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敦煌是東西經濟貿易的中轉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交匯 點。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敦煌遺書中保存了為數不少的直接從外地傳 入敦煌的文書。這些“外來文本”是敦煌與外地文化交流的載體,
其中一些是中華文化與域外文明彙聚交融的結果,也是東西文化融 入敦煌、影響敦煌人的歷史見證。將這些文本統一搜集和整理,分 析其時空分佈及其演變,並對其內容及輸入的方式試作探討,可以 使我們對敦煌與外地之間文本的流通有更為完整和深入的認知。
關鍵詞:敦煌、外來文本、交流
敦煌遺書中所見敦煌與外地之文本流通
郝春文(首都師範大學)
武紹衛(浙江師範大學)
《華林國際佛學學刊》第二卷·第二期 (2019): 第 092-116 頁
作為“華戎交匯一都市”的敦煌,不僅是東西經濟貿易的中轉 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交匯點。敦煌藏經洞的遺書既有東來西往 外地人遺留下的書卷,也有敦煌人東去西行攜帶回的寫本。這些“外 來文本”是敦煌與外地文化交流的載體,其中一些是中華文化與域 外文明彙聚交融的結果,也是東西文化融入敦煌、影響敦煌人的歷 史見證。
關於敦煌與外地的文本交流,早在1939 年許國霖就在藏經洞文 獻中檢出6 件來自南朝的典籍,而陳寅恪在此基礎上初步嘗試對南 朝寫經流入敦煌的途徑作出解釋,1此後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敦煌 的外來文本,並以此討論敦煌與外地的文化交流。但學者多是就敦 煌在某時段或與某地之間的文本交流進行探討,尤以對敦煌與長安、
四川、西藏等地的交往關注為多,2而缺少對敦煌遺書中外來文本的 整體統計與把握。本文則嘗試對這些文本做統一搜集和整理,分析 其時空分佈及其演變,並對其內容及輸入的方式試作探討,希望能 對從整體上把握這批文獻與敦煌關係有所幫助。
1 陳寅恪《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初刊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 本第 1 分,1939 年,此據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 聯書店,2001 年,第 227-233 頁。
2 陳祚龍《中世敦煌與成都之間的交通路線——敦煌學散策之一》,收錄於香 港新亞研究所敦煌學會編《敦煌學》第一輯,香港新亞研究所敦煌學會出版,
1974 年,第 79-86 頁;王書慶、楊富學《唐代長安與敦煌佛教文化之關係》,收 錄於王書慶、楊富學編《敦煌佛教與禪宗研究論集》,香港:香港天馬出版有限 公司,2006 年,第 120-138 頁;榮新江《盛唐長安與敦煌——從俄藏〈開元廿九 年(741)授戒牒〉談起》,《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7 年第 3 期,
第 15-25 頁;等等。
一、基本材料
經我們粗略的搜集、統計,敦煌遺書中現存的外來文本有近兩 百件,列表如下(表1):
表 1 敦煌遺書現存外來文書統計表
時間 卷號 定名 來源地
410 京博 186 大般涅槃經疏 建康?
418 羽 630 法華經卷六 長安
421 SCM. D. 115189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
經 建康?
455 S. 2925V 辯意經 伊吾
471 P. 4506 金光明經 定州中山郡
471 書道博物館 11 勝鬘經 建康
479 S. 996 雜阿毗曇心論 洛州(洛陽)
483 中村不折 173 一卷之
4 觀普賢經 建康(南京)
492 京博 187 大方等大集經卷一二 建康?
497 敦研 323 金剛經 吳郡
500 S. 2106 維摩義記 定州豐樂寺
504 羽 430 大般涅槃義記 司州
505 中村不折 15 大般涅槃經卷四〇 涼州
506 S. 81 大涅槃經 荊州
508 S. 2733 法華義記 洛陽
515 S. 524 勝鬘經疏 長安或高昌
519 P. 2196 出家人受菩薩戒法 建康
523 羽 757 華嚴經卷六〇 建康
537 P. 2189 東都發願文 洛陽
559 中村不折 49 法華經卷三 高昌丁谷窟
559 羽 758 法華經卷一 西梁(荊州)
576 P. 2965 生經 江陵
581 P. 5596 佛名經 伊吾
586 P. 2160 摩訶摩耶經卷上 建康?
588 S. 4020 思益經 襄州
589 S. 2154 佛說甚深大回向經 長安
589 P. 2413 大樓炭經卷三 長安
589 津藝 021(60-5-1696) 大樓炭經卷六 長安
589 浙 29 太子慕魄經 長安
589 羽 763 大般涅槃經卷一六、一七 長安
589 上博 57(44962) 持世經 長安
時間 卷號 定名 來源地
589 京都博物館 209 月燈三昧經 長安
601 S. 2048 攝論章 長安
602 S. 3548 中阿含經 長安(大興善寺)
603 羽 759 增壹阿含經卷五 長安(?)
