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当年下海那些人>>
13位ISBN编号：9787806886687 10位ISBN编号：7806886680 出版时间：2011-7
出版时间：天津社科院 作者：陈斯文
页数：296 字数：4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前言：敲响与遗忘对抗的钟声 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黎巴嫩诗人，卡里・纪伯伦 一 1978年的一天，一个出生在湖南茶陵的青年，正在手捧陈旧的 课本，从那些标注为黑体字的公式和定理中学习高中数学。
因为从那一年起，全国性的高考得以恢复。
一年之后，这个名叫陈志武的青年，考取了当时的中南工业大学，在三十年之后，他成为了美国耶鲁 大学的金融学教授。
作为那一时代的亲历者，他在后来评论道：“1978年以前的中国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
”这几乎已经是所有经济学者的共识，它绝对是一件不需要来论证的事情。
透过那一时代的布局，就看得出一些问题：在1953年到1979年期间，出于政治目标上的考虑，军工 产业占据了毫无疑问的首要地位，和它伴随的自然是石油、钢铁这样的重工业，而且，这些重工业产 品，根本没能正常流入国民经济的扩大再循环，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轻工业产品和国民生活必需品严 重短缺，人人以限制性的票据来购买粮食、日用品。
“‘文革’时期在农村，大人出差旅行时，都要带上一袋大米，菜以及被子、席子，唯独不必带钱
。
”陈志武在后来出版的《金融的逻辑》一书中写道：“而当我在几十年后，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却 看到了一个正被市场化改变的社会，一个在方方面面都被转变的国家的缩影。
” 其实，市场化只是一个模糊笼统的说法，随着无数学者对中国经济的持续观察，特别是在以历史 的眼光审视中国经济的变革时，就会发现，真正起到作用的，可能未必是某个具体的制度，也绝不是 政策、环境，当我们这样归纳的时候，就会在无意之间丢掉一些最关键的因素。
那些被丢掉的因素是人，而历史往往是由人来创造的。
在那个曾经草莽遍地，风生水起的时代里，总有一些人的身影或明或暗地浮现其中，他们之中的绝 大多数，都亲身参与了这场转变，甚至可以说，这样的转变，是他们一手创造出来的。
我们可以用很多种称谓来定义他们——民营企业家、创业者、私营业主、个体户、甚至或大或小的老 板……但是，恐怕最富有时代特征，也最能够准确地描述这些人精神气质的词语，恐怕只有“下海者
”才能忝充其任。
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的名字，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陌生的。
然而对一个国家来说，这些人又绝不陌生，在任何一个国家步人商业时代、在进行原始的财富积累时
，都一定会出现这样一群人，它几乎是一个必然。
假如，我们将发生这些“下海者”身上的精彩故事组合起来，那么便几乎拥有了近三十年来中国商 业史的全貌。
这种事件与人物的交织缠绕，和任何一段历史一样，是绝对难以轻易分割开来的。
更重要的意义是，它能帮助我们发现许多未曾发现，或是不便言说的东西。
那么，当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这些后来者与得益者，是否有可能对这样一些曾经遭遇漠视甚至敌 视，后来又成为创业青年楷模偶像的阶层，进行一次新的观察呢？
像这样的设想，其实并不是唯一的。
2010年的盛夏，我与我的出版人高原先生对坐闲谈，在讨论了过去几年内数个创业高峰之后。
他突然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些下海者当中，有的在大环境下成长为今天的企业家，有的却在 大环境下衰败，那么，中国的商业环境，对这些人来说是否公平？
” 这是个难于回答的问题，我无法立即给出答案。
很明显的是，问题还远不止这些。
早在此前的写作当中，我就曾接触过大量的商业史实，在对这些史料以及企业案例的阅读当中，一系 列的问题扑面来袭——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下海者的贡献究竟有多大？
它是短暂的刺激，还是有着更长效的作用？
下海者那种漂移不定的性情，坚忍而勇于博取的精神，良好的商业嗅觉，不可遏制的豪赌性格，甚至 在有时表现出的野蛮风格与冷酷贪婪，究竟是下海者的特有的心态，还是在环境中形成的？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里，下海者这个庞大的群体，究竟应该定义在怎样的位 置上？
