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Keywords）：臺灣；出版品；出版史；書店；中文圖書
Taiwan；Publication；Publishing History；Bookstore；Chinese Books
蔡盛琦：國史館助修；E-mail: 875a@academia.drnh.gov.tw摘 要
本文探討日治時期的中文圖書出版業，包括中文圖書的出版、進口及中文書 店的經營。當時中文圖書出版的種類，有詩集、文集、善書及私塾教科書等，但 是面對日本殖民政治對漢文的壓抑，出版品受到法令、語言等各方面的限制，中 文書的出版僅佔當時出版品少部分；新興知識份子開始從事文化啟蒙運動，從大 陸進口的圖書，經營中文書店，因此幾家具規模中文書店的創辦者，皆為當時文 化人士，特殊的知識背景，使得這些書店格外受到官方的監視，書店的經營更加 困難；此時的中文圖書由表達思想感情、傳播知識的工具，變為知識份子的自 覺，及其思潮趨向的象徵。
一、 前 言
歷史不是只有政治史而已，歷史是人與人，人與文化在時間軸線上互動的軌 跡；出版史即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出版文化事業在一段歷史中所代表的意義，就 圖書外在形態來說，印刷技術與圖書裝訂，它象徵著當時社會的文化工業；就精 神內容來看，圖書內容反映出當時的社會文化，記錄著知識的演進，所表徵的則 是那個時代的思想潮流。本文探討日治時期臺灣的中文圖書出版業，以中文圖書 的出版、進口及中文書店的經營為主要對象，而本文所探討的圖書出版業，係指
日治時期臺灣的中文圖書出版業
蔡 盛 琦
圖書出版、書店、書局等，至於報紙與雜誌的出版業，則不在本文的探討範圍。
[1]
臺灣在清代統治時期，因移民性質，人口少，文風不盛，只有零星的出版。
連雅堂在其著的《臺灣通史》即曾說過：「臺灣僻處海上，藏書較少。」[2] 此因 早年臺灣的書籍，大都仰賴大陸內地渡海而來，可謂求之不易。[3] 所傳來的圖書 種類也是士子讀書所用經史子集的書籍，這類書大多附設於府州縣學之內。[4] 而 有關於臺灣的作品事實上皆是刊行於大陸，如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孫元衡的
《赤崁集》、黃叔敬的《臺海使槎錄》等。
所以在清道光年以前，臺灣鮮有中文印刷的記載。臺灣第一家印書館應是道 光初年臺南的「松雲軒」，是由臺灣府六品銜職員盧崇玉（名耀崑），在臺南府上 橫街統領巷頭，開設了「松雲軒刻印坊」，從事雕版印刷事業。當時一般人士的 教育程度並不高，不過從民間信仰衍生的善書流通，已經漸漸形成市場。盧崇玉 在松雲軒的業務步上軌道後，即標出他的印書宗旨是「印刷各款善書經文」。除 了刻印善書之外，逢年過節也刻印一些神像、神禡之類；有時還替官府文人刻印 詩文集，例如《六亭文集》、《海東校士錄》等等。松雲軒總計在咸、同年間刻 印 20 幾種書籍[5]，這 20 幾種大部分是與民間信仰有關的「善書」。
臺灣開始有新式印刷機是在 1 8 8 1 年前後，由英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巴克 禮（Thomas Barclay, 1 8 4 9 - 1 9 3 5）募得第一臺新式印刷機和一箱英文鉛字。1 8 8 4
[1] 月明，〈我國出版業的展望〉，《出版界月刊》，2：3（1 9 6 5 . 11），頁 3 中說：「『出版業』與
『出版事業』有別，前者係指發行書籍或其他出版品之出版業而言，如出版業公司、書店、書 局、印書館，出版社，唱片公司等屬之；後者係指出版發行一切出版品之事業而言，包括新 聞報社、雜誌及出版業在內」。
[2] 在連雅堂著的《臺灣通史》卷二十四〈藝文志〉中所列海東書院藏書：「方志十五種，凡二 百卷；臺灣人士著書四十種，凡二百零三卷，宦游人士著書八十種，凡一百六十卷，共計一 百三十五種五百六十三卷。」。當時藏書量並不多，整個文化出版業尚未起步。
[3] 張圍東，「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 9 9 3），頁
11。
[4] 于徵，〈清代中葉臺灣的文風〉，《星島日報》，1969.6.4，6 版。
[5] 吳興文，〈光復前臺灣出版事業概述〉，《出版界》，5 2（1 9 9 7），頁4 0，二十幾種書籍有：三 字經、玉歷鈔傳警世、六亭文集、高王真經、渡世寶筏、東廚司命灶君靈籤卦解、太陽經、
金剛經註解、明楊忠愍公年譜、三世因果經、灶神經、千金歌譜、太陰經、觀世音普門品 經、阿彌陀經、萬氏婦科、銷釋科儀寶卷、王靈官真經、大悲神咒、戒殺放生圖說、白衣神 咒、金剛感應圖說、靈寶北斗經、敬灶全書、羅漢籤解等2 6種。這2 6種大部分是與民間信仰 有關的「善書」。
年 5 月，巴克禮設了臺灣第一家新式印刷機構「聚珍堂」，俗稱「新樓書房」。聚 珍堂採用活字印刷，字體採用臺語白話字羅馬拼音。1885 年 7 月 12 日，由巴克 禮策劃、臺灣教會主辦的《臺灣府城教會報》（月刊）正式創刊，這是臺灣出版 的最早的期刊，也是今日《臺灣教會公報》的前身。[6]
除了善書及宣教刊物外，臺灣書籍多仰賴大陸進口，以科舉用書及私塾用書 為主；到了日治時期的臺灣許多出版品，如：文藝、學術教育、財經、調查報告 等刊物都是由日人出版，不論民間出版社或官方機構出版，都呈現出一片蓬勃的 景象；一方面是印刷技術自日本引進，開始真正有現代化的圖書印刷及出版；另 一方面則是殖民政策影響下，日語普及，知識分子也不再以科舉為讀書的目的，
科舉用書已不需要，此時所呈現的圖書文化，展現出與過去全然不同的風貌。
二、 中文圖書出版的種類
當時在日本殖民政府有心經營下，臺灣開始有較具規模的出版活動，但這時 圖書的出版大部分都是官府機構的日文出版品，當時建立許多制度及機關，也因 而留下許多紀錄，為便於統治，有人口調查、土地調查、國勢調查、風俗慣習調 查；為便推行殖民教育，編印各類教科書；為宣揚政績，有《領臺十年史》、
《臺灣歷代總督治績》、《始政紀念—四十年間的臺灣》等書出版；為振興產業，
對農林水產、礦業、工業等有詳盡調查研究。[7]
而民間出版社及書店也出版不少圖書，如西川滿的媽祖書房、日孝山房；還 有新高堂、文明堂、三省堂、大木書房、杉田書店、盛興書店、清水書店等均是 當時有名的出版機構，出版品多是這些移民臺灣的日本官員與學生的俳句、和歌 類文藝創作等。
相形之下中文圖書的出版就失色許多，這是受到殖民政策影響下的必然現 象，中文圖書的出版所受到的箝制，一方面是言論自由的制約；另一方面，日本 政府推廣日語教育，抑制本土文化及漢語，所以使用漢字的受到限制，在種種不 利的因素下，中文圖書的出版品的種類相形之下侷限於幾類，在技術上，也受限 於印刷設備的中文字體缺乏之故，所以一些臺灣士子的出版品仍是在大陸出版印 刷；臺灣當時出版的圖書因為受到一些限制，圖書的種類及數量並不多，以下討