608 羽 621 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戒
本 長安?
612 S. 2295 老子變化經 長安
616 中村不折 59 僧伽吒經 長安
618 上圖 21(812399) 法華經卷六 高昌
630 BD 6836(羽 36) 四分律 長安
637 S. 2838 維摩詰經卷下 高昌
637 S. 409 金光明經卷一 高昌
639 S. 3888 大方等如來藏經 高昌
653 P. 4508 唐太宗書溫泉銘拓本 京兆府圉谷府
662 P. 2056 阿毗曇毗婆沙論 鄠縣
663 P. 2090 法華經卷七 雍州
664 P. 3233 《洞淵神咒經》卷一 長安
664 P. 2444 《洞淵神咒經》卷七 長安
671 S. 5319 法華經卷三 長安
671 S.3079 法華經卷四 長安
671 S.084 法華經卷五 長安
672 S. 36 金剛經 長安
672 敦博 55 法華經卷六 長安
672 高博 001 金剛經 長安
672 津藝 002(57-5-17) 法華經卷四 長安
672 羽 12 金剛經 長安
672 P.4556 法華經卷二 長安
672 P.2644 法華經卷三 長安
672 S.4209 法華經卷三 長安
672 S.4551 法華經卷四 長安
673 慕尼克個人藏 金剛經 長安
673 BD 14422
(新 622) 金剛經 長安
673 BD 14490(新 690) 金剛經 長安
673 S.2573 法華經卷二 長安
673 S.0312 法華經卷四 長安
674 上圖 32(812438) 法華經卷一 長安
674 S. 456 法華經卷三 長安
674 S. 3348 法華經卷六 長安
674 Дx. 4930 法華經卷二或卷六 長安
675 上博 30(36642) 法華經卷三 長安
675 羽 6 法華經卷四 長安
時間 卷號 定名 來源地
675 中村不折 70 金剛經 長安
675 三井八郎右衛門藏卷 法華經卷二 長安
675 京都博物館藏卷 法華經卷三 長安
675 P.2195 法華經卷六 長安
676 上博 53(44958) 法華經卷二 長安
676 羽 9 法華經卷六 長安
676 羽 45 法華經卷四 長安
676 羽 46 法華經卷三 長安
676 S. 513 金剛經 長安
676 P.3278 金剛經 長安
676 S.3361 法華經卷一 長安
676 S.4353 法華經卷一 長安
676 S.2181 法華經卷二 長安
676 S.2637 法華經卷三 長安
676 S.4168 法華經卷三 長安
676 S.1456 法華經卷五 長安
676 S.1048 法華經卷五 長安
676 BD14437
(新 0637) 法華經卷五 長安
676 三井八郎
右衛門藏卷 法華經卷七 長安
676 S.2956 法華經卷七 長安
676 Дx. 160 法華經卷七 長安
677 羽 7 法華經卷五 長安
677 S.3094 法華經卷二 長安
677 上博 018(3322) 法華經卷五 長安 690 EO.1208 武周載初元年令狐懷寂告
身 長安
695 中村不折 173
二卷之 5 觀世音經 甘州
695 羽 10 法華經卷一 洛州
695 羽 554 法華經卷七 洛州
695 BD 13829(新 29) 法華經卷五 成州同谷
699 P. 3749V
聖曆二年(699)氾承儼 昭武校尉行左衛涇州肅清 府別將員外置同正員上柱
國告身
涇州
700 S. 87 金剛經 大斗拔谷
700 甘博 29 大般涅槃經後分 晉州安信府
707 上圖 26(812404) 金剛經 成州同谷
時間 卷號 定名 來源地 708 書道博物館藏
(不知編號) 3 大般涅槃經卷七 成州同谷
708 BD 14949 大般涅槃經卷五 成州同谷
708 藤井有鄰館 大般涅槃經卷九 成州同谷
708 S. 2136 大般涅槃經卷十 成州同谷
708 BD 2602(律 2) 金剛經 金城鎮
709 S. 11453G-L 唐瀚海軍典抄牒狀文事目
曆 北庭瀚海軍
711 S. 11287Q 敕沙州刺史能昌仁牒 長安
711 敦研 341 景雲二年張君義告身 長安
712 天理圖書館 景雲三年張君義敕牒 長安
719 P. 2819 開元公式令 涼州
721 S. 8877 唐開元九年長行坊牒 北庭
721 S. 8515 唐開元年間長行坊牒 北庭
721 S. 11450
開元九年 721 十一月史氾 迪牒為長行坊給馬及馬料
事並判
北庭
721 S. 11451
開元九年 721 十一月史氾 迪牒為長行坊給馬及馬料
事並判
北庭
721 S. 11452
開元九年 721 十一月史氾 迪牒為長行坊給馬及馬料
事並判
北庭
727 BD 3339(雨 39) 金光明最勝王經 北庭
735 P. 2163 諸經要集 幽州
735 Дx. 3820V+Дx.
