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河南道的絲織業在當時亦堪稱發達，居全國之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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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結論

河南道自古以來便是我國政治與經濟中心，隋末大亂雖對本地造成嚴重破壞，但自唐代建立後，由於政治安定，加上唐政府相當重視休養生息，社會生產因而迅速恢復。我國自古以農立國，故農業向為傳統經濟活動之大宗，其中尤其以糧食作物最為重要，據今人研究，隋、唐時期本地最重要的糧食作物為粟，麥次之，至於稻的種植，應僅限部份適宜種植之地區，同時規模似乎也不大，種植率應遠較粟、麥為低。此外，河南道的絲織業在當時亦堪稱發達，居全國之龍首。

其次就河南道一地的戶口變動趨勢來說，從隋初至宋初這段期間內，本地戶口變動狀況基本上可劃分為三個半週期，第一週期始於隋禪北周，結束於貞觀二年唐朝消滅由突厥所冊立的「解事天子」梁師都止。第二週期出現在唐代統一全國後至元和十二年平定淮西後。第三週期則從元和十二年開始至唐昭宗大順二年孫儒之亂平定後止。最後半個週期則從大順二年開始，經五代而結束於宋初。每個週期都是都先經過一段戶口成長期後，才又因戰亂導致戶口銳減，週而復始，

循環不已。由於戶口多寡，經常可以作為區域發展的指標，因此如就河南道與全國其他地區相比，我們可以發現隋代本地戶口總數雖仍居全國之冠，但天寶時，

本地戶口總數已為南方超越。盛唐以後，由於戶口資料不詳，無法做進一步比較，

但在北方屢逢戰亂，南方在政治上相對較為穩定的情況下，戶口總數應仍難超越江、淮地區。

藩鎮自中唐以後，實為影響政局發展的重要關鍵之一。所謂藩鎮，係指肇始於唐初的節度體制，中唐以後的藩鎮雖是源自唐初的節度體制，但兩者間在職權與功能等方面已有許多不同，不宜一概而論。唐代節度體制的發展大致始於高宗、武后，而這又與當時國際情勢的轉變有關。自高宗儀鳳年間開始，由於周邊民族勢力的崛起，使得自太宗朝逐步建立起的都護、行軍制度無法應付新的變局，疲於奔命的結果，迫使唐王朝的國家戰略逐漸從攻勢轉向守勢，行軍常駐化的情形日益普及。隨著邊鎮駐軍的情形逐漸增多，因兵役而造成的社會問題亦隨之嚴重，最後連帶造成唐代兵役制度的重大變革。隨著情況的惡化，朝廷逐漸傾向以召募取代征行，結果越來越多的邊境駐軍轉由召募健兒充當，職業軍人逐漸成為軍隊的主要構成。隨著行軍常駐化的情形日益增加，原臨時負責統率遠征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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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的行軍大總管，逐漸演變成新軍區的最高長官。最初，軍區長官的職銜尚未出現固定名稱，變化繁複，直到睿宗景雲年間後，才逐漸以節度使作為統一稱謂。

此後沿邊軍區有增無減，至玄宗時達於極致。

節度使最初僅做為邊境防禦之用，故其設置是沿國境而呈帶狀分佈。但自安史之亂爆發後，勢如破竹的叛軍打的朝廷毫無招架之力，為能阻擋叛軍，朝廷也開始於內地廣設節度，並賦予其極大權力，結果節度使遂從原本的軍區最高軍政長官，轉變為地方最高行政長官，此後，集行政、軍政、財政於一身的節度使儼然成為新的地方權力中心，終成尾大不掉之局。此後藩鎮問題一直延續至唐末、

五代，始終是中原王朝最頭大的問題，直到五代、宋初有計畫的削弱節度使權力後，藩鎮問題才終告解決。

從東漢末至北周滅陳這四百餘年裡，江南的經濟發展由於北方移民的大量湧入，而呈現不斷上昇的跡象。至於北方自古以來雖為全國經濟重心所在，但由於連年不斷的戰亂與分裂割據，造成社會經濟的嚴重破壞，在這四百餘年間北方地區雖也曾經歷數度重生，但由於時間過於短暫，加上戰亂不止，故總體而言仍是破壞大於建設，就在這一來一往間，南北雙方的差距逐漸縮小，但卻也讓後人產生經濟重心從此南移的錯覺。大體而言，本時期江南的經濟發展雖然迅速，但這僅是剛起步時的快速躍升而已，隨著經濟發展程度的逐步增加，發展腳步亦會因邊際效應遞減而逐步緩慢下來，更何況除了戶口總數這項指標外，單位面積產量、手工業發展程度以及適用於江南農業生產模式的技術發展成熟度上，皆尚存極大的發展空間，可見唐代以前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程度依舊不及北方。

