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特聘教授
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的
十六至十七世紀外國陶瓷
謝明良*
位於蘭陽平原北側的淇武蘭遺址，行政區域屬宜蘭縣礁溪鄉二龍村及玉田
村的交界。該遺址自
2001年5月發現以來至2003年5月結束考古工作為止已經多
次調查，所開挖探坑計
262個，發掘面積3,814 m²。遺址出土文物種類不少，扣
除重達
3噸計約50餘萬件的低溫素燒陶器，另有近三萬件的高溫 器和施釉陶
瓷，低溫燒陶器當中，包括部份施罩鉛釉的所謂鉛釉陶，而高溫燒成的施釉器
之標本釉色則包括青釉、白釉和黑褐釉等，裝飾工藝技法則見刻劃花、印花以
及釉下青花或釉上彩繪，內容豐富，不一而足。
就目前的資料看來，淇武蘭遺址出土施釉陶瓷的年代跨幅早自十六世紀前
期或更早，晚迄近現代。限於篇幅，同時考慮到十七世紀台灣隨著外力的入侵
而被納入世界貿易體系，是臺灣史上一個關鍵期，因此本文擬先梳理遺址出土
的十六至十七世紀陶瓷。就臺灣史的發展而言，此一時期包括了臺灣史前史最
【摘要】淇武蘭遺址位於臺灣宜蘭縣礁溪鄉二龍村及玉田村的交界，自2001年發現以來已知出土有 近三萬件的外國高溫 器和施釉陶瓷，其年代跨幅早自十六世紀前期或更早，晚迄近現代。本文則 是梳理遺址出土的十六至十七世紀的陶瓷標本，其主要產地來自中國，個別標本出自東南亞泰國或 緬甸。中國陶瓷種類不少，除了景德鎮製品之外，還有大量的福建漳州窯製品，其種類有青瓷、青 花、青花五彩和低溫鉛釉陶器等。出土陶瓷的年代可印證文獻所載，早在十六世紀後期已有中國漁 船進出臺灣雞籠等地。另外，自中國攜入臺灣的施釉陶瓷於淇武蘭遺址墓葬中，其和住民噶瑪蘭人 製作的低溫素燒陶器之間有著替代、互換的現象。 關鍵詞：噶瑪蘭人、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漳州窯、泰國陶瓷、華南三彩後階段，以及荷西、明鄭、清國等外來政權，可確認的屬於這一時期的外國陶
瓷產地主要來自中國，個別標本則出自東南亞泰國等地。中國陶瓷的種類相對
豐富，除了低溫鉛釉陶之外，另有高溫燒成的施釉器，後者包括醬釉、褐釉
、白釉、青釉等單色釉以及青花、釉上彩等彩瓷。由於標本數量龐大，以下只
能分項擇要敘述之。
一、青花瓷
就產地而言，遺址出土的十六至十七世紀青花瓷除了少數來自中國江西省
景德鎮之外，絕大多數屬福建省窯系製品。
（一）景德鎮窯
景德鎮青花瓷以一件推測可能是玉壺春瓶頸肩部位殘片的年代最早（圖
1，
P25508C014）。標本內外施釉，胎釉結合緊密，青花發色鮮明，器表的青花卷
草紋與日本沖繩縣勝連町濱出土的青花玉壺春瓶相近（圖
2），
1後者瓶下腹
所見變形蓮弁等繪飾因與江西省新建縣正統二年（
1427）朱盤烒墓青花罐一
致，
2龜井明德因此認為勝連町濱青花玉壺春瓶為十五世紀作品。參酌土耳其
炮門宮博物館（
Topkapi Saray Museum）藏帶「大明正德年製」款的青花瓷碗的
卷草紋（圖
3），
3我推測上述淇武蘭遺址出土的青花玉壺春瓶頸部殘片的相對
年代可能在十五世紀後期至十六世紀初期之間，最遲不晚於正德（
1506－1521）
年，是淇武蘭遺址所見年代最早的外國陶瓷之一。
於碗外壁繪纏枝靈芝，內底複線弦紋當中飾折枝花的敞口小碗是十六世
紀末至十七世紀初期景德鎮瓷窯常見的碗式之一（圖
4，P25806C003）
4及
（圖
5，P22005C002），
5如2003年馬來西亞海域發現的相對年代約於1620至
1 龜井明德，《九州の中國陶磁》（福岡市：財團法人西日本文化協會，1986），頁84，圖41。 2 古湘等，〈介紹幾件元明青花瓷器〉，《文物》，1973年12期，圖版柒。 3 三杉隆敏，《世界の染付》3‧明後期‧清（京都：同朋社，1982），圖19a。 4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08），頁81、 頁175，圖版279。1630年代的Wanli Shipwreck（萬曆沉船）即見此類景德鎮青花碗（圖6），
6另
從沉船發現的於折枝花上書寫「壽」字的殘片，
7可以推測淇武蘭遺址所見碗
心折枝靈芝上方之難以辨別的繪飾有可能即「壽」字的變體。
於內底繪江濱垂釣的圈足盤（圖
7，P12002C007）
8是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
世紀中國陶瓷常見的母題，日本長崎家庭裁判所建地
9或萬才町遺址
10都曾出
土類似標本（圖
8），後者年代在十六世紀末至1630年代之間。
11青花紅綠彩標本為瓶罐類殘片，內壁無釉，外表係於釉下飾青花弦紋，
施罩透明釉以高溫燒成之後，再於器表繪飾紅綠彩進行二次低溫釉燒（圖
9，
P000SCC656），
12亦即係以紅彩描繪牡丹，花弁上方以勾勒方式留白，旁飾綠
彩。類似的釉上彩繪圖紋可參見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十七世紀明末福建省漳州窯
系罐（圖
10），
13不同的是後者無青花飾，其胎釉亦較淇武蘭標本粗製。淇武
蘭遺址出土的另一件白瓷釉上繪紅綠彩飾的標本器壁較薄，內外施罩精純的透
明白釉，表飾紅綠相間的變形蕉葉（圖
11），類似的紅綠彩蕉葉飾頻見於十六
世紀中後期景德鎮彩瓷（圖
12）。
14於器外壁施褐色調紫金釉，內壁繪飾青花的所謂巴達維亞瓷（
Batavia Ware）
標本，是繼臺灣左營清代鳳山舊城聚落、
15臺南熱蘭遮城等遺址之後，
16經正
5 景德鎮窯址出土類似標本可參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劉新園等），〈江西景德鎮觀 音閣明代窯址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12期，頁47，圖24。6 Sten Sjostrand,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Malaysia: Ministry of Culture,
Arts and Heritage Malaysia, 2007), p. 128, no. 6347.