[6] 黃淵泉，〈明清時期的臺灣出版事業〉，《書卷》，4（1993.12），頁 16-17。
[7]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六文教志．文化事業篇》（南投：省文獻會，1995），頁 318。
論的是這幾類的出版品。
(一)私塾教科書
日治時期的文風已不像清朝的讀書人以科舉為目的，除了極少數研究學問的 通儒外，大多數的人讓弟子學點中文不過希望將來能寫信、記賬罷了。所以當時 的漢文書，僅是私塾用於授課時的線裝書及初學啟蒙書就佔了大部分。
但因學習漢文的人漸漸減少，讓漢學知識份子開始憂心忡忡，有的則開私 塾、書房，教授四書五經古文學，有的編教材，希望挽救漢學的頹勢。
在明治三十三年（1 9 0 0）時，王石鵬[8] 編撰了適合臺灣人讀的《臺灣三字 經》，內容上包括了地理、沿革、開闢、反清、抗日、教育、形勝、交通、物產 等，他並於自序中說道作此書的宗旨：「夫一物不知，儒者之恥，西人五尺童 子，皆能明五洲萬國之俗，太陽地球之位；吾人生斯、長斯而不知斯地之事物，
亦可羞乎。」[9] 可知王石鵬希望藉由童子書，讓下一代學習到有關臺灣的知識。
到大正七年（1 9 1 8）時，由漢學詩人林幼春、蔡惠如等人發起創立的「臺灣 文社」，也是有感於漢學即將喪失而成立，希望藉由文社將漢學傳給第二代，使 漢學立於不墜，並發揚光大，可知此時習漢文的人口已經減少。
而書商也不例外，當時出版私塾用書有名的是嘉義蘭記書店，不只是銷售圖 書，也有圖書的出版。蘭記圖書部是由黃茂盛（1901-1978）於 1917 年創辦於嘉 義，最初只是銷售圖書，以引進銷售大陸書為業。由於設法打通了海關，所以得 以進口了許多大陸圖書。[10] 在出版與書店不分家的時期，從1922 年起蘭記又開 始了編輯圖書的出版業務，它是目前所知日治時期最早有過出版活動的中文書 局。1 9 3 0 年左右出版了《初學漢文讀本》八冊與《高級漢文讀本》六冊。兩種 讀本分別署名黃茂盛與黃松軒（黃茂盛的別名），都是為學習漢文所編，內容皆 以介紹大陸為主，加上一些有關日本的內容。這兩種讀本在當時都有一定的銷
路。[ 11] 除了漢文讀本外，還有出版過陳懷澄的《吉光集》、林逢春著的《仄韻律
啟蒙》、林幼泉的《壺天笙鶴初集》[ 1 2 ]、及字帖[13] 等為了擴大銷售，蘭記書店
[8] 王石鵬，字箴盤，號了庵，新竹人。
[9]
王國璠編撰，《臺灣先賢著作提要》（新竹：新竹社教館，1974），頁 29。
[10] 林景淵，〈嘉義蘭記書局創業者黃茂盛〉，《印刷人》，121，頁 110。
[11] 辛廣偉，《臺灣出版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8），頁 17-18。
[12] 同註 7，頁 333。
[13] 麥鳳秋，〈李普同先生對臺灣書壇的貢獻〉出自《李普同書法紀念展》（臺北；歷史博物館，
還曾在《臺灣民報》上刊登過廣告。
(二)善書
在清代統治時期，臺灣民間即有善書的流傳，當時的印書館也是以印善書為 主要活動。一般所謂「善書」，是指勸人為善的書籍。不過在臺灣的民間宗教 界，所謂「善書」，則指一種特殊的俗文學作品。它是指用扶乩的辦法所寫成的 詩文集，內容大都是獎善懲惡，或是批評當時社會上的一些不良風氣。在臺灣的 民間，稱這種活動為「作善書」。主持這種作善書活動的團體，稱之為「善堂」
或者「善社」，各有各的名號，如淡水行忠堂、臺北行天宮、臺北覺修宮、頭城 喚醒堂、臺中聖賢堂、澎湖新社等。[14] 到了日人統治時期，實行鴉片專賣，民 間有志之士於是開設鸞堂，提供民間戒吸鴉片場所，以反制日人的鴉片販售，這 些鸞堂也同時大量印製了不少「善書」。
目前留存的清代臺灣的善書都是在泉州雕板印刷，直到日治後期鉛字排版印 刷術興起，方才改在臺灣本地排印。[15]
依據近年善書所作成目錄可見，其中清末及明治時代（ 1 8 9 0 - 1 9 11）有8 5 部；大正昭和時代（1 9 1 2 - 1 9 4 5）有1 0 0部。[16] 著名的有黃贊鈞[17] 所印行的《感 應錄》、《崇聖道德報》，曾遍傳臺澎，後來因為禁用中文才不再刊印。當時善書 也作為幼童啟蒙的教材，或為民眾的教化工具，與儒家經典不同的是它帶有因果 報應的宗教色彩。
(三)詩文集
這時期所出版的中文書，詩文集仍是主流，這些是個人抒情用的詩集、文 集、遊記等，多是由民間的書店或個人印行者。
1 .文集
文集方面，有吳德功[18] 出的《戴案紀略》、《施案紀略》兩書，該書是記載
1999）
，頁 16。[14] 宋光宇，〈清末和日據初期臺灣的鸞堂與善書〉，《臺灣文獻》，4 9：1（1998.1-2），頁 1。
[15] 同註 14，頁 5。
[16]
同註 14。
[17] 黃贊鈞，字石衡，號立三居士，臺北市人。生於清同治十三年（ 1 8 7 4），卒於民國 4 1 年
（1952），年 79。
[18] 吳德功，字汝能，號立軒，彰化人，同治歲貢生，日治時期與吳汝祥等籌設彰化銀行，卒於
1924 年。
戴蒿生與施九緞兩案，雖然寫於光緒十九年（1 8 9 3），但是直到大正八年（1 9 1 9）
才由鹿港信昌社印行出版；另有《瑞桃齋文集》，於明治三十七年（1 9 0 4）刻 印，內容是講經義、禮制、兵刑等議論文章。
也有不少文集是因清季割臺後士人感懷而生的文集作品，如洪棄生 [19] 的
《瀛海偕亡記》、《臺灣戰紀》，其中《臺灣戰紀》內容敘述臺人英勇反抗日本統 治的事蹟，曾遭查禁，未能付梓，至民國35 年，始由臺灣書店發行[20]；另外還 有羅惇著的《割臺記》、俞明震著的《臺灣八日記》及吳德功著的《讓臺記》
等。
其中較特別的是《東寧忠憤錄》，這書詳述了割臺抗日的史事，是早期抗日 的書，作者署名「泣血生」，真正姓名不詳，當初有三種版本，一是廈門的石印 本；一是上海的活字本；另一版本是交由蘭記書店印製的版本，但三個版本的印 製年月皆不詳。[21]
史地類的有楊陸榮編的《三藩紀事本末》四卷，明治三十一年由慎記書莊以 石印本刊行 [ 2 2 ]；而《閩海紀要》由初夏琳著，連雅堂校，刊於大正十四年
（1925）。[23]
2 .詩集
在詩集方面，詩集的出版方式有的是自費刊行，有的是出版機構或詩社印 行，但也有為數不少是當初並沒有公開出版發行，僅有手抄本經由後人整理刊印 的。
自費刊印的詩集，這些通常是財力充裕的世家，自己出錢印書分贈親友同 好，這些出版品，包括了顏國年的《環鏡樓唱和集》[24] 於大正九年（1 9 2 0）自 行刊印、連雅堂的《臺灣詩乘》[ 2 5 ]、吳景箕的《兩京勝稿》、林獻堂的《海上唱 和集》、《東遊吟草》[ 2 6 ]、黃春潮的《黃樓詩鈔》二卷、胡殿鵬的《南溟詩草》