雖然安史之亂造成唐代財政重心的南移，不過在此之前，黃河流域依舊是朝廷財賦收入的主要來源。安史之亂的發生是唐代歷史轉變的重要關鍵，原本富庶的兩河地區，在安史之亂期間遭逢嚴重摧殘，因此戰後朝廷為重新啟動瀕臨崩潰的政府財政體系，因而採納第五琦的建議，奠定日後「天下以江淮為國命」的基礎。然而，日後安史之亂雖告平定，但接踵而來的藩鎮割據，還是使朝廷無法自兩河地區取得賦稅收入，於是江、淮地區從此便成為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來源。

由於將江淮物資運往關中需靠漕運，因此當時汴河流經之河南道，從此便具有保障漕運的重責大任。

代、德時期朝廷對於汴河之暢通相當重視，我們可以觀察到幾個現象：一、

代宗時舉凡非直接叛亂，只要不影響王朝的統治基礎，朝廷大多宥之不問，至於會破壞既存政治秩序的逐帥自立等行為，只要宣示效忠，朝廷亦多妥協，並於事後追認，唯有桀傲不遜的藩帥，並會妨害唐皇朝的永續生存時，朝廷才會考慮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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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武力，不過由於中央缺乏武力基礎，因此僅能仰賴其他藩鎮的武力，正因為如此，戰爭最後結局往往取決於節帥，而不是取決於中央，只要藩鎮一不配合，朝廷往往只能妥協讓步，於是遂給人姑息之錯覺，但筆者認為，與其說代宗朝對待藩鎮的態度是姑息，還不如說是審慎要來得更加貼切。二、德宗朝時，朝廷在面對要求自治的軍人時，為避免產生直接衝突，大多採取容忍、妥協的態度，盡量滿足其要求，造成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實導因於奉天之難為德宗帶來巨大的心理創傷，故終其一身，不願再對藩鎮發動大規模戰爭，但並非就表示朝廷完全放任所有藩鎮，當時軍人跋扈現象雖普遍存在，但朝廷的容忍度確有不同，嚴格說來，朝廷乃是視對象與地域而做出不同反應。基本上對「割據型」藩鎮如淄青與淮西而言，只要能「各守藩維」則一切不問，朝廷基本上承認其半獨立之狀態，

不奢望能再取得統治權。至於河南道其他藩鎮，除了擁有十萬勁旅的宣武軍外，

朝廷基本上是不允許地方自行推舉藩帥的，朝廷對武寧節度用兵就是最好例子，

雖然官軍最後失敗，但也顯示朝廷捍衛主權的決心。至於德宗在面對宣武軍因追求自治而與中央引發的衝突時，可能害怕無法承擔一旦戰爭爆發，進而導致漕運受阻後所引發的一連串連鎖效應，因此面對宣武軍的要求時，多採姑息包容的態度，不願直接與之發生衝突，但又不願將之視為「割據型」藩鎮，畢竟國家經濟命脈的漕運掌握在他人手裡，實在是不能容忍的事情，於是德宗只能靜待時機到來後再安插中央任命的藩帥。三、河南道藩鎮從建立之初，除淮西與較晚建立的忠武軍外，其餘各鎮之節度使朝廷似乎傾向指派文人擔任，但隨著安史之亂後河南道局勢日益惡化，以及平盧軍人集團南渡的影響，本地節度使才逐漸朝武職化發展，初期節帥以文職居多與安史之亂後朝廷不信任武人有關。至於平盧軍人集團南遷後，朝廷一方面為安置這些軍人，一方面為彌補武力孱弱的河南諸鎮，於是將他們分置於平盧淄青、淮西以及汴宋等地，是以上述地區自寶應年間後藩帥武職的比例便顯著攀升，至於忠武軍組成骨幹為曲環所領之幽、隴行營部隊，節帥一職自然也多以武人為之，唯獨義成一鎮，自始就傾向以文人擔任藩帥，算是較為特殊的部分，但也可能由於這樣，義成軍在代、德之際的藩鎮衝突中，便顯得較為安分。

自安史之亂以來，不斷對以汴河為中心所形成之運輸命脈，構成嚴重威脅的河南跋扈藩鎮，到了憲宗時終於受到朝廷壓制，河南道重歸中央掌控，然而在「元和中興」的表像背後，我們可以發現地方軍人集團的勢力依舊強盛，這可能與朝廷在追求中央集權的過程當中，僅將視野焦點置於地方高層的人事上，而忽略構成藩鎮權力來源的地方軍人集團，憲宗死後藩鎮復叛，雖與穆宗的藩鎮政策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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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命令處置失當有關，但代表藩鎮地方勢力的軍人集團未受大刀闊斧的整頓，或許也是日後武寧鎮始終風波不斷的原因之一。