因写作《激荡三十年》而闻名的企业史学者吴晓波认为：“中国的商业变革是一场由国家亲自下场 参与的公司博弈，在规律上存在着它的必然性与先天的不公平性。
”然而这并不足以回答我们上面的一系列问题，甚至，这句话本身就包含着问题——国家在这场变革 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为何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
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对这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进行全景式的解读，才有缘发现那些历史深处中 的迷雾。
比这些更具意义的是，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几乎是如此的辉煌，特别是对于百年孤独的中华民族来 说，它背负着太多的光荣和梦想。
但是在几代人的共同记忆里，却几乎将那群居功甚伟的下海者彻底遗忘，尽管他们为我们的日常生活 带来了电视机、汽车、个人电脑、互联网，扫去了粮票、布票、大锅饭以及囊括所有领域的限量供给
。
可以说，这些问题和结论交织在一起，就像是一张大网，即将过去的风雨尘埃一网打尽，也疏而不 漏地将未来固定住，让我们始终需要面对一些不曾变化的东西。
显然，在我们走出了三十年之后，如果对这些不公平的经历尚且不能总结，那么最初“为何下海”
的原因，也就自然会被淡忘。
黎巴嫩诗人卡里・纪伯伦曾经说过一句很妙的话：“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 出发。
”用在这里，意境非常贴切。
于是，为了给上面的问题找到答案，我在完成了前几部书稿之后，开始重新对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商 业史展开思考，试图去还原一副商业史、甚至是“下海史”的原貌。
然而物事变迁，许多人、许多事都已经渐行渐远而面貌不清、更有许多事件在特殊的原因下，被刻意 地规避开。
于是，一切都变得像戏剧一样，充满了神秘的气质，又像是风云诡秘的历史，让人不得窥视真相。
二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下海者，他们在哪里？
牟其中的南德集团，如今已只能从书本上找到踪迹；唐万新的德隆集团总部，现在被一把钢锁锁住 了所有的故事；宋如华的“中国硅谷”西部软件园，早在2005年就被改造为一家休闲娱乐中心；在中 原大地郑州，王遂舟和他的“亚细亚”都已经成为历史，当年“百货航母”的构想，早已被沃尔玛、
家乐福所实践；在广东小城中山，五桂山下河水依稀。
，胡志标的爱多VcD却永远地定格在了1999年；在惠州城郊，麦科特工业园犹在，昔日的掌门人王铭 利却至今不知所终。
管金生、阚治东、张国庆这三大证券教父、甚至齐刷刷身陷囹圄、失去光环、陨人茫茫凡尘之中。
年广久这个名字，似乎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很久，然而正是“傻子瓜子”的出现，间接导致 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命运从此不同；刘桂仙的名字，绝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回忆，然而假如没有她的“
悦宾餐馆”，没有这全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今日北京如火如荼的餐饮业便无从开始；张树新的时代 逝去，接踵而来的却是中国互联网的高潮；以及仰融，在这个声若洪钟，头发光亮的“中国车王”出 走之后，吉利、奇瑞等一系列本土汽车企业诞生出来，华晨已经“泯然众人”，一无旧日霸气。
除了这些标杆一样的人物，还有为数更多的人默默无闻，他们早已随着失败，消失在茫茫人海里，
或者说，他们本就在人海当中，甚至都没有机会实践一场轰轰烈烈的失败。
当然，失败与淡出绝非是下海者的唯一宿命，有另外一群人，用后来的结果来证明自己当初的选择 是何等英明正确。
任正非用2．1万元创立的华为公司，在今天到达的高度不仅空前，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 有人企及；鲁冠球的万向集团，也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卑微的“宁围万向节厂”；王石不必再倒卖外汇
