青少年的親子關係較為緊張，衝突較多的情形。就本研究結果可能的原因是，在這個期間，青少年可能屬於「內外交攻」的階段。有關青少年內攻方面，如同Smetana 等人（1991）、Ogwo 的主張，青少年早期到中期的青少年逐漸強調和練習自己的個體性，並發展自我認同，造成他們較會抗拒父母的規則或價值。而外攻方面，青少年可能也面對一些挑戰，例如，他們面對人生第一次的重大考試，且高中入學具有相當程度的競爭，因而使得他們的生活大都以準備考試為重心，在此情況下，可能帶給青少年頗大的身心負荷與壓力。在此內外交攻的情況下，親子衝突可能增加，因而造成青少年知覺親子關係滿意度下降。至於國中9 年級到高中 3 年級，本研究結果與國外一些研究結果有所不同。國外研究結果顯示，青少年中期到晚期，親子衝突減少或親子關係維持穩定或上昇（De Goede et al., 2000; Loeber et al., 2000; Ogwo, 2013），主要原因是青少年晚期由於自我中心下降，情緒成熟度較高，又回復一些對父母的感激之情，因此，親子關係較佳（Collins & Laursen, 2004）。不過，本研究結果卻顯示國中 9 年級到高中 3 年級，青少年知覺親子關係滿意度持續下降。本研究結果可能的原因是，我國高中3 年級仍然面臨大學入學各種考試的挑戰，國中 9 年級到高中 3 年級的生活可能還是以準備考試為重心。所以，與國中7 年級到 9 年級青少年相似，大學入學考試的挑戰或生活以準備考試為重心或許還是帶來身心負荷與壓力，因而親子衝突沒有減少，親子關係滿意度仍然下降，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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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之，二次入學考試或許是影響青少年時期的親子關係滿意度相當重要的因素，這部分或許未來可從事進一步研究加以探究。除此之外，有關父母性別與親子關係變化方面，雖然，青少年知覺與父親和母親親子關係滿意度的趨勢相似，不過，在國中7 年級、9 年級、高中 3 年級三個時間點，比之與父親關係，青少年知覺與母親關係滿意度較高，本結果和Shek（2000）研究發現相似。二、生態脈絡因素與親子關係滿意度變化（一）青少年知覺父母教養行為、婚姻關係變化與親子關係滿意度變化就家庭因素中的父母教養行為及婚姻關係變化與親子關係滿意度變化的關係，本研究結果顯示青少年知覺父親和知覺母親的情形相同。在知覺教養行為方面，本研究以說明理由、監督、不一致、體罰作為教養行為的指標。與研究假設（2）符合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青少年知覺父母說明理由、監督教養行為的變化與父母親子關係滿意度的變化呈現顯著正相關；相對的，青少年知覺父母體罰教養的變化與父母親子關係滿意度的變化呈現顯著負相關。也就是說，隨著時間的推移，當青少年知覺父母說明理由、監督教養的頻率越多，知覺父母體罰教養的頻率越少，與父母親子關係滿意度就越高。與研究假設（2）不符的是，青少年知覺父母不一致教養行為的變化與父母親子關係滿意度的變化未達顯著水準。上述研究結果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如前所述，青少年時期的親子關係是權力與自主的議題（De Goede et al., 2000; McGue et al., 2005; Ogwo, 2013）。從自主的角度來看，青少年隨著年齡的增加，他們有更多自主獨立的期望（Tizmann & Silbereisen, 2012），就教養行為的角度來看，隨著年齡的增加，青少年知覺父母採用越多說明理由、監督教養行為，越少體罰教養行為，可能使青少年由此知覺自己的自主期望獲得滿足，因此而有較高的親子關係滿意度。另一方面，青少年偏向喜歡說明理由教養行為（Helwig et al., 2014），隨著年齡的成長，這樣教養行為的偏好可能更強，因此，隨著年齡增加，若青少年知覺父母採用說明理由的頻率越高，其和父母親子關係滿意度也越高。隨著年齡增加，青少年家庭之外的活動可能越多（Larson et al., 1996），若青少年知覺父母監督教養行為的頻率越高，顯示青少年知覺父母對他們行蹤、活動和朋友等的瞭解越高（Richards et al., 2004），而反映青少年知覺父母對他們的關心和瞭解。相對的，青少年知覺體罰教養行為某種程度反映父母採用強制、傷害青少年的教養行為，所以，隨著年齡增加，青少年知覺父母體罰的教養行為頻率越高，其親子關係滿意度則越低。至於青少年知覺父母不一致教養行為的變化與親子關係滿意度的變化無關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本研究所採用的資料是以「同一件事，有時被處罰，有時不被處罰」來測量不一致教養行為，對青少年而言，隨這年齡增加，不處罰反而是一件好事，在此情況下，其效果未能彰顯。在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方面，本研究結果顯示，青少年知覺父母的婚姻快樂程度變化與父母親子關係滿意度的變化呈現顯著正相關，本研究假設（3）獲得支持。一方面，本研究結果支持溢出假設，同時也顯示溢出效應隨著青少年年齡增加而繼續存在其作用，亦即隨著年齡的增加，青少年知覺父母的婚姻關係越快樂，會因溢出效應而使其知覺親子關係滿意度也越高。