3851V,Дx. 11086V 張掖縣戶籍 張掖
735 P. 3725 道德經 長安
735 P. 2457 閱紫錄儀 洛陽
736 P. 2979 開元廿四年岐州郿縣縣尉
判集 岐州郿縣
738 P. 2617 周易經典釋文 晉州
3 該件未收錄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但台灣 玄奘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所張明萊於其碩士論文中稱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收藏有薛 崇徽寫《大般涅槃經》卷七,論文附圖版一張,為卷末寫經題記。參張明萊《初 唐敦煌佛經寫卷書法之研究》,玄奘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此 據方廣锠先生博客介紹: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53c23f390102xzi7.html?md=gd
時間 卷號 定名 來源地 741 P. 2547 開元廿九年張懷欽等勳官
騎都尉告身 長安
755 S. 3392 天寶十四載三月十七日騎
都尉秦元告身 長安
755 P. 3307Vb 敕韋見素牒 長安
756 羽 716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
事 洛陽
759 羽 502 法華經卷三 甯州彭池府
764 P. 2041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下 西州南平城西裴家 塔
765 P. 2942 瓜沙甘肅等州公文集 瓜州 - 沙州 - 甘 州 - 肅州 774 BD 471(洪 71) 法華經卷六 長安
774 羽 557 法華經卷四 長安(?)
隋唐前期 S. 1415 律藏第四分 長安(大興善寺)
隋唐前期 S. 11459C-H 唐瀚海軍典抄牒狀文事目
曆 瀚海軍
隋唐前期 P. 4510 化度寺僧邕禪師舍利塔銘
拓本 長安
隋唐前期 S. 5791 化度寺僧邕禪師舍利塔銘
拓本 長安
788 S. 3475 淨名經關中疏 虢州
798 BD2092(冬 92) 四分律抄 肅州酒泉
824 P. 4503 金剛經拓本 長安
842 BD2315(餘 15) 諸星母陀羅尼 甘州
846 P. 2073 薩婆多宗五事論 甘州張掖
吐蕃統治時
期 BD1048V(辰 48V) 善信菩薩二十四戒經 甘州 吐蕃統治時
期
GL. T. 314(甘肅藏敦
煌藏文文獻) 大般若經 甘州
863 甘博 018 金剛經 長安
871 年之前 P. 3750 甘州某官給子信 甘州
880 S. 4397 觀世音經 吐蕃
884 S. 389 肅州防戌都狀 肅州
884 S.2589 中和四年十一月一日肅州
防戍都狀 肅州
890 P. 2555p1 歸義軍留後信封筒 甘州、涼州(?)
893 P. 3711 大順四年正月日瓜州營田
使狀 甘州
893 S. 526 武威郡夫人陰氏與某和尚
書 肅州或甘州(?)
時間 卷號 定名 來源地 888-904 S. 8444 唐昭宗某年內文思院為甘
州回鶻貢品回賜會計曆 長安 905 BD 4074(麗 74) 回向輪經 瓜州 918 S. 4378V 大悲啟請、佛頂尊勝加句
靈驗陀羅尼 江陵府
923 P. 3936 甘州丈人給沙州女婿信 甘州 924 S. 5981 鄜州開元寺智嚴往西天巡
禮聖跡 鄜州
924 S. 529 歸文牒 定州
923-926 S. 2659V 大唐西域記 鄜州
927 羽 2 維摩義記 渤海國
934 S. 76V 牒狀、文人詩集 荼陵縣
942 S. 4437V(2) 將仕郎前守滄州南皮縣令
王謙上侍郎啟 滄州南皮(?)
947 P. 2292b 維摩詰經講經文 西川
954 S. 2241A 瓜州水官王安德狀 瓜州
957 P. 2374 延壽命經、續命經、天請
問經 瓜州
958 S. 196 左街賜紫洪范大師牒 會稽
958 BD2062(冬 62) 維摩詰經 西川
961 S. 6264 八關戒牒 于闐
961 P. 2893 報恩經卷四 于闐
964 P. 4518(2)V 天壽二年寶勝狀 于闐 970 P. 5538 于闐王尉遲輸羅天尊四年
致沙洲大王舅曹元忠書 于闐 971 P. 2943 開寶四年瓜州衙推氾願長
與合城僧俗官吏百姓燈狀 瓜州 981 Ф181 太平興國六年法進於澄淨
師受戒文 真定府
989 S. 3424V 志堅狀 靈州(?)
甘州回鶻時
期 S. 11297 侄惠藏上肅州宰相娘子狀
封啟 肅州
歸義軍時代 P. 2889 須摩提長者經 于闐
歸義軍時代 P. 4610 丈人劉某與女婿李郎書 邠州
歸義軍時代 P. O. 13 禮佛文 龜茲?