，因为万科早已找到了更具利润的地带，并且赚得盆满钵满；江湖虽然险恶，却也再也险恶不到史玉 柱的头上，柳传志隐然幕后，联想却从未止步…… 这个时代，在许多人的眼中，对与错是不重要的
，有的只是成功与失败，然而我们又该怎样评价这种成功和失败？
是否成功者一定智力过人，失败者则是平庸甚至愚钝？
或者说，是否成功者采用了正确的方式，失败者则是_无是处，甚至是穷凶恶极的赌徒？
在这方面，事实真的很有趣味，在中国商业史上存留的那些故事，其复杂曲折程度远比你想象的还 要惊心动魄，也远比你想象的更加耐人寻味。
在1997年前后，三株集团的混乱已经达到了失控的状态，单单是因为“虚假广告”而引发的诉讼，
就达到了十余起，而同样靠大言不惭、广告攻势起家的沈阳飞龙、广州太阳神也在同一时刻从云端落 入尘埃，这些昔日的保健品明星企业，在一瞬间深受当年激进之害，从风光不二到急速萎缩，假如要 将此作为MBA教材的经典案例，那么一切原因，似乎都应当归咎于广告的“言过其实”。
可是，事情偏偏又是那么的不可思议，同样是夸大功效的保健品，同样是任意渲染、感性促销、同 样是狂轰滥炸，同样是“软文”催化，史玉柱的脑白金却逃脱了中国保健品“各领风骚二三年”的铁 律。
同为企业家的段永基这样评论道：“脑白金就其技术含量来说，什么都不是。
但是，就这么个东西能卖得这么好，而且持续六年，现在还在持续增长。
真的白金卖出白金价，不是本事；而把不是白金的东西卖出了白金价，那才是真功夫。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北京四通已将脑白金这一品牌收入囊中，收购价格为11．7亿港元。
这样有关命运的故事相当多，甚至穿插在整部商业史中间，在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无法用一些约定 俗成的商业标准、或是用价值规律、或是人情世故来评价这些成败，它们的出现带有偶然性，即便把 它们统统归结为“天命”，也难以掩饰这些传奇身上的诡异色彩。
我想，这真是一些值得探究的历史谜团。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下海群体的命运起伏，乃至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成败，究竟要依托哪些因素？
这实在是一个深邃的命题，绝非只言片语能够说清。
在这部书中，我得到了以下三个结论。
1．权力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差别。
始终困扰着中国的商业社会。
在近三十年来的商业史中，始终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一每个下海者的起点其实是不同的。
这或高或低的起点，很可能来自身份、家庭这样一些看上去无关的因素。
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下海者究竟可以走多远。
譬如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王石一手创立万科，却少有人知道其父曾经官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 令，后来的柳州铁路局局长，至于他那位曾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的岳父，知情者就更是寥寥无几了。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王石乃至万科有恃父荫，但在那个岁月里，拥有这样的人际脉络，究竟可以为他 减轻多少阻力与障碍，实在是一件无从估量的事情。
就像我们后来将要看到的那样，王石可以在风声最紧的时倒卖玉米，一口气赚出用来成立万科的300 多万创业资金，而同样在“套购国家统销物资”的牟其中，却要背负投机倒把的罪名锒铛入狱。
在此之后的许多时刻，这种差别表现得更加明显，作用也更加巨大，甚至于对许多企业家、更多的民 众造成伤害。
比起伤害，更令人难以释怀的则是一种对于商业规律的普遍蔑视，取而代之的则是权力崇拜，许多 从体制中走出来的企业家，在商海中浸淫多年以后，仍然对“中国”、“国际”这样的字头有着本能 的敬畏感、更多的人则是一种近乎于谄媚的贴近，他们往往在潜意识中认定，带中国字头的企业“级 别很高”，拥有“特权”，既承担经营又指导市场，并且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第一。
很明显，这也是权力社会与商业社会的最大差别之一。
2．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里乃至更久的时间里，商业精神始终没能浸润中国的商业阶层，或者说。
它始终是以一种中国特有的赌博气质存在着的。