[19] 洪棄生，原名攀桂，字一枝，又字月樵；割臺後易名繻，字棄生。
[20] 同註 7，頁 319。
[21] 王國璠編撰，《臺灣先賢著作提要》（新竹：新竹社教館，1974），頁 44。
[22] 同註 7，頁 333。
[23] 同註 7，頁 335。
[24] 顏雲年，名燦慶，號吟龍。為推行詩運築環鏡樓，邀各詩社社員開全島詩人大會。
[25] 本書分上下二卷，收耆宿先儒、閨閣、名宦所撰有關臺灣歷史、文化、風俗、禮俗、兵事古 今體詩。
[26] 另著有《環球遊記》，是林獻堂自 1926 至 1931 年遊歷歐美等十國見聞。
[27]
等皆由自己刊行，另外還有謝汝銓的《奎府樓詩草》、《詩海慈航》也分別印 刊於昭和六年（1931）及昭和十年（1935）等[28]。
由出版社出版的，則有王松的《臺陽詩話》[ 2 9 ]，是由日日新報社出版；洪 棄生的《寄鶴齋詩話》、《寄鶴齋詩臠》出版於大正六年（1 9 1 7），由活版社印 行；許天奎的《鐵峰山房詩集》[30] 是由臺中州的博文社印行；謝汝銓、連雅堂 與顏雲年合著的《民商法詩錄》，由臺北市的瀛所出版於大正十二年（1 9 2 3）；
吳德功的《瑞桃齋詩稿》由鹿港信昌社印行的。
由詩社所印行的有連雅堂的《大陸詩草》是在大正十年（1 9 2 1）時由臺灣詩
薈社刊行[ 3 1 ]；周定山的《臺灣擊缽詩選》、及陳瑚的《趣園詩草》也是由詩社刊
印發行；林朝崧[32] 的《無悶草堂詩存》是林朝崧過世後，由櫟社詩友代為整理 刊行；王芷香[33] 的《懷玉集》是作者生前好友聚資，由南社刊印發行的。[34]
大部分詩集因限於時勢當初並未刊行於世，而是由後人整理成冊，如姜紹祖 的《姜贊堂先生遺稿》是在昭和三年（1 9 2 8）時，由姜樹人所輯，以白報紙謄寫 版印刷，收錄姜紹祖的五、七言絕句、七律及聯句等作品。[35]
而更多的作品是直到戰後才刊印的，如林熊祥的《林文訪先生詩文集》、
《書法原論》、《臺灣史略》；另外還施梅樵[36] 的《捲濤閣詩草》、《鹿江吟》、
《鹿江集》、《玉井詩話》等詩集，是由其姪於1957 年聚資印行[37]；如林幼春的
《南強詩集》[ 3 8 ]、陳滿盈的《陳虛谷選集》、林占梅[39] 的《琴餘草》詩集等；當 然其中也有不少詩集均已失傳、或焚燬。[40]
[27] 胡殿鵬，字子程，號南溟，臺南府安平人。該詩集多為七言古詩。
[28]《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六文教志．文化事業篇》（南投市：省文獻會，1995），頁 330。
[29] 王松，字友竹，又字寄生，別號滄海遺民。另有《滄海遺民賸稿》詩集。
[30] 許天奎，字鐵峰，臺中大甲人，該詩集收古今體詩153 首。
[31] 同註 7，頁 327。
[32] 林朝崧，字俊堂，號癡仙。
[33] 王芷香，字懺農，臺南人。
[34] 王國璠編撰，《臺灣先賢著作提要》（新竹：新竹社教館，1974）。
[35]
同註 34，頁 89。
[36]
施天鶴，字梅樵，號可白，彰化人。
[37] 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臺北市：編譯館，1997）。
[38] 民國5 3年由林培英整理後出版。
[39] 林占梅，字雪屯，號鶴生，別署巢松道人，淡水人。
[40] 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頁 11 中說道：如羅百祿《四維堂詩鈔》、郭左臣
由以上可知詩集作品數量龐大，這與當時詩會盛極一時有關，之所以形成全 臺「詩社林立」的原因，最初是臺灣讀書人遭逢割臺之變局，感懷時運之不濟，
而以吟誦方式，消極對外來統治者之抵抗，或以此維繫漢文化之命脈。[41] 顏雲 年也曾語重心長的記下：「臺灣之有漢文化，猶人之有精神也；漢文化淪亡，則 我臺灣人之精神盡失矣。」。
但是到後來詩社的盛行反而與統治者有關係，在大正十年（1 9 2 1）時，臺灣 總督田健治郎於官邸招待全臺詩人，對於詩人的禮遇，社會興起寫詩風潮，各地 開始紛紛成立詩社。[42] 所以在大正十年至昭和十二年（1 9 2 1 - 1 9 3 7），這 1 7 年是 全臺詩社數目增加最多的階段，是臺灣詩社林立的「高峰期」，全臺詩社一度高 達 2 9 0 個以上[ 4 3 ]，遠遠超過清朝時的十數個詩社，應運而生的則是個人的詩集 作品大量出現。
但是就在田健治郎在官邸招待全臺詩人的第三天，「臺灣文化協會」正式成 立，另一批有別於傳統的知識份子，其文化動機，不再為個人感時抒懷，而是希 望藉著文化協會來啟迪民識，喚醒民眾的民族意識。
(四)新文學運動下的圖書
詩會的盛行，引起其他知識份子的自覺，開始出現了臺灣新文學運動，最初 是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不少知識份子在北平唸書，如洪炎秋、蘇薌雨、張我 軍、許乃昌等；之後則受日本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最早是出現於《臺灣民報》倡導臺灣新文學運動，提倡白話文，創造真實自 然，符合時代精神的文學作品。大正十四年（1 9 2 5）三月，楊雲萍創辦《人人》
雜誌，是當時最早白話文文學雜誌。[44] 但是一般認為引起白話文運動的是，大
《綠梅館詩文稿》、胡南溟《大冶一爐詩話》等都因懼禍未梓，日久散失。而《鄭十洲之詩》
因內憤時激昂，深富民族意識，恐賈禍子孫，遂悉加焚滅。王國璠編撰：《臺灣先賢著作提 要》，頁 9 1 中說道：賴世英的《小隱山房遺稿》因日人侵臺，未及刊印，烽火播遷，全稿遺 失。
[41] 吳密察，〈『歷史』的出現—臺灣史學史素描〉，《臺灣史研究百年回顧與專題研討會論文》
（臺北：臺灣大學，1995）。
[42]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臺灣風物》，4 7：3（1997.9），頁 50-51。
[43] 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文中統計全臺日治時代共出現 2 9 0 個詩社，（臺 北：編譯館，1997）。
[44] 張圍東，〈日治時代臺灣的雜誌小史〉，《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7：2（2 0 0 1 . 6）， 頁 67。
