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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推動;1980 年,則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設立作為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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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代化下的社會變遷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隨之爆發。這場戰爭,導致臺灣大 量人力、物資的損耗,到了戰爭末期的美軍轟炸,又造成各地嚴重受創。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無條件投降,臺灣主權回歸中國後,危難仍未解除,反而因國民政府接收和重建 工作的失當、大陸局勢惡化的波及,臺灣社會內部動盪不安,經濟面臨崩潰。1949 年底 大陸失守,中央政府遷臺,因為反制共黨威脅與去除日本殖民影響的雙重需要,政府對於 社會的管制相當嚴密,然而擺在眼前一個最迫切的問題是經濟必須穩定下來。戰後臺灣的 重建工作困難重重,一方面是物資缺乏、人口激增、通貨膨脹,另一方面則是日本及中國 大陸市場喪失,對外經貿關係一時中斷。在這種情勢下,政府一邊改革幣制,實行高利率 政策及外匯管制,另一更為關鍵的工作,則是實施土地改革,改善農民生活,增加農業生 產以安定人心,進而促使農業成為扶植工業的基礎。戰後臺灣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基本 上即由此開始。臺灣的現代化可以遠溯晚清時期劉銘傳撫臺,經過日治時期的建設,規模 已具,戰後臺灣如何在這樣基礎之上重新啟動,如何引發一連串的社會變遷,這是本章意 在處理的課題。

本章主要引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以及各類統計資料,用以鋪陳整個戰後臺 灣現代化下的經濟發展及社會變遷景況。透過這些資料,本章試圖呈現更為清晰的時序脈 絡,並將相關的重要現象或概念安置於一合理的歷史架構中,以為後續各章節探究之基礎。

第一節 土地改革的效應

戰後臺灣一連串土地改革政策的推動,官方檔案與一般論著咸認對於農民生活的改善 有極大貢獻,不過,如此簡化的結論,很容易讓我們忽視其演進的曲折過程。關於這個議 題的討論,比較妥適的作法,應分成兩個層面來探究:一是心理層面,二是物質層面。

從心理層面來看,許多中外研究文獻早已紛紛顯現:1950 年代一系列的土地改革對 於鄉村社會結構帶來深遠的變化,最重要的是由佃農轉變為自耕農的農民,對於農業及農 村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對未來充滿信心(黃俊傑,1985:277)。相對於戰爭後期的窘困,

戰後土地改革確實讓農民生活有所改善,鄧雪冰在《臺灣農村訪問記》中,即曾留下一段 實地觀察的紀錄(轉引自黃俊傑,1985):

我在卅九年的時候,曾經訪問一些農戶,同時參觀幾個合作農場,那時他們的生活還 很苦,吃的都是雜糧甘藷,沒有魚肉,住的房子很破爛很污穢,穿的衣服很陳舊,多 數農民都沒有鞋子同襪子穿。四十二年,訪問過去曾經見過的農民,問他們的生活,

看他們的家庭,卻有多數是吃白米飯,常有一些魚肉,房子修整得很好很整齊,衣服 鞋襪都有穿,而且有新做的,他們還可以有酒飲,甚至去酒家吃飯的。較好的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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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一頭健壯的牛和一輛牛車,一輛腳踏車,從他們的容顏表情的歡悅上,可以看出 他們的生活不壞,農民的小孩子(學齡兒童)過去讀書的不到百分之七十,現在百分 之九十都可以進學校讀書,更是一種具體的說明。

此外,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復會」)在 1952 年的全島性抽樣調查 也發現:85%的農民相信,獲得土地必將能夠大為改善生活(黃俊傑,1995;蕭新煌,1981) 即使到了 1963 年,廖正宏隨同楊懋春在全省抽樣 3 千戶農家,進行「土地改革對鄉村生 活的影響」訪問研究,他的回憶仍是:

那時候覺得一般農民的物質生活很差,房子、衣著都很簡陋,但是,士氣卻相當高 昂,精神相當好。筆者記得很清楚,有一位農民講話的神情,到目前仍歷歷如繪,

這位農民說,他一輩子也沒夢想到,在他有生之年,能夠擁有屬於自己的土地,於 是比以前更加勤奮的工作,來進各種辦法來增加產量,對於各種病蟲害的防治都非 常積極主動。那次訪問所得到的印象是,當時農家為了自己的前途,相當努力地耕 種,態度積極,對農業充滿信心,即使種田再辛苦,生活再簡陋,卻很少有怨言,

且對自己子女的期望很高,對前途充滿信心(引自黃俊傑,1985:281)。

新興的自耕農絕大多數都是「小」地主,據估計在 1955 年土地改革完成後,77%的 農家只擁有不到 0.3 公頃的農地。然而,重點不在於土地大小,而在於這些小自耕農經歷 日治時期那種不合理的壓榨農業政策,記憶猶新,戰後的土地改革使他們真正擁有一塊私 有地,這確實很能令人心滿意足。農民的心理是如此地樂觀知足,這自然是社會一股重要 的穩定力量。

不過,若純從物質層面來看,我們得注意的是:土地改革政策雖然製造大批自耕農階 級,但這些居人口多數的農民在經濟條件上並未實質改善。土地改革推動之後的 1950~

1960 年代,佔當時人口約 60%的農民,尤其那些只擁有不到 0.3 公頃農地的 77%農家,其 生活依然無法脫離貧困處境。

新興的自耕農戶中約有 10%,在「耕者有其田」實施一年後即變相出售、轉讓或抵押 承領的土地,農復會當時即已進行分析,主要原因有三:負債過重或太窮困、出售牟利、

缺乏勞動力或遷移;不過,因為出售等行為均屬違法,所以農復會認為統計數字僅代表部 分的事實(黃俊傑,1995)。事實上,在「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實施之後,小 農的生活水準並沒有提高很多,農復會於 1954 年的調查已發現:佃農在買土地後,財務 負擔加重了;而造成小農出讓土地或生活窮苦的原因,一部份來自民間,例如高利貸或「賣 青苗」的剝削、游資入侵蒐購耕地等;另一部份則應歸咎於政府,例如苛捐雜稅的剝削、

農經政策的壓榨等(王宏仁、林繼文、李明峻譯,1992;黃俊傑,1995)。

因此,關於政府在推動土地改革過程中所發揮的功能,如果我們注意到政府抽取、轉 移農業剩餘的種種手段後,評價必須得修正。稻米徵購、土地貸款、肥料專賣等,農民均 以實物支付,這種交換的比率都是農民吃虧,因而便具有了「隱藏稅」的效果。在 1963 年以前,來自於這種隱藏稅的歲收,比所得稅還高(Kuo,1976)。

土地改革之後的 1950~1960 年代,原本是佃農的小自耕農必須面臨十年的土地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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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各種稅捐(包括隱藏稅)的增加、無法申請減稅的天災損失,以及人口增加、每戶農 家平均可耕地越來越少等問題,因此,他們本人或者家中子弟,必須出外尋求兼營或專職 的工作機會,以求維持全家人的生計。

當年以小自耕農為主的農村經濟活動,於是呈現出如下一幅歷史圖像:農民對於擁有 土地是欣喜、甚至滿足的,因而認命、盡力地在田疇間耕作,然而在入不敷出的壓力下,

必須辛勤地設法增加非農事生產所得,以償付貸款、交換肥料、因應人口壓力,維持一家 溫飽。這樣的農業結構提供政治穩定的條件,而農民在農業及非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則 為 1950 年代以後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資金和外匯,農村的剩餘人口則為進一步的工業化提 供了充沛的勞動力。

另一方面,原本擁有二甲(一甲等於 0.96992 公頃)以下農田的小地主,約佔地主階 級的 87.3%,這些人在土地改革後的收入反而減少;他們的保留地不足,面對著家中人口 增加與各種生活需求,必須兼營許多非農業工作才能平衡開銷,至於土地改革時所得到的 股票和實物債券,實無助於生活的改善,多數早已用來應付消費支出而賣掉(王宏仁,