尽管达尔文主义并非中国特产，但是很明显的是，中国实在是一块最符合这种气质的土地，在一个 延续了2000多年强权政治的国家里，“成功至上，生存第一”的信条始终被奉为圭臬，于是，成王败 寇的逻辑，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商业文化上的惯性。
就像我们在本书中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许多下海者的故事当中，既有倾其所有的奋力一搏，也有无
视禁忌地去打破规则，更有贪婪而冷酷地去编造美丽的谎言，甚至在原始积累阶段的灰色行为。
要么成就霸业，要么酿成惨烈无比的悲剧。
所有的一切，与其说是个人的豪赌性情与浅薄果断使然，倒不如说是一种特立独行的赌博气质在起作 用。
3．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变革史上。
下海者这一群体，曾经将自己的命运。
与国家的进步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乃至意识形态领域所出现的进步，有很大部分来自于下海 者的抗争，由于这些抗争，使得经济环境得以不断改良，这种抗争很难被官方明确地记载出来．，但 是实际上，正是它们赋予了中国经济以今天的活力。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下海者，以及那些倡言变革，打破体制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尝试将中国 引向真正的市场经济。
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每隔3到5年，这一进程就会被宏观调控所打断，每 次宏观调控所整治的重点领域，都集中在那些民营资本扎堆的行业中，这不仅使许多下海者因为形势 误判而马失前蹄，也使中国近三十年的商业史变得伤痕累累，悲剧无数，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市 场化、现代化进程，因此变得跌跌撞撞。
对于这一问题，许多学者专家都已经给出了解释，在我们的这本书中，仅仅从那些被书写的故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三个现象：一是公共权力非法或越位参与市场，左右市场运行，二是意识形态的 争论，多次波及经济领域，三是在国家经营思维下，导致国家商业主义的诞生。
直到今天为止，这三个现象都依然存在，其作用之大，影响之深，不仅仅存在于历史，甚至已经印 人人们心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多年来我们确有进步，但在某些方面，却始终没能有太大进展。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已经证明了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可以获 得了不起的成就；证明了个人可以通过自由的市场经济，取得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的跃迁；那么谈 到贡献，这恐怕是经济学获得的最大实例支持。
未来的三十年，我们需要证明，假如给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更快的速度，它是否由可能带来更大的贡献
。
这是本书的一个期望，也是本书的工作之一：用那些下海者的真实故事来做依据，证明中国商业社 会的前行。
三 在很大程度上，“下海”现象的出现都像是一种意外，或者说，这实在是一种改革的副产品。
当市场的禁锢被解放开来时，无数人当即从体制内脱离出来，一头扎进商海，陆续不断、绵绵不绝，
直至今天都未见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未有重商主义存在的国家，中国人竟然如此热衷于经商，
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
把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对物质财富的渴望”，明显是不准确的，因为那本身就是人性的一部分，而 人性是无论何时都存在着的。
你可以说在长期的物质匮乏中，这种人性被牢牢压抑，终于在缺口处得到了释放，但请相信，这其实 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绝不在此。
可以说，一切都是经济规律引发的变化。
当计划经济的铁幕被徐徐拉开，越来越多的光亮透人整个商业社会当中时，市场经济就成为了必然
。