正十二年（1 9 2 3）《臺灣》雜誌登刊黃呈聰的〈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和黃朝 琴的〈漢文改革論〉這兩篇文章，被認為是倡導改革臺灣文學最早的論文，也可 以說是臺灣新文學運動先聲。[45]
大正十四年（1 9 2 5）八月十二日，《臺灣日報》創立五週年紀念號上，張我 軍亦發表〈新文學運動的意義〉，提出了臺灣文學運動的二個要點：白話文學的 建設，以及臺灣語言的改造。張我軍不僅不諱言這二點出自胡適的《建設新文學》
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還引述了胡適的一大篇話來說明為什麼要建立 白話文學。並於同年十二月在臺北自費出版《亂都之戀》，這是一部把他的戀愛 經驗以新體詩寫成的抒情詩集，是臺灣第一本白話的詩集。可媲美中國第一本新 詩集，胡適所著的《嘗試集》，故有人又稱張我軍是「臺灣的胡適」。
大正十五年（1926）二月，張我軍在臺北又自費出版一本《中國國語文作法》
（又一名《白話文作法》），這本書積極的向臺灣人介紹寫白話文的方法。[46]
一般認為學習白話文的方式即是讀中文書，留學上海南方大學的施文杞在
〈對於臺灣人做到白話文的我見〉一文中指出，臺灣人白話文的謬誤，他文中 說：「我很希望臺灣的同胞，如要研究白話文，最好多讀些白話文，並來中國買 些白話文書去做參考，才會趕快地得著門徑。」[47]。
1 9 3 0 年代後期，中文的創作多以白話文完成，出版則由當時的一些中文文 藝社團或報社機構出版，如臺灣新民報社就曾出版多種中文圖書。
大正十二年（1 9 2 3）《臺灣民報》創刊，這是日治時期臺灣人創辦的報紙，
最初都是採中文白話文，並設有文藝欄，透過這一版培植了不少文藝作家，像徐
坤泉[ 4 8 ]，他在《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連載白話長篇言情小說，因受到讀
者普遍的歡迎，臺灣新民報社1936 年 2 月出版他的《可愛的仇人》，臺灣文藝聯 盟則於 1937 年先後出版了他的《暗礁》、《靈肉之道》兩部長篇，其中最有名的
[45] 賴秀峰撰，「日治時代臺灣雜誌事業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1 9 7 3）
，頁 49-52。[46] 莊永明，《臺灣百人傳1》（臺北：時報文化，2000），頁 175-177。
[47] 河功原作，葉石濤譯，〈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上）〉，《文學臺灣》，1（1991.12），頁 243。
[48] 徐坤泉，筆名「阿Q之弟」，澎湖人。早年在《臺灣新民報》，連續發表長篇小說，家傳戶誦；
並擔任過《臺灣新民報》學藝欄的編輯，因其作品受到一般大眾的喜愛，而引起日本官方注 意，因怕受到迫害，他曾逃亡到中國大陸；戰時中文書刊受到禁止，也因而輟筆，卒於民國
43 年 7 月，年 43 歲。
作品是《可愛的仇人》，他的文字簡潔，描寫臺灣社會各面相，觸及到臺灣人的 內心，以文字藝術來反映生命現實的寫實主義；寫實主義的特點一是實地描繪，
為時代做見證，二是面對現實，含著改變現實的意圖。在當時文言文是屬於舊文 人產物，白語文是新興知識份子的，鄉土語文才是屬於廣大的大眾，所以徐坤泉 擁有眾多讀者；他的作品受到一般大眾的喜愛。
昭和元年（1 9 2 6）時日本人山川均發表《殖民政策下的臺灣》一書，以人道 正義、社會主義立場，批判日本資本主義對臺灣經濟及政治各方面的壓迫，被文 化書局推薦為「臺灣人必讀之書」；雖是以日文出版，但張我軍在同一年即譯成
《弱小民族的悲哀》也是在《臺灣民報》上發表。
(五)臺灣通史
這一時期另一項重要的中文出版活動是《臺灣通史》的出版，該書由連雅堂 依過去正史體裁所著紀傳體的史籍，《臺灣通史》自隋代起，至甲午割臺終，時 間跨越 1 , 3 0 0 年；採用《史記》體，共有紀四、志二十四、傳六十，凡八十八 卷。由於作者無法利用到當時總督府圖書館的藏書，參考書籍有限，其有錯誤之 處在所難免。但連雅堂撰寫刊行此書的目的是為「保存民族之精神，流傳民族之 命脈」。為出版發行該書，連雅堂自任發行人，還在臺北建昌後街設立了「臺灣 通史發行所」。[49]
原版的《臺灣通史》係布面洋裝三冊，以鉛活字印刷，道林紙印行，上冊於 大正九年（1 9 2 0）十一日五日發行，中冊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問世，而第三 冊是大正十年（1 9 2 1）四月二十八日出書。《臺灣通史》刊印，能免遭日閥干 擾、取締，係因他敦請當代「名流」題字的關係，如曾任臺灣總督的明石元二 郎、田健治郎二人都是，有了「護身符」於書，所以才能發行無阻，祇是卷四原 名為〈獨立紀〉，被令改篇名為〈過渡紀〉。《臺灣通史》問世之初，當時日語已 普及，很多人不看漢文書，所以銷售不佳，連雅堂曾於《臺灣詩薈》刊登減價銷 售廣告：「《臺灣通史》是書為連雅堂先生所著，起自隋代，終於割讓，為紀 四、志二十四、傳六十、凡八十有八篇，附以表、圖巨細無遺。洋裝三，紙墨精 良。原價十二圓，今減為十圓，郵費四角。有欲研究臺灣文獻者，不可不讀 之。」。[50]
[49] 同註 7，頁 318。同註 11，頁 15-16。
[50] 莊永明，〈臺灣通史的作者—連雅堂〉，《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三冊》（臺北：自立晚報，
由這段時期中文圖書的發展，可以清楚的看出臺灣中文圖書的衍變，由傳統 的科舉文化走出，一方面在日本殖民教育體制下以維持舊有的文化為其動機，如 詩社的成立，詩文集的整理及《臺灣通史》的完成；另一股風潮則是冀望啟迪民 識，接受新的文化洗禮，如新的白話文學創作及出版成了另一股趨勢。
三、 中文圖書的出版限制
這時期臺灣的中文圖書雖然由私塾教科書、個人詩文集到提倡新文學的白話 文出版品，一直陸陸續續，或多或少均有出版，但是這個時期臺灣士人的著作，
仍有許多是在中國大陸出版，例如日治初期有李文元的《存真堂雜稿》，是在光 緒二十八年（1 9 0 2）時由福州刊刻的[ 5 1 ]；李春生的《天演論書後》，在光緒三十 三年（1 9 0 7）時，由福州美華書局印行[ 5 2 ]，另一本《東遊六十四日隨筆》也是 由美華書局印行的；鄭家珍的《倚劍樓詩文存》，是由泉州古華閣書局刊行[ 5 3 ]； 後來到了 1 9 2 2 年時還有林履信的《希莊學術論叢》就是以十多篇倫理學論文輯 集成冊，交由廈門宏文社印行[ 5 4 ]；丘逢甲的《嶺雲海日樓詩鈔》，原本刻於民國 2年（1 9 1 3），民國 9 年（1 9 2 0）再版，到 1 9 3 7 年時又有重訂本出版，此次改為 活版印刷[55]；黃金川的《金川詩草》是在 1930 年時，由上海中華書局以活字版 排印發行[56]；許南英的《窺園留草》詩集在1933 年時，由其子許地山在北平刊 印，僅印五百部分贈親友[ 5 7 ]；洪浣翠的《綠榕村人詩存》，是歿後由後人輯成，