歸義軍時代 S. 3885 大般涅槃經卷一六 涼州
歸義軍時代 俄藏黑水城 B13 志堅狀 靈州(?)
歸義軍時代 Or. 8212-180 侄子庫爾·達幹·伯克與
庫文法師信 沙州附近某地
歸義軍時代 P. 5012 肅州智藏上淨土寺李僧正
信封 肅州
歸義軍時代 P.O.6 肅州某與沙州諸友信 肅州
時間 卷號 定名 來源地 歸義軍時代 Or8212-120 肅州某商人與沙州弟依斯
哈克等人信 肅州
歸義軍時代 P. 4518 賜惠清賜紫牒 長安
歸義軍時代 P. O. 15 某商人從仲雲寫給甘州諸
親信 仲雲或甘州
歸義軍時代 Or. 8212-179 老漢刺史與葉勒·阿勒迷
失達幹信 仲雲或甘州
首先應該說明,以上近兩百件文本並非敦煌外來文本的全部,
這不但是因為我們的統計肯定會有疏漏甚至錯誤,更重要的是敦煌 遺書並非當時在敦煌地區流通的文本的全部,只是敦煌僧團偶然保 存下來的部分文本。所以,我們利用這些資料對敦煌外來文本所做 的分析只具有參考意義,不是嚴格的量化研究。
其次,以上所列都是依據其內容和題記可以確定其來自敦煌以 外的文本。如所周知,敦煌遺書中保存的儒、釋、道典籍,絕大部 分應該都是由內地傳入的。但因這類典籍很多沒有題記,所以我們 無法確認其到底是抄於敦煌還是抄於敦煌以外地區。在這樣的情況 下,我們只能依據題記判斷其歸屬。即凡是題記標明抄寫於敦煌以 外地區的我們才列入上表。當然,這樣處理可能會遺漏一部分實際 從外地流入但沒有題記的典籍。但目前似乎只能這樣處理。
此外,有一些寫本在題記中並沒有標示其具體地點,不過其所 標年號為某一地方性政權所用時,也可以幫助我們大致確認其來源 地。如羽785《法華經卷一》題記“大定五年六月弟子王光為父母 供養經”,使用“大定”年號者有西梁宣帝(555-562 年)、北周 靜帝(581)、金世宗(1161-1189 年)、陳友諒(1361-1363 年);
但該件寫經書法楷中帶隸,應是南北朝隋朝之寫卷,故暫將“大定 五年”定為西梁年號。
還有一些寫卷,我們只能確認其大概書寫區域,無法將其系於 某個具體地點。此時則採取兩個原則:一是行政中心原則:國系於 都,州郡系於治所。如上舉羽785,因為我們無法確認該件具體的 抄寫地點,故而在統計此件時,暫將其擬標在西梁都城江陵(今荊 州)。二是如標有具體官員姓名或寺院名,則系於史籍僧傳等史料 所記載該區域所見官員具體任職地點或同名寺院,如 S. 4020《思益 經》題記“大隋開皇八年(589)歲次戊申四月八日秦王妃崔為法界 眾生敬造《雜阿含》等經五百卷,流通供養”,此經為秦王妃敬造,
故抄寫地點當與秦王有直接關係。按589 年隋朝秦王為楊俊,其治 所在襄州,故將此件系於襄州。又如羽759《增壹阿含經》題記“仁 壽三年(603)八月弟子皇太子廣為法界眾生敬造一切經流通供養”,
在標注地點時則依皇太子身份,將其系於長安。再如 P. 2965《生經》
題記“陳太建八年(576)歲次丙申白馬寺禪房沙門慧湛敬造經藏”
顯示該寫經寫於陳朝統治下的某白馬寺,但並未標明具體的地點,
根據《高僧傳·曇毅傳》江陵有白馬寺,故將此件系於江陵。
二、敦煌外來文本的時空分佈
依據上列材料,可以對敦煌外來文本的時空分佈製成下圖(圖 1):
從上圖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時間段,敦煌外來文本來源的空間 分佈是有變化的。
南北朝時期,雖然樣本不多,但可以看出(圖2),其來源是 分散的,包括建康、長安、伊吾、定州、洛州、吳郡、司州、涼州、
荊州、高昌等地。但南朝的都城建康還是相對影響要大一些,來自
圖 1 敦煌遺書中外來文本時空分佈圖
(該分佈圖以《唐時期全圖(一)》4為底本繪製而成)
圖 2 南北朝時期外來文本空間分佈圖
(該分佈圖以《齊魏時期全圖》5為底本繪製而成)
4 該分佈圖底本採自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5 冊(2)《唐時期圖組》,
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 年,第 32-33 頁。
5 該分佈圖底本採自譚其驤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4 冊(2)《南北朝時期 圖組》,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 年,第 19-20 頁。