7 Sten Sjostrand,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p. 265, Ref. 22.
8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87、頁182，圖版318-319。 9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長崎家庭裁判所敷地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 教育委員會，1992），圖7-7、8。 10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萬才町遺跡—寺院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 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2003），頁52，圖版20-3。 11 大橋康二，〈萬才町遺跡出土の陶磁器〉，收入前引《萬才町遺跡》，頁7。 12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96、頁192，圖版381右。 13 齊藤菊太郎，《吳須赤繪 南京赤繪》陶磁大系45（東京：平凡社，1976），彩圖2。 14 矢島律子，《明の五彩》中國の陶磁9（東京：平凡社，1996），圖60。
式考古發掘所得具有特色的標本之一（圖
13，P25507C001）。
17這類因經常由
巴達維亞轉販各地而得名的景德鎮褐釉、青花雙色釉瓷的年代跨幅不小，至少
可早自十五世紀，晚迄越南海域十八世紀前期
Ca Mau Shipwreck（金甌沉船）甚
至近現代都可見到。
18不過，若就淇武蘭遺址出土的卷口小杯之器式、內底青
花繪飾和外底青花雙圈內的圖記看來，因與相對年代約於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
紀初日本出島荷蘭商館遺跡，
19以及中國福建省十七世紀末期碗礁一號沉船打
撈上岸的標本一致（圖
14），
20故可保守估計其相對年代亦約於十七世紀末至
十八世紀初，亦即清代康熙中後期。
（二）福建窯系
本文所謂福建窯系製品主要來自俗稱的漳州窯，是中國福建省南部九龍江
中游西部漳州地區瓷窯的總稱，其包括今漳州市、龍海（
1960年由龍溪縣與海
澄縣合併）、雲霄、漳浦、長泰、南靖、平和、華安、詔安和東山等縣瓷窯製
品。
21淇武蘭遺址出土的十六至十七世紀福建窯系青花瓷數量龐大，繪飾題材至
15 臧振華等，〈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的試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 本3分（1993），圖版32。 16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王城試掘研究計劃（二）及影像紀錄成果報告書》（臺 南市：臺南市政府，2006），頁2-229，圖版101。 17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96、頁193，圖版382-383。線描圖參見頁 96圖25。18 National Museum of Vietnamese History, Ceramics on Five Shipwreck off the Coast of ViteNam (HaNoi, 2008), pp. 350-352. 另外，關於此類陶瓷於臺灣的出土情況及研究史可 參見：王淑津，〈巴達維亞瓷的風格故事〉，《故宮文物月刊》，328（2010），頁38-49。 19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出島和蘭商館跡—道路及びカピタン別莊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 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2），頁140，圖110之5、6。 20 碗礁一號水下考古隊編著，《東海平潭碗礁一號出水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頁209，圖127。 21 福建省博物館等，《漳州窯 福建漳州地區明清窯址調查發掘報告之一》（福建：福建人 民出版社，1997），頁17。
少有花卉（葉紋、纏枝花卉等）、文字（壽、魁等）、人物（垂釣、官人、騎
馬、舟行等）、禽獸（螭、龍、鳳、鷺等）、幾何紋（排點紋等）和卡拉克類
型（
Kraak Porcelain），以及僅於碗盤口沿飾青花弦紋、裝飾簡略的製品。就其
器形而言，以各式碗居大多數，亦見盤、罐類以及所謂玉壺春瓶等立件，試擇
要敘述如下。
1.花卉
以葉紋作為主要紋飾的葉紋盤（圖
15，P25805C007）是十七世紀清代初期
青花瓷常見的母題，如相對年代約於
1690年代越南海域發現的荷蘭籍Vung Tau
Shipwreck（頭頓沉船）（圖16），
22或福建省東山島十七世紀沉船，
23即見此
類青花葉紋兼漢字題詩盤。臺灣歷史時期遺跡如臺南安平熱蘭遮城遺址、社內
遺址或高雄左營鳳山舊城等遺址亦曾出土十七世紀福建窯系葉紋盤（圖
17），
特別是後者左營鳳山舊城出土之帶有「太平年興，乙卯冬記」葉紋盤，可以參
酌
1980年代中國江西省窖藏出土之伴出「康熙年製」青花龍紋杯，而將盤內壁
所見乙卯干支訂定於康熙乙卯年，即西元
1675年。
24青花葉紋是十七世紀中國
沿海地區如江西、福建或廣東等省份瓷窯常見的裝飾母題，安溪龍涓珠塔或漳
州窯系五寨鄉通坑窯、詔安朱厝窯等均見此類標本。
25就胎釉和青花發色的特
徵而言，淇武蘭遺址的葉紋盤有較大可能來自福建地區窯場，但精確的產地比
定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調查來解決。
青花菊花纏枝紋碗（圖
18，P25903C016）是包括淇武蘭遺址在內的臺灣遺
址常見的標本之一，福建翰苑窯尾崙窯址出土的減筆纏枝菊花紋深腹碗之碗式
和畫風和淇武蘭遺址標本較為近似，
26由於類似的青花碗曾見於福建省晉江縣
22 Christie´s Amsterdam B. V., The Vung Tau Cargo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Amsterdam:
Christie´s, 1992), nos. 883-886. 23 陳立群，〈東山島冬古沉船遺址初探〉，《福建文博》，2001年1期，頁36，圖3。 24 謝明良，〈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出土陶瓷補記〉，原載《臺灣史研究》，3卷1期（1996）， 收入《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2005），頁219-222。 25 關於中國十七世紀葉紋飾或葉形器的流行情況可參見：謝明良，〈關於葉形盤—從臺灣 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出土的青花葉紋盤談起〉，《故宮文物月刊》，326 （2010），頁36-55。
清康熙三十五年（
1696）鄭氏集團叛將水師提督施琅墓，
27以及日本長崎奉行
所（立山役所）等十七世紀遺址，
28知其相對年代約於十七世紀後期。可以附
帶一提的是，發掘印尼雅加達灣西部沿岸
Pasar Ikan荷蘭東印度公司倉庫群和舊
河道遺跡時不僅見有青花菊花纏枝紋碗（圖
19），同遺址且伴出了前述外褐釉
內青花之巴達維亞瓷。
29遺址所見碗外壁以雙豎線做出開光式間隔，再於各隔間區塊中繪飾抽象花
卉（圖
20，P08303C008），
30內底心畫蓮池鷺鷥的標本，可見於漳州平和縣花
仔樓窯、五寨二 窯等窯址（圖
21），窯址報告書且將外壁之抽象花卉稱為
「開光變體蓮弁」。
31由於在雙豎線間隔出的區塊中飾花卉，意匠近似所謂的
卡拉克瓷，參酌
1950年代T. Volker著作所援引的一件於開光中飾蓮花和鬱金香的
卡拉克瓷，
32我認為報告書「開光變體蓮弁」的定名應該是正確的。類似的繪
飾開光變體蓮弁的福建窯系青花碗，曾見於平戶荷蘭商館遺跡，
33據說菲律賓
八打雁（
Batangas）海域San Diego Shipwreck（聖迄戈號沉船）也打撈出同類
遺物（圖
22）。
34前者平戶荷蘭商館是1609年荷蘭獲得德川家康同意所設立的
聯合東印度公司商館，自
1641年由幕府下令將商館遷至長崎出島為止，被稱為
26 安溪縣文化館（葉清琳），〈福建安溪古窯址調查〉，《文物》，1997年7期，頁63，圖12之2。
27 葉清琳，〈安溪青花瓷器的初步研究〉，收入Ho Chui mei edited, Ancient Ceramic Kiln Technology in Asia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 p.
81. 28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長崎奉行所（立山役所）跡 岩原目付屋敷跡、爐粕町遺跡》長崎 縣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183集（長崎：長崎縣教育委員會，2005），頁66，圖58之756。 29 三上次男，〈パサリカン遺跡出土の貿易陶磁〉，《貿易陶磁研究》，2（1982），圖13-15。 30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81、頁176，圖版282-283。 31 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頁43及頁54，圖31之7；頁86圖51之7；圖版76之5； 圖版94之1右上。
32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1954), pl. Ⅶ-9.