交上海正興堂書局印行[ 5 8 ]；陳懷澄的《媼解集》，是七言絕句詩集，在 1 9 3 4 年 時由上海大一統印刷廠石印成書；[59] 林爾嘉的《頑石山房筆記》是在廈門以活 字版印行，書中所記是摭拾古今事實及讀書心得[ 6 0 ]；林鶴壽的《泛梗集》，是詩
1987）
，頁 33-34。[51] 王國璠編撰，《臺灣先賢著作提要》（新竹：新竹社教館，1974），頁 50。
[52] 同註 51，頁 160。
[53] 同註 51，頁 74。
[54] 同註 51，頁 47。
[55] 同註 51，頁 87。
[56] 同註 51，頁 164。
[57] 同註 51，頁 94。
[58] 同註 51，頁 133。
[59] 同註 51，頁 148。
[60]
同註 51，頁 183。
集，由上海絳雪齋書局印刷，臺灣並未發行[ 6 1 ]；許地山的《落花生小說集》收 錄小說 2 4 篇，由上海新月書局發行。[62] 謝雲聲重編《臺灣情歌集》，在民國 1 7 年（1 9 2 8）時由廣東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印行[ 6 3 ]；曹履泰著的《靖海紀略》
在民國 2 5 年時在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余宗信編的《明延平王臺灣海國紀》則 在民國 26 年亦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64] 這些由外地出版的圖書佔了當時為數 可觀的出版數量，除了中文印刷字體臺灣比不上大陸外，整個出版環境都不利於 中文圖書的出版。
就整體出版環境上來說，所受到的制約可從三方面來看：一是言論出版自由 的控制，在法令上，以「臺灣出版規則」為主要箝制的法令，受到比日本國內嚴 苛的管制；二在語言文字方面，日本人以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推廣日文及日語 的使用，閱讀中文的人越來越少；第三，影響圖書出版的因素，是受制於經濟環 境，戰時印刷用紙採配給制，配給的標準則視出版品的性質而定，圖書進口也全 完掌握在「出版配給會社」，在這些因素影響下中文圖書發展空間是非常困難 的，本節則試著探討這些影響中文圖書出版的因素。
(一)出版品的管制—「臺灣出版規則」
對於臺灣圖書出版事業有很大影響的是「臺灣出版規則」。在日治時期初期 的對臺施政方針是強調「臺灣的特殊性」；在明治二十九年（1 8 9 6）三月三十 日，即日本統治臺灣的第二年，日本政府便頒佈「六三法」。[65] 像明治三十二年
[61]
同註 51，頁 191。
[62] 同註 51，頁 186。
[63] 同註 7，頁 328。
[64] 同註 63，頁3 3 8。
[65] 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聯經，1 9 9 9），頁 68-69 中解釋「六三法」：
「在臺灣的官員應該有廣泛的權力，制定施行於臺灣的法律，俾能有效統治近三百萬、與日人 習俗不同，且對日本帝國忠誠度可疑的臺灣住民。於是，1 8 9 6 年 3 月底，在各方妥協下，由 帝國議會通過法律第 6 3 號『有關應施行於臺灣之法令之件』（以下簡稱『六三法』）。六三法 主要特色就是『委任立法』，帝國議會將其對臺灣的立法權力委託給臺灣總督府。」
河功原作，葉石濤譯，〈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上）〉，《文學臺灣》，1（1 9 9 1 . 1 2），頁
2 2 9 - 2 3 0：「臺灣總督府一旦掌握了這律令權，就可以禁止臺灣人的集會、結社，規制言論出
版，沒理由的逮捕等無視於基本人權，於教育和職業上與日本人有差別等，所有統治權都歸 於所有。此法本來曾規定期限為三年，但後來到期後即予延期。到了大正十年（1 9 2 1）三月 修改為第三號法律時，則不附期限，變成永久性的法律。到了1 9 3 7 年才改掉；但此時總督政 權已十分堅固了。」（1 8 9 9）六月頒布的「著作權法在臺灣之施行令」；明治三十三年（1 9 0 0）二月 十一日頒布的「臺灣出版規則」即是在「六三法」基礎下產生；以下先說明一下
「臺灣出版規則」的內容。
該法總共二十條，包括了出版意義的界定、出版規則的適用範圍、出版手 續、呈繳義務、呈繳期限、禁止出版發行販賣之刊物及罰則，最後則是附則。大 體而言，對於圖書的管制由兩方面著手，一是出版程序的規定，這包含申請、呈 繳、版權頁格式的規定；一是圖書內容的管制，這又可分兩方面：一是本地出版 前的檢查；與外地所出版，圖書進口時海關的檢查，凡不利於殖民統治的思想言 論都受到限制。
當時圖書出版自由受到「臺灣出版規則」的箝制，有關圖書禁止出版的條文 分別列於九、十、十一條。
第九條 依左列之事項所記載之文書圖畫不得出版：
一、關於未經公判前之重罪輕罪預審之事項，及禁止傍聽訴訟之事 項；
二、救護或賞恤及曲庇刑事被告人或犯人之事項；
三、禁止傍聽之公會議事。
第十條 依左列之事項，若非獲得當地政府之許可者不得出版：
一、 非公開之政府文書圖畫及政府之議事；
二、 關於外交及軍事之秘密文書圖畫。
第十一條 觸犯左列事項之一者，禁其文書圖畫之發售頒布，並扣押其刻版 及印本：
一、 將 有冒瀆皇室尊嚴，變壞政體，或紊亂國憲者；
二、 妨害秩序之安寧，或敗壞風俗者；
三、 違背第九條及第十條者。
由以上三條來看，當時臺灣被禁止的圖書可以分為三種[ 6 6 ]，一是牽涉訴訟 法律的不得出版，如第九條；二是道德因素，一些色情圖書被認為足以破壞社會 風氣的也在禁止之列，如第十一條第二款；三是政治因素，被認為會威脅到臺灣 統治的圖書；尤其是一些思想性圖書，被認為足以啟蒙民族自覺，社會主義的圖
[66] 對於出版品的檢查各國皆有施行經驗，一般分為四種因素：（一）政治因素（二）性（道德）
因素（三）宗教因素（四）其他因素。
書，如第十一條第一款。
臺灣總督府對於所呈繳的圖書，是為了圖書內容的檢查，而檢查的目的，則 多是以政治因素為主。當時「政治性」和「時事性」的言論很容易引起當局的注 意。尤其是有關臺灣民族思想以及指責日本帝國主義的言論，更是臺灣總督府所 極力要加以抑制的。凡有刊登這些言論的文章，都難逃被嚴罰或被割除的厄運。
