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經濟時代國家競爭力的社會經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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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識經濟時代國家競爭力的社會經濟分析* 李 碧 涵. **. 中文摘要 一九九0年代以來,以知識導向經濟為特色的全球化趨勢,不但影響各國的 企業競爭優勢、技術創新和新的就業關係,也為民族國家帶來強烈衝擊,而有提 昇國家競爭力之議。本文從社會經濟整體的角度出發,強調經濟全球化在重組資 本、勞動與國家的關係而且弱化民族國家的同時,卻也在民主、社會公平與正義、 環保,以及特別是提昇國家競爭力的層面,賦予民族國家扮演更主動而且新的角 色。其次,從社會鑲嵌性與結構競爭力的概念立基,本文則強調任何的經濟體制 和機制都有其特定的社會鑲嵌性,並且主張國家競爭力的提昇,從歐美各國的不 同制度安排看,必須兼顧經濟與非經濟的整體社會經濟面的調整。最後,本文也 對流行的國家競爭力指標,進行社會整體性的評析,也進而希望此一有關國家競 爭力的社會鑲嵌討論,能有助於糾正當前唯經濟主義的偏誤。. 關鍵字:國家競爭力、經濟全球化、知識經濟、民族國家、社會鑲嵌性、結構競 爭力. * 本文初稿發表於《2001 知識經濟社會與國家發展》學術研討會,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所主辦,教育部與經建會協辦,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校總區思亮館學術會議中心,民國九 十年五月五日。作者特此感謝研討會中論文評論人吳忠吉教授和與會多位學者的寶貴評論和 指教,以及台大國發所研究助理安佳仁、陳柏煒、周志雄和潘玉瑛在資料蒐集和電腦編輯方 面的協助。還有兩位匿名審查人的評審意見,亦一併致謝。本文的任何錯誤仍由作者負責。 **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收稿日期:2001 年 5 月 5 日. 通過日期:2001 年 9 月 24 日. 1.

(2) 一、導論 隨著資訊、通訊科技和全球化時代的發展,如何提升國家競爭力一直是一九 九0年代以來各國所共同關心的。因此,各種有關世界競爭力及提升國家競爭力 的論述,均不斷被出版及推廣,甚至和這些論述有關的名人,包括梭羅(Lester Thurow)和波特(Michael Porter)等人,亦分別應邀蒞台演講;此外,各種有 關世界競爭力研究的報告,特別是涉及年度世界競爭力排名者,亦不斷被各國引 用,以為惕勵或改善的參考。 然而對個別國家而言,要提昇其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似乎是比提昇企業競爭 優勢更為複雜;因為它不但必須進行經濟層面的資源管理與效率提昇,也必須面 對非經濟層面的挑戰與變遷而進行各種新的調整。一九九0年代以來,冷戰的終 結和區域主義的發展、資訊和通訊科技的發展、經貿和金融國際化的趨勢,及市 民社會與非政府組織(NGOs)的抬頭,使得個別國家須面對經濟全球化與社會 多元化的挑戰而謀國家競爭力之提昇。國家競爭力的提昇,其實已經變成一個相 當複雜的課題。然而,從社會經濟的角度出發,本文希望特別根據知識經濟時代 的全球化特性,而對國家競爭力的內涵與提昇方向進行較總體性的分析。 一般認為,知識經濟時代是根植於一九七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之後,而卻發 皇於廿世紀終結前十年的一九九0年代。隨著資訊和通訊科技的發展,以及經貿 和金融的國際化趨勢,知識經濟時代所同時展現的全球化特性,顯然為個別國家 帶來強烈的衝擊。個別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1)能否在全球化的強烈衝擊下提 出有力的因應政策,將明顯影響其國家競爭力之能否提昇。其次,當前知識經濟 社會最重要的資產是知識、資訊與高科技的創新與應用,而人的因素又是決定這 些資產的最重要關鍵;因此,人力資源或勞動力正是知識經濟不可或缺的核心(吳 忠吉,2001;李誠,2001),也是我們當前提振企業競爭優勢和提昇國家競爭力 的重要切入點。 在思考如何有效提昇國家競爭力的前提下,本文第二節將對於知識經濟時代 的全球化特性進行分析,並將特別凸顯其與過去的差別及對民族國家的挑戰;作 者將從歷史發展之過程,分析全球化對資本、勞動與國家的影響。其次,在全球 化的知識經濟潮流下,本文第三節將分析其對企業競爭優勢與勞動市場的影響, 以彰顯涉及國家競爭力的主要社會經濟領域之特質。另外,從社會鑲嵌性(social embeddedness)與結構競爭力(structural competitiveness)的角度,本文第四節 1. 在英文中可能被翻成「民族國家」的有 nation-state 和 national state;但兩者的概念內涵卻顯然 不同。前者指十六世紀以來,以語言、文化和族群所形成的民族為基礎,在歷經特定的疆域佔領 與主權政府的確立後所形成的以民族為中心的國家。相對而言,後者是在國家理論中指擁有最高 權威而且控制特定疆域與人民的政府或國家機關等的政治組織;它是相對於民間或市民社會而存 在的。 2.