33 平戶市教育委員會，《平戶和蘭商館遺跡－現狀變更（家屋改築）に伴なう發掘調查の報
告－》（長崎縣：平戶市教育委員會，1988），頁48，圖21-42。
34 Jesus T. Peralta, Saga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Philippines, 1993) 等圖錄
未見，本文圖照是轉引自：盧泰康，〈臺澎地區出土十七世紀漳州窯青花瓷〉，《陳昌蔚
35 Jean-Paul Desroches ed.,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Paris and New York and Manilla: AFAA,
1996), pp. 354-355. Rita C. Tan, Zhangzhou Ware-Founded in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ArtPostAsia Pte Ltd, 2007), p. 152, pl. 150. 36 有田町史編纂委員會，《有田町史 古窯編》（佐賀縣：有田町，1988），圖版78之2。 37 陳有貝等，前引《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89、頁186，圖版343。線描圖參見 頁90，圖21左。墓葬資料參見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宜蘭：宜蘭 縣立蘭陽博物館，2007），頁68-71，圖版M006-7係誤植M030陪葬之玉壺春瓶，應與同 圖錄頁165，M030-9對調。 38 陳有貝等，前引《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86，圖版342。另見陳有貝等，《淇 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頁60-63、圖版M004-5。
39 Franck Goddio, Discovery an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16th Century Trading Vessel in the Philippines, world wind first, 1988. 此轉引自森村健一，〈漳州窯系製品（スワトウ）の
年代觀とその意義〉，收入《漳州窯出土青花、赤繪瓷與日本出土中國外》（大阪：堺市
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1994），頁246-255。
平戶時代。後者
San Diego Shipwreck是於1600年12月14日遭受荷蘭旗鑑砲擊而沉
沒的西班牙旗鑑，因其同時伴出了景德鎮卡拉克瓷，此顯示「開光變體蓮弁」
青花瓷和可能做為其原型之所謂卡拉克瓷於時間上有所重疊，可說是同時並存
的兩路商品。其實，
San Diego Shipwreck陶瓷與淇武蘭遺址出土標本有頗多共
通之處，比如說遺址出土的青花葉紋罐殘片（圖
23，P25609C027）之花葉造形
即與
San Diego Shipwreck所見俗稱的Albarello藥罐青花花葉相似（圖24），
35結
合淇武蘭遺址標本尺寸和器式特徵，不排除其可能是沉船舶載之頸肩飾繫耳的
青花大口罐（圖
25）般罐身殘件。另外，遺址出土的青花纏枝花卉亦有多種造
型，有的係以沒骨繪出枝蔓，其上花卉採雙鉤描輪廓後再塗施青料，風格簡逸
（圖
26，P12203C001），趣味有如日本肥前天狗谷Ⅲ期（1650－1690）標本者
（圖
27），
36但相對而言，淇武蘭墓葬出土的不少器形大致完整的玉壺春瓶，
雖亦見此類簡逸型雙鉤花卉（圖
28，M006C002），
37但多數屬豪邁的粗筆沒骨
畫法（圖
29，M004C001）；
38類似器式的漳州窯青花玉壺春瓶曾見於菲律賓
Palawan（巴拉望）海域沉船遺留，後者陶瓷種類與淇武蘭遺址標本多有重疊，
如前述碗心繪蓮池鷺鷥的青花標本，以及以下將提及的於內底畫戴帽官人和花
鹿圖紋的青花瓷盤即為其例。
392.卡拉克類型
以邊欄間隔或者再於其中做出開光，內繪紋飾的所謂卡拉克瓷（
Kraak
Porcelain）是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中期常見的貿易陶瓷，目前可確認的燒造
此一樣式的中國瓷窯，主要來自江西省景德鎮以及福建省漳州地區窯場。遺址出土
的卡拉克型標本均屬盤類（圖
30，P24903C008、圖31，
40P05404C017），從標本
胎、釉和繪飾風格看來，均屬漳州窯系製品（圖
32）。
411613年赴大西洋聖海
倫那島（
St. Helena）補給物資卻遭受葡萄牙船擊沉的荷蘭Witte Leeuw Shipwreck
（白獅號沉船），
42或越南海域發現的相對年代亦約於十七世紀前期的Binh
Thuans Shipwreck（平順沉船）也都發現類似作風的漳州窯卡拉克類型製品
（圖
33）。
43另外，淇武蘭遺址出土的一片於開光內飾花卉的殘片（同圖30，
P24903C018）則與前述平戶荷蘭商館遺跡出土的標本紋樣大體一致（圖34）。
443.文字
以漢字做為作品主紋飾，大致有兩種表現方式。其一是於碗盤類內底飾一
圈弦紋，圈內書寫「福」、「壽」、「魁」等吉祥文字，另一則是在碗類外壁
略帶規則地間隔錯落裝飾數目不一的減筆「壽」字，整體有如散點式的圖樣。
以吉祥文字做為主紋飾其實見於明代晚期各類工藝品，其同時也是景德鎮窯常
見的裝飾母題。不過，淇武蘭遺址的該類標本則均來自漳州窯系，對照
1990年
代出刊的《漳州窯》窯址報告書，則「福」字碗（圖
35，P13004C002）見於秀
篆、洞口和二 ，
45「壽」字碗（圖36，P02001C009）見於秀篆、二 、大 和
花仔樓，
46「魁」字碗（圖37，P25608C018）見於秀篆、二 、花仔樓、碗窯
40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76、頁162，圖版196-197。 41 福建省博物館考古部等（栗建安），〈平和縣明末清初青花瓷窯調查〉，《福建文博》，1993 年1、 2合期，頁164，圖2之2。42 C. L. Van 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Amsterdam: Rijksmusuem,
1982), p. 201, no. 11852, 11855.
43 Christie´s,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Australia: Christie´s, 2004), no. 1047, p. 19, no. 19-21.
44 平戶市教育委員會，《平戶和蘭商館遺跡－現狀變更（家屋改築）に伴なう發掘調查の報
告－》，頁93，圖22-5。本文彩圖取自：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航路アジアヘ—鎖國前夜の
東西交流》（東京：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1998），頁74，圖16-4。
45 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圖版16-2、37-1、96-2。
山和梅林等瓷窯，
47可知是漳州窯系各瓷窯陶工喜愛的題材並以此外銷。比如
說，合併日本慶長二年（
1597）以來建設的四外町而成的榮町遺址即見「壽」
字盤（圖
38），後者之相對年代約於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前半。
48於碗外壁散點式的書寫減筆「壽」字的標本（圖
39，P13103C002），
49也
見於坪水等漳州地區瓷窯（圖
40），
50福建漳浦市坑村康熙四十年（1701）歿
之鄭經叛將黃性震墓或石榴鄉墓可見同類標本（圖
41、圖42）。
51從而可知，
該類口沿微外卷的壽字碗之年代可晚至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期。另外，相
對於淇武蘭遺址標本碗內壁幾何形裝飾帶內心之抽象圖紋，前述黃氏墓青花碗
書「佳」字，石榴鄉墓青花碗碗心則書「雅」字，而碗心書「佳」或「雅」字
外壁「壽」字的青花碗還見於臺南熱蘭遮城遺址
52或日本鹿兒島縣吹上濱遺留
標本。
534.龍
龍紋可區分成走龍和蟠龍，前者僅存龍尾，夾雜雲、火飾於碗外壁（圖
43，P25610C018），後者見於盤類內底，頭上無角，屬所謂的螭龍（圖44，
P10106C005），
54漳州窯系中的碗窯山或大 等瓷窯燒製有類似標本（圖45），
55日本長崎勝山町遺址（圖46）
56或長崎代官末次平藏之父，往來於博多、臺
47 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圖版16-2、49-2、65-2、96-2。 48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 町遺跡—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 書—》（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1993），圖版12之30。 49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79-80、頁166，圖版224-225。線描圖參 見頁83，圖16碗9。 50 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圖版15-5左下。 51 王文徑，〈福建漳浦明墓出土的青花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4期，頁72，圖二之4、 6。 52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前引《王城試掘計畫（二）及影像紀錄成果報告書》， 頁2-97及頁2-221圖版77。 53 大橋康二，〈鹿兒島縣次上濱採集の陶磁片〉，收入《三上次男博士喜壽記念論文集》陶 磁篇（東京：平凡社，1985），頁285，圖1-25。 54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86、頁182，圖版317。 55 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圖版31-5、74-2。 56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勝山町遺跡—長崎市櫻町小學校新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 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3），圖版11-8。灣之間經商致富的著名資本家末次興善於文祿元年（
1592）所建設的市鎮—興
善町遺址也都出土了類似圖紋的標本，
57後者時代約於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前
期。另外，沉沒於
1609年的英格蘭Virginia公司旗艦Sea Venture Shipwreck也出土了