1999)。而根據楊懋春在 1970 年代的研究,事實上只有 17.6%的大地主與 9.2%的小地主將 賣股票與債券所得的資金轉投資工商業(轉引自王宏仁,1999)。林衡道(1995)在一次 口述歷史訪談中也曾提到,土地改革真正佔便宜的是大地主,「他們大量蒐集政府所發的 補償物,也就是四大公司股票,而佔有了臺灣水泥公司、臺灣工礦公司、臺灣紙業公司、

臺灣農林公司等壟斷性的大企業,比當地主時還好過得多。……這時有些大資本家則運用 黑道人物到處散播謠言,說這些股票沒有價值,如同廢紙。以致有人將票面十塊錢的臺灣 水泥公司股票,以一塊錢賤賣給專門出來收購股票的大資本家。」可見,除了大地主之外,

絕大多數地主在土地改革中並無法將土地資本完全轉變成工業資本,他們的生活或許比小 自耕農好,但相去未必懸殊。

由土地改革所帶動的農業發展,李登輝(1975)精確地指出:自 1950~1970 年代間 臺灣的農業政策,可說是以「發展的榨取」(development squeeze)為其特徵,即採取措施 促進農業生產來製造人力和物力的剩餘(surplus),並將此剩餘轉移至非農業部門。基本 上,這正是 1960 年代以後工業得以起飛的重要原因之一。

透過以上簡要地探討可知,土地改革政策與經濟發展政策間的關係是複雜的,而其對 於農民生活實質改善的貢獻,在評估上可能需要更為保留。土地改革,是國民政府遷臺後 一連串重大經建決策中至為關鍵的部分,其中的政治考量絕不亞於經濟的理由。政府經由 土地改革成功地消除了地主階級,並且建立深入基層每一戶農民、鉅細靡遺的直接統治關 係;不過它卻也帶動了 1950 年代的經濟發展,並為 1960 年代的工業化奠立基礎。此外,

值得同等關注的是,土地改革於日後所引發的社會變遷,效果上也不在經濟發展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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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業化過程中的社會變遷

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始於振興農業來發展以輕工業為主的中小企業,這個模式有一 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即:經濟發展首先是廣泛地發生在各個地區,而非集中於都市或港區。

這是在探討臺灣經濟發展或社會變遷時,必須先予注意的。至於這個模式之所以能夠形 成,自然得歸功於日本殖民統治推動現代化建設所遺留下來的資產。

日治時期以農業商品化為主的經濟發展,廣泛滲透到鄉間,稻米和甘蔗主要是依靠小 自耕農及佃農的精耕細作,而非粗放式的大規模種植(柯志明,2003)。同時,日治時期 的工業主要集中於農產加工,與農業有著明顯的依存關係,即使在日治晚期的 1942 年,

工業產值已超過了農業產值,食品加工業仍佔工業產值的 6 成,且以蔗糖的製造為主

(Barclay, 1954:37-39)。因此,工廠設置之處,以及貨物集散中心,自然也是分散在各 個農業區域內,這也正是殖民政府會廣泛於各地區進行水利工程、學校(普及初等教育)、

道路、電力、金融等建設的理由。這樣一個以米糖為主的商品化與農業資本發展的模式,

雖促成市鎮的出現,不過精耕細作的型態以及主要原料均出於農村的現實,使得農村人口 不會高度集中於市鎮(章英華,1997a)。

在戰後的第一次「進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階段1,相當於 1953 至 1960 年的 第一、二期經建計畫時期,這個階段的策略是以農業帶動輕工業的發展,並且是以中小企 業為發展骨幹來建構協力合作關係;基本上,此時期的模式即一直發揮著廠商分散與區域 均衡發展的效果。要讓這個模式能夠運作,關鍵就在於國家資源須持續地實質投入到位處 基層結構的農村,投資促進學校、電力、交通運輸、衛生醫療等基層建設的普及。謝森中

(1993)觀察到這樣的現象,並且指出這正是戰後臺灣經建發展之能成功的原因。

政府持續投資基礎建設,那麼發展工業所需的勞動生產力從何而來呢?我們應注意 到,至少在 1960 年代中期以前,佔人口多數的農民生活是相當困苦的;劉進慶於 1970 年 代的研究顯示,1960 年代時仍然約有 70%的農家背負債務,43%的人向私人借高利貸,主 要原因就是「入不敷出」(王宏仁、林繼文、李明峻譯,1992)。就如前一小節所言,民間 和政府的剝削同時是造成農村生活窘困的來源,而人口成長壓力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 因。此一時期,整個社會所能提供的向上流動機會十分有限,較有可能的是水平流動,外 出兼業的農民主要是成為與農業部門相關的工資勞動者;不過,人口壓力和農村生活的窘 困所形成的推力,以及城鎮、都會區漸增的中小企業工作機會所形成的拉力,促使更多農 村子弟離開農田,通勤到鄰近的工廠或店鋪工作,或者離鄉背井到都會區工作,再將部分 所得匯回家中。

農村人口外移,是戰後重要的社會變遷動力之一。根據統計,自 1959 年起,幾乎所 有的農業縣都是淨移出人口,移出人口最多的縣依序是嘉義、臺南、雲林、彰化,而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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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戰後臺灣經濟發展,一般分期為:經濟重建時期(1949~1953) 、進口替代時期(1953~1960) 、出口 擴張時期(又稱經濟起飛時期,1960~1973) 、第二次進口替代時期(又稱經濟調整時期,1973~1980)、

自由化時期(又稱技術、資本密集工業化時期,1980 年以後)。基本上,各分期的依據,主要以重要政策

法令之頒佈推行為準。1953 年起,逐期推行「四年經建計畫」 ;1960 年公布「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及「獎

勵投資條例」;1973 年起,在於因應第一次國際石油危機,各項經建工作必須調整,「十大建設」即於此

時推動;1980 年,則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設立作為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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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縣同時也正是最重要的農業縣分(蔡宏進,1981)。不過,農村人口的變遷是總量增加,

但比重減少;換言之,自然增加的人口仍多於移出的人口。1956 年,農村人口是 6,690,540 人,1986 年已增至 9,486,436 人,但比率卻由 71.3%降為 49.3%,已少於都市人口(蔡宏 進,1989)。

另一方面,臺北、高雄、臺中、基隆、臺南五大都市的住民百分比,1951 年為 18%,

至 1972 年時已達 27%;這些增加的人口,Gallin 和 Gallin(1982)整體來看,認為主要 即來自於農村地區(張珣譯,1986)。但如果細加分析的話,則可以發現:戰後都市人口 的增加,基本上先是以「自然增加」為主要來源,但比重逐年下降;鄉村遷移至都市的比 重,則是逐年增加。1961 至 1966 年,因遷移而造成都市人口成長所佔的比例,估計約只 有 8.3%,1966 至 1971 年大幅提升為 22.28%,1971 至 1976 年更高達 34.49%,1976 至 1981 年則維持在 28.29%(孫清山,1997:91)。顯見由鄉村往都市的人口遷移,直至 1960 年 代後期起,才成為重要的都市人口成長動力。

至於臺北、高雄「兩頭大」的集中過程,則為 1960 年代以後由工業化帶動的經濟快 速發展所增強,但臺北市的優勢更為凸顯,整個北部的優勢亦更為鞏固,「都會化」

(metropolitanization)的趨勢在 1970 年代以後已相當清楚。1958 年全臺前 20 大都市,臺 北都會區的衛星都市,只有三重列名;1972 年時,加入了板橋、永和、新店、中和;1980 年再添加新莊;到了 1990 年,板橋、三重、中和三市的人口規模,只小於臺北、高雄、