从计划到市场，一旦这样的势头出现，作为市场中最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最重要作用的人，就不可 能不随势进入市场。
看起来，那很像是一场将中国的经济体制恢复回去的运动，可是，实际上谁都知道，在任何一个时 期的中国，自由经济都很难被承认，2000多年的集权政治，从未允许过民间存在过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经济；那么，与其说这是恢复，倒不如说这是一场创造的尝试。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那场运动里，参与者们打着复兴古希腊文化的旗号，却 创立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为欧洲今日的文化奠定良基。
那么，从角色和作用上来说，三十年里的下海者，便可以称之为中国商业新文明的缔造者，虽然直到 今天，这种新文明的缔造还未成功，但是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任何方面都毫无优 势的情况下生生不息，为中国经济输送繁荣，这里面的每一个下海者，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他 们的事业是大是小，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在历史上留下梦想、挥下汗水、印下脚步、因此，也就 都理所应当被我们铭记。
可是，偏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被人忘记。
不单如此，在三十年的岁月中，下海者总是处在灰暗的角落里，他们唯利是图，他们缺乏信仰，他 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没有一个可以拿来公开展示的身份，他们看上去可以随时被消灭，似乎 应当随时被整治，随时被调查，他们几乎是一群注定要与“不规矩”联系在一起的人。
这个群体似乎很少拥有属于自己的意志，他们是那么善于妥协，在大多数的时候都显得那么温顺，
只要能够保护应得的利益，以至于在许多时候表现得过于冷静，然而即便是在最无奈的时刻，他们也 总是不丧热忱。
在一些时候，他们会成为偶像，成为风云一时的激荡人物，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始终无法控制自 己的命运，无法处理好“政与商”之间的关系，最终带着头上的光环陨落，宛若流星过天，转眼判若 云泥。
我们不妨做这样的设想，假如许多事情没有发生，那么这部三十多年的下海史，会不会变成另外一 副样子？
比方说，如果当年唐万新的德隆能够彻底控股那些城市商业银行，那么德隆有没有可能命运翻转，成 为一家实业投资和金融紧密结合的财团型大企业？
如果戴国芳的铁本公司能够如愿生产，也许中国的钢铁行业就会呈现出另一番面貌，今日的中国首富 是不是会属于他？
他有没有可能超越宗庆后的800亿身家？
如果没有与辽宁省政府的交恶，没有仰融的出走，那么华晨那盘气势恢弘、势不可挡的产融整合规划
，是不是会形成一个东亚地区的汽车霸主？
如果宏观调控晚来半年，让孙宏斌的顺驰稍得喘息，绷紧的资金链得以松弛，消化掉全部的财务风险
，那么今日中国地产格局会不会全然改变…… 在去年写作《中国经济猜想》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
，中国的下海者、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其命运的沉浮、心态的变化，实际上是和中国体制的变化相伴 随的。
做小生意也好，经营企业也罢，假如下海者不曾考虑政策的因素，不将自己置身于宏观环境内，那么
，他便很难连续地实现提升。
在这本书所作的观察中，大凡那些失败的下海者，几乎都没能很好地对政治环境进行思考，也没能理 解政策制度的影响，反之亦然。
当这样的结论被做出时，我想，它的意义之沉重，是有理由压在我们每个人心头的。
在另一层面，下海者群体也曾经成为最失落的一群人。
一方面，中国社会对富裕者的批评与讨伐，已经拥有了悠久的传统，它几乎成为了文化中的一部分
。
一旦社会中出现何种经济现象，富裕阶层总是会遭到口诛笔伐，被认定是责任在身，甚至是罪魁祸 首，元凶大憝。
偏偏，下海者又是富裕阶层中的主要成分之一。
另外，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这样的问题长久存在，当民众认知得不到正确引导、民众情绪得不到宣泄 疏导时，那些富裕起来的下海者，便常常会被冠以“非法得利”、“赚昧心钱”之类的恶名。
另一方面，下海者自身的心态失衡，也让人感受深切。
出于对金钱观的不同，富裕起来的下海者对待财富的态度也不同，80年代“食利阶层”、“息爷”