穆宗初期的藩鎮大亂雖首發自河北，但卻連帶引發河南藩鎮的不安與動盪。

由於代、德時期河南道兩大割據勢力淄青與淮西，已於憲宗時遭受致命打擊，故穆宗長慶初年的藩鎮大亂期間，一小部分的原淄青舊勢力雖亦試圖響應，但已無法再對中央構成有效威脅。然而弔詭的是，在穆宗初期藩鎮大亂期間，河南道情勢最為不穩定的區域，居然是分別於憲宗前、後期各以和平方式轉移政權，同時皆位處漕運線上的武寧與宣武兩鎮，何以穆宗時宣武與武寧兩鎮，會隨河朔情勢的變化而產生動盪，筆者認為可能有兩點原因：一、這兩鎮在憲宗時皆透過和平方式進行政權轉移的，因此有相當理由相信，在地的地方軍人集團勢力並未受到嚴重破壞，因此當朝廷忽視他們的利益，加上中央權威受到河朔復叛之挑戰，他們便也趁機而起，為爭取自身利益而戰。二、我們可以發現這兩鎮皆位處漕運線上，或許是因為汴河所帶來的龐大經濟利益，使兩鎮將士更積極保護自身利益，

所以一旦節度使與地方利益產生衝突，追求自治的聲浪自然也就跟著提高。

總計自元和中興以後到黃巢之亂爆發前這段期間，河南道藩鎮除武寧外，僅宣武曾於穆宗初期的藩鎮大亂中發生過兵變，其餘各鎮雖部分有過兵變的零星記錄，但無論就規模大小或次數多寡而言，皆難望代、德時期之項背，尤其是前淄青與淮西兩鎮之舊地，幾乎未再爆發過軍亂。

河南道「順地化」的成功，使唐中央進一步掌握本地的軍事調度權，因此從穆宗起，在唐帝國後期所有的戰爭中，幾乎都能見到河南藩鎮將士之身影。此外，

除了參與唐政府的各項戰役外，將河南道納入國家兩稅範圍，亦是憲宗元和中興以來對河南道地方事務的一大突破，但我們不應過於高估河南道對兩稅收入的貢獻，因為根據兩稅三分制原則，該地軍鎮將士之供軍費用包含於送使、留州之內，

河南道自安史亂後為屏障東都、保障漕運，因此多部署重兵，兩稅稅額自然也多充為軍費，故本時期河南道在國家財政中的地位，主要還是扮演「轉運」江南財賦之角色，換言之，只要國家政治重心與財賦重心依舊分離，汴河的重要性就一日不會改變。

按唐中央於安史亂後對於節度使的用人原則，一為盡量以中央朝臣外調，一為盡量任用文人，今察穆宗至黃巢之亂爆發前之河南各鎮節度使，並與同時期東南地區的藩鎮節帥人選相比，除宣武一鎮外，武職節帥比例明顯偏高，其原因應與本地多部署重兵有關，故多用武臣來統馭地方軍人集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宣武是本時期河南道藩鎮中，文職藩帥比例最高者，顯示朝廷對該鎮之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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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於河南道其餘藩鎮，並突顯該鎮之地位確實與眾不同。又朝廷既然不得已須以武將擔任節度使，人選自然首從與朝廷關係密切的將領中尋找，在穆宗至黃巢之亂爆發前這段期間，河南道的各鎮的武職藩帥中，有相當高的比例曾擔任過唐代諸衛將軍與禁軍諸職，顯示朝廷在不得已選用武人擔任節度使的情況下，仍想盡辦法要加強與他們的聯繫。

王仙芝、黃巢之亂再度對唐代歷史發展造成重大改變，亂事平定後，河南道情勢進入新的階段，此時中央已無法再約束藩鎮間彼此併吞的行為，於是自安史亂後於河南道逐步建立起的舊式藩鎮，逐一為宣武朱溫所吞噬，朝廷對此也無可奈何。這些藩鎮為朱溫所併吞後，實際上已全歸其掌握，故節度使人選全都掌握於朱溫之手，朝廷只能被迫接受，這種完全由朱溫一人掌控，不同於以往或聽命於唐中央，或一昧追求地方自治的新型態藩鎮，隨著朱溫勢力的擴張逐步推廣至河南全境，直至唐亡，而河南道所提供的人、物力，日後也成為後梁王朝得以逐鹿天下的重要基礎。

後梁王朝的建立，大部分憑據河南道人、物力的支援，然這項特色自後唐建立後便有所改變，朝廷中河南道出身的人物比例大幅下降，換之而起的是河北與河東的軍人集團，但這並非表示河南道的重要性從此不在，因為朝廷依舊需要河南道的物力支援，尤其自後周朝以來對各地經濟恢復的努力，更使河南道的重要性不減反增，宋初趙匡胤仍延續自後周以來的既定政策，持續重視對經濟生產的恢復，河南道便在這種情況下逐步恢復生機，日後宋代得以一統寰宇，所憑藉的便是由河南道所提供充足物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