臺中、臺南四個中心都市,分別名列第 5、6、7 名,已經凌駕於新竹、嘉義、彰化、屏東 等區域中心都市。若擴大至整個北部來看,在 1990 至 1991 年前 20 大都市名單中,北部 都市還包括基隆、新竹、中壢、桃園、平鎮,一共佔了 12 座。以高雄、臺中、臺南三大 中心都市為核心的都會區發展一樣有類似情形,只是較不明顯而已(孫清山,1997:99;

章英華,1996:253)。

一般探討戰後臺灣的都市化或區域發展不均衡的現象,常簡單地將都市人口成長歸 因於主要是由農村移民所提供;經由上述的討論中可以發現,這個觀點是有問題的。但問 題不止於此,這樣的觀點還會造成一種假象,即:鄉村人口數持續在減少。這自然也是錯 誤的。

上述簡單的歸因,還會造成另外一個誤解,即:探討農村生活的改善時,往往只注意 到農村人口外移至都市、工業區所賺取的非農業所得。其實,有幾項統計數據提醒我們,

以製造業而言,1956 年至 1966 年臺北地區的製造業就業機會,年增率為 5.5%,其他都會 區是 5.6%,鄉村地區則為 7.2%(丁庭宇、馬康莊譯,1986)。1971 年時,鄉村地區製造 業就業者佔鄉村地區全部就業人口的百分比,各鎮及各鄉分別是 14.8%、8.3%,1986 年時 還分別增至 29.7%、25.8%(蔡宏進,1989)。這便說明了鄉村地區的工業規模,從進口替 代時期以來一直在發展,即便是 1960 年代開始的「出口擴張」,由於配合政府鼓勵分散工 業至全省各地勞力低廉地區的政策,鄉村地區也增加許多大型(100 位以上員工)、中型

(10 到 99 位員工)工廠,但最多的是總數達 3/4 的家庭式的小型企業(10 位以下員工)。

農戶所得的提高,使得購買物品的消費能力提升,這些鄉村地區企業的產品與服務即足以 供應其需求,而這種增加的消費需求反過來又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和創業機會,促使鄉村地 區持續地工業化。換言之,1960 年代以後鄉村地區的人口壓力與謀生需求,可以透過移 民或通勤到城市工作,或者選擇到鄰近鄉鎮工廠謀職,兩種途徑均能解決現實的問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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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還能增加家庭的收入(張珣譯,1986)。

嚴謹地說,戰後臺灣的區域人口分佈,直到 1960 年代,整個西部地帶的北、中、南 三區,大致上仍可算是均衡的,約各佔 1/3(孫清山,1997:83)。全臺區域人口相對位置 出現大規模的調整,應該始於 1960 年代後期。這樣的調整,包括兩種趨勢:一是向北部 集中,二是都會區持續成長;不均衡的區域發展與城鄉差距的擴大,從此開始明顯。

不過,既然 1960 年代起的工業化,是普遍發生於臺灣的各個區域,鄉村地區農耕需 求之外的剩餘人口,部分為鄉鎮成長的製造業所吸納,直到 1960 年代後期才有更大的比 重是遷移至都市,那麼這個拉力是什麼?或者說,都市或者都會區足以吸納大量鄉村移民 的工作機會是什麼?

都會區是以中心都市和其周圍城鎮所構成的經濟實體,因此都會區的人口成長包括中 心都市和鄰近城鎮二部份。人口大量往都會區集中,是 1960 年代後期開始的趨勢,不過 在 1970 年之後,都會區鄰近城鎮的人口成長率即一直高過中心都市,這說明了中心都市 既有的空間已趨近飽和,較多的新移民必須選擇定居於鄰近城鎮(孫清山,1997)。中心 都市同時也出現「去工業化」現象,其城市機能開始轉型為以第三級產業為主,原有的工 業機能由鄰近城鎮取代。工業化所帶來的製造業發展,普遍為各區域創造出新的就業機 會,然而都會區的持續成長卻不能完全歸因於製造業的成長。在人口規模擴大、因應國際 化發展和世界經濟市場競爭的需求,以及都市區位下的資源分配與財政劃分效應,都會區 人口的持續增加,主要來自於服務業人口的高比率成長,這既是因,也是果。若以臺北都 會區來看,附近幾個縣轄市人口的快速成長,原因來自於既有高比例的製造業就業人口,

同時也吸納了許多在臺北市工作的服務業人口,這是相當典型的例子(施添福,1982;孫 清山,1997;章英華,1993)。

都市地區有較多、較好的工作機會吸引著鄉村人口,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會成為長 期的外移者呢?謝高橋、張清富(1997)分析 1970 年代以來的相關研究論文,發現均指 明了一項持續存在的事實:教育程度越高,遷移情形越明顯,晚近則以高教育程度者為多。

1990 年代的行政院官方報告也顯示類似現象,高教育程度者遷移至都市地區的情形更為 顯著。若由職業層面來看,1950 至 1960 年代因工商業不發達,工作機會有限,因此遷移 者以從事體力勞動者居多;自 1960 年代起,隨著製造業的發展,藍領工作機會大增。不 過,1970 年代中期到 1980 年代長期外移者所從事的職業,他們在三級產業中所佔的比例,

分別是 0.73%、40%、59%,差距情形已可顯見(廖正宏,1985)。到了 1990 年代,官方 的戶口普查或人力運用調查報告也顯示:服務業的遷移率最高,農林漁牧業者的遷移最不 容易,如果他們要遷移,則往往轉入體力及非技術性工作,填補原來都市人口所不願意從 事的勞動空缺。

由此可見,探究區域發展不均衡的嚴重性或城鄉差距的擴大,不能只侷限於人口移動 分佈的問題,經濟環境與產業結構的變遷作用應該更為直接,而遷移者的特性也不容忽 視。城市往往容易聚集中高等教育程度者,因為城市能夠提供他們更好的工作條件、升遷 機會與較高的社會地位,這在經濟發展之後逐漸成為一項重大的誘因,而且也成為拉大城 鄉差距的一項強力因素。

在人口持續集中都會區的影響下,未鄰近都會區的一般城市,人口成長隨之持續趨 緩,1990 年代已接近零成長。至於鄉村地區的鄉(2.5 萬人以下)和鎮(2.5 萬~5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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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自 1980 年代後期已開始出現負成長,鄉的情形比鎮更為明顯(孫清山,1997)。這是因 為進入 1980 年代後,由於臺幣升值、對美國的貿易逆差、國際分工體系的變遷、服務業 的快速發展等因素,原本勞力密集的經濟發展優勢已經不再;除了坐等倒閉外,不少製造 業自 1980 年代後期起,逐步遷移至海外工資低廉的地區,這些中小企業散居全臺各地的 協力網絡因之出現鬆脫、瓦解的現象,這使得原先留居鄉鎮地區人口的就業情形更為不 利。至於農業,則是來自於必須納入世界市場的壓力,使得發展與所得面臨了不穩定的狀 態。不穩定的農業、外移的製造業,以及需求不高的服務業,共同構成 1980 年代後期以 來鄉村地區的基本景況,這是城鄉差距仍然持續擴大的重要背景,同時也是造成新一波移 民與都會區發展的重要原因(夏鑄九,1991;孫清山,1997)。

從職業結構來分析,1960 年代起勞力密集產業的發展,主要是創造大量藍領工作機 會,使臺灣加速轉型為工業社會;不過,此時需要專門技術的工作機會尚未有相對應的增 加(林忠正,1984;段承璞等,1992)。直至 1980 年,以「新竹科學園區」的成立為指標,

臺灣的工業開始邁進技術密集、資本密集的階段,專門技術工作的需求隨之擴充,整個職 業結構歷經更大幅度的變遷(黃仁德,1995;黃毅志,1994a)。這些新興產業集中於都會 區的程度,比傳統製造業更為明顯。