的广为存在，发家之后挥霍无度的则更有之，而“炫富”的话题也早已数见不鲜，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我们固然没有权利也不应该去评价是非，然而却足可以看出一种人生境界的取舍。
这样看起来，下海者们在经历了太多市场给予的风雨洗礼之后，其实还有一些东西很是需要补习。
这些事实都颇为沉重，我们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目睹了无数下海者的故事之后，却发现对于这
样一个群体，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去关注，反倒时而与其情绪对立，倘若任其继续，伤害的恐怕不仅 是情绪，更会让一个国家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失去意义。
于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对下海者价值的重新定位，对他们的人文关怀，以及对整个中国民营企 业家阶层的关注，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之巨，几乎相当于一次思想领域的“改革开放”。
诗人纪伯伦与学者R・G・科林伍德都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忘了当初之 所以出发的目的。
”在这场改革行进到第三十二年的时候，我们真的应当回首，去探寻当初出发的目的，究竟是不是为 了复兴中华民族，是不是为了摆脱贫困命运，是不是为了让每一个人享受平等、民主、富有的权利。
当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被引发出来的时候，例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有失公平、贪污腐败等等，民 众的不满情绪便随之升腾，我们在对未来寄以希望的同时，更不应当忘记出发的初衷。
或许在若干年之后，当教授们在大学课堂上讲述中国经济的成长史时，都会带着一种遗憾的口吻，
不无痛惜地评论道：“改革开放后的三四十年时间里，中国逐步沦落为一个世俗的社会，物质财富成 为了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积聚千年的道德底线被一次又一次地打破，所有人都陷入了心灵的空虚之 中……” 四 在写作此案之前，我一直在阅读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作品，对这样一句话印象很深：
“历史是由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错误，以及英雄业绩而构成的。
”在写作当中，每进一日，对这句话的理解便加深一层，由衷地为错误而惋惜，为英雄拊掌，有时候
，我甚至觉得接近了历史的本原。
但是在一瞬间，又会觉得这些错误与辉煌或许应当是另外一副样子，于是又会怅然若失。
从本质上来讲，历史早已成“史”，而我们这些仍在动作的人该去如何演化未来，自是难以推论，
元曲道：“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类似这样的巨变，绝不是一句“以史 为鉴”能解决得了的。
对于中国的下海者，中国的民营经济而言，在未来究竟还会遭遇怎样的命运，都是值得反复猜想的问 题。
在这种迹近揣测的思考中，我时而会喜不自胜，时而忧心忡忡，所忧所盼，都不过是独自劳神。
这场写作，堪称我的工作中最充足的一段时光，在外人看来枯燥，实则却趣味盎然，与那些熟悉、
不熟悉的名字相伴，一日一日地重温三十年来的岁月，有失落，有振奋，如同增添了一段精彩之极的 生活经历，这样神奇的快感，大概只有梦境才能接近。
而每当从一个下海者的名字身边走开，从一段故事中脱身时，我总是会顿觉开阔，继而又怅然若失。
觉得恍惚之中，有一些人正在渐行渐远，在这时，我会想起诗人舒婷的诗篇： 他们在天上 愿为一 颗星 他们在地上 愿为一盏灯 不怕显得多么渺小 只要尽其可能 唯因不被承认 才格外勇敢真诚 即使像眼泪一样跌碎 敏感的大地 处处仍有持久而悠远的回声 为开拓心灵的处女地 走入禁区，
也许就在那里牺牲 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 给后皋者 签署通行证 如今，后来者已经跟上，他们很有 可能超越前人的商业成就，但是却绝没有可能取代他们在历史里的地位，因为，这三十年的下海史，
注定是无法复制的。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跟着那歪歪斜斜的脚印，敲响与遗忘对抗的钟声。
内容概要