該地的文本占敦煌外來文本三分之一強。說明南北朝時期,南朝文 化的影響或輻射力要遠遠大於北朝。這也說明在南北朝時期,雖然 北朝的軍事、經濟方面佔有優勢,但在文化方面的影響還是不能和 南朝相比。但這一階段畢竟處於分裂時代,南朝都城對敦煌的影響 力尚不能和其後大一統時代的隋與唐前期的都城相比。
這一時期,來自伊吾和高昌的寫經各一件。雖然件數很少,但 說明這一時期敦煌還是可以得到從西邊流傳過來的經本的。
隋與唐前期,是敦煌外來文本保存最多的時期,其數量和分佈 區域不僅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圖3)。但來自都城長安的文本 佔據了絕對優勢,占總數的一半還多。在這一時期的文本中,雖然 佛典仍然佔有重要地位,但官文書數量明顯增多。這些官文書反映 了大一統時期都城對地方的直接管理和控制。當然,這一時期來自 長安的佛典也是都城對地方佛教實施影響和輻射的載體。
圖 3 隋唐前期外來文本空間分佈圖(該分佈圖底本來源同圖 1)
敦煌與長安的交通,最便利的通道是河西走廊,而河西走廊的 重要據點,如涼州、甘州、肅州等在這一時期均有寫本傳至敦煌。
連接河西走廊與長安的交通要道主要有兩條:一是長安向西過岐州、
隴州、蘭州,經涼州、甘州、肅州,以至敦煌(以下稱西道);二 是由長安向西北過邠州、慶州、涇州、靈州,經涼州、甘州、肅州 以至敦煌(以下稱西北道)。唐前期的外來寫本中有來自岐州(P.
2979)、蘭州(BD 2602 [ 律 2])等西道沿線諸州的寫本,也有來自 寧州(羽502)、涇州(P. 3749)等西北道沿線諸州的寫本,數量相埒,
可見當時西道和西北道都是敦煌與中原交流的主要交通線。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一時期都城對敦煌的影響處於絕對支配 地位,但來自敦煌以西地區的文本也還是具有相當的數量。反映了 絲路的通暢和對文化交流的影響。而且,敦煌以西的絲路南道、中 道和北道三道沿線地區的寫本都有傳入敦煌。但在數量上仍以北道 居多。並且,南道寫本都來自于闐、中道寫本都來自龜茲,來源相 對單一;而北道則有來自庭州、西州、伊州等多地的寫本。反映了 在唐王朝直接控制下的絲路北道與敦煌實際存在更頻繁的交流,包 括文本交流。
從整體上看,敦煌遺書中保存的隋與唐前期的外來文本充分顯 示出敦煌在東西交流中處於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
吐蕃管轄敦煌時期(公元786 至 848 年),由於吐蕃與唐王朝 處於敵對狀態,所以敦煌與中原王朝的聯繫基本斷絕。隴右、河西 以及今新疆地區都在吐蕃控制之下,按理說敦煌與這些地區的聯繫 應該是暢通的。但在吐蕃管轄敦煌的60 多年,保存下來的外來文本 數量很少(圖4),而且大部分來自河西的甘州和肅州,敦煌以西 地區的文本一件也沒有發現。說明這一時期敦煌與新疆地區的交通
雖然沒有中斷,但文化交流實際上中斷了,與河西及其他地區的文 化交流也很少。
張氏歸義軍(848-914 年)雖名義上是中原王朝的藩鎮,但經 常受到回鶻勢力的侵擾,通往中原王朝和西域的道路更是經常被回 鶻政權阻斷。與吐蕃時期相比,歸義軍與中原和西域的聯繫沒有大 的改善。敦煌遺書中保存的這一時期的外來文本數量仍然有限(圖 5),而且仍然是主要來自河西地區。所保存的文本以書信、狀居多,
佛典很少,且均為小部頭佛經。說明這一時期敦煌與其他地區的文 化交流仍然很少。
與吐蕃、張氏歸義軍時期相比,曹氏歸義軍時期(914-1036 年)
外來文本不僅數量有所增加,來源分佈也更加廣泛。內地有江陵、
荼陵、會稽、鄜州、真定府、滄州和西川,敦煌以西則有龜茲和于闐,
6 該分佈圖底本採自前揭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5 冊(2)《唐時 期圖組》,第 36-37 頁。
圖 4 吐蕃時期外來文本空間分佈圖
(該分佈圖以《唐時期全圖(三)》6為底本繪製而成)
圖 5 張氏歸義軍時期外來文本分佈圖(該分佈圖底本來源同圖 4)
圖 6 曹氏歸義軍時期外來文本空間分佈圖(該分佈圖底本來源同圖 4)
當然也有來自河西的甘州和瓜州的文本。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 寫本中,有來自遼朝東丹國的羽2《維摩義記》7,說明這一時期敦 煌與遼朝也有文化交流。這都表明曹氏歸義軍時期與外界的文化交 流較吐蕃、張氏歸義軍時期加強了。
與唐前期不同,這一時期外來文本中只有西北道沿線諸州 寫 本 傳 至 敦 煌( 靈 州,S. 3424V、俄藏黑水城 B13 等;邠州,P.