不過,都會區的發展也並非是均質的。1980 年代以後的都會區,受益於專門技術部 門與服務業的發展而持續成長,但同時也存在著製造業萎縮的情形,這樣的趨勢導致都會 區內出現兩極化的現象。北部地區本來就擁有全臺最高比例的製造業就業人口,隨著工業 升級,以及職業結構所發生的改變,使得都會區高度需求各種金融、消費性服務業,以及 專門技術、廣告行銷、監督佐理、行政管理的工作人員,連帶地亦促使都會區內以金融消 費服務為主的新市中心區興起;因此,另一種區域不均衡發展─都會區內的區域差距更為 加重。這在臺北市逐漸成為國際性都市的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發現,臺中市、高雄市也不例 外。

戰後工業化過程中的社會變遷,除了人口遷移、都市成長、職業結構改變外,社會文 化的變遷一樣相當明顯。一般探究「臺灣經濟奇蹟」,都會強調淵源於中華民族傳統文化 的特質,本於儒家精神,獻身家庭、遵守禮法、克己勤儉的工作信仰,以及極端重視教育 的價值取向;將這個傳統精神文化,歸因為戰後經濟足能發展的重要條件(王塗發,1996;

陳孔立,1991;謝森中,1993)。然而值得關切的是,在戰後數十年巨大的社會變遷下,

這些傳統倫理、文化價值是否依然存在?

傳統的存在或作用,是無庸置疑的。家庭觀念和親屬觀念,並沒有在不同的年齡、教 育程度或居住地區出現明顯差異;而奉養老人迄今依然是臺灣家庭的主要義務,「孝道」

依然是維繫家庭倫理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支柱(伊慶春、陳玉華,1998;伊慶春、簡文吟,

2002;葉光輝,1998)。這樣較西方鮮明的家庭觀念,表現在醫療照顧方面,便出現了「一 人生病,全家住院」的特色(張苙雲,2002)。至於帶動經濟發展的中小企業,仰賴的亦 是家族網絡,並且還將此人際信任的關係,擴散到與協力廠商之間的濃厚凝聚,形成「擬 似家族連帶」(陳介玄,2002)。這種重視家庭或家族,標舉孝友倫理,強調人際信任及關 係本位的規範,儘管在實踐上有諸多的調整或彈性,但不可否認的,其內在精神自然有著 傳統文化的淵源。

然而,傳統所面臨的變遷或失落也是事實。鄉村地區通常被認為最能保持傳統,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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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快速經濟成長之後,生活物質變得更為充裕,傳統的祭神節慶興之不衰,功利色彩卻 也隨之變得濃厚,投機、賭博行為普遍,樸實勤儉的民風已遭侵蝕,對於土地的價值觀也 產生顯著轉變;此外,家庭解組、環境污染、犯罪、色情、迷信等問題,亦已趨於嚴重(蔡 宏進,1989)。類似的問題一樣發生在都市地區,非慣俗(unconventional)傾向的行為態 度,投機、脫序、奢靡的文化現象,冷漠、疏離的社會心理,都足以顯示都市生活存在著 與傳統價值背離的層面(夏鑄九,1991;陳東升,2002;傅仰止,1997)。

除了傳統所面臨的變遷與衝擊之外,現代化本身也產生了不少問題,最嚴重的問題之 一便是城鄉之間的不平等性持續存在,而社會文化資源差距,尤勝於人口分佈的差距。這 些資源的差距,包括預算、社會福利、醫療保健、教育文化、休閒娛樂等公共設施或服務,

這種區域不均衡發展的現象,形成了都市的優勢,以及城鄉間社會意識與行為的區隔,更 衍生出彼此間的歧見或衝突(蔡宏進,1997)。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文化資源的不平等性,也同樣存在於臺北市、高雄市二個主要都 市與其他都市之間。例如臺北市在 1985 年時,全年總預算為 600 億,同年度全臺灣省的 總預算才只有 900 億,其中臺北縣佔了 180 億;然而就人口做比較,臺北縣還比臺北市多 一些,但臺北市預算卻超過臺北縣三倍有餘。臺北縣乃至臺灣省其他縣市,相對於臺北市 的財務狀況,差距可想而知。此外,在 1990 年代,無論工商服務、銀行保險、國際貿易、

海空運輸等產值或雇用人數,臺北市都遠超過排行第二名的高雄市,首要性十分強烈(章 英華、蔡勇美,1997)。而依據主計處公佈的各種社會指標統計或家庭收支調查報告,1990 年代中期臺北市公共圖書館的藏書量,已是高雄、臺中、臺南總和的近 4 倍,家戶電腦的 擁有量則近 2 倍;至於各類文教設施、公園綠地、圖書資訊,以及衍生的各種活動與資源 整合,臺北市的優勢應是更強烈於數字所呈現的狀態。

都市,尤其是做為首要都市的臺北市,擁有較為優勢的社會、經濟、文化資源,然而 這並不意味著發展是完善的。戰後的高度都市化與都會化,產生了公共服務不足的困境,

首要都市內部,或者中心都市和衛星都市之間,同樣皆存在著公部門或正式部門服務機能 不足的問題,這便導致非正式部門(informal sector)與地下經濟的快速發展,對於勞工權 益、生活環境品質均造成傷害,同時也加深住民間的社會區隔,以及市縣間的緊張關係(夏 鑄九,1991;陳小紅,1997)。

最後值得關注的一個議題是:政府角色的變遷。

戰後初期推動農業來帶動工業發展,政府的角色是相當強勢的。雖然許多學者的評估 均指出,臺灣之所以能從第三世界的經濟體制成功地轉型及躍升,由政府直接控管、利潤 亦回歸政府的「政府資本」(state capital),是重要的動力(翁望回譯,1986)。然而,政 府資本以及國營企業在「進口替代」時期以來所強化、佔有、快速成長的產業規模,譬如 紡織和肥料,並無法一直持續下去以維持臺灣經濟的繁榮。因此,為了活絡國內經濟,同 時因應國際市場的需求,才會在 1960 年代導向「出口擴張」的經濟政策。政府一方面在 出口工業上實施經濟自由化,提供民間資本以及國際資本極為有利的誘因,於是,民間企 業的充沛活力及大量投入製造業的外資,成為 1960 年代起醒目的經濟現象;另一方面,

政府則在鋼鐵、重機械、銀行、石油等重要部門,繼續保有支配的權力,將資本累積並控 管於「國家」的範圍內,以維持政府部門在政治及經濟地位的優勢。從事後分析來看,這 應是臺灣經濟足以躍升的關鍵(丁庭宇、馬康莊譯,1986;翁望回譯,1986)。此外,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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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中央銀行的高利率政策維繫國內的高儲蓄率,則是另一個重要的資金來源,這對於臺灣 的工業發展也提供相當重要的挹注(高希均、林祖嘉,1998;蔣碩傑,1992)。

在此一政經背景之下,「私人資本」得到成長的契機,民間部門從自由化及國際化的 趨勢中,開始向國外找尋發展的機會。民營工商企業在 1946 年時,就業人口只有 2 萬 5 千人,1957 年時已增加為 20 萬人,同年公營企業就業人口為 61 萬人;在出口總額比重 上,民營企業在 1952 年時的貢獻是 7.3%,1958 年為 16.9%,而自出口擴張時期的 1960 年代起則急速增加,1972 年時已高達 93.3%(蕭新煌,1981)。這些民營企業多數為中小 企業,他們經由賺取的利潤增加投資,有效地提高生產力,並加速擴大勞動市場,帶動出 口的蓬勃發展(馬凱,1991)。

雖然政府與其國營事業的獨佔地位,以及在工業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 1960 年代推 動自由化經建政策起已逐漸調降,但直至 1980 年代,重要的產業(如鋼鐵、煉鋁、造船、