類似的標本。
585.人物
人物圖紋當中既有寓意吉祥富貴者，有的甚至具備故事情節。如遺址出土
（圖
47，P25607C118）之同時也見於臺南社內遺址
59或前述日本長崎平戶荷
蘭商館
60及榮町遺址
61的碗內底繪飾著深衣、戴官帽的持笏男子像，即為
一例。從榮町遺址以及漳州大 窯址出土標本戴帽官人下方繪有帶斑點的鹿
（圖
48），
62可以確知整體圖像是以諧音寓意「加官（冠）受祿（鹿）」，而
淇武蘭遺址標本人物下方輪廓造型難以辨明、內置斑點的圖紋，無疑是斑鹿的
抽象簡化形式。這類圖紋除了福建漳州、
63廈門瓷窯之外，
64江西省景德鎮亦
有生產。
65從景德鎮麗陽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黎氏墓伴出的類似作品，
66結合可大致判明相對年代的日本平戶商館遺址出土標本，推測其流行於十六世
57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興善町遺跡—東邦生命保險第2長崎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 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1999），圖版399-9。58 Allan J. Wingood, “Sea Venture. An interim report on an early 17th century shipwreck lost in
1609,＂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 11: 4 (1982), pp. 333-347. 59 李匡悌，《三舍暨社內遺址受相關水利工程影響範圍搶救考古發掘工作計畫期末報告》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5），頁38，圖版40。 60 平戶市教育委員會，《平戶和蘭商館跡—現狀變更（家屋改築）に伴う發掘調查の報告—》， 頁48，圖40-4。 61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榮町遺跡》，圖版12-29。 62 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圖版74-2。 63 吳其生等，《華安窯》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5），頁85。 64 陳娟英，《廈門窯》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5），頁143。 65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劉新園等），前引〈江西景德鎮觀音閣明代窯址發掘簡報〉，頁 47，圖26。 66 故宮博物院等（樊昌生等），〈江西景德鎮麗陽碓臼山明代紀年墓〉，《文物》，2007年3期， 頁 45，圖3。
紀至十七世紀前半期。從胎、釉和圈足整修痕跡看來，淇武蘭遺址標本屬漳州
窯製品。
北宋元豐五年（
1082）初秋七月蘇軾協同友人泛舟至黃州城西赤鼻磯下磯
窩湖，同年十月再次與友人舟行赤壁，分別完成於兩次赤壁之行的前、後赤壁
賦，既是蘇軾個人文采的巔峰，也成了傳誦不衰的千古名文，黃州赤鼻磯因
此又有東坡赤壁的呼稱。從文獻記載看來，早在蘇軾在世之時已有和赤壁賦
相關的畫作在其交友圈中流傳，就現存實物而言，傳北宋喬仲常《後赤壁賦圖
卷》、南宋楊士賢《前赤壁賦圖卷》就分別以圖像來捕捉前後赤壁二賦的情
景，赤壁賦圖同時也是宋代以來，特別是明代繪畫以及工藝作品常見的母題。
遺址出土的赤壁賦圖青花碗雖係殘片，但仍可清楚地識別出舟棚內有三人，正
中一人頭戴大帽，應係著所謂東坡巾的蘇軾（圖
49，P07408C004），
67東京國
立博物館即收藏有帶《後赤壁賦》的漳州窯青花赤壁圖碗（圖
50）。
68另一方
面，淇武蘭遺址出土的青花人物標本當中還包括騎馬人物般難以判明原本是否
具有敘事性圖紋的青花瓷器。遺址所見此類標本均屬碗類，碗口沿外翻，以下
弧度內收，下置圈足，騎馬人物繪於碗外壁（圖
51，P07105C009），
69個別人
物可識別出頭戴平沿帶穗高帽（圖
52，H08700C004）。從以往學界對於明代青
花碗的器形排序可知，約成立於十五世紀中期的口沿外翻鼓腹碗至十六世紀
前半已如福建牛屎礁出水青花碗式般，碗腹鼓起趨於和緩，下置略外撇的圈
足。
70由於相對年代約於十六世紀前期菲律賓海域發現的Gujangan Shipwreck
亦見碗腹弧度相對和緩的碗式（圖
53），
71所以我也同意前引隨著時代的推移
碗腹鼓起趨於和緩的看法。不過，淇武蘭遺址騎馬人物青花碗碗腹已呈內收形
67 謝明良，〈十七世紀中國赤壁賦圖青花瓷碗—從臺灣出土例談起〉，《故宮文物月刊》， 335 （2011），頁78-93。 68 東京國立博物館，《染付 藍が彩るアジアの器》（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2009），頁70， 圖60。 69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81、頁174，圖版273。 70 森達也，〈十五世紀後半—十七世紀の中國貿易瓷—沉船と窯址發見の新資料を中心に —〉，《關西近世考古學研究》，17（2009），頁154。71 Roxanna Maude Brown, “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Ph. D.
態，故其年代顯然應更晚。結合湖北省秭歸廟坪萬曆十三年（
1585）墓出土的
同式青花騎馬人物碗（圖
54），
72我推測淇武蘭遺址此類標本的相對年代約在
十六世紀後期。
與前述底心書寫「魁」字寓意功名的吉祥文字，淇武蘭出土的所謂「魁
星點斗」則是以圖像的形式來表示狀元及第、功成名就（圖
55，P25508C048、
P26004C005）。
73做為北斗第一星（或斗杓四星）的魁星是司掌文運、合格中
舉的守護神。「魁星點斗」圖像見於明代晚期各種材質的手工藝品，甚至於朝
鮮王朝緙絲亦見類似圖像。
74從胎釉特徵看遺址出土的這類標本產地應來自福
建省漳州地區，如漳州坪水窯即生產有同類的標本（圖
56），
75另外漳浦窯亦
見同類標本。
76除了四川省彭縣窖藏出土報告書所稱的「猴戲盤」
77其實即
「魁星點斗」圖像，日本遺跡如前述長崎市 町遺跡、勝山町遺跡（圖
57）或仙
台市元袋遺跡都出土了於內底繪飾「魁星踢斗」的青花瓷盤，
78從伴隨出土的
標本可知其相對年代均在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期。
6.幾何形紋
以排點紋為例，淇武蘭遺址所見青花排點紋標本數量不少，其器形主要為
弇口碗和碟，排點均飾於器外壁，內壁則僅於近口沿處和內底近澀圈處裝飾弦
紋。從遺址出土排點紋標本的胎、釉、圈足整修痕跡，以及青花的色調，甚至
於點紋造型本身及其排列方式或疏密度均不盡相同，說明其可能並非來自同一
72 湖北省文物事業管理局等，《秭歸廟坪》（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頁249圖208及圖 版82-4。 73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87、頁182，圖版320-321。 74 玉蟲玲子，〈紙織畫小考〉，收入《世界美術大全集》朝鮮王朝（東京：小學館，1999）， 頁337，圖252。 75 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圖版15-5及頁23，圖13。 76 王文徑，《漳浦窯》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5），頁153-154。 77 彭縣文化館，〈四川省彭縣南街醬園廠出土窖藏青花瓷器〉，《文物》，1978年3期，頁92， 圖1。 78 工藤哲司，〈近世初頭における仙 台 城 下の輸 入 陶 磁 器 〉，《關西近世考古學研究》，17 （2009），頁126，圖16-J53。窯場所生產（圖
58，
79P26003C017、圖59，
80H07500C001）。福建境內漳州
窯系
81或安溪窯系
82均生產有青花排點紋碗，日本遺跡如前述長崎市 町遺
跡、
83勝山町遺跡、
84金屋町遺跡
85均出土類似的標本，其相對年代均在十六
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初。
淇武蘭遺址出土的青花弦紋標本數量不少，器型以碗盤類居多，多數作品
弦紋是飾於器內外壁近口沿處及近底處（圖
60，P10102C001），個別作品如遺
址出土的平底小罐殘件近底處亦見弦紋裝飾（圖
61，P00402C005），類似器形
的作品見於福建漳州窯洞口窯址
86以及越南海域打撈上岸的十七世紀前期Binh
Thuan Shipwreck遺物（圖62）。
87後者沉船亦伴出了器內外壁口沿及近底外飾
弦紋的青花碗（圖
63）。從窯址及沉船類似小罐看來，淇武蘭遺址裝飾有弦紋
的平底小罐原亦應飾有其他紋飾，可惜標本已殘，原繪飾內容已不得而知。可
以一提的是
John Addis曾引用一則十六世紀西班牙耶穌會傳教士提及菲律賓村長
收藏有很多杯及滿載符咒小罐的記事。即，
1599年桑切斯神父（Father Gabriel
Sanchez）提到保和島（Island of Bohol）有做為求籤問卜，和祭祀魔神、驅除妖
孽病痛的小罐等用具。桑切斯神父決心去搗爛那些可憎的器具，破除迷信。在
抵達該村時他親身取下那些杯和罐，因為伴隨他的土人都不敢觸摸，害怕激怒
魔神而招致死亡；同時他們更迷信如果將那些器具拋到河裡，河裡的鱷魚便會
憤怒因而對他們不利。
88儘管菲律賓也曾出土包括漳州窯系在內的陶瓷小罐，
79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85、頁177，圖版290、291。線描圖參見 頁86，圖18碗19。 80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87、頁183，圖324下左、325下左。 81 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頁85，圖50之15。二 窯址出土排點紋碗，以及吳 其生等，前引《華安窯》，頁98。 82 參見葉清琳，前引〈安溪青花瓷器的初步研究〉，頁83，圖版1之2、4。 83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前引《榮町遺跡》，圖版11-10。 84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前引《勝山町遺跡》，圖版11-3。 85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金屋町遺跡 オフィスメーション（株）ビル建設に伴う埋 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2002），頁103，圖版19-40。 86 福建省博物館等，前引《漳州窯》，圖版三四之1。87 Christie´s,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no. 1047, p. 31, pl. 168-178.