當時流行著一個名稱，叫做「食割」，這是指刊物中有某一部份觸犯了當局，須 把這一部分割除後，此刊物才准發行。[67] 尤其書中談及第一次中日戰爭割臺 灣、併朝鮮、日俄戰爭後的南滿問題、二十一條件、青島問題等，均視為禁止 的。[68]
像是「民眾黨第三大會宣言書」這種宣傳性出版品，因為內容是說當時國際 情勢與臺灣情勢，並於最後需努力的地方，說明有三點：一是地方自治制的完 成；二是撤銷惡法；三是制定擁護人權的法律；而被檢察官視為違禁出版品，起 訴為違反出版法第二條及第十八條妨害地方之安寧秩序的秘密出版物，應處禁錮 三個月及罰金三十圓。[69]
在「臺灣出版規則」其中規定總督府對「本島以外的帝國領土或外國出版的 文書圖書」擁有獨自的檢閱權。這是言論出版自由的控制，臺灣總督府的官僚們 利用此條對臺灣出版品進行嚴格的審查。同時，在無事通過總督府的檢閱之後，
緊接著地方警察會以公安為理由再檢閱一次。[70]
因為中文書出版受到限制，這時臺灣人多只能以日文寫作出版，作品內容因 為也受到限制，於是一些臺灣作家將中國古典名著翻譯成日文出版，這類作品包 括黃得時改寫的《水滸傳》、楊逵翻譯的《三國演義》、劉頑椿翻譯的《岳飛》、 黃宗癸翻譯的《木蘭從軍》等。其中《水滸傳》出版到第三卷即被禁止。[71]
即使以日文寫作的亦在禁止之列，佐藤春天的作品集《春天》亦在臺灣被視 為禁書，因為其中一篇〈殖民地之旅〉由於作者透過與林獻堂等臺灣知識分子的
[67] 黃春城，〈談談南音〉，《臺北文物》，3：2（1954.8），頁 58-59。
[68] 春丞，〈日治時期之中文書局．下〉《臺北文物》，3：3（1954.12），頁 118。
[69]《臺灣民報》，3 0 5（昭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4 版。
[70] 河功原作，黃英哲譯，〈戰前臺灣的日本書籍流通—以三省堂為中心（上）〉，《文學臺灣》，
2 7（1998.7）
，頁 262。[71] 同註 11，頁 16。
接觸，描寫批判日本殖民地主義和總督府的內容，則被認為是威脅臺灣統治的惡 書。[72]
(二)使用語言的問題
除了出版的受到管制外，在使用語文方面，是最早受到限制的。對於中文的 使用限制是採漸進式的，在日治初期，日本人尚允許中文出版存在，少數中文期 刊、日文報紙上的中文欄，及少量的圖書出版活動，構成此時臺灣中文圖書出版 的局面。
到了大正二年（1 9 1 3）時，總督府的官廳命令、文告不再附譯漢文。在1 9 1 5 年時的戶口調查顯示，臺人中能聽、講日語者，僅佔總人口數的 1 . 6 3% [ 7 3 ]，反 映出當時日語普及率並不高。
大正七年（1 9 1 8）六月時，第七任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就任以後期間，明石 是首先倡導同化主義的臺灣總督，明石之後的田健治郎總督對同化主義的態度更 為積極。他是第一任文官總督。在赴任前，他曾跟日本首相直接談妥以同化主義 為統治臺灣的根本方針。[74] 日文是殖民教育所使用的語言，受到當局的強力支 持，私塾教育則受到刻意地壓抑，因此迫使臺灣在生活習慣、語言方面逐漸日本 化。而推行日本語文，則更是總督府的一大施政重點，因此在1 9 3 2 年時懂日語 的臺人，已占總人數的22.7%。[75]
到 1933 年時，總督府更是制定「國語普及十個年計劃」，以全臺每一部落設 一講習所為原則，預定十年內使懂日語臺人比率達到 5 0% 以上。除了廣設公學 校以日語教育學生，並大量設置日語講習所讓社會人士學習日語，使用日語人口 明顯增加，日文成了新知識份子所使用的語文。
雖然有些公學校仍可教授漢文，但是受到許多阻撓，像新竹公學校在地方人 士的運作下可以教授漢文；但在昭和六年時新竹州以一紙命令，一律廢止公學校 的漢文教授，其理由是學漢語後將會阻礙學日語時的發音。[76]
到昭和十二年（1 9 3 7）四月一日臺灣總督府為了加強所謂「皇民化」運動
[72] 同註 70，頁 263。
[73] 臺灣戶口調查部〈大正四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記述報文〉，轉引自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 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1992），頁 318。
[74] 同註 45，頁 2-3。
[75]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1992），頁 359。
[76]《臺灣新民報》，昭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301 期，版 2。
[ 7 7 ]
，更是全面禁絕漢文書房與漢文教學，宣佈禁用中文，以消弭當時的民族意 識；於是各報刊禁止使用漢文欄。在 1 9 4 0 年前後，總督府已在全臺佈建嚴密的
「國語普及網」，全面動員社會領導階層以實行「國語普及」運動，此時懂日語的 人數，已激增達280 餘萬人，佔人口總數的51%。[78]
隨著皇民化運動中的國（日）語運動的加強，到 1 9 4 4 年時，懂日語者已達
7 1%。[79] 這使得使用中文的空間更小，臺灣中文出版幾乎全面停止，只有經允
許的零星政策性的出版活動偶爾出現，這一局面一直到 1 9 4 5 年臺灣光復才結 束，這時期的中文圖書出版業經歷了一段艱難的過程。
(三)戰時經濟體制的影響
除了言論自由的政治因素、禁用漢文的文化因素外，戰時各種物資直接受到 軍方管制，也影響著出版業的發展。在昭和十三年（1 9 3 8）三月三十一日時，公 布了「國家總動員法」，此法規定凡是各種資源、工廠、資本、勞動力、運輸、
交通、通訊等各個部門都由國家統治，而徵調國民、禁止爭議、統制言論等等也 在動員之內。人民生活各方面都由日本軍部一手統制運作。[80] 因此到了戰爭末 期受限於資源缺乏，印刷用紙開始採配給制，出版品幾乎是為政策服務。
隨著中日戰爭的擴大，紙張供應明顯緊縮，出版品的紙張也開始嚴格規定配 給，日本軍方將印刷用紙做為物資統制的一環，日本政府對出版活動亦加強控 制，其作法有為統制思想而強化檢閱，以及統制、限制從用紙開始的所有出版用 資材兩方面。[81]
昭和十六年（1 9 4 1）四月十九日「皇民奉公會」於總督府成立，目的在使其 他的組織均納入皇民奉公會體系中，完全配合戰時的徵調。日本當局為積極使臺 灣人認同，設置了各種組織，更是緊鑼密鼓的推動「皇民化」；同年五月「日本
[77] 林繼文，「日本據臺末期（1 9 3 0 - 1 9 4 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1 9 9 1），頁 9 中說道皇民運動是配合戰時體制下的效忠運動：「在1 9 3 0 年代，