石油、工程等)與金融業依然是由政府穩居主宰的地位。然而,成功的經濟發展促使臺灣 逐步走向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本主義體制,政府本身的性質在自覺或不自覺間也發生了變 化,這可以視為經濟發展下一項重要的副作用。金耀基(1992:122-123)指出,1980 年 代之後的臺灣,市場經濟越來越具有自主性,中產階級人數約達 30%,資產階級則可以越 來越不依附黨國體制而發展,一個有活力而自主性越來越高的「民間社會」已經形成;各 式各樣的社會運動,也強烈地顯示「民間社會」已經脫離了依賴性格,成為抗制國家的有 機體。臺灣的民主化,便是在這樣一個政治及經濟的辯證互動中開展出來,而促發此進程 的關鍵,既有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也有黨國體制的自主轉化,以及體制內、外政治領袖們 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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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會階層化的發展

壹、1950 年代以來的的社會流動

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雖然在 1945 至 1949 年間新加入了一些外省官僚及資本家,但 整體的階層結構基本上並未發生太大的變化。不過,自 1950 年代起的土地改革及進口替 代政策之推動,原先的階層結構開始有所波動,此時出現了大量的小自耕農,以及一些新 興的資產階級,儘管階層結構變遷仍未明顯,但牽動其後的代內及代間社會流動的影響已 經開啟。

整個 1950 年代的階層結構,上下差距是頗大的。根據統計,1952 年時「每戶」農家 年收入平均為新台幣 12,000 元,這筆錢用來應付各類開銷是不足的,農民必須設法增加 非農業所得(張珣譯,1986)。勞工方面,1950 年代非農部門的產業勞工,主要集中在礦 業、紡織與金屬機械業,根據 1953 年中國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的調查,其每月平 均工資分別為新台幣 455、450、439 元(轉引自王宏仁,1999)。而都市地區的勞工只有 半數的人有經常性工作,1953 年調查顯示,其所得比總平均低約 1/3(Raper, 1954)。

公務人員方面,根據 1953 年的調查顯示,其平均年所得為新台幣 9,174 元,相對之 下比農工階級要好,而且工作穩定,職業聲望又較高。(Raper, 1954)至於雇主的所得,

應是 1950 年代的最高階層;他們主要是居住於城市的地主,年平均收入,在 1953 年時為 新台幣 27,271 元,大約是城市居民平均所得的 4 倍,若從全國所得分配來看,則落在前 6%(張果為,1980;Raper, 1954)。此外,根據 1951 年中國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的調查,地 主階級中,41.5%的地主同時在政府機關工作,28.4%有商業上的投資,地主的非農所得平 均佔其家計所得的 23.2%,遠高於自耕農(12.6%)或佃農(7.78%),比全國的家戶非農 所得平均高出 3 倍(轉引自王宏仁,1999)。

根據統計,1953 年臺灣地區的年平均所得為 7,722 元(Raper, 1954)。把上述各階層 的所得與 7,722 元對比,這裡所呈現出來的,自然是一幅貧富差異相當不均的景象;只有 雇主以及公務人員生活較為穩定,不過公務人員還談不上富裕,他們所得約比平均高 18.8%,其中一半是以實物(如米、麵粉、糖、油等)來支付的,這使得所得較不至於被 通貨膨脹所折損。1950 年代的農民和勞工所得多屬偏低,前者雖可依靠農田耕種維生作 物,然而各類消費性支出仍需經由增加非農收入才能支應;至於後者,這時臺灣經濟尚未 起飛,製造業與商業所能吸納的勞工不多,而工作的不穩定使得問題更為嚴重。1950 年 代失業問題是頗為嚴重的,值得注意的還有「隱藏性失業」的問題。劉進慶的推估,1961 年時整個農業部門裡頭約有 100 萬的剩餘人口,約佔當時農業人口的 44%(王宏仁、林繼 文、李明峻譯,1992)。至於都市的第三級產業,則是另一個大量吸收隱藏性失業人口的 部門。其實,當時許多自營工作者都屬於勞動剩餘人口,他們沒有資本,又無法找到支付 固定工資的勞務,只好自行創造邊際工作,其所得微薄而且不穩定(Raper, 1954)。這些 在鄉村無地耕種的剩餘人口以及都市中的邊際勞動力,必須要等到 1960 年代,他們的就 業機會才逐漸由興起的工業部門所提供。

戰後的工業化除了帶來人口遷移與都市成長外,經濟發展與國民所得的增加,自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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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要的結果。1960 年代中期臺灣經濟起飛後,國民生產總值由 1962 年的 766 億,增加 至 1971 年的 3,144 億,10 年間增加 4.1 倍,年平均成長率為 10.24%。不過,1961 至 1972 年間的「出口擴張」階段,相當於第三、四、五期經建計畫時期,有兩個現象值得觀察:

一是低廉,且實質增加不多的工資,二是增長速度明顯高於工資的勞動生產力;因此在 1961 至 1973 年間的「單位勞動成本」,甚至出現負成長(吳惠林,1994;雷慧英、吳偉 健、耿景華譯,1993;龐建國譯,1986)。兩者自然都跟政府的規劃與控制有密切關聯。

不過,政府的控制還做了另一件事情:盡力維持物價的平穩;這從表一的數據即可發 現。如此一來,負擔沈重的農民、工資低廉的勞工,以及為數龐大而薪資亦不高的軍公教 人員,才比較能夠維持穩定的生活。

更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多數人民克己勤儉創造出來的所得,因高儲蓄率而開始了財富 的累積,這樣的累積又因國民消費型態的調整而有了新的轉化。1951 年,食品類所佔的 消費比例達 55.63%,到了 2006 年已降為 20.80%,教育休閒保健類則由 6.07%,上升為 19.20%。(參見表 2-1)歷史經驗與國際比較均告訴我們,一個社會花費在食物上的消費比 例下降,基本上是進步與繁榮的指標之一。

表 2-1 戰後臺灣經濟發展概況

年度 數據

經濟指標

1951 1961 1971 1981 1991 2001 2006 經濟成長率 -- 6.81 12.84 6.24 7.58 -2.17 4.68 每人國民所得 1,412 5,707 16,559 91,470 223,697 395,319 468,756

消費者

物價指數 -- 16.49 21.90 66.77 80.33 100.00 104.08 食品類消費率 55.63 50.70 41.19 32.70 22.79 20.35 20.80 育樂類消費率 6.07 5.42 8.01 12.47 15.85 18.80 19.20 註:「每人國民所得」以新臺幣計,「消費者物價指數」以 2001 年為基期。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歷年《國民所得統計年報》《中華民國統計年鑑》 1960 年代開啟的出口擴張不僅使中小企業增加,其大量創造的就業機會,亦使得許 多原本低所得的家庭因此可以賺取較多的工資貼補家用,而多數的農民與勞工才有較大的 機會改善家計,跳脫貧困的命運。1960 年代家戶所得分配已開始拉近,而 1970~1990 年 代初期,五等分位組家戶所得差距更下降到 5 倍以下。

農村家庭所得中來自非農業生產部分的比率大增,在 1972 年已高達 53%(丁庭宇、

馬康莊譯,1986)。而根據《中華民國農業統計要覽》所載,農家所得的來源,1966 年時,

來自農業的淨收入仍佔有 66.0%,1971 年已掉到 48.7%,1980 年更只剩 26.4%,與薪資所 得互為消長。縱觀 1966 至 1980 年,農家的薪資收入已由 20.1%增至 52.2%,可見農業收 入已非農戶所得的根本。在非農業收入持續增加的情形下,連帶地亦使得農村的總收入增 加。1952 年「每戶」農家收入,平均為新臺幣 12,000 元,到了 1972 年增加到 25,64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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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1952 年的價值計),平均收入成長了一倍(張珣譯,1986)。