本书以编年体的体例，结合近30年来的商业事件、政策更迭，展示了一群商业人物的发展历程，
记述了1978年来的风云变幻、那些我们耳熟能详却素昧平生的响亮名字、那些曾经轰动全国席卷神州 的沧桑旧事、那些纠葛难分的利益博弈与妥协、那些伴随一代中国人成长的流行词汇，以及那些在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及至和谐社会进程中，中国商业界所经历的阵痛、挫折、所做出的牺 牲、所遭遇的丑恶、所表现出来的无奈、欢笑和泪水。
本书中对改革进程、人物命运的描述，是历史当中最真实的写照，书中每一处细节、每一个瞬间
，都是数千万下海者的共同气息与痕迹，这些细枝末节融汇在一起，构成了三十余年来中国商业史的 滚滚洪流。
作者简介
陈斯文，财经作家，商业史研究者，长期专注于中国商业史、企业史的研究，著有多部畅销作品
，包括《中国经济猜想》、《你能跟上10年后的中国吗》、《2020期盼中国》、《变革的十年》及《
经济就那么回事儿》等。
书籍目录
前言：敲响与遗忘对抗的钟声 第一部 1978～1983 冰山下的暗流 1978 北国之春
商业史人物：红旗不倒吴仁宝 1979 春光惹人醉
1980 万物生长 1981 急转直下
商业史人物：“傻子”年广久 1982 改革分水岭
1983 风从海上来
第二部 1984～1992 奔腾成势的岁月 1984下海元年
商业史拓展：赌徒李书福 1985 跟着感觉走
商业史拓展：改革能吏 1986 商业进行曲
1987 商业时代的崛起者
商业史人物：华为教父任正非 1988 疯狂一九八八
商业史人物：沉浮何阳 1989 新与旧的更迭 1990 冬日逝去 1991 资本游戏
商业史人物：业余政客牟其中 1992春天的故事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内蒙古，一个叫做牛根生的青年人，此刻正遭遇父丧。
说起来，他实在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出生后的一个月，他就被亲生父母从乡下卖到了城里，据说只卖 了50块钱，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因为他的养父从抗美援朝结束后便一直在养牛，所以让他也姓了牛
，十四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去世了，现在则是他的养父。
和陈凯旋、李海仓等人“单干”不同的是，在料理完丧事之后，牛根生成为了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厂 的一名养牛工，从此不必挨饿受冻，而他的下海故事，以及那一连串关于“蒙牛”、“伊利”的传奇 经历，则要等到二十一年后才会正式上演。
在当时的中国，有着许多像陈凯旋、李海仓这样的人，他们能够做出如此“出格”、如此“大胆”的 事情，多半是受到贫穷的驱使，而之所以能够在后来被写入中国的企业史，则在于他们日后的辉煌。
当大家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清醒过来的时候，贫穷就变得如芒在背，让人无从忍受，尽管它不是 唯一的原因，但我们必须要承认，生存的确能让人动作得更快更早。
事实上，当邓小平在发表自己主张的同时，一些有着敏锐政治感觉的人，便已经开始察觉到中国经济 风向的微妙变化。
他们和李海仓、陈凯旋这样的人不同，这些人多为乡村、乡镇的基层干部，中国特有的官本位文化，
使得他们习惯于时刻留心、时刻揣摩最高权力阶层中，核心领导人所说的每一句正式、非正式的言论
，每一句话里所包含的玄机，都被他们反复玩味，从中品读、引申出更深远的意义；反过来，他们所 处的基层管理者位置，又能够给予他们更多可施展抱负的权力与空间，以及相对城里更自由的环境。
在这一年的12月7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一篇稿件，题目是《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第二天，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几乎以整版的篇幅看出了此稿，同时在头版右上方那个显要的位置上
，还配发了一篇《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的评论员文章，随后，全国所有的省级、直辖市级报纸，
都在显著的位置刊登了这篇通讯。
可以说，这是中国新闻界当年给够给予的最高规格报道，之所以有如此待遇，原因则是因为华西村这 个旧日典型的身上，再一次焕发出了新的光芒。
编辑推荐
《当年下海那些人》是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