(3) 將檢討常見的國家競爭力指標,並討論民族國家如何因應全球化的知識經濟潮 流,而從較寬廣的社會經濟整體層面思考國家競爭力問題與政策。最後,本文第 五節將是一個簡單的結論,並且希望本文對於國家競爭力概念所做的社會鑲嵌討 論,有助於糾正當前唯經濟主義的偏誤。. 二、經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 一九九0年代的經濟全球化,根源於一九七0年代以來歐美福特主義積累體 制的危機,以及針對此危機而由國家與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所採取的後福特 主義式重組策略;尤其以英美為主的新自由主義國家策略強調國家解除管制與經 濟自由化,其對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發展更具有推波助瀾之效果,並為一般民族國 家帶來劇烈的挑戰而使其有弱化,甚至虛擬化的現象(Hirst & Thompson,1996; Holton,1998;王振寰,1999;孫治本,2000;李英明,2001)。此外,廿世紀 末知識經濟的發展強調企業創新、互動學習和工作彈性,也讓我們必須重新思考 市場、市民社會與國家三者間之關係;其中,民族國家的積極角色,將仍為本文 所強調。 1. 經濟全球化的特色 一九七0年代以前,歐美強調大規模生產、大量投資與泰勒式管理的福特主 義式制度安排,在國際層次是基於「美國霸權下的和平」(the Pax Americana), 在國內層次是基於凱因斯福利國家(Keynesian welfare state)的政經社體制(Peck & Tickell,1996)。這樣的福特主義在戰後的高度經濟成長時期,逐漸形成以特 殊三大為主的社會經濟體制─大資本(big capital) 、大勞工(big labor) ,和大政 府(big government) :企業基於大規模、標準化的工業生產體系而不斷積累資本 與創造利潤;勞工藉大型工會組織的力量而得到較高工資與工作條件;而政府強 力介入經濟與社會以取得政治正當性(Harvey,1989;李碧涵,1996a)。 但是一九七0年代國際金融體系的變化和兩次石油危機,卻使福特主義的社 會經濟體制出現經濟衰退與物價上漲的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 、國家財政 危機,和高失業率等困境;其促成資本、勞動力和政府三者間的關係出現重大的 改變,也使得資本主義進入後福特主義的發展階段與模式,而對於政府角色功能 的衝擊更是強烈。 隨著兩次石油危機的爆發,依 Lash 和 Urry(1987)的看法,一九七0年代 中期以後跨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MNCs)的全球擴張及工業與金 融部門的國際化,促成傳統資本主義的解組;其具體表現在工業、財務金融與政 治上的變遷。工業解組顯現在工業產品必須導向資訊化、市場多元化,講求個人 3.

(4) 品味與自然主義;工業也因利潤下降而必須外包其生產者服務(producer services) 的部分或縮小公司規模以從事彈性特殊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的生產。在金 融方面,自一九六0年代開始歐洲金融體系的發展與金融國際化凌駕了美國的金 融影響力;一九七一年尼克森切斷美元與黃金之間的固定兌換關係;加上一九七 三年美國改採浮動匯率,更造成國際資金快速流動與國際金融的不穩定;這同時 也代表冷戰時期在「美國霸權下的和平」所形成以美元為本位的布列敦森林體系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固定匯率制度之崩潰。 另方面,企業也同時紛紛要求政府解除資金進出管制。因此,在工業與金融 均呈現國際化的趨勢下,政府對其國內經濟的控制力大幅降低;而國內政治的變 遷則表現在新社會運動與地方主義(localism)的興起,政治發展不再完全基於 階級(class)差異,而是由依多元因素,如種族、宗教、意識形態(如環保與婦 女運動)等所組成的社會群體影響政治,並常以地區性的需求而決定選票與政治 發展(李碧涵,1996a,1996b,2000b) 。總之,跨國公司的全球運作、政府解除 管制所助長的跨國投資與投機,和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都同時造成全球市場的 擴張與不穩定;尤其當前資本市場具有的三大特徵,即證券化(securitization)、 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和電子化(electronification) ,更使資本市場(包括貨幣 資本和生產性資本)延伸至全國與國外空間,而不再被鑲嵌或侷限於具體時空 (Lash & Urry,1987;1994)。 另方面,面對兩次石油危機的衝擊,企業界亦分別從技術創新、組織形式及 生產方式等變革,去除福特主義的大規模生產與機械化管理等僵化(rigidity)現 象,而有 Harvey(1989)所指出彈性積累的改革;其包括勞動過程、勞動力運 用、生產過程以及消費模式之彈性化。在生產組織方面,彈性生產強調及時生產 (just-in-time production)與外包制(outsourcing),而且更透過全世界地理分散 和生產過程的分散以整合資本主義積累的體系。在勞動市場方面,企業減少核心 (即全時)員工的雇用,而增加雇用從事彈性工時或暫時性工作的員工。Harvey 認為促成這種全球資本主義更加緊密組織而展現全球化趨勢的背後原因有二,一 是準確與快速的資訊取得與控制,二是全球金融體系之快速國際化。 2. 民族國家的積極角色 一九九0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表現出市場正採取全面性的反撲、金融機 構決定國家政策的走向、市場界定政治的範圍、經濟學家正發揮前所未有的影響 力來形塑公共政策、每個國家都在尋求競爭優勢與增加外銷的全球佔有率,以及 創新無所不在,包括新進工業國也公開挑戰先進國的技術領導權。Boyer 和 Drache ( 1996 ) 認 為 以 上 這 些 活 動 可 被 化 約 為 單 一 概 念 , 那 就 是 「 全 球 化 」. 4.

(5) (globalization) ,而全球化也正使國家主權弱化或虛擬化,以致於必須重新界定 做為國內經濟有效管理者的國家角色。 依照法國管制學派(the Regulation School)創始人 Boyer 的說法,全球化是 重要的,但非全新的現象或勢不可擋。經濟活動的國際化從大英帝國主導全球勢 力至今並未改變很多,不過當今全球化與先前全球化較之,在質上與量上的確都 很不一樣,各國的活動也被高度地加以國際化。既使像日本、瑞典和法國等,其 之前並未提倡自由化,目前卻也已接受必須開放市場的作法,而不管其成本與結 果。儘管如此,但若遽下結論說資本主義將完全成為全球性的(going global)則 是錯誤的,因為各國仍有其特定的生產方式、勞資關係、稅制,和經濟政策,而 且一九九0年代與廿一世紀的新成長體制,事實上是建立在國家必須大量提供重 要公共財,長期投資在科學政策、電訊交通,以及教育和健康照顧之前提下。國 家也需要具備一個高度互信的產業關係以扶植企業的合作和創新。因此,國家組 織儘管可能必須被調整,但不是要被弱化,而是必須重新被強化,並且必須照顧 到市場的分配與重分配的影響。總之,根據 Boyer 和 Drache(1996)的看法,民 族國家在目前仍是不能輕易被市場替代的,因為這是唯一可以護衛公民的社會凝 聚力和其社會價值的體制。 另 外 , Jessop ( 2000 ) 也 提 出 全 球 化 的 知 識 導 向 經 濟 ( globalizing, knowledge-driven economy)之特性與矛盾,而要化解這些矛盾亦須仰賴民族國 家。他認為當前知識經濟是運作於網路空間(cyberspace)而非地方(place) ,而 且有更多經濟交易會移向這些新空間。這是虛擬的空間動態,有無數實體與關係 的同時存在。因此網路空間也成為介於資本/勞動、市場/國家、公/私之第三個空 間,也成為新的社會衝突所在。其次,知識經濟強調創新、學習、彈性和知識革 命的競爭形式,也就是經濟與經濟以外的因素(extra-economic factors)互相依 賴而形成結構競爭力(structural competitiveness) ;因此有必要重新界定經濟領域 (economic sphere),因為為了結構競爭力,是必須加入經濟之外的制度形式、 關係、資源與價值。第三,網絡化的知識經濟使得團塊經濟(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和網絡經濟(economies of networks)更形重要;前者強調跨國、 區域或國內的技術創新系統和學習區域的形成,而後者是透過多元無數網絡而吸 引更多成員加入而獲利。知識經濟是透過時空遠距化(time-space distantiation) 和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之間的互動,而使分工能增加空間觸角並 使物質與虛擬流動之速度增快。 至於國家如何因應全球化知識經濟發展呢?Jessop 認為(2000;2001),是 要導向熊彼德式工作福利國家(Schumpeterian workfare state)之形式;就熊彼德 式國家特性而言,主要是提倡國際競爭力(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創新. 5.