研究戰後臺灣社會變遷的學者,通常最深刻的一個印象是:臺灣經歷了很長一段貧富 差距極小、而國民所得增加極快的階段,這是一個被普遍肯定的事實(鄭為元,1988)。

1953 年的家計調查顯示出,測量所得不平均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值為.576,反 映了社會上相當大程度的貧富不均,這跟當時一般的貧窮國家相同;然而到了 1972 年的 全國性調查,吉尼係數值僅為.290,幾乎比所有已開發社會還要平均。這樣的現象,應該 跟土地改革所帶來的土地分配和所得更為平均,中小企業多造成財產所得較平均,以及 1960 年代以後勞力密集產業發展,勞工需求快速增加,使人民能夠普遍就業有關(丁庭 宇、馬康莊譯,1986;孫伯東,1977;邊裕淵,1979)。李國鼎(1978)、謝森中(1993)

回顧這段時期的發展,都認為政府並非一開始即刻意求均,政府致力於持續的經濟成長才 是重要的關鍵。

歸納來看,1960、70 年代初期穩定的物價、迅速增加的國民所得,以及因經濟發展 導致快速而大量的結構性社會流動,已經開始轉變台灣社會的型態,從而也促成一股積極 向上的精神。不少實證研究發現,1970 年代來自於鄉村地區剩餘勞動力的勞工,不分男 女,均對未來充滿信心,他們相信、期望,並且事實上確有許多人在辛勤工作一段時間後,

存了錢,自己當老闆,或者繼續升學,躋身中產階級之列(高棣民,1984;Gates, 1979;

Kung, 1981)

上述這番景象,特別是許多農村子弟的向上流動,可說是關於 1960~1980 年代社會 至為鮮明的歷史記憶。這樣大量的結構性社會流動,確實使得階級之間的界線較為模糊,

而且兩代間的職業或階級繼承也較過去少見,因此相對而言,家庭(出身)或個人(成就)

因素的影響比較少。然而,若要比較確切地理解這段歷史,應該分為兩方面來看:

1. 戰後臺灣的工業化過程促成了一個動態的階層結構變遷,數十年間的快速社會流 動,主要來自於勞動市場的結構性轉型,提供了許多代間或代內向上流動的機會,

而其變遷的動力應歸因於農村子弟的大量流動,造成了農業人口銳減,以及工人和 服務業人口的興起(許嘉猷,1989b;陳紹馨,1979)。

2. 在控制結構性流動的因素之後,其實歷經半世紀快速變遷的臺灣社會,出身與成就 之間的關聯,或者說是父子兩代間的傳承作用,其實並未大幅降低,農林漁牧人員 和勞動工人的向上流動,仍清楚地顯現出相對的弱勢,白領階級和藍領階級仍有明 顯區隔,特別是以農工為初職者,想要往上跨越相當困難(孫清山、黃毅志,1997;

許嘉猷,1989b;蔡瑞明,2002; Tsay,1997)2。1990 年代一項實證研究也顯示,

儘管多數臺灣民眾相信「愛拼才會贏」,懷抱「黑手變頭家」的夢想,然而從集體 資料分析來看,初職是黑手而現為頭家者,只有 23%,並且其中只有 1/3 是在製造 業,其餘則多轉往服務業;可見,實際能達成願望的人還是少數(孫清山,1994)。

2

晚近研究以父職、子代的初職、現職等三個變項進行流動歷程分析,可以發現在專門技術、行政主管、監 督佐理等三類職業,呈現很高的繼承率,亦即流動率不高;另一個高繼承率的情形,則是勞動工人。至於 就流動率的比較可以發現,無論父職為何,均以流向勞動工人的比率最高,流向農林漁牧人員的比率最低。

而就整體的流動來看,最大量的流動是「從農到工」的短程流動,基本上還是在藍領階級的範疇內。詳細

的討論,參閱孫清山、黃毅志(1997),Tsay(1997);兩個研究均使用 1992 年「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

調查」所得到的全國性大樣本資料,調查對象涵蓋 20~64 歲。

(13)

貳、中產階級的形成及其特質

戰後臺灣社會流動,尤其是代間之向上流動,最主要即顯現在「中產階級」的形成與 擴充上。

1950 年代以後農村的過剩人口流向工業,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使得中產階級開始浮 現,但此時最主要的是形成廣大的勞工階級。臺灣中產階級的形成,應該在 1970 年代以 後,其人數至少約佔 25%;不過,因為客觀標準或主觀認同等的不一致,統計數據難以精 確,但重要的是,中產階級確實已經存在,而且在社會上逐漸形成一股重大的影響力(張 曉春,1989)3

許嘉猷(1989b)引用 1987 年的「臺灣地區家庭收支暨個人所得分配調查」資料,討 論中產階級的出身。他發現中產階級所屬各類職業中,最主要的職業補充來源,首推農林 漁牧狩獵工作者;除了行政及主管人員的自行補充程度最高外(達 37.5%),其他所屬各 類職業均以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供給的比例最高,分別在 46%~59%間。至於年齡方面以 31~40 歲最多,佔 35.9%,其次是 41~50 歲,佔 23.0%,兩者合計幾佔 3/5。由此可見,

在結構變遷中,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的子代有相當的比例轉為中產階級,其進入職業生涯 的年代,約莫就在 1960~1980 年代。大體而言,自 1960 年代起,在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快 速工業化中,產生不少企業主,1970~1980 年代的經濟發展,則使得企業的經理人員、

專業人員增加,他們和中小企業主、規模擴大的服務業中高階主管,以及 1950 年代以來 即存在的小資產階級、軍公教人員等,應該就是共同構成中產階級的主體。

雖然我們大致可以區隔出構成中產階級的主要群體,但臺灣的中產階級界線模糊,異 質性高,對於政治和社會改革的立場也有所分化,政權的穩定得力於中產階級,但不少投 身改革和反對運動的人士同樣也是來自中產階級(蔡淑玲,1989)。4

1980 年代後期,經由調查發現,與其他階級相比,臺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對於未來(五 年後)生活品質的評估,一方面顯得自信,另一方面又有較為強烈的改善期望,兩種不同 的主觀態度同時存在,既樂觀又不滿(張茂桂,1988)。而在行政院研考會的分析中,當 時咸認中產階級的興起,應有助於社會及政治問題的理性討論及解決,因為「中產階級一 方面支持維護現有的狀況,另一方面卻有強烈尋求改革的傾向」(魏鏞,1985)。事實上,

臺灣的中產階級是戰後經濟發展後的新興階級,他們享受著向上流動的豐碩成就,因此期 待未來應有更好的生活品質是很自然的事。

中產階級對現狀的不滿或對未來的期待,使得他們在 1980 年代以來相當積極地參與 各種社會改革運動,舉凡消費者保護運動、婦女運動、生態與環境保護運動、民主政治運 動、勞工運動等,都扮演著極為活躍的角色。這些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相互結盟、動員,

交織發展成一股巨大的社會力量,其立場基本上都是為弱勢發聲,尋求權益的救濟或補 償,他們多以政府為抗爭對象,進而轉化為政治資源,躍升為政治力量。這其間,中產階

3

另根據《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統計,認同自己是資產階級者為 1.3%,認同自己是中產階級者為 35.8%,而 62.9%的成人自認屬於勞工階級(瞿海源,1998) 。多數社會調查則顯示,依據客觀標準的測量,

臺灣的中產階級大約佔 25%到 35%,主觀認同自己是中產階級者,大約在 30%到 50%左右(蔡瑞明,2002) 。

4

中展階級的異質性本來就高,而新中產階級通常多屬教育程度較高的專業人才,社會批判性較強,有時甚

至還被視為「新左派」或「激進右派」,與中產階級原本的溫和理性形象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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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主導角色與貢獻相當明顯(張曉春,1989;蕭新煌,1989)。