4610),而無西道沿線諸州的文本,似乎表明這一時期由於經由蘭州、
涼州的西道道路阻隔,敦煌通中原多走經由靈州的西北道。
這一時期來自敦煌以西的文本,與南北朝、隋與唐前期的分佈 亦相差較大,南北朝、隋與唐前期敦煌以西的文本多來自絲路北道,
但這一時期未見來自北道的文本,而來自南道的寫本,以于闐地區 的文本數量最多,也有來自中道龜茲的寫本,只不過數量較少。來 自于闐的文本較多,與曹氏歸義軍首領和于闐王聯姻有關,故而兩 地交流頻繁。
以上對敦煌遺書中保存的外來文本的統計表明,南北朝時期敦 煌與內地文本交流的地點是廣泛的,與其西邊的絲路北道也有文本 流通。隋與唐前期,是敦煌與東西兩個方向文本交流最頻繁的時期,
都城長安的文本佔據主導和支配地位。吐蕃和張氏歸義軍時期,敦 煌與外地的文本交流幾乎陷於停頓。曹氏歸義軍時期敦煌與外地的 文本交流雖有所恢復,但交流的頻度和範圍均無法和隋唐時期相比。
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文化的逐漸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與 外界文化交流的減少和停頓,無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7 鄭阿財先生認為此年號為後人偽造,但未提出堅實證據。參鄭阿財《敦煌本〈維 摩義記〉抄寫年代及系統分析》,《佛光學報》新三卷·第二期,2017 年,第 1-40 頁等。
圖 7 南北朝時期西域寫本空間分佈圖(該分佈圖底本來 源同圖 2)
圖 9 曹氏歸義軍時期西域寫本空間分佈圖(該分佈圖底本來源同圖 4)
圖 8 隋與唐前期西域寫本空間分佈 圖(該分佈圖底本來源同圖 1)
不同時期敦煌與外地的文本交流的時空分佈雖然不斷變化,但 以上資料表明,敦煌與外地的文本交流是以與內地交流為主,與其 以西地區的交流為輔(表2)。
表 2 敦煌遺書中所見東來、西來文本對比
以上統計對理解和分析敦煌文化的特質是有幫助的。
三、外來文本的內容和傳入方式
就內容而言,敦煌遺書中保存的外來文本可分為典籍和文書兩 類,典籍是以佛教經典居多,文書可分為官府文書和私人文書。其 傳入方式可分為官府輸入和私人攜入兩種。
官府輸入典籍的方式是頒賜經典。種種跡象表明,隋唐時期地 方州(郡)縣的儒家、佛教和道教典籍,都應該是由中央政府組織 繕寫定本,分送地方抄寫,或者直接將宮廷繕寫的定本頒賜給地方。
如道經向地方傳播的方式,唐玄宗天寶七年(748)詔規定:
今內出一切道經,宜令崇玄館即繕寫,分送諸道採訪 使,令管內諸郡轉寫。其官本便留採訪郡一大觀持誦。8
敦煌遺書中保存的來自隋唐宮廷的道經典籍有隋煬帝時寫經(S.