88 John Addis,〈中國瓷器—序〉，收入：South-East Asian & Chinese Trade Pottery (Hong
不過上述村長所收藏滿載符咒的小罐是否即漳州窯 花罐？其次，淇武蘭遺址
漳州窯 花小罐是否亦具祭祀功能？目前已不得而知。
二
、
釉上彩瓷
淇武蘭遺址的釉上彩瓷主要是來自福建漳州窯系的製品，器形包括碗、盤
和罐，均係於以高溫燒成的白瓷上施加紅、綠、黃等釉彩然後入窯二次燒成。
以口徑逾
30公分的大盤為例（圖64，P21503C011），
89其分別以綠釉和紅彩將
盤內壁區分成幾個同心區塊，盤壁另飾開光，盤心彩繪紅色折枝花，旁飾以綠
釉點飾成的葉片，類似構圖的釉上彩漳州窯系盤可見於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
藏品（圖
65）。
90遺址出土的另一件口徑近20公分的中型盤除了於盤內壁以紅
彩飾網格紋，盤心紋樣漫漶不清，僅能識別出紅色花卉和不規則的綠釉粗線及
斑塊（圖
66，P05405C005），
91其盤內壁開光常見於傳世的漳州窯釉上彩作品
（圖
67）。
92另外，遺址出土的一件逾10公分的大盤口沿部分殘片，可見青
釉釉上彩鳳鳥紋飾，其鳳首及前軀雖已不存，但仍可輕易地辨識出翅羽及呈
三叉狀的尾翼，尾下方另有青釉花葉陪襯（圖
68，P00501C004），類似的漳
州窯鳳鳥紋見於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盤心書「天下一」之五彩山水鳳鳥紋大盤
（圖
69）。
93據此可知淇武蘭遺址上述青釉鳳紋標本之青釉下方可能原亦有黑
彩勾勒輪廓，只是已脫落殆盡。
89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91、頁188，圖版352-353。線描圖參見頁 92，圖22盤1。 90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靜嘉堂藏吳州赤繪名品圖錄》（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1997）， 頁28，圖15。 91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91、頁188，圖版354-355。線描圖參見頁 92，圖22盤2。 92 愛知縣陶磁資料館，《吳州赤繪、吳州染付、餅花手》（愛知縣陶磁資料館，1996），頁 17，圖15。 93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 中國陶磁篇Ⅱ》（東京：東京美術， 1990），頁115，圖446。彩圖見：愛知縣陶磁資料館，前引《吳州赤繪‧吳州染付‧餅 花手》，頁16，圖9。淇武蘭遺址出土的釉上彩瓷當中無疑是以一件廣口豐肩罐最引人注目，標
本紅彩雖脫落殆盡，但仍可能從殘留痕跡復原出罐身飾綠釉開光，內飾花
鳥（圖
70，P13402C002）。
94無獨有偶，日本出光美術館亦收藏有造型、紋飾
等各方面特徵均和淇武蘭遺址標本一致的漳州窯彩繪罐（圖
71），
95從而可知
遺址出土的標本罐肩部位原是繪飾獅子滾繡球，器身開光內飾長尾禽鳥立於太
湖石上。另從出光藏品所見禽鳥咀呈三角形短尖喙，頭上置長冠羽之造型特徵
看來，淇武蘭報告書所復原禽鳥之長尖形喙其實應為冠羽之誤。另外，淇武蘭
遺址出土的青花五彩碗是於碗內外壁近口沿處、內底近碗心處以及外壁腹下方
近底處飾青花弦紋，外壁釉上彩飾紅綠彩花卉和變形蕉葉，其中紅彩繪飾的花
卉已脫落殆盡（圖
72，P25407C019）。
96從器胎不甚精純有氣孔以及青花發色
略濁等推測，其有可能是漳州窯系製品當中較為少見的青花五彩器。
三、單色釉瓷
（一）安平壺
「安平壺」一名緣自
1920年代以來臺灣臺南安平古堡一帶所陸續出土的施
釉罐。這類罐的胎、釉或尺寸大小等特徵不一，但多數作品均呈直口、平
唇、斜肩或弧肩，肩以下弧度內收造型，器內外施罩灰白釉或略閃青色調的
青白釉。它們於臺灣的出土分佈絕不限於安平一地，其產地或時代可能也不
盡相同，不過由於安平地區的出土例較早為人們所熟知，並曾引起部分人士
撰文討論，因此自然地就出現了「安平壺」這一名稱，
97沿用至今。淇武蘭出
土的所謂安平壺標本數量極大，初步估計有數千片之多，仍保留其大致造型的
94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92，圖版378。線描圖參見頁95，圖24。 95 相賀徹夫編集，《世界陶磁全集》明14（東京：小學館，1976），頁240，圖248；出光美 術館編，《出光美術館藏品圖錄 中國陶磁》（東京：平凡社，1987），圖904。 96 陳有貝等，前引《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96、頁192，圖版381左。 97 國分直一氏曾經提到：「當發掘熱蘭遮城就會出土俗稱的安平壺。」參見同氏《壺を祀る 村》（東京：三省堂，1944），頁111。看來「安平壺」一名至遲在日本時代已廣為人知。標本也近百件。該類標本有厚胎（圖
73，P08602C006）
98跟薄胎（圖
74，M036C001）
99二類，器足的造型也有平底或平底錐形內凹以及淺寬圈
足的區別（圖
75）。
100口沿部位多數無釉，但亦見施罩釉的標本。從口沿無釉
的標本之口沿部位有的留有疊燒的痕跡，而圈足部位也經常可見疊燒痕可知，
所謂的安平壺入窯燒造時是採口底摞疊的燒成方式，也因此除了最上方一件作
品之外，口沿部位一般都不施釉。就器形而言，既有弧肩的作品，也有斜
直肩者。釉色亦不盡相同，有的標本釉色青白，但多數作品釉色呈灰白或
灰青色調，看來淇武蘭遺址的所謂安平壺標本應該是來自複數窯場所生產。
另外，關於其年代，我曾於
1990年代撰文考察日本遺跡以及包括Witte Leeuw
Shipwreck, Hatcher Shipwreck等在內沉船打撈出的安平壺。以沉船紀年資料而言，
最早的例子見於菲律賓海域
1600年San Diego Shipwreck發現的薄胎弧肩作品，最
晚的作品可見於越南
1690年代Vung Tau Shipwreck的厚胎斜直肩作品。
101檢證近年
考古發現遺物，可知十七世紀確實是所謂安平壺的流行時代。比如說，前述越
南發現的相對年代約於十七世紀前期的
Binh Thuan Shipwreck
102或中國福建平潭
九梁礁沉船
103即見有安平壺，其次日本堺市江戶整地層（SKT263）出土安平壺
的相對年代亦約為
1650年。
104有關於安平壺的用途歷來眾說紛紜，未有定論，不過前數年陳國棟曾針對
安平壺提出一個饒富趣味的說法，他指出江樹聲已懷疑法佗退音（
Valentijn）
說「三燒」（
Sampsoe）即「中國啤酒」（Chinese Beer）的說法，因此在翻
譯《熱蘭遮城日誌》時，將之譯成「麥酒」。陳氏在此一提示之上，結合
98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66-67、頁154，圖版150-151。 99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頁188-193、頁193，圖版M036-7。 100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68，圖12安平壺剖面圖。 101 謝明良，〈安平壺芻議〉，《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1995），頁75-106。102 Christie´s,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p. 9, fig. 65.