1980 年代的中產階級對於政治和公共事務的關切是相當明顯的,而「公平」或「社 會正義」的議題更是重要焦點。1988 年 11 月,《天下雜誌》做了一項民意調查,中產階級 中有 44%的人對政治權力的分配表示不滿意,43%認為財富分配不公平,且有接近 30%認 為解嚴後增加了財富分配的不公平性;而 94%的中產階級重視政治形勢的發展,高過對於 個人生活改善的關切。另一方面,蔡淑玲(1989)引用 1988 年全省抽樣調查資料發現,

中產階級大多認為臺灣是個公平的社會,其中將近 90%的人,認為教育機會的分配最為公 平;其次是就業機會,接近 70%的人傾向於公平的看法;再其次是將近 2/3 的人,贊成經 濟分配公平的看法;這種認同分配公平的見解,在「新中產階級」尤其明顯。不過,在屬 於政治利益的分配上,「新中產階級」則有超過一半的人,不同意臺灣有公平的政治利益 分配這回事。

《天下雜誌》的民意調查和學者的實證研究很難等量齊觀,不過,兩項調查均顯示 1980 年代後期的中產階級對於政治權力或利益的分配有所不滿。但在蔡淑玲的研究中所 特別指出的「新中產階級」,對於分配的社會正義是較傾向於滿意的,特別是在教育機會 與就業機會兩方面。這裡所謂「新中產階級」,一般乃指可以有效控制組織性與技術性的 生產資財者,其人數的多寡端視成員的組織性與技術水準而定(Wright, 1987)。如果要以 職業分類來指稱的話,通常可將行政及主管人員、專門及技術人員、監督及佐理人員列入

(許嘉猷,1989a;蕭新煌,1988)。他們的教育程度明顯比舊中產階級(如小規模自營商)

高,其中專門性、技術性人員的教育程度在大專以上者甚至達 76.2%(許嘉猷,1989a)。

在 1980 年代之後,「新中產階級」在人數上應該已逐漸超越「舊中產階級」,成為臺灣中 產階級的主流。

參、1990 年代之後的階層化發展

一般關於戰後臺灣社會階層結構的研究,多認為 1950 年代是處於相對穩定的階段,

1960 年代進口替代時期來臨時發生鬆動,1970 年代出口導向帶來急速發展,出現了激烈 的結構性流動;1980 年代,階層間的流動持續順暢,由農業、工業轉向服務業的向上流 動蔚為主流,中產階級的茁壯帶動了政治民主、社會分配、生活品質的公共議題。不過,

朱雲鵬(1988)指出,也正是自 1980 年代起,企業經營型態逐漸升級到資本、技術密集,

但工資的差距日益擴大,資金市場不健全,財力雄厚的資本家或財團容易累積財富。此外,

環境保護及各類社會成本增加,土地及租稅問題失控,投機風氣瀰漫,均是導致地價狂飆、

貧富差距擴大、所得分配愈趨不均的原因。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歷年的統計資料顯示,臺灣地區家戶所得的差距晚近已日益擴大;

五等分高低所得差距,自 1980 年的 4.2 倍,上升至 1986 年的 4.6 倍,1996 年達 5.4 倍,

2006 年達 6.0 倍,已比 1960 年代初期更惡化。5拉大的貧富差距,在實質上必然會造成更

5

1960 年代初期約在 5.3 倍。若以測量所得不平均的吉尼係數來觀察,1953 年推估數值為 0.576,1960 年代 之後以後大致呈現逐年下降趨勢,但 1990 年代開始止跌回升,1996 時為 0.317,2001 年為 0.350。當然,

這類估算基本上在 1960 年代之後才建立制度,1950 年代的推估僅具參考價值。

(15)

多社會問題的惡化,自然也會對「教育機會均等」的落實產生負面作用。

1990 年代之後,隨著工業化的發展,技術分工程度提高,企業組織也愈加嚴謹複雜,

勞資雙方在組織內的權力差距日益擴大,人際網絡也日形疏離;再者,資本與技術密集的 企業型態拉高了創業與就業的門檻,中小企業主、自營工作者與技術不足者的處境日益艱 困,加上財經政策的不健全,經濟投機行為猖獗,所得分配的不均持續擴大。以五等分位 組家戶所得差距來看,2001 年最高所得組平均為 1,785,550 元,最低所得組為 279,404 元,

兩者相差高達 6.4 倍。這對於階層化或者所謂「階級意識」,都有促發的作用。另一方面,

臺灣社會已進入消費型經濟,日益奢華的高消費水準,使得經濟生活不再以滿足基本需求 為目標,這使得收入相對低微的勞工階層的「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油然而 生。

從社會流動來看,一般研究均指出:1990 年代之後的社會結構已逐漸進入穩固期。

產業結構變遷已不似過去的「農業─工業─服務業」調整模式,而是轉變成高階技術產業 和低階技術產業彼此消長的模式,大型企業和高科技產業日益興盛,經濟結構不易再有激 烈變動,而階層結構也將趨於固定化(蔡瑞明,2002)。在這波產業升級過程中,昔日以 親朋網絡集結資金和勞動力、偏向勞力密集且低技術層次的中小企業,生存空間已被高度 擠壓。掌控專業技術與雄厚資本、規模日益擴大的財團,雖擁有足供生涯流動的職階,然 而機會卻具有穩固的結構性,條件和途徑趨向定型化;因此,過去能夠跨越階層藩籬的多 元流動進路將不再,中下階層的向上流動必須更加依循有限的管道,參照既定的標準,而 專業階級(high non-manual class)與例行受雇階級(routine non-manual class)將是主要的 選擇。6

前文已曾指出,即使戰後大規模的社會流動,在控制結構因素後,職業的傳承以及藍 領、白領間的分界依然明顯;1990 年代之後,階層的區隔更加強化。值得注意的是,透 過階層之間婚姻、交友網絡的分析,可以發現臺灣近年來已呈現出更為清晰的階層同質 性,藍領和白領之間有著明顯的界線;尤其擇偶對象在教育和階層的相似性,強化了家庭 背景與教育在階層化過程的重要性,這種現象勢將更加速社會結構的定型化(孫清山、黃 毅志,1997;Tsay,1996)。按照這樣的變遷趨勢,可以預見未來階級間利益衝突的機會 將會慢慢增多(蔡瑞明,2002)。

那麼,當社會流動規模逐漸減小,職業結構不再有相當變化之後,職業的傳承是否將 會更加封閉,特別是農工階層要流向專技、管理、佐理和買賣服務人員將益形困難?(張 苙雲,1997)又或者更加悲觀:當階層結構趨於固定化,階層之間的利益逐漸傾向於零和

(zero-sum),那麼這是否即意味著在有一個人向上流動的同時,即會有另一個人向下流 動?(蔡瑞明,2002)無論何種可能,當社會結構逐漸進入穩固期,結構性變遷已不易發 生時,未來,個人的出身或成就,何者將會居於重要的因素呢?