2295《老子變化經》(612)、唐高宗武后寫經(P. 3233《太上洞淵 神咒經·誓魔品第一》[664]、P. 2444《洞淵神咒經卷七》[664])、
唐玄宗寫經(P. 3725《道德經卷上》[735] 和 P. 2457《閱紫錄儀》
[735])。其中,高宗武后時期寫經,是為太子李弘祈福;玄宗寫經 則是為玄宗個人祈福。這些宮廷寫經都有題記,應該不是地方轉寫 的文本,而是宮廷直接頒賜給敦煌道觀的。
敦煌遺書中保存的隋唐宮廷所寫佛經,也應該是由宮廷直接頒 賜給敦煌寺院。據《廣弘明集》、《續高僧傳》記載,仁壽元年六 月十三日文帝曾下詔,於三十州分舍利,要求於十月十五日正午同 時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9敦煌便在其列。根據記載,舍利塔即 位於崇教寺。有學者認為此塔即S. 3929+S. 3937《董保德功德記》
所記“普淨塔”。10 以上《廣弘明集》、《續高僧傳》的記載雖然 不是頒賜佛經,但能夠獲得分舍利資格的地方寺院明顯少於獲得宮 廷寫經的寺院。因為據武則天禦制《金剛經》和《法華經》之序,
8 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卷五四,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年,
第 568 頁。
9 道宣《廣弘明集》卷一七《舍利感應記》,《大正藏》編號 2103,第 52 冊,
第 213 頁中欄第 26 行至第 216 頁中欄 18 行。
10 王惠民《〈董保德功德記〉與隋代敦煌崇教寺舍利塔》,《敦煌研究》1997 年第 3 期,第 69-83 頁。
這兩部經典都是“奉為二親”“敬造三千部”11,全國各地的官寺大 多應該有機會得到。敦煌地區的官寺,唐後期時有17 所12,隋與唐 前期應該不少於10 所。以每所官寺獲得一部計算,武則天寫的這兩 部經,敦煌至少可以獲得10 部。而敦煌遺書中現存《金剛經》宮廷 寫經12 部,《法華經》各卷少者 2 份,多者 9 份。這兩部經一共保 存了50 多件13。
唐代宮廷的抄經行為,特別是武則天的抄經行為,既是宗教行為,
也是政治宣傳。這些宮廷寫經及時頒賜到敦煌,當然不僅僅具有宗 教意義,實際上也是唐王朝對地方行使意識形態統治權的具體表現。
隋代的宮廷寫經已被學界確認的有獨孤皇后所寫之S. 2154《甚 深大回向經》、P. 2413《大樓炭經卷三》、津藝 021(60-5-1696)《大 樓炭經卷六》、浙29《太子慕魄經》、上博 57(44962)《持世經》、
京都博物館藏《月燈三昧經》14。此外,近年刊佈的杏雨書屋藏敦煌
11 見S.7236、S.5710、高博 001;P.3788、P.4621 等。
12 見李正宇《敦煌地區古代祠廟寺觀簡志》,《敦煌學輯刊》1988 年第 1、2 期合刊,第 70-85 頁。
13 趙和平先生於 2010 年發表的文章中曾統計了 55 號咸亨至儀鳳年間的宮廷寫 經,其後又搜集到Дx. 11013 和 Дx. 11014,共計 57 號。但在文章中,高博 1、S.
513、P. 3278、羽 45(李盛鐸舊藏(散 0195))重複統計了兩次,中國文化遺產 研究院藏《武則天制〈法華經〉序》、S.7236、P. 3788 俱無題記不能確定是否是 宮廷寫經,暫未列入。此外,上圖 32(812438)《法華經》卷二也是宮廷寫經。
參趙和平《唐代咸亨至儀鳳中的長安宮廷寫經》,收錄於增勤編《首屆長安佛教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五冊;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3 冊,
第 319-337 頁;同氏《俄藏三件敦煌宮廷寫經初步研究》,《敦煌研究》2013 年 第 3 期,第 153-156 頁。
14 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174 頁;池田溫《中 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 年,第 142-143 頁;
林聰明《從敦煌文書看佛教徒的造經祈福》,收錄於漢學研究中心編《第二屆敦 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1 年,第 521-538 頁;方廣 錩《敦煌遺書與奈良平安寫經》,《敦煌研究》2006 年第 6 期,第 139-145 頁;
杜斗城、吳通《敦煌遺書中隋獨孤皇后施造“一切經”及有關問題》,《蘭州大