103 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調查隊，〈平潭九梁礁明代沉船遺址調查報告〉，《福建文博》，2010年
1期；栗建安，〈福建地區水下考古20年〉，《福建文博》，2009年增刊，頁39，左下圖。
104 森村健一，〈堺、閩南『泉南佛國』國際關係論〉，《關西考古學研究》，15（2007），頁
165。另外，同氏聲稱出土的安平壺標本來自「福建省東門窯系」，此有待日後進一步 的查證。
西文「
Shamsoo」即「三燒」，也就是經過三次蒸餾的米酒的說法，認為安平
壺就是《熱蘭遮城日誌》所載「燒酒」的容器。
105我同意這個看法。可以附帶
一提的是，淇武蘭遺址的安平壺有的係出土於墓葬遺跡，其中編號
108號墓出土
標本口沿遺留有纏繞捆綁的草繩（圖
76，M108C001），
106而1690年代Vung Tau
Shipwreck亦曾打撈出以黑色膠狀物包裹壺口，而後再以藤莖捆繞壺頸加固的安
平壺標本（圖
77），為安平壺內容物之彌封保固方式提供線索。
107就目前的資料看來，福建省邵武青雲窯址曾發現安平壺標本，標本以薄胎
弧肩者居多，間可見到厚胎製品，釉色偏灰或青灰，個別標本有寬淺圈足（圖
78）。
108淇武蘭遺址的薄胎弧肩作品，有的和紹武青雲窯址標本極為相似，但
是否確屬該窯製品仍有待日後進一步的查證。不過，綜觀淇武蘭出土的安平壺
標本，可以確知其不會是同一時代單一窯場所生產，參酌可大致判明其相對年
代沉船或陸上考古遺跡相關資料，或可推測淇武蘭遺跡薄胎弧肩作品標本之年
代要略早於厚胎斜直肩標本。關於這點，近年江西南城縣黎家山七號墓出土的
厚胎安平壺（圖
79），
109因其伴出的青花太極八卦紋碗以及鳳紋盤等陶瓷與福
建省平潭康熙年間碗礁一號沉船作品一致，
110可知七號墓的厚胎安平壺的相對
年代亦約於十七世紀後期。鄰近福建北部邵武地區的江西南城縣出土安平壺一
事確實耐人尋味，姑且不論南城縣七號墓安平壺是否來自福建地區瓷窯所生
產？由於中國瓷窯遺跡往往缺乏紀年遺物，同時個別學者又對於邵武窯所見安
105 陳國棟，〈「安平壺」與「三燒酒」〉，《臺灣文獻》別冊8（2004），頁2-9。另請參見：謝 明良，前引《貿易陶瓷與文化史》，頁211。 106 陳有貝等，前引《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55，圖版155。107 Michael Flecker, “Excavation of an oriental vessel of c. 1690 off Con Dao, Vietnam,＂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 21: 3 (1992),
p. 233. 另外，清楚彩圖可參見：Christiaan J. A. Jörg, Michael Flecker, Porcelain from the
Vung Tau Wreck. The Hallstrom Excavation (UK: Sun tree Publishing Ltd., 2001), p. 151.
108 傅宋良等，〈邵武四都青雲窯調查報告〉，《福建文博》，1988年1期，頁19-22。另見國立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典藏福建邵武窯白瓷器標本。 109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王寬樂等），〈江西南城縣黎家山古墓群和斜 古村落遺址發 掘簡報〉，《南方文物》，2010年2期，頁52，圖11之3。 110 碗礁一號水下考古隊編著，《東海平潭號碗礁一號出水瓷器》，頁184，圖100及頁187， 圖103。
平壺類型標本的相對年代存有疑慮，認為其或可早自十五世紀，
111甚至元代至
明代初期。
112就此而言，南城縣清初墓葬之安平壺可為此式小口壺之相對年代
提供線索。
（二）白釉
除了安平壺標本之外，淇武蘭遺址所見十七世紀的施罩白釉標本還包括了
福建省德化窯白瓷。其器形種類包括瓶、壺（圖
80，M021C001）
113、盒等。後
者，白瓷蓋盒殘片（圖
81，P03908C003），
114盒身上方有子口，盒蓋蓋面平
坦，蓋面周邊模印雙弦紋，以下蓋沿飾菊瓣式棱，是明代德化窯白瓷常見的器
式之一。
115從1960年代P. J. Donnelly著作所揭示的印模具可以確認，此類印花蓋
盒是置於陶模中以 坯技法成形加飾而成的（圖
82）。
116或許由於此類蓋盒是明
代晚期的流行商貨，因此不少中國以外遺跡都曾出土，如前述日本長崎勝山町
（圖
83）、
117榮町
118或五島町、
119築町
120等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初遺址均可見
111 森達也，前引〈十五世紀後半—十七世紀の中國貿易陶瓷—沉船と窯址發見の新資料を 中心に〉，頁153。 112 趙嘉斌，〈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中國古代外銷瓷—中國水下考古的工作與發現〉，《中國古 陶瓷研究》，14（2008），頁10。 113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99、頁196，圖版400。線描圖參見頁99， 圖 26罐。白瓷所出土M21墓葬內容，參見前引《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頁124-129。 114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99、頁196，圖版402。 115 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德化瓷》（香港：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1990），頁127，圖 115-b；陳建中等，《德化窯》中，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 2005），頁54、146。116 P. J. Donnelly, Blanc de Chine (London: Faber & Faber, 1969), pl. 46-A.
117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前引《勝山町遺跡》，圖12-21。 118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前引《榮町遺跡》，圖14-64。 119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五島町遺跡》（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 2001），圖15-8。 120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築町遺跡—築町別館跡地開發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 —》（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1997），圖27-41。
到，至如沉船打撈品則除了王淑津所指出之
1640年代Hatcher Shipwreck
121或1690
年代
Vung Tau Shipwreck
122之外，亦見於1620年代的Wanli Shipwreck（圖84）。
123淇武蘭遺址的德化窯白瓷無疑是以第
40號墓（圖85，M040C002）
124和探坑
（圖
86，P24501C002）
125出土的長頸瓶最引人注目。兩件瓶器形保存良好，以
M40出土例而言，是於略外敞的淺盤口下置粗長頸，長頸中部微內斂，以下弧
度外揚，頸下接聳肩半球形器身，下腹部內收較劇，至近底器則又外敞，頸身
貼飾模印鋪首啣環，但啣環已脫落僅存黏貼痕跡，器身下腹近足處飾凸棱一
周。如果比較另一件探坑所出同類瓶，兩者除了一於頸間飾鋪首，另一係於相
同部位貼飾板狀花式耳，其餘外觀特徵基本一致。
有關此類白瓷瓶的紀年資料以往有不少公諸於世，如原大衛德基金會藏釉
下鐵書「崇禎己卯」（
1639）（圖87）、
126上海博物館釉下青花書「天啟四
年」（
1624）、
127中國私人藏「萬曆甲午」（1594），
128近年陳建中等著《德
化窯》則收錄了「正德己卯」（
1519）、「萬曆丁巳」（1617）（圖88、89）
以及南明隆武元年（
1645）等紀年墓出土作品。
129主持淇武蘭遺址考古工作的
121 Colin Sheaf and Richard Ki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Phaidon: Christie´s Oxford,
1988), p. 31, pl. 18.