日本開準備向外擴張，發動侵略戰爭，此時殖民臺灣的民情顯然受到統治者的特別注意，尤 其戰爭對象是與臺灣同為漢民族的中國，更增加其不安。因此，隨著戰爭的爆發，日本對臺 灣的思想統制也有加強的傾向。『皇民化運動』其實就是總力戰體制下的一種『效忠動 員』。」
[78] 同註 75，頁 359。
[79] 同註 75，頁 363。
[80]《臺灣全紀錄》（臺北：錦繡，1990），頁 259。
[81] 同註 70，頁 300。
出版配給會社」、「日本出版文化協會」與「洋紙共販會社」三個組織創立日本 出版配給會社。有了這三種組織的配合，即於昭和十六年六月開始實施「出版用 紙配給割當規程」。[82]
另外即是出版品批發配給制，「日本出版配給株式會社」臺北支店成立後，
負責統一在臺書籍雜誌配給業務。使臺灣與日本內地相同，不承認任何書籍雜誌 批發業者的存在，除日配臺灣支店以外，任何人均不得從事雜誌書籍的批發。因 此，日本內地出版物移入臺灣的配給和臺灣出版物的配給，均由日配臺灣支店統
一處理。[83] 這是軍方為了推進其統制的措施，這措施使得中文圖書輸入變得極
為困難。
四、 中文圖書的進口與販售
中文圖書佔當時出版品的少數，而大部分的中文仍是依賴進口，在日治初 期，傳統知識份子雖不再以科舉為讀書的目的，但讀書的習慣仍不脫傳統四書五 經的範疇，因此進口的仍是以線裝書為主。一直到梁啟超來臺後，開啟另一番視 野，他於明治四十四年（1 9 11）由日本神戶乘笠戶丸來臺，這段期間給予林獻堂 在臺從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民族運動等問題不少的啟示作用。並開列3 3 0 餘種書籍供其參讀。梁啟超帶動地方民族意識，同時使臺灣的知識階級突破「四 書五經」以外無書可讀的觀念，繼而吸收歐美知識，喚起全島知識份子走向民族
運動。[84] 另一方面，留學的知識份子受到五四運動或日文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帶動臺灣的進口書由原來傳統的四書五經線裝書，到新西方思潮的書籍，尤其社 會科學方面的圖書，這無關乎語言文化的差異，臺灣的圖書無可避免的走入時代 的潮流中，日文方面由日本進口，中文圖書方面，則由早期福建轉變為當時出版
[82]《臺灣年鑑》，昭和十七年版，成文出版社影印，頁612-613。「出版用紙配給割當規程」依出 版品性質將出版用紙分四類，各佔比例不同；
第一種是指皇室、哲學宗教、歷史地誌、國家社會、經濟商業、理、工農、醫學等印刷用 紙，可以 100% 供應。
第二種指文學、美術、語學、厚生、總記（雜）。供應所需的95%。
第三種指小說、隨筆、時局。供應所需的90%。
第四種是不屬於以上各類的圖書，在不鼓勵之下僅供應80%。
[83] 河功原作，黃英哲譯，〈戰前臺灣的日本書籍流通下—以三省堂為中心（下）〉，《文學臺 灣》，29（1999.1），頁 207。
[84] 同註 80，頁 182。
中心上海引進，以下則探討當時中文圖書的進口。
(一)中文圖書的進口
在早期清朝時，臺灣的中文用書一直多仰賴福建進口，進口一些演義類的章 回小說及私塾教科書等；後來則是受新文化教育的留學生，趁在寒暑假時，零星 帶回一些圖書；但真正開始進口新文化的中文圖書，則是在文化書局成立以後，
蔣渭水為助長臺灣文化的發展，開設文化書局，帶領臺灣中文圖書的進入新文化 的領域。[85]
1 .進口的種類
在日治初期進口的中文圖書除了供讀書人科舉用書不再需要外，大部分仍是 進口一些民間用書，當時大稻埕中街的苑芳、振芳、玉芳；和南街的建芳，都是 批發演義類的章回小說，和閩南一帶所流行的陳三五娘、雪文思君……「歌仔書」
及山醫命卜相和曆書（曆書是秘密出售的，其銷路廣、利潤亦厚，但日人禁止發 售），其次就售於書塾用的三字經、千家詩、千字文、千金譜、百家姓、昔時賢 文、朱子家訓、唐詩三百、古唐詩合解、幼學群芳；和瓊林、四書、五經、古文 釋義、指南尺牘、秋水軒、隨園尺牘、曾國藩家書、香草箋、綱鑑易知錄，……
不外三、五十種，這些民間的休閒讀物，往往都由閩南一帶批發而來。[86]
到了文化書局成立後，中文書的進口由福建改為上海這新興的出版中心，進 口書的種類也由以前的章回小說、四書五經變為西方思潮的翻譯書為主。這些中 文圖書其種類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87]
經濟學類的書籍，有（法）季特著的《政治經濟學》、（德）傅克思著的
《經濟學》、胡祖同編《經濟學概要》、《中國關稅制度論》等；政治類的書籍，
如《現代中國政治》、《中國民治論》、《政治哲學導論》、《協力主義政治經濟 學》等；字典方面有《辭源》、《康熙字典》、《洋裝新字典》、《國語詞典》
等；像婦女問題的書籍，書局有進口的有王平陵著的《中國婦女的戀愛觀》，
《婦女職業問題》、易家鋨著的《中國家庭問題》、蟾儕著《最近婚姻學》等等；
[85] 春丞，〈日據時期之中文書局（上）〉，《臺北文物》，3：2（1 9 5 4 . 8），頁 1 3 2。文中將當時的 中文書局分為四期：佔領後至文化協會成立前，為黑暗期。文化書局開辦前後，為黎明期。
雅堂書局、國際書局並臺中之中央書局、臺南之興文齋等，繼之以興，為極盛期。雅堂、國 際兩書局停業後，至中日開戰，為衰退期。
[86] 同註 85，頁 132。
[87] 進口圖書部分參考《臺灣民報》所刊登廣告。
應用類的尺牘類的書多是學生的教科書如《新撰學生尺牘》、《語體學生尺牘》、
《新體白話信》、《新撰商業尺牘》等等這類圖書，幾乎都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的；在漢文教學被禁之前，從上海進口不少初等小學用書，像是《作文教科 書》、《公民課本》、《國文讀本》、《自然課本》、《女子國文教科書》等；連幼 稚教育使用的看圖識字及五彩方字也都有進口。
2 .進口的方式
在舊書舖階段進口的中文書多是線裝書，種類仍以私塾用書為大宗，如果真 有需要時，雖然可以代辦，但是書價任憑書店大開虎口，而送來的書也多是三四 流書局出版的廉價品。[88] 所以雖然中文圖書由中國大陸進口，但是當時圖書進 口也不是件易事，過關手續麻煩，關稅又無確定數目，圖書常有遺失。即使個人 帶進臺灣的也是要經過海關的檢查，而沒收圖書有時不需要理由；因此由中國大 陸進口中文圖書非常不易，造成中文圖書價格往往高於日文圖書。
對於非在臺灣出版的圖書進口要接受檢查，在「臺灣出版規則」的第十二條 有規定：
在本省外之日本領土內或在外國出版之文書圖畫，如有觸犯前條各項時，
可禁止其在本省發售頒布並扣押其印本。