秘笈羽763《大般涅槃經卷一六、一七》也應是獨孤皇后寫經。此 7 件寫經題記大多只題“皇后為法界眾生造一切經流通供養”,從題 記看個人色彩比較濃厚。不過浙29 題有“秘書省寫”,則彰顯了這 批寫經的官方屬性。隋煬帝時期的宮廷寫經目前僅發現一件,即羽 621《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戒本》,該件題“大業四年四月廿五日 經生郭英寫,用紙廿七張,禪定道場沙門校,裝潢人,秘書省寫”,
“秘書省寫”顯示出該件乃是宮廷寫經。
私人攜入敦煌的佛教典籍,一是敦煌籍官員攜經返鄉。如中村 不折173 二卷之 5《觀世音經》題記載:
天冊萬歲元年正月壹日清信士張萬福並妻呂先從沙州 行李至此,今於甘州併發心,為所生父母及七代父母及身 並妻息等,減割資糧抄寫《觀音經》一卷。願成就已後,
受持轉讀。災影遠離,恒值福因,見存者永壽清安、亡者 托生靜(淨)土,乘此願因,俱登正覺。
此件《觀世音經》乃敦煌張萬福夫婦出使至甘州後發心所寫,
出現在沙州藏經洞,當是他們夫婦二人返鄉時攜回的。S. 3475《淨 名經關中疏》中也提及該件本抄於虢州開元寺,後為敦煌索遊岩帶 回敦煌並送給了普光寺尼普意。
有些經典則是遊學僧道帶來留下的。如S. 524《勝鬘經疏》題 記載:
一校竟。照法師疏。延昌四年(515)五月廿三日於京 承明寺寫《勝鬘疏》一部,高昌客道人得受所供養記。
學學報》,2013 年第 5 期,第 8-14 頁。
此件可能就是高昌僧人從洛陽返程回高昌途徑敦煌時留下的。
又如S. 2048《攝論章疏》題記:
仁壽元年八月廿八日瓜州崇教寺沙彌善藏在京辯才寺 寫《攝論疏》,流通末代,比字校竟。
說明是此卷雖然是在長安所寫,但抄寫者是敦煌寺院的沙彌,
所以此件便可能是沙彌善藏從長安帶回的。
再如S. 4378V《大悲啟請》、《佛頂尊勝加句靈驗陀羅尼》,
為比丘惠鑾於己未歲(899?)在江陵府大悲寺抄得。而據 S. 2566《佛 頂尊勝加句靈驗陀羅尼》尾題可以得知,戊寅歲(918?)時惠鑾便 已身在敦煌了。故S. 4378V 之所以流傳至敦煌,當是惠鑾本人遊至 敦煌隨身攜入。
官文書的傳入方式應該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權通過專使、使 者或館驛傳遞到敦煌的。重要的官文書如S. 11287Q《敕沙州刺史能 昌仁牒》,是由中書省發送給沙州刺史能昌仁的,似乎應該是由專 使送達。又如P. 5538《于闐王尉遲輸羅天尊四年致沙洲大王舅曹元 忠書》則是從于闐發至敦煌,遞呈給歸義軍節度使的國書,也應該 由使者送達。這類官文書當初都應該是以原形態被帶往或發往敦煌 的,《敕沙州刺史能昌仁牒》是中央王朝對敦煌實施行政管理的重 要憑證,過期以後成為廢紙流散到了寺院,寺院利用其背面的空白 抄寫其他文字或修補佛經之用。
普通的官文書和官員的信件應該是通過館驛傳遞到敦煌的15。 如P. 3936《甘州丈人與沙州女婿書》,是在甘州的丈人寫給旅居敦
15 長安至敦煌沿線驛站,參楊希義、唐莉芸《唐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間 的館驛》,《敦煌研究》1994 年第 4 期,第 135-144 頁。
煌的女婿的書信,這類書信應該是通過館驛傳遞的。
普通百姓的私人書信似乎只能靠商人或過路行旅捎帶到敦煌。
如敦煌發現的數封粟特文信件(Or. 8212-120《肅州某商人與沙州 弟依斯哈克等人信》、Or. 8212-179《老漢刺史與葉勒·阿勒迷失 達幹信》等),都是寫給經商停留敦煌的粟特商人的。這類信件應 該是通過粟特商旅攜帶到敦煌的。
以上討論表明,正是由於往來奔波在絲路之上的使者、驛丁、
僧人、官員、商人和行旅,他們出於不同的目的而東來西往,客觀 上完成了敦煌與外地的文本交流。敦煌古代文化的絢麗多彩,正是 由於不斷得到東西文化滋養的結果。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文本交流只是古代文化交流的方式之 一,口耳相傳在古代也是文化傳播的重要方式。那些東來西往的僧人、
商人和使者等,在敦煌停留期間,也會將文化、知識、宗教傳播給敦煌。
口耳相傳方式對敦煌和絲路文化交流的影響,同樣值得我們深入研 究。
還應該指出,敦煌與外地的文本交流是雙向的。敦煌並不僅僅 是被動地接收東西方文化,而是東西文化的集散地和樞紐站。探討 敦煌文本乃至敦煌文化對東西文化的影響,也同樣是值得我們花大 氣力研究的問題。
附記:文中地圖示意圖和表格均由筆者繪製。
參考文獻
原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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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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