122 Christie´s Amsterdam B. V., The Vung Tau Cargoes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p. 61. 王淑津
文見：〈白瓷盖盒〉，《國立臺灣博物館考古組典藏標本整理計劃期末報告書》（上）正文
篇（2004），頁27-29，後收入謝明良等，《國立臺灣博物館藏歷史陶瓷研究報告》（臺北：
國立臺灣博物館，2007），頁33-35。
123 Sten Sjostrand,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p. 249, no. 7397.
124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98、頁194，圖版394。線描圖參見頁99，
圖26瓶1。出土情況參見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頁202-207，圖版
M040-5、M040-7。
125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98、頁195，圖版395。線描圖參見頁99，
圖26瓶2。
126 P. J. Donnelly, Blanc de Chine, pl. 6-c.
127 陸明華，〈晚明福建瓷器窯業的發展〉，《南方文物》，2010年1期，頁108，圖6。
128 葉文程等，《德化窯瓷鑑定與鑑賞》（南昌市：江西美術出版社，2001），頁49，圖18。
129 陳建中等，《中國古陶瓷標本—福建德化窯》（廣州市：嶺南美術出版社，2003），頁71，
陳有貝
130或參與該遺址發掘的邱鴻霖
131和謝艾倫
132即是引用了上述部分紀年作
品做為淇武蘭遺址此類白瓷瓶年代的定年依據。本文在此想進一步補充的是，
上述淇武蘭遺址所見兩件德化白瓷瓶雖然分別出土於不同地點，但從前引正德
己卯、萬曆丁巳等紀年墓出土作品得知，各墓均係以一件頸間飾鋪首和另一件
頸間設板狀花式耳者，兩件成組地入墓陪葬。因此，淇武蘭遺址的上述兩件器
形一致但於頸間分別貼飾鋪首和板狀耳的作品，極有可能原是成組的器物。其
次，參酌前引紀年實例，我認為淇武蘭遺址白瓷瓶的外觀特徵顯示其相對年代
約在十七世紀前期，即萬曆丁巳（
1617）至崇禎己卯（1639）之間。另外，由
於貼飾鋪首瓷瓶乃是出土於墓葬（
M40），故而同墓所伴出一件青花弦紋碗的
年代也應在這一時期，後者可再次檢證本文之前對於該類青花碗的年代判斷大
體無誤。
（三）青釉
遺址出土的青釉標本以碗類居多，其中敞口碗外壁施釉不到底，內底無
釉或留有疊燒澀圈，施罩透明度高的青灰色釉，多數標本製作不甚講究。個別
標本器外壁有明顯轆轤拉坯痕跡，圈足徑較大，足著地處整修出寬幅不規整的
窄圈足（圖
90，P26004C004），類似的標本可參見漳州地區華安窯等窯址出
土標本（圖
91）。
133直口碗數量相對較少，以墓葬（M081）出土品（圖92，
M081C001）
134為例，呈廣口淺身造型，除圈足部位之外整體施罩略失透的灰綠
130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出土近代瓷器簡介〉，《臺灣地區出土瓷器資料研究論文發表會 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考古學專題中心，2003），頁12。 131 邱鴻霖，《宜蘭縣礁溪鄉淇武蘭遺址出土墓葬研究—埋葬行為與文化變遷的觀察》（國立 臺灣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93。 132 謝艾倫，《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外來陶瓷器之相關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46。 133 吳其生等，前引《華安窯》，頁35。 134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0、頁196，圖版404-405。線描圖參見 頁101，圖27深腹碗。墓葬出土脈絡參見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3（宜 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08），頁92-99、圖版M081-8。色釉，釉層較厚帶開片，屬於福建地區的所謂倣龍泉器，漳州南靖窯雖見類似
器式的倣龍泉平口碗，
135但淇武蘭遺址標本的確實產地仍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
料來證實。至於這類直口淺腹青瓷碗的年代可從同墓出土的琉璃管珠亦見於淇
武蘭遺址第
74號墓，
136而後者因伴出了安平壺殘器，可知其相對年代約於十七
世紀。此外，
1600年沉沒的San Diego Shipwreck亦見同類青瓷碗（圖93）。
137遺址出土的青瓷還見一類小口豐肩罐，造型呈小口卷沿，斜弧肩，肩以下
弧度內收至近底處外撇，底削出寬圈足，器表施青綠透明開片釉，內壁除近口
沿處之外無釉，露胎處可見明顯的轆轤整修痕跡（圖
94，P22203C005、
138圖
95，P01901C018）。從胎釉特徵的觀察比較得知，淇武蘭遺址的青瓷標本當中
有部份是屬於此類青瓷罐的殘片。值得一提的是，淇武蘭遺址第
85號墓（M085）
亦見同類罐的口肩部位殘片（圖
96，M085C001），
139這就提供我們釐定該類青
瓷罐年代的重要線索。也就是說，儘管
M85並無紀年器物，不過由於同墓伴
出的瑪瑙珠、琉璃珠和大小金屬環，既和出土有漳州窯青花玉壺春瓶的墓葬
（
M020）、或伴出安平壺的墓葬（M044、M045）以及前述出土德化白瓷長頸瓶
及漳州青花弦紋碗的第
40號墓（M040）的瑪瑙、琉璃或金屬環等飾件一致，
140據此可知
M85出土的青瓷小口罐的年代亦約於十七世紀。有趣的是，日本橫河
民輔舊藏現歸東京國立博物館的一件年代標定於十七世紀的青瓷罐（圖
97）之
器式特徵和淇武蘭遺址標本如出一轍，
141顯然是來自同一瓷窯系所生產。從上
述經由淇武蘭遺址墓葬伴隨遺物之比較所推定出的此類青瓷罐的相對年代竟然
和東博研究人員於數十年前所訂定的年代不謀而合，不由得地讓人對日方的卓
越鑑識眼力肅然起敬。
135 吳其生等，《南靖窯》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5），頁41。 136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3，頁65。137 Jean-Paul Desroches ed.,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pp. 354-355.
138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圖408-409。線描圖參見頁100-101，圖27瓶。
139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3，頁108-113，圖版M085-7。
140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頁122-123（M020）、頁207（M040）、頁221
（M044）、頁227（M045）等參見。
（四）黑褐釉等鐵釉系
1.廣口四繫罐
淇武蘭遺址的鐵釉系廣口四繫罐有多種樣式，僅就報告書所分類的「罐
1」器式特徵而言，就有以下四種不同的細部特徵，即：Ⅰ式，於器肩置四橫
繫（圖
98，P12002C023），Ⅱ式，器肩一周陰刻弦紋，上置四橫繫（圖99，
P07510010），
142Ⅲ式，肩部四橫繫周邊或下方飾陰刻複線弦紋及波紋（圖100，
P07410C031、
143圖101，P06604C018），Ⅳ式，橫繫下方貼捺押堆紋（圖102，
P127SCC005）。
144以上出土例器表均施罩淡黃或淡褐色釉不到底，而若比對可
大致判明相對年代的沉船資料，可知四繫罐的時代均約在十七世紀初期。例如
1600年San Diego Shipwreck見有Ⅱ式罐；
1451613年Witte Leeuw Shipwreck罐見有Ⅱ
式、Ⅲ式（圖
103）或Ⅳ式罐；
146十七世紀前期Binh Thuan Shipwreck亦見Ⅱ式和
Ⅳ式罐（圖
104）。
147另外，遺址所見一件唇口下置粗長頸的溜肩罐，頸肩設四
縱繫，下方陰刻複線弦紋（圖
105，P08605C026），
148從外觀器式特徵推測其年
代亦約於十七世紀。
2.唇口四繫罐
Ⅰ類。小口、斜弧肩，肩以下內收成小底的黑褐釉四繫罐，是臺灣民間屢
見的傳世古物。除了
1970年代劉文三《臺灣早期民藝》所介紹用來醃製醬菜的
「土罐」之外，
149臺灣海峽亦曾打撈出此類製品（圖106）。
150這類口徑和底徑
相近且於唇口抹釉露出澀胎以利摞疊燒造的黑褐釉四繫罐於淇武蘭遺址亦有出
142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6、頁200，圖版424。 143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6、頁199，圖版423。 144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6、頁199，圖版422。145 Jean-Paul Desroches ed.,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p. 247, no. 2143.
146 C. L. Van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p. 229, no. 12131; p. 230, no.
12156; p. 242, no. oks 1977/108.