(6) (innovation) ,和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而就工作福利國家而言,則是 著重在創造工作機會、工作彈性(flexibility)、再訓技能(reskilling)和生產者 與消費者之反身性(reflexivity)(即依審美觀和認知而決定生產和消費)。故國 家必須在全球層次與國際脈絡下針對這些重點而對國內做策略性、供給面的介 入。 國內有關對知識經濟的看法,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2001)在批評知識經濟 的迷思時認為,知識經濟不可能獨立於政治、人才、法制、社會倫理而發展;知 識經濟尤其需要有創新能力和冒險進取精神的人才;知識經濟的重點不在知識, 而在轉知識為利潤,也就是利用科技產品和服務以創造利潤。因此,他強調在發 展知識經濟之前,需要有配套的教育改革、金融改革、政治改革、倫理建設及法 治建立等,這顯然表示政府仍須在知識經濟的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三、當代企業競爭與勞動市場彈性化 自兩次石油危機以來,由於各國政府與區域經濟組織的新自由主義策略,加 上企業的技術創新及組織形式與生產方式的彈性化調整,跨國公司的全球性擴張 成為當代企業經濟的主要特色與核心。跨國公司主要但不完全都是來自先進工業 化國家,然而,世界前五百大製造業企業的確都是來自先進工業化國家。透過研 發上的合資、技術聯盟或其他方式,跨國公司明顯影響地主國,尤其是開發中國 家的技術創新與競爭力,亦影響其勞動體制與勞資關係。 1. 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 一九七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造成一九八0年代歐美新保守主義的上台(以 英國柴契爾夫人與美國雷根總統為代表);其表現在英美國內的新干預主義 (neo-interventionism),即政府的供給面干預被認為更形重要,而由政府透過企 業的減稅與各種獎勵措施,以改善投資環境而振興經濟,同時減少各種社會福利 支出以緩和國家財政危機(Harvey,1989;李碧涵,1996a,1996b)。此外,歐 美新保守主義也同時展現在國際層次的新保護主義(neo-protectionism) ;即為了 歐美國內企業的海外投資機會與特定產業利益,而要求他國開放市場與投資機 會,去除貿易障礙,並採取經濟自由化策略(行政院經建會,1989;Lee,1991)。 這些政策都顯然有利於其企業的全球化經營與擴張。 因此,現在各國的趨勢都是在強化國際化,包括貿易、投資、金融,和貨幣 的國際化,而且世界市場的競爭都被認為對國內的政策與組織具有強大的壓力。. 6.

(7) 目前金融危機的問題,即在於市場機能具有主導的角色,而且市場正在選擇最有 效率的企業和最具生產力的組織。而各國政府解除對金融和勞動市場的管制,正 是針對經濟全球化相關的變動模式和反覆的動亂所做的最有效率的因應。此一市 場的復活與其在全球的勝利,都與各國採取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和經濟政策具有很 大關係;市場似乎已經在各先進資本主義經濟取得重大勝利(Boyer & Drache, 1996)。 其次,目前不論在歐盟(EU)、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亞太經濟合作 會議(APEC)或世貿組織(WTO)的協定中,都已明顯降低貿易和投資障礙, 因此更加強化了高度流動資本的議價地位以及全球企業的力量。現在世界前五百 大的跨國公司掌握半數以上的世界貿易,跨國公司也成為推動各國經濟社會議題 的主要行動者(Lazer,1996)。而根據 Fortune 雜誌的分析,如表一顯示,一九 九二年世界前五百大製造業之中,以美國企業 161 家為最多,其次日本企業有 128 家,英國企業有 40 家,德法各有 32 家和 30 家,瑞典企業有 14 家,澳洲和 瑞士企業各有 9 家,加拿大企業有 8 家,義大利企業只有 6 家。不過義大利企業 卻在前五十大製造業中占有 3 家,而加拿大和澳洲企業在前一百大中均掛零,瑞 典企業雖未進入前五十大,不過在前一百大尚有 2 家企業。瑞典雖然比較上具有 較小國內市場,但不少瑞典跨國公司已成為全球市場之領導者,而且很多跨國公 司 藉 著 執 行 技 術 取 得 策 略 而 表 現 良 好 ( L a z e r , 1 9 9 6 : 2 8 2 - 2 8 3 )。 表一 加拿大 美 國 法 國 德 國 義大利 英 國 日 本 澳 洲 瑞 士 瑞 典. 世界前五百大製造業在各國之分佈,1992. 1-50. 51-100. 101-250. 251-500. Total. 0 13 5 7 3 1 13 0 2 0. 0 19 3 8 1 4 7 0 1 2. 3 50 10 7 2 12 40 2 2 3. 5 79 12 10 0 23 68 7 4 9. 8 161 30 32 6 40 128 9 9 14. 資料來源:Lazer(1996:283),其取材自 Fortune,1993 年 7 月 26 日。 此外,跨國公司事實上已在一九九0年代,將其部分研究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工作或單位轉移至開發中國家,或與開發中國家的企業組 7.