二方面，本研究結果也呼應Erel 與 Berman（1995）、Fauchier 與 Margolin（2004）的研究結果，亦即正向婚姻關係有正向親子關係。（二）青少年知覺朋友支持、學業成績變化與親子關係滿意度變化有別於前述二個家庭因素，本研究結果顯示，隨著時間的推移，青少年知覺朋友支持、學業成績的變化和青少年知覺父親和知覺母親親子關係滿意度變化的情形有所不同。隨著時間的推移，青少年知覺朋友支持的變化與父親親子關係滿意度的變化未達顯著水準。但是，對於知覺母親的情形而言，隨著時間的推移，青少年知覺朋友支持的變化與母親親子關係滿意度的變化呈現顯著正相關，此結果與本研究假設（4）部分符合。而青少年知覺學業成績的變化與父親親子關係滿意度的變化未達顯著水準，但是與母親親子關係滿意度的變化呈現顯著負相關，此結果與本研究假設（5）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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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針對青少年知覺父親和母親之結果差異的可能原因，雖然，教養行為、婚姻關係、朋友支持、學業成績都屬於生態脈絡因素，但對於青少年知覺而言，父親和母親在這些生態脈絡因素所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功能可能有所不同。對青少年而言，母親可能扮演主要照顧和教養的角色，並發揮其功能，因此，在各個脈絡因素中，青少年可能知覺母親直接接觸或參與較多，致使青少年知覺這些生態因素的變化會影響與母親親子關係的變化。相對的，對青少年而言，父親可能不是主要照顧和教養的角色，但在青少年知覺中，比之其他生態脈絡因素，父親可能在家庭因素中或許仍發揮其功能，因而父親在家庭因素中的教養行為和婚姻關係亦仍有其影響力。然而出了家庭脈絡，來到同儕關係和學業成績方面，在青少年知覺中，父親在這些生態脈絡中的參與較少、或是無法發揮其功能，導致青少年知覺朋友支持和學業成績的變化與父親親子關係的變化未能呈現顯著關聯。其次，就青少年知覺朋友支持變化與母親親子關係滿意度變化呈現顯著正相關的結果來看，如同Criss 等人（2002）所提觀點，正向同儕關係可以緩解親子關係的問題，因此，由於母親可能扮演主要照顧和教養的角色，青少年與母親的互動較多，因此隨著年齡的增加，朋友支持或許更形重要，青少年越有朋友的支持有助於緩解與母親親子關係的問題，使與母親親子關係的滿意度越高。最後，青少年知覺學業成績的變化與母親親子關係滿意度的變化呈現顯著負相關。原先本研究假設在父母對於子女學業成就的期望很高的情況下，當子女學業成績不好時，可能引發父母和子女的焦慮，增加彼此發生爭執的機會，進而影響親子關係的滿意度。不過，本研究結果卻顯示相反的情形，亦即青少年知覺學業成績越好，與母親親子關係滿意度就越低。針對這個結果，研究者認為或許應從成績好的歷程來看，假設成績好是來自孩子天資聰穎或自己積極主動，那麼與母親親子關係滿意度不致於太差。相對的，假設成績好是來自母親強力催促、要求、甚至干預，那麼，青少年即使成績隨時間越來越好，其心中可能累積越來越多的不滿，甚或與母親有越多的爭執，如此一來，與母親親子關係滿意度就越變越低。針對此一歷程，未來可從事研究加以進一步的探討。本研究的主要發現是，從國中7 年級到高中 3 年級，青少年知覺親子關係滿意度顯著下降，且此變化與青少年所處的生態脈絡變化有關，特別是家庭脈絡對青少年知覺親子關係滿意度有明顯的影響。然而，本研究有兩個主要的研究限制，是未來研究需要注意之處。一是有關長期資料庫的變項在各個調查波段所採用的測量量尺點不同（例如：第一波知覺父母婚姻快樂程度的測量是5 點量尺，第三、六波是 4 點量尺），或是相同量尺點，但選項略有不同，雖然本研究盡可能統一量尺的級距，難免還是會有語意上的誤差，這是日後採用長期資料庫需要克服的地方。二是在長期資料庫中，雖然本研究變項的測量已涵蓋相當重要的面向，不過，有些面向是目前社會較為明顯的特色，但在長期資料庫中卻未納入。以本研究教養行為為例，長期資料庫中涵蓋說明理由、監督、不一致和體罰等重要面向，不過，在少子女化的情況下，溺愛也逐漸成為父母教養的特色，由於長期資料庫中未納入此一面向，因此，無法瞭解青少年時期，溺愛教養行為的變化與親子關係滿意度變化的關係。總結以上所述，本研究結果，一方面或許可以增進對於青少年時親子關係變化的理論知識。另一方面，在實務應用上，實務工作者可能可以從增進生態脈絡因素的正向影響和減少負向影響加以思考，藉此促進親子關係滿意度，例如，加強父母採用說明理由、監督教養行為，或是維持快樂的婚姻關係，同時，協助青少年獲得較多朋友的支持，以及協助父母減少體罰教養行為。針對未來研究方向，研究者認為二次入學考試具有我國的特色，因此，深入探討青少年如何知覺入學考試與親子關係滿意度關聯或許是未來可進一步加以研究的方向之一。