戰後經濟高度發展的時期,在活絡的社會流動中,雖然單靠個人能力得以向上流動的 比率並不高,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個人的努力與成就不重要;在同為農工階層、社經背景相 近的家庭中,甚至是同一家庭內的兄弟之間,個人因素應該還是起了重要作用。不過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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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就業人口的分類,可分成六個階級,包括專業階級(high non-manual class) 、例行受雇階級(routine

non-manual class) 、自營階級(self-employed class)、技術性工人階級(skilled manual class)、非技術性工

人階級(unskilled manual class),農人階級(farmer class)。參考蔡瑞明(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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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如果同時考量臺灣社會日趨穩定的階層化、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以及日漸提高的人 才素質標準,考慮階層之間區隔分明的物質條件與文化資本,個人的成就因素應該還是很 重要,但它卻很可能將是在配合著「出身」的前提下才能發揮作用,原本即一直存在的父 子傳承現象將更為突顯。

即使我們暫時先不論「階層結構」之日趨穩固或「出身」之日趨重要,對於未來最為

「樂觀」的看法應是:由於產業升級而新興的專門技術工作,以及因國際化或全球化而發 展的服務業部門,持續帶來大量的白領就業機會,使得中產階級的擴大成為趨勢,而這個 趨勢,將能維持某種程度的向上流動。只是要成為這類的「新中產階級」,其所需的知識 與專門技術的條件勢將更高,因此,教育與職業的關係更趨緊密,而教育的重要性將益形 提升。這樣的發展,勢將造成民眾以及政府雙方均須面臨教育投資門檻拉高的處境。7

在貧富差距逐漸拉大,而關於未來人才的要求逐漸嚴格的趨勢中,臺灣社會將有多少 家庭可以在經濟條件、文化資本,乃至社會網絡中,支持其子女爭取良好的教育機會,並 獲得足夠的教育成就與優勢的就業機會?

7

至於悲觀的看法,則基於晚近臺灣對「M 型社會」來臨的關注,主要源於大前研一的理論(江裕真譯,2006) , 部分中產階級因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動而淪落為中下階級,整個社會結構由倒 U 型逐漸轉變為 M 型。不過,

依照大前研一的討論,這應非一個不可逆的趨勢,身為趨勢研判專家,他在意的是新的商機,關心的是如 何創造「新的繁榮大道」。

未來臺灣社會的中產階級是否可以擴大,或者因為社會 M 型化而趨於式微,尚難論斷,影響因素十分複

雜,可能包括全球化、兩岸政治或經貿關係、政府財稅政策等。但就本文論旨而言,無論哪一種現象,教

育投資的門檻(特別是民眾)都只會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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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結

本章回顧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並且簡要探討社會階層化的過程,目的在 於勾勒一幅清晰的歷史圖像,藉以構成對於教育發展與升學主義演變進行理解與討論的基 礎。

綜結本章的探討,可以歸納成以下三個議題:

一、區域發展

日治時期以農業商品化為主的經濟發展特性,廣泛促成鄉村地區的基礎建設;雖然土 地改革後的 1950、60 年代,農村剩餘人口為貼補家用必須外出尋求工作機會,不過他們 主要是由此時逐漸崛起的中小企業所吸納,這些企業廣泛分布於城鎮鄉間,而尤以鄉、鎮 為主,這提醒了我們不能低估當時鄉、鎮的經濟條件,以及市鎮做為地區中心的重要性。

戰後鄉鎮這樣的榮景,大約一直維持至 1980 年代。若要論城鄉差距的擴大,殆肇始 於 1960 年代後期,而轉捩點則在 1970、80 年代,此時期人口集中城市的情形已經出現,

都會化,乃至臺北的「首要化」開始突顯;而促進都市人口成長的動力,漸由製造業轉變 而為服務業。移入者的教育程度也越來越高,越晚近,高等教育者越多,城市生活提供他 們較好的工作機會及社會地位。

1980 年代後期,鄉鎮人口已經開始負成長,而散居鄉鎮的中小企業,因各種經濟因 素的變動已逐步衰退;至於技術、資本密集的新興產業或大型企業,集中於都會區的程度 遠高於傳統製造業。區域不均衡發展的現象,已經至為明顯;而除了經濟條件之外,社會 文化資源分配的不平等性,尤其值得注意。

二、社會階層化

關於戰後初期的階層結構,由於重新估量了 1950 年代的土地改革效應,使得我們對 於鄉村農民的貧困以及階級的差距有了更為貼切的認知。至於戰後的階層結構變遷,基本 上歷經「穩定─結構性變動─逐步凝固」的階段,1950 年代的社會流動有限,貧富差距 頗大,自 1960 年代起,隨著經濟結構與職業結構的變遷,整體社會的向上流動十分快速 而明顯,貧富差距也逐步拉近。農工生活逐漸改善,人民用於育樂消費,尤其是提供子女 接受教育的能力明顯增加;而中產階級因代間、代內流動,在 1970 年代之後開始形成、

擴大,特別是「新中產階級」,因教育程度(學歷)與職業聲望而來的階級屬性更加明顯。

臺灣的階層結構在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是較為鬆散的時期,此時期的社會因而相對 開放、平等。不過,在扣除結構性變動的因素之後,臺灣社會的階層界線與兩代間職業或 階級繼承的現象,其實一直是存在的。1990 年代以來,結構性流動日益消減,同時貧富 差距則日益擴大,階層區隔或父子相承現象逐漸明顯,家庭背景與教育程度在階層化過程 中的重要性更為提高。

未來,個人必須面對更高的學歷門檻及更穩定的階級繼承關係,中產階級(無論依客 觀測量的 25%~35%人口,或主觀認同的 30%~50%人口)應仍具備較高的競爭力,但屬 於中下階層者成功的可能性還有多大,實在值得關切。

三、現代化

戰後的現代化,除都市化外,有幾個層面值得特別注意,首先是工業化。196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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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工業化,促使製造業的勞工需求大增;1970、80 年代服務業逐漸茁壯,製造業也 逐漸轉型為資本、技術集中產業,具備製造、研發、管理、行銷等各種專業知識、技術的 人才需求也隨之增加。1990 年代以來,雖因社會轉型、市場競爭及全球化佈局,促成人 才需求的多元化,然而足供生涯流動的職階、條件與途徑卻趨向定型化,不復過去的多元。

人才需求的變化,對於政府的教育規劃與個人的升學規劃,自然都會有所牽動。

其次,現代化與傳統的關係,其實十分複雜。晚近的回顧,多肯定傳統對於臺灣經濟 奇蹟是有所貢獻的;但是傳統在現代化中的變遷、失落,卻也是有目共睹。升學主義的議 題,正好糾葛在現代化與傳統間,相關的討論,將可以讓我們再思兩者的關係,此外,亦 將有助於批判現代化的問題。

最後,應該注意政府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主導與策進角色;這不僅在經濟發展而已,由 威權體制走向民主化的變遷,以及「民間社會」的形成,政府其實都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 在內。1980、90 年代各種社會運動(包含教育改革議題)的抗爭,其實是希望政府更積 極地改革,而非不做事。

歸納了以上三個議題,這與戰後的教育發展及「升學主義」演變的探討有何關係?

我們之所以該注意城鄉間區域發展的變遷,特別是不平等性逐步惡化的情形,理由在 於這正是促成民眾必須為競爭有限或較優的教育資源而奮鬥的主因之一。況且,政府無論 是為了教育發展或是為了遏阻升學主義,六十年來「學區化」一直是重要的政策思維與行 動綱領;既然如此,掌握區域發展的歷史變遷脈絡,自然就成為據以理解、評估「學區化」

可行性(及其他相關的教育、升學現象)的重要參照架構。

我們之所以該注意社會階層化的變遷,特別是促成社會流動的主要動力及條件在不同 時期演變的情形,是因為教育一直是過程中重要的促成因素之一,也是主要的觀察指標之 一。尤其在社會結構鬆動或穩固的不同年代,教育機會與資源如何被分配和獲取,人民如 何看待和行動,這自然會對教育發展與升學主義變遷產生影響。

我們之所以該注意現代化的問題,是因政府一直想經由學校教育來促成現代化,同時 也是因為在現代化帶動下不斷衍生新的教育需求,政府向來均有所因應。政府以現代化為 名,在教育上持續主導,將社會熱衷升學的現象視為傳統的作祟,政府與社會在這方面的 衝突是存在的,要探討升學主義,這是一大關鍵。

在第二章所呈現的時序脈絡與社會變遷之下,第三章將探討過去六十年間,臺灣教育 發展的梗概,以及升學競爭、升學瓶頸出現和惡化的情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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