(8) 成共同研發的聯盟。Reddy(2000)的研究結果指出,如表二所示,跨國公司在 亞洲開發中國家所從事的研發工作大部分是以獨資成立研發分支機構的方式,占 59%;其次是以合資企業的方式進行研發,占 18.2%;而技術聯盟的方式占 10.5 %,與大學合作的方式占 7.0%,而外包的方式只占 5.2%。大部分瑞士與法國的 跨國公司是成立自己的研發分支單位,占 87.5%,但兩國分別只有 7 個研發單位。 而美日企業則與亞洲開發中國家的企業之間形成最多的技術聯盟。美國的跨國公 司也積極與亞洲開發中國家的大學尋求合作的機會,尤其是與印度研發共通性技 術(generic technology)。若就各國企業支出於研究發展的比例而言,在 1989 年 以瑞士和日本企業研發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 比例為最高,分別是 2.14%和 2.12%,德國企業其次,是 2.10%,而美國和瑞典 企業的研發支出,則是 1.98%和 1.83%,法國企業是 1.40%,英國企業是 1.37 %,加拿大和義大利企業卻只有 0.74%(Lazer,1996:272)。這些跨國公司的 對外擴張,將多少有利於開發中國家的技術提昇與競爭力的強化。. 表二 跨國公司在亞洲開發中國家的研究發展(R&D)工作和單位 ─母國和研發形式 外包研發 美國 日本 英國 德國 瑞士 南韓 瑞典 法國 荷蘭 其他 總和. 3.2 8.9 10.0 7.1 14.3. 12.5 6.3 5.2 (15). 獨資研發分 合資企業 技術聯盟 支機構 61.2 17.2 10.8 60.0 20.0 11.1 30.0 30.0 10.0 71.4 14.3 7.1 85.7 14.3 28.6 28.6 28.6 57.1 14.3 85.7 14.3 62.5 18.8 31.3 37.5 6.3 59.0 18.2 10.5 (169) (52) (30). 大學合作. 統計. 7.6. 28.6.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6.3 18.8 7.0 (20). 100 100 100 (286). 20.0. (157) (45) (10) (14) (7) (7) (7) (7) (16) (16). 註:括號內數字是有註冊的研發機構/工作/單位 資料來源:Reddy, 2000:102 2. 勞動市場彈性化 跨國公司在一九八0年代因應積累危機和競爭壓力而做全球擴張與採行彈 性生產體制,尤以美日的汽車產業採取的精實生產(lean production)最具代表 性(Drache,1996)。精實生產的生產體系強調不斷創新、及時生產,和工作團 隊;其靠外包、工作簡化和勞動彈性而提升生產力;而其產品設計的週期更短, 8.

(9) 且相當具有消費者敏感度。一九八0年代有三家日本汽車廠至加拿大安大略省 (Ontario)設廠,分別是 Honda 於一九八六年開始在 Alliston 生產,Toyota 於一 九八八年在 Cambridge,以及 Suzuki 與 General Motors 的合資企業稱為 CAMI 於 一九八九年在 Ingersoll 開始生產。這三個廠(CAMI, Toyota Canada 和 Honda Canada)均使用很精練的技術、給勞工高於一般的報酬,而且外銷大部分的產品 至美國,但它們卻高度仰賴日本的最終零件產品。不過這三個汽車廠在加拿大成 功生產的背後,其勞資的就業關係仍有待討論:一是管理權威不減反升,在勞資 衝突之解決過程中未給勞工充分獨立的代表性;二是其工作場所並非性別中立 的,除了 CAMI 廠外,其餘二個廠並未整合女性進入生產線工作;三是大家也懷 疑是否這三個廠可以提供勞工長期的就業安全而不裁員;四是除了工作場所之參 與架構(如團隊工作)外,其生產形式還是很福特主義式的裝配操作;五是此三 廠是在加拿大當時有很高的失業率(12%)時設廠的,若當失業率下降時是否勞 工願意在此無工會環境下繼續工作或有更好的就業選擇呢?因此日本汽車廠在 加拿大的這三個廠,其就業關係仍無法形成未來建立長遠與民主勞資關的穩固基 礎。 此外,在一九九0年代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發展 對就業與所得所造成的影響也是很重要的討論面向。以北美自由貿易區而言,我 們常討論到其對墨西哥的不利影響,但其對加拿大勞工的衝擊如何呢? Betcherman(1996)的研究結果發現三個重要意涵:1. 以工作數目而言的總就業 影響,在目前和可預見的未來還不太明顯;2. 受墨西哥低勞工成本影響,加拿 大有些部門有顯著的就業減少;3. 整體的影響將會是強化工資兩極化;加拿大 受惠的勞工是高技術性與高薪的知識勞工,而另一方面大量低薪的墨西哥勞動力 將會迫使北美增加非技術性勞工的供給,且對加拿大低薪勞動者的工資產生下降 壓力;其擴大加拿大的薪資不平等與兩極化,使勞工面臨艱困的時期。因此 Betcherman 建議加拿大應採取強調人力資源開發與勞力調整的高技術、高薪之策 略,但因市場是跨越國界的,使得國內政策能力所及的範圍仍是不夠的;他認為 若全球化要同時有利於資本和勞工,那麼國際性的合作是很重要的。 事實上,勞動市場彈性化在各國的運作也各有不同,Peck(1994)指出,勞 動市場彈性化的本質是它是地方社會和管制情境下的產物,而且就鑲嵌在其中。 Peck 認為英國勞動市場特性是競爭性彈性(competitive flexibilities),指勞動市 場的選擇性解除管制,建立更個人化的就業關係,並且使勞動力暴露於尖銳的競 爭壓力下;德國則屬於結構性彈性(structural flexibilities) ,意指較有組織的勞動 市場,高工資結構加上很好的社會保障,集體化的政治結構,和工作場所有高品 質(例如跨技術)的彈性。因此勞動市場彈性化可以指更進步的工作規範,但也. 9.