另外，本研究結果呈現學業成績變化只與和母親關係滿意度變化有負相關，或許未來可以就父母和青少年如何知覺學業成績的意義加以更深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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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 年 02 月 02 日一稿修訂日期：2016 年 05 月 17 日二稿修訂日期：2016 年 08 月 10 日三稿修訂日期：2016 年 10 月 07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6 年 10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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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7, 49(1), 95-111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Changes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During Adolescence: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Contexts

Huey-Ya Lin

Ying-Ling Hsiao

Department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his study estimated the trajectory of changes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during adolescence over time. In addition,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contextual changes (including adolescent perceptions of parenting practices, the quality of parental marital relations, friends’ support, and school grades) on changes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The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was drawn from wave 1, 3 and 6 in the Taiwan Youth Project (TYP), and a total of 1226 students completed 3 waves of data collection. The results of the growth curve models showed tha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significantly declined when the adolescent was in between 7th_{grade of middle school and the}

junior year of high school. Changes in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parent’s marital satisfaction perceived by adolescents were associated with changes in father-child and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dolescents who perceived their parents used more inductive reasoning, more monitoring behaviors, and less physical punishment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arents. Also, adolescents who perceived their parents had a satisfying marriage tended to have a better quality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arents. Changes in friends’ support and school grades were associated with changes in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but not associated with changes in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dvanc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how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change during adolescence and provide some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