147 Christie´s,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p. 49, no. 380-383.
148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6、頁200，圖版426。
149 劉文山，《臺灣早期民藝》（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78），頁56圖6。
土（圖
107，P05205C045），
151有的還於肩部繫耳之間押印「左香」陽紋字
銘（圖
108，P20502C036），
152類似的黑褐釉四繫罐於1600年San Diego Shipwreck、
1613年Witte Leeuw Shipwreck或Binh Thuan Shipwreck、Wanli Shipwreck等十七世
紀沉船均有發現。另外，日本長崎興善町遺跡、金屋町遺跡或大阪堺市（圖
109），
153甚至關東地區東京新宿荒木町遺跡亦見同類黑褐釉四繫罐（圖110），
154其相對年代約於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
Ⅱ類。遺址出土的此式四繫罐的數量約十餘件。其造型呈唇口，短直頸，
折肩，最大徑在肩腹之間，以下弧度內收成平底或平底微內凹。緊貼頸肩處對
稱飾四只橫繫，從罐肩部位黏著的帶狀白色泥點可知，作品曾摞疊其他製品一
起入窯燒造（圖
111，P06505C021），
155類似器形的四繫罐曾見於日本愛媛縣湯
築城跡，後者相對年代約於十六世紀後半之後（圖
112）。
156另外，前引1600年
San Diego Shipwreck
157或Witte Leeuw Shipwreck（圖113）
158等十七世紀沉船亦見
類似標本。日本時代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藏臺灣北部基隆出土（現歸臺灣國立博
物館）的帶繫罐亦呈類似造型（編號
AH1577），不同之處在於其頸肩處置三
橫繫。
159可以附帶一提的是，原總督府博物館藏另一件器肩留下摞疊入窯燒造
時所造成圈狀支燒痕的褐釉四繫罐，肩上設四只縱繫，且於繫耳面以捺印的手
法做出三股凸棱（圖
114），
160其整體外觀特徵和淇武蘭出土標本完全一致（圖
151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6-107、頁200，圖版427。 152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6-107、頁201，圖版431。 153 堺市博物館，《博多と堺》（大阪：堺市博物館，1993），頁41，圖F26。 154 新宿區荒木町遺跡調查團，《荒木町遺跡Ⅱ—宗教法人解脫會本部新築工事に伴う緊急 發掘調查報告書—》（東京：新宿區荒木町遺跡調查團，1998），卷頭圖版4之右上。 155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8、頁205，圖版450。 156 柴田圭子，〈愛媛縣における產地不明の貿易陶磁器〉，《貿易陶磁研究》，23期（2003），頁 46圖中，B Type。157 Jean-Paul Desruches, Treasures of the Saga of the San Diego, p. 249. 圖版參見Jesus T.
Peralta, Ramon N. Villegas ed., Saga of the San Diego, p. 84, no. 23.
158 C. L. Van 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 pp. 237-238.
159 謝明良，〈鐵釉系標本〉，《國立臺灣博物館考古組典藏陶瓷標本整理計劃期末報告書》
（上），正文篇，頁50，圖15，收入前引謝明良等，《國立臺灣博物館藏歷史陶瓷研究報
告》，頁52，圖59。
115，P21108082）。
3.五繫罐
淇武蘭遺址的黑褐釉五繫罐是於唇口短頸罐罐肩近頸處等距置四橫繫及一
縱繫，短頸上歛下敞（圖
116，P05205C046），
161有的還於橫繫之間押印長方
形印記（圖
117，P21910C015）。中國廣東省四會明代墓葬曾經出土類似器身造
型的無頸五繫罐（圖
118），
162而傳說是豐臣秀吉（1537－1598）側室賜與伊達
正宗（
1567－1636）的日本私人藏品造型則和淇武蘭遺址標本器式一致，前者
亦如淇武蘭標本般於肩部縱繫對側鈐印帶框，為「清香」字銘（圖
119）。
163從
1600年San Diego Shipwreck（圖120）
164或相對年代約於1697年的葡萄牙人於東非
的主要據點肯亞耶穌堡（
Fort Jesus）打撈上岸的葡籍Mombasa Shipwreck均見此
類黑褐釉五繫罐，
165可知上述淇武蘭遺址以及相傳伊達正宗舊藏的同式罐的年
代亦約於十六至十七世紀。另外，過去於西沙群島打撈上岸的一件僅存口肩部
位之被中國學者定年為唐代的同式五繫罐（圖
121），
166其定年顯然有誤，應予
修正。
4.玉壺春瓶
淇武蘭遺址出土的表施黑釉或褐釉造型呈細弧頸、溜肩以下置圓鼓腹的
俗稱玉壺春瓶，以墓葬編號
47和88的標本最具代表性。兩墓作品口部均佚，
但器身造型大體一致，施釉不到底，其中一件施罩黑釉，底置圈足（圖
122，
161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8、頁206，圖版454。 162 楊豪等，〈廣東四會發現三座明墓〉，《考古》，1994年2期，頁189，圖2之1。 163 德川義宣，《茶壺》（京都：淡交社，1982），圖151及頁224-225的解說。詳參見：謝明良， 〈關於「清香」壺—從臺灣發現例談起〉，收入：《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社， 2008），頁237-249。164 Concerned Citizens for the National Museum, Inc., Saga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Concerned
Citizens for the National Museum, Inc., 1993), p. 85, pl. 25. Jean-Paul Desroch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p. 249.
165 Robin C. M. Piercy, “Mombasa Wreck Excavation, Report no. 3,＂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 6-4 (1977), p. 335, fig. 4.
166 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編，《南海絲綢之路文物圖集》（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
M047001），
167另一件表施淡褐釉，底置餅形實足（圖123，M88C002），
168後
者外底與前述同為淇武蘭遺址出土的足外壁施加變形蕉葉的褐釉瓶（圖
124，
P04104C024）
169之外底有相近之處。儘管兩座墓葬未伴出可判明相對年代的其
他施釉陶瓷，不過從其出土的玉壺春瓶造型均和前述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
前期青花玉壺春瓶大致相同一事可知，其相對年代亦約於這一時期。其次，就
墓葬伴出的玻璃管珠等而言，由於出土有褐釉玉壺春瓶的墓
88管珠與墓4、墓30
等兩座伴出青花玉壺春瓶的玻璃管珠完全一致，
170此亦可間接窺知黑褐釉玉壺
春瓶的年代應相當於青花玉壺春瓶。從北京明神宗萬曆皇帝（
1572－1620年在
位）定陵出土的金製玉壺春瓶底部鏨刻「金壺瓶」銘文，可知俗稱的「玉壺春
瓶」在明代是稱為「壺瓶」，其主要用途是盛酒。
171所以，如果淇武蘭的原住
民未曾變更此類中國瓶式的原有用途，則陪葬有陶瓷玉壺春瓶或安平壺一事就
有可能只是表明其以酒入墓的葬俗，這也就是說原住居民們在意的應是做為內
容物的酒，而非做為外容器的陶瓷。
5.龍紋罐
淇武蘭遺址出土的以龍紋做為主紋飾的罎罐類標本數量不少，從可復原出
大體器形的標本可知，所謂龍紋罐的造型和龍紋的裝飾表現技法其實頗為多
樣，本文僅就龍紋的外觀和裝飾布局等特徵，擇例分類介紹如下。
Ⅰ式，唇口、短頸，頸肩置縱繫，繫耳間陰刻菊形花，肩和下腹部位飾波
狀捺紋一周，肩腹捺紋之間貼飾奔騰於浪頭上的雲龍，器表施罩褐釉（圖
125，
P09104C015），
172類似的龍紋罐見於東南亞菲律賓等地收藏（圖126），後者被
視為十六世紀廣東瓷窯製品。
173167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1、頁198，圖版414、416。墓葬出土脈 絡參見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頁232-237，圖版M047-8。 168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1、頁198，圖版415、417。墓葬出土脈 絡參見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頁118-123，圖版M088-9。 169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17、頁226，圖版567。 170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2，頁63，圖M004-6，頁165，圖M030-11。 171 謝明良，〈關於玉壺春瓶〉，收入《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社，2008），頁33-51。 172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頁109、頁207，圖版456。
173 Cynthia O. Valdes, Kerry Nguyen Long, Artemio C. Barbosa, A Thousand Years of Stoneware Jares in the Philippines (Philippines: Jar Collectors, 1992), p. 126, no.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