(10) 可指貧窮、剝削和不安全。. 四、國家競爭力的社會鑲嵌性與指標評析 自一九九0年代至今,世界各國紛紛採行企業國際化與經濟自由化的競爭策 略 , 以 達 到 促 進 經 濟 成 長 和 提 昇 競 爭 力 的 目 的 , 而 國 家 競 爭 力 (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也就成為各國政策之依歸。一般而言,國家競爭力可由各種觀 點加以討論,包括科學技術面、經濟/產業/貿易面、企業管理層面、網際網路或 電子商務,和人力資源面向等。但本文從社會鑲嵌性的角度立論,強調國家競爭 力的社會整體性,也就是國家競爭力的衡量應同時包括經濟與經濟以外的指標, 而且國家競爭力應強調其長期穩定的社會經濟發展,而非短期的經濟成長而已。 本節將以結構競爭力的概念為例,引介歐美各國的相關作法;另外,也將評介流 行的國家競爭力指標。 1. 國家競爭力的社會鑲嵌性與結構競爭力 資本主義的整體意義是其包含經濟與經濟以外的因素,後者包括制度、集體 認同、共享願景、共同規劃、規範、習慣網絡、程序和計算方式。這些因素在形 構與調節資本積累過程時,都扮演重要角色(Boyer and Drache,1996;Lipietz, 1987;Aglietta,1979;Jessop,1999b) 。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說明市場經濟的形 成與發現,以致於展現任何的經濟體制或機制都有其特定的社會鑲嵌性。 此種經濟的社會鑲嵌性的概念,主要源自於 Polanyi(1944)對於市場經濟 的分析。他認為市場經濟是鑲嵌在市場社會、市場經濟是藉著市場社會而加以維 繫,而且國家政策對現代資本主義的興起是不可或缺的。Polanyi 指出市場經濟 並不是完全依據供需法則而自主運作的實體;它是被國家行動(state actions)深 入塑造而成的(Block,1987;李碧涵,1996a) 。根據 Polanyi 的分析,Block(1987) 進而提出資本並非只依單一的市場邏輯而運作,它是依多重邏輯而進行的。Block 認為市場經濟是結合國家行動與經濟行動者之邏輯而出現的產物;政治選擇 (political choice)或政府政策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之一。換言之,經濟 體制的運作絕非純經濟的,而是必須附著在一些特別的社會安排或制度環境之 下,因此,是與社會關係網絡、制度運作、文化價值、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力結 構與政策等都不能分割的(劉瑞華,1994,1995;王振寰,1997,1999;張維安, 2001;高承恕,1994;謝國雄,1991;陳介玄,1994,1998)。Block 指出,此 即 Gordon 等(1982)所謂的「積累的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 10.

(11) Gordon 等認為資本主義擴張的每一個時期,都有一套特別的社會安排(social arrangements)來維持資本主義累積的動態,例如,都市發展、勞資關係,和以 財政與政府機制來塑造需求等;就是這種「積累的社會結構」,才能確保經濟被 整合成一個互相密合、可以持續發展的整體。依此邏輯推論,Block 主張經濟困 境之所以出現,是這種「積累的社會結構」衰退的結果,而非如左派與右派市場 論者所認為的主要是因為國家的過度干預市場(李碧涵,1996a) 。因此,國家競 爭力有其相應、鑲嵌的社會結構,而提昇國家競爭力就須重整此相應、鑲嵌的社 會結構。 總之,當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是相當依賴非經濟因素或經濟社會政策,以達 成內在邏輯一貫的積累模式(a coherent pattern of accumulation) 。如 Jessop(2000) 所言,全球化的知識經濟時代因強調創新、工作彈性和終身學習,其經濟領域是 必須以經濟因素加上經濟以外的制度形式、資源、關係和價值等因素而共同組成 結構競爭力,以達到經濟之長期、一致和穩定的成長。對此,Jessop 等曾引用 OECD 對國家競爭力的定義,而提出結構競爭力的概念,其強調「當企業競爭力 是明顯反映企業家或企業執行者之成功管理實行時,其競爭力也源自於國內經濟 生產結構之實力和效率,其技術的基礎建設,以及決定企業所在的外部性其他因 素;這就是說,競爭力源自於經濟、社會和制度的架構與現象,而其都能相當刺 激或阻礙國內企業的生產和競爭衝刺」(Jessop 等,1993:234)。 因此,結構競爭力代表總體經濟面的競爭力,但是它是由經濟與經濟以外的 因素,依內在一貫的(coherent)的精神,共同組成。基於此一結構競爭力的概 念,Jessop 等(1993)的研究發現:英國的新自由主義是以個別企業的成本與價 格競爭力為取向;其目的是在排除市場中自由移動的限制,也希望透過技術(及 技術移轉)與政府產業政策之結合而得到競爭力,也就是說比較強調企業之成本 競爭力(cost competitiveness) 。相對地,在瑞典,大家的思考則不只是涉及企業 成本的競爭力而已,而是在如何得到整體性的結構競爭力。此結構競爭力是透過 國家、資本和勞方三者之間協調與合作而達成;而且瑞典企業文化強調企業的社 會責任,以及社區和社會發展是先於企業獲利的。不過目前瑞典加入歐盟後,其 投資大量進入歐盟而從事購併或策略聯盟;但是這將有損國內的工作機會、投 資,以及研究發展。此外,瑞典企業國際化的趨勢也更為明顯,大資本家更要求 國家對勞動市場解除管制、民營化,和公部門之商業化。然而瑞典目前不利於結 構競爭力之因素,仍包括其賦稅體系、高工資成本,和資本市場過度管制。瑞典 現在必須加入全球化趨勢,為了競爭而走向自由化與解除管制;但其資本、勞動 和國家三者之間必須發展出新的合作形式,並根據新的民主、彈性和品質升級之 共識以允許彈性的增加。. 11.

(12) 儘管如此,既使經濟與經濟以外的因素共同形成結構競爭力,但因為各國不 同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其間市場、國家,與家庭,甚至非政府組織所佔的比重不 同,使其企業策略、勞動體制和國家政策有所差異。例如熊彼德式工作福利國家 體現在英美兩國是強調企業創新和彈性勞動市場與工資,而瑞典的北歐體制則提 倡「生產主義」(productivism),並著重在透過國家的社會投資和積極的勞動市 場策略,進而保證所有人具有要去工作的必要資源和動機,以及提供足夠的工作 機會。因此在北歐,開放的教育體系與職業訓練計畫,和終生學習的教育過程就 格外重要,而服務業工作情境中所需人際溝通的社會技巧(social skills),也成 為教育的重要項目之一。而且北歐企業經營策略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先於企業的 獲利與成功。不過目前在全球經濟同步不景氣聲中,連不輕易考慮裁員的北歐企 業,例如芬蘭諾基亞(Nokia)與瑞典易利信(Ericsson)最近都已裁減數百至數 千名員工。 此外,根據 Esping-Andersen(1997,1999)的研究顯示,英美為主的新自由 主義福利國家改革路徑強調自由化與國家解除管制,並以勞動市場與工資的彈性 化來處理經濟衰退和失業問題。在英國、美國、加拿大和紐澳等,都採取經濟自 由化措施,尤其是工資的彈性化,像英國解除最低工資水準的設定,因而出現很 多低工資的就業機會,而且很多是非全時的工作,導致所得不均快速惡化。相對 地,歐陸統合主義的福利國家改革採取勞力減少的路徑(the labor reduction route),其鼓勵提早退休,讓年輕人能進入勞動市場以緩和失業問題;在德國、 法國、義大利都是採取這種勞力減少的策略。例如在德國,整個經濟非常強調競 爭性和創新性,但其總體就業機會增加有限,故由國家補貼勞工提早退休,而形 成不增加就業機會的經濟成長(jobless growth);而且其福利國家的政策更具選 擇性的,也就是國家增加對勞動市場場內人(insider)的照顧,包括提高其工資、 較好的社會保險和年金等,企業或國家均不增加核心的全時勞工,只增加非全 時、彈性運用的勞工。 至於北歐福利國家改革採取的斯堪地那維亞路徑(the Scandinavia route), 是轉向活絡勞動市場(active labor market measures)、社會投資策略(social investment strategy)、社會服務擴張,和性別平等化。其福利國家面臨全球經濟 成長趨緩和國家財政危機,更強調的是由福利國家提供就業機會(當然屬社會服 務業),尤其是偏向婦女的,並由福利國家補貼其薪資,故婦女即使在服務業之 中下層就業,也不致像美國產生貧窮或下層階級的現象;其福利國家也強調教育 與訓練的社會投資策略,即提供開放的教育機會或訓練機會,讓婦女與其他員工 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北歐強調開放性的終身學習之教育體系或職業訓練,更有助 於縮短個人在低層次服務業的就業時間,而且北歐這種低層次服務業的就業經常. 12.

(13) 只不過是個人的第一個職業,而非終身的職業,即個人有較多向上流動的機會(李 碧涵,2000a)。 總而言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是鑲嵌在社會整體上的,包括其社會文化制 度、價值以及國家體制與政策;然而各國不同制度安排也造成其經濟總體與結構 競爭力內容之差異。儘管如此,在一九九0年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強大趨勢 下,世界各國不得不採取共同的競爭策略,即解除管制、企業國際化和經濟自由 化政策。 2. 國家競爭力指標的評析 目前對國家競爭力的 衡量 ,首推瑞士洛桑 國際管理學院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IMD)出版的<世界競爭力年報>(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與瑞士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出版的<全球競爭力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薛立敏, 1998) 。IMD 定義國家競爭力為「某個國家在全球市場上較其他競爭對手獲得更 多財富的能力」,以及「某一國家創造附加價值以增進國家財富的能力」;WEF 則是「個別國家能獲致高經濟成長(以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表示)的能 力」(吳榮義,1998)。IMD 認為影響一國競爭力的因素有八類,分別是國內經 濟、國際化、政府效率、金融、基礎建設、企業管理、科技實力,和人力及生活 素質(參見附錄一)。而其國家競爭力分析的假設(參見附錄二),包括有 1. 國內市場愈競爭,該國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也愈強; 2. 對國際經濟活動開放會提高一國的經濟表現; 3. 除創造競爭外,政府干預企業的活動應儘量減少; 4. 政府需提供總體經濟及社會環境的穩定性,以減少企業外在的風險。 相較於 IMD 的競爭力分析,WEF 的國家競爭力衡量也有八大類指標,不過沒有 國內經濟指標,而代之以(市民)社會制度(civil institution)指標,並衡量國內 政治、司法制度、法治精神及財產權保護的適當性。而且在 WEF 報告中,經濟 體的大小不影響排名,但 IMD 報告則認為經濟體大小本身就是競爭力的一部 份,以致於不能忽略。WEF 報告認為八大類指標中,開放度、政府、金融,和 勞動力對經濟成長影響較為直接,應給予較高的權數,即各為 1/6;而其他四類 指標,因其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不是短時間可以看出來的且較難衡量,所以權重較 低,即基礎建設與科技各為 1/9,管理及社會制度各為 1/18,合計為 1。不過對 照 WEF 及 IMD 報告,發現兩者均認為勞動力(或人力資源)、政府,以及開放 度(或國際化程度)都是構成國家競爭力的較重要因素(薛立敏,1998)。 各國在 IMD 與 WEF 報告的一九九六年國家競爭力排名如表三所示。美國顯. 13.

(14) 然位居已開發國家的榜首;而且如表四所顯示的,美國在 IMD 報告中,除了企 業管理排名第二,人力及生活素質排名第四之外,其餘六個指標均排名第一。 (不 過我們也別忘了美國同時也是對世界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為主)排放量最有貢獻 的國家哦!約占全球排放量的 1/4!)七大工業國家之中,日本在管理和人力素 質排名第一;德國在經濟實力、金融、基礎建設、科技,和人力素質均排名第三; 英國在國際化,和政府效率均排名第三;法國則在國際化排名第二,管理和科技 排名第四;義大利則在人力及生活素質排名第六,其餘均排名第七。再就 IMD 報告中一九九六年的國家競爭力排名而言,新加坡與香港分居第二和第三,日本 排名第四,德國排名第十,瑞典排名第十四,台灣排名第十八,英國與法國則分 別排名第十九與第二十,而義大利排名第二十八。. 表三. IMD 與 WEF 的國家競爭力排名與分數,1996(括號內是 WEF 的排名) 排名/國家. 1.美國(4) 2.新加坡(1) 3.香港(2) 4.日本(13) 5.丹麥(11) 6.挪威(7) 7.荷蘭(17) 8.盧森堡(5) 9.瑞士(6) 10.德國(22) 11.紐西蘭(3) 12.加拿大(8) 13.智利(18) 14.瑞典(21) 15.芬蘭(16) 16.奧地利(19) 17.比利時(25) 18.台灣(9) 19.英國(15) 20.法國(23) 21.澳洲(12) 22.愛爾蘭(26) 23.馬來西亞(10). 積分 100.0 88.6 78.6 75.0 72.9 72.1 71.4 71.3 71.2 71.1 70.7 70.0 66.4 65.7 65.0 64.3 62.9 61.4 60.7 60.6 60.0 59.3 58.6. 排名/國家 24.以色列(24) 25.冰島(27) 26.中國(36) 27.韓國(20) 28.義大利(41) 29.西班牙(32) 30.泰國(14) 31.菲律賓(31) 32.阿根廷(37) 33.哥倫比亞(40) 34.捷克(35) 35.土耳其(42) 36.葡萄牙(34) 37.巴西(48) 38.印度(45) 39.匈牙利(46) 40.希臘(39) 41.印尼(30) 42.墨西哥(33) 43.波蘭(44) 44.南非(43) 45.委內瑞拉(47) 46.俄羅斯(49). 資料來源:Salvatore,1998:8;薛立敏,1998:48。. 14. 積分 57.1 56.4 45.0 42.9 39.3 38.6 37.9 36.4 33.6 32.6 32.1 31.4 30.7 27.1 26.4 25.7 25.0 24.3 22.9 21.4 20.0 10.7 5.0.

(15) 表四. 七大工業國競爭力要素之排名,1996. 國. 家. 分數*. (1). (2). (3). (4). (5). (6). (7). (8). 美. 國. 100.0. 1. 1. 1. 1. 1. 2. 1. 4. 日. 本. 75.0. 2. 5. 5. 2. 6. 1. 2. 1. 德. 國. 71.1. 3. 4. 4. 3. 3. 5. 3. 3. 加拿大. 70.0. 6. 6. 2. 5. 2. 3. 5. 2. 英. 國. 60.7. 4. 3. 3. 4. 4. 6. 6. 7. 法. 國. 60.6. 5. 2. 6. 6. 5. 4. 4. 5. 義大利. 39.3. 7. 7. 7. 7. 7. 7. 7. 6. *整體競爭分數 依下列項目排名:(1)國內經濟實力;(2)國際化程度;(3)政府效率;(4)金融實力; (5)基礎建設;(6)企業管理;(7)科技實力;(8)人力及生活素質。 資料來源:Salvatore,1998:9。 針對 IMD 及 WEF 的國家競爭力評比,特別是有關指標的內涵與估算技術 上,國內學界已有相當的討論(薛立敏,1998;吳榮義,1998;蕭峰雄,1998)。 吳榮義(1998)認為我國不應只著重於 IMD 及 WEF 的評比項目之加強上,而更 應思考國家長期發展策略與國家長期競爭力之提升;這顯然表示我們必須以對我 們而言具有關鍵意義的目標,包含經濟與非經濟者,作為考評與提昇國家競爭力 的基礎,而非依據一般性、各國都一樣的標準。此外,也有論者(工商時報,2001) 指出,國家競爭力是個狹隘概念,而且可誘導錯誤的經濟路線。IMD 定義國家 競爭力為創造高附加價值的能力,但高附加價值的產業不等於高科技產業,它可 能只是一般傳統產業而已;像在美國人均附加價值最高的是香菸,其次是煉油、 電子類科技產品,分占第五、六位。再者,國家之富強並非只有經由競爭這個獨 木橋才能達成,許多時候合作的力量更勝於競爭。另外,不可諱言的,兩種國家 競爭力指標的項目都非常多,其中不乏相互矛盾者,但是從結構競爭力的角度 看,我們除須包括各種經濟與非經濟的因素外,更須注意其間的邏輯一致性。除 此之外,兩種指標都強調政府角色、國際開放度及人力資源的重要性,這在全球 化已無法避免的今天,的確具有重大意義。 此外,波特(李明軒等,1996)也提出《國家競爭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的研究巨著,比較特定國家擁有優勢的產業,分析其背後 的原因,並驗證其「鑽石體系」理論。他認為一產業在某一國家具有優勢地位,. 15.

(16) 原因來自四組關鍵因素:1.生產因素(包括人力、自然、資本,和知識等資源, 以及基礎建設) ,2.需求條件,3.相關與支援產業,4.企業的策略、結構和競爭對 手;四者之間的關係有如鑽石,如表五所示,故名為「鑽石體系」理論。波特認 為鑽石體系是一個雙向強化的系統,任何一項因素的效果必然影響到另一項的狀 態。另外,機會和政府兩項次要因素也對一國產業優勢具有影響力。在其著作中, 波特選擇分析德國印刷機械產業、美國醫療檢測設備產業、義大利瓷磚產業,和 日本工業機器人產業;他並且由歷史文化和經濟科技等層面分別討論二次戰後的 贏家美國、瑞士、瑞典和德國,及一九七0至八0年代崛起的日本、義大利、韓 國,和逐漸喪失優勢的英國和美國。波特的研究指出,產業是研究國家競爭優勢 時的基本單位;一個國家的成功並非來自某一項產業的成功,而是來自縱橫交錯 的產業群聚;而努力、堅持、創新,特別是競爭,才是每一個國家經濟進步的來 源,也是國民表現生產力和追求理想生活的基礎。總之,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 論強調熊彼德式的競爭力,即一個國家比較長期、動態和不斷創新的產業發展和 競爭優勢;但這似乎較傾向於以個別企業或產業為討論重點,而較忽略整體國家 結構競爭力的提昇。 表五. 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關鍵要素. 資料來源:李明軒等,1996:106。. 16.

(17) 五、結論 一九七0年代與八0年代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面臨嚴重的困境,使得其積累體 制與企業運作必須透過彈性的及時生產和外包制、生產過程的全球分散、勞動市 場彈性化,和消費者導向的生產模式,以達到降低成本與增加獲利,並整合資本 主義積累體系,而國家也採取因應的解除管制與自由化政策,以支持其企業的競 爭與擴張而導致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然而一九九0年代的經濟全球化卻一方面導 致抽象(貨幣)資本超越時空而做快速移動,另一方面,各國大部分的勞動力卻 受限於時空而無法像資本一樣流動,加上企業透過全球運作而將生產外移而且國 內企業彈性運用勞動力,因此造成失業勞工的增加。其結果是,新的勞動市場結 構以全時的核心員工為主但數目縮減,而彈性勞工大幅增加,以分別從事部分工 時(part-time)、暫時性和季節性的工作。這種勞動市場的新變化除了造成工會 力量的弱化外,很多國家也對勞動市場採取解除管制措施,例如去除最低工資限 制,或制訂法律以便有利於企業彈性運用勞工。 在當前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時代,以英美為主的熊彼德式工作福利國家則成 為新的國家形式,其強調企業創新與現代企業家精神,以及創造工作機會和勞動 市場彈性化;其也藉著干預供給面以強化國內經濟的結構性競爭力,而讓社會政 策屈從於勞動市場的彈性需求和國際競爭力。換言之,國家政策服膺於彈性積累 或市場化原則,但勞動市場的失業不斷增加,國家雖企圖縮減其社會福利支出, 卻又為了整體彈性積累需求而必須支出更多,例如給予全時的核心勞工更好的福 利,或協助企業給這些勞工更大保障。因此社會衝突和社會問題在後福特時期更 加惡化,也賦予民族國家必須處理各種社會經濟衝突或執行所得重分配政策和就 業、教育與健康等政策。 總之,一九九0年代至今,各國所採取企業國際化與國家解除管制之措施, 促使市場具有全面性的主導力量;不論是在產品市場、資本市場或勞動市場皆 然。市場不只掌握經濟發展的過程與模式,也決定國家政策的走向;市場所主導 的企業國際化、創新系統,和勞動市場彈性化,也正形塑各國的產業優勢、技術 與研究發展,和新的就業關係。但是在此種市場化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 中,民主、社會公平與正義,以及環境保護,甚至提昇國家競爭力等議題,則賦 予國家必須扮演主動、關鍵的角色;也就說,國家不應只在市場失靈時才被動提 供社會安全網或其他補救,而須更主動提供資源、機會與動機。因此,從生產關 係到分配與再分配規範,從投資到消費模式,還有經濟的社會調節方式,甚至熊 彼德式國家體系的改造,都是我們今天談論提昇國家競爭力時所必須同時兼顧 的。最後,本文所提出國家競爭力的社會鑲嵌討論,希望有助於糾正當前唯經濟. 17.

(18) 主義的偏誤,本文也要特別強調全球化的知識與網路經濟之推行,不僅關乎經濟 機制而已,它也同時鑲嵌在其所立基的政治體制與政策、社會制度發展,以及價 值文化之上的。. 18.

(19) 附錄一. 19.

(20) 附錄二. 20.

(21) 附錄三. 21.

(22) 附錄四. 22.

(23) 參考書目 工商時報 2001 <拋棄競爭力的幻覺>,工商時報,二00一年四月廿六日,工商社論。 王振寰 1997 <跨國界區域經濟形成的統理機制:以台灣資本外移南中國為例>, 《台 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十七期,頁 1-36。 1999 <全球化,在地化與學習型區域:理論反省與重建>,《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第三十四期,頁 69-111。 行政院經建會 1989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經濟年報─邁向自由化之路》,台北:行政院經建 會。 吳忠吉 2001 〈知識經濟下的人力資源政策〉,《台灣經濟研究月刊》,二十四卷第二 期,頁 49-55。 吳榮義 1998 〈提昇國家競爭力之策略與作法〉,《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二十八卷 第二期,頁 77-85。 李明軒、邱美如譯,Porter, Michael E.著 1996 《國家競爭優勢》,台北:天下文化。 李英明 2001 〈資訊時代下的「國家」與「社會」〉,論文發表於《2001 國家發展》 學術研討會,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主辦,教育部、經建會協辦,台 北市:台灣大學校本部思亮館學術會議中心,民國九十年五月五日。頁 275-287。論文收錄於《2001 國家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李誠 2001 〈知識經濟時代的勞工政策〉,高希鈞、李誠主編,《知識經濟之路》, 台北:天下遠見,頁 265-291。 李碧涵 1996a 〈台灣企業經濟之結構調整與後工業轉型〉,國立台灣大學《中山學術 論叢》,第十四期,頁 81-121。 1996b 〈後工業化與階層結構轉變〉,論文發表於《拓邊/扣邊:社會學研討 會》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與台灣社會學社主辦,教育部與東海大學贊助, 台中市:東海大學視廳大樓茂榜廳。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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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A Socio-Economic Analysis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Era of Knowledge-Based Economy* Bih-Hearn Lee**. 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s a socio-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for the age of globalizing, knowledge-based economy. It is argued that 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the globaliz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nowledge-driven economy has reshaped countries’busines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It also challenges the capacity and functions of national states, and thereby raises a view of the uplift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a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rings abou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rporations and flexible labour markets, so that it is restructuring the socio-economic features and aspects required to achieve a higher ranking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By utilizing the two concepts of structural competitiveness and social embeddedness of the econom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re needs an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nd extra-economic factors into surveys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is study also examines two existing important reports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and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as well as Porter’ s book,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In conclusion, we argue that it is required for national states to consider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from a macro and socio-economic perspective. In other words, factors concerning to socio-cultural institutions, values, and national regimes and policies, besides to the economic, are all critical to the uplift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We also hope this social-embeddedness discussion on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an avoid its contemporary bias of solely economic argument.. Keywords: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Knowledge-Based Economy, National State, Social Embeddedness, Structural Competitiveness *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Knowledge-Based Economy/Society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for the Year 2001, held by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t NTU,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t Taipei, May 5, 29.

(30) 2001. **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ceived: May 5, 2001 Accepted: September 24, 200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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