如果一旦被禁即無法陳列書架，也無法販售，對書店來說，必須承擔這種風 險及損失，因此書店營運是很難長久維持下去的。
但是這種圖書檢查制僅適用於臺灣，並不用於日本國內，因此有些書店即採 取迂迴策略，將所訂書籍先郵寄到日本，再由日本轉寄到臺灣。例如《三民主義》
在當時雖被列為禁書，但黑市仍有販售，原來是由東京寄來臺灣的，在春丞〈日 治時期之中文書局〉一文中即說道這情形：「臺灣管理中國圖書雖嚴，但日本國 內則毫不介意，由中國寄日本的圖書全不檢查，日本寄臺灣的郵件和貨物，因同 一國土也無須檢查。」書商即以此種方式，規避檢查，但是書籍的價格無可避免 的又會因迂迴的運費多了一層。
這些圖書的採購，多是由書局的負責人直接至上海的商務印書館、世界書 局、開明書店、中華書局等幾家大的書店挑選，或是這些書店直接以新書運送而 來，此時的圖書採購對象不再是過去一些小出版社。但是此番榮景維持不了多
[88] 同註 85。
久，到了 1 9 3 7 年日本侵華戰爭後，日本軍方統制一切政策，出版品的檢查更趨 嚴格，此時的中文書店經營無疑更是雪上加霜困難。
(二)販售中文圖書的書店
在日治初期沒有具規模的書店，有書店性質與現在文具店性質類似。前面說 過當時較有名的書舖，如大稻埕中街的苑芳、振芳、玉芳；和南街的建芳，都是 批發演義類的章回小說，和閩南一帶所流行的「歌仔書」及山醫命卜相和曆書，
其次就售於書塾用書，他們在開張時，也號為書店，後來售書的範圍日狹，反將 作副業的紙、賬本為本業，而將本業的圖書，當作副業，所以一般的人，不稱為 書店，而稱紙店了。[89]
到了大正年間，臺灣社會較為穩定，日本移民來臺人口大增，臺灣人受教育 的人口增加，日人經營的新高堂書店、文明堂書店在大正年間創設，臺灣人經營 稍具規模的書店，也開始出現。依《出版年鑑》統計，在1 9 2 8 年 9 月底時臺灣 的書店是 66 家，到 1938 年 9 月時增為 106 家。[90] 當時臺灣真正規模較大的書 店，多是日人經營，如新高堂書店、文明堂書店、杉田書店、三省堂書店等；而 販售中文書籍的書店，仍是佔這其中的少數。
像是昭和四年（1 9 2 7）二月五日，在臺北市太平町開張的國際書店，是由楊 克培與謝雪紅創辦的，以販售日文漢文社會科學的書籍雜誌為主，在當時被認為 是臺灣共產黨的聚集點。
同樣是位在臺北市太平町的三春書局，由上海進口漢文圖書、杭州扇、湖筆 徽墨字帖等同時販賣。
位在臺北市京町的廣文堂書店，取名「廣開文化」之意，書店內漢文書與日 文書同時陳列。
像以出版教科書的蘭記書店本身也是書店為主業務兼營出版業，販售了不少 的孫文演說集、胡適、陳獨秀等人的著作。
當然仍有些書店是以文具店型式兼賣漢文書，如臺南市的和源商行雖然也有 進口漢文書，但是仍以文具為主。位在高雄市的蘭室書店，則以賣文具用品為 主，兼賣漢文圖書。像是豐原的彬彬書局、臺南的崇文堂、高雄的振文書局、屏 東的黎明書局等均有販售少數中文圖書，但是規模都不大；以下擇其當時較具代
[89] 同註 85。
[90] 同註 70，頁 253。
表性的書店略述。
1 .文化書局
臺灣真正開始有書店應是在文化協會成立後所設立的的文化書局，於大正十 五年（1 9 2 6），蔣渭水所開設，以販售漢文書為主，其用意不僅只是在販賣書籍 而已，而是在推展運動！蔣渭水是「臺灣文化協會」的成員，協會成立的目的
「助長臺灣文化的發展」；實際上為了促使臺灣人的民族性自覺，所以開設「以 書籍、報紙、雜誌的仲介販賣為目的」的書店是其推展方式之一。[91]
他曾在 1 9 2 6 年 7 月 11 日的《臺灣民報》第11 3號上登載啟事，說明創設書 局的目的：
「全島同胞諸君公鑑：同人為應時勢之要求，創設本局，漢文則專以介紹中 國名著兼普及平民教育，和文則專辦勞動問題、農民問題諸書，以資同胞之 需，萬望諸君特別愛護擁護，俾本局得盡新文化介紹機關之使命，則本局幸 甚，臺灣幸甚。文化書局總經理蔣渭水啟」。
這則啟事說明文化書局同時販售漢文書及日文書，漢文書以中國名著為主，
日文書則以探討勞工、農民問題的社會主義書為主。蔣渭水藉由銷售中文辭典、
中文教科書、孫文、胡適、梁啟超、章太炎等人的著作、中國雜誌的經銷、販賣 有關日本國內社會問題、農民問題、勞務問題的書籍和各種簡介、參考資料，謀 求臺灣文化的提昇與進步。[92]
文化書局開業以來，特別是自 1 9 2 7 年以後，中國與日本的政治社會運動都 發生劇烈變化，這些變化又深深影響臺灣的政治社會運動，而文化書局推出的 書，大都與這種時代變化息息相關，因此文化書不僅確如開業啟事說的「為應時 勢之要求」而設，而且也確也盡到「新文化介紹機關之使命」。[93]
文化書局有一特色雖然售漢文圖書，但是以新知識為主的書籍，對於舊文學 的線裝書並不銷售。其在《臺灣民報》刊登廣告亦標明其售書方向是：「文化書 局專辦順應世界思潮之要求，適合臺灣社會之需要的漢和書籍。」所以對於日文 書籍也有銷售，售書廣告方式是將所售書籍分類，輪流刊登在報上，例如社會問
[91] 同註 4 7，頁 2 3 1 中說臺灣文化協會達成其運動目的的方式有五項：「其手段為1 .會報的發行
2. 各地設置新聞雜誌閱覽所3. 舉開各種講習會及文化演講會4. 戲劇或電影的巡迴公演 5. 以書
籍、報紙、雜誌的仲介販賣為目的的書店的開設等為文化協會的活動內容。」[92] 同註 70，頁 255。
[93] 黃煌雄，《蔣渭水評傳》（臺北：前衛，1992），頁 37。
題的書籍、辭典字典類、婦女問題類的書等，最特別的是當時進口不少偵探類的 書籍，如《福爾摩斯偵探全集》等；並且會於開業週年時刊登大減價的廣告，
「將漢文書籍全部減價九折」。 2 .中央書局
中央書局位在臺中，與嘉義的蘭記書局兩者並稱，是當時最大的中文書局兼 有出版社的功能，雖然其出版活動極為有限，但對當時提供中文書籍，貢獻良 多。中央書局的創設人是莊垂勝。
莊垂勝留學於東京，他留學期間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主思潮澎湃於世 界，中國發生五四運動，新文化急遽展開中，日本的思想界，也正呈現著百花爭 放、百鳥齊鳴的盛況，莊垂勝置身其間，耳濡目染，所受影響極大。他於1 9 2 4年 畢業於明治大學後，先至韓國考察，再到北平、上海參觀，上海則注重當地出版
事業。[94] 是時上海正是出版業蓬勃的時候，新刊書籍，排滿書架；心想如果能
引介這些書籍到臺灣，對臺灣文化的提昇，必然助益匪淺，於是留滬期間，他特 別觀察書局的經營的情況，並且和幾家如商務印書館等大書局接洽。
返臺後參加臺灣文化協會，深深感到要從事啟蒙運動，應有文化氣氛的環 境，纔能夠發生示範效果。於是在 1 9 2 5 年時，得到中部會員及支持者的認股 下，開始籌辦中央書局。於昭和二年（1 9 2 7）一月三日創設中央書局。當時書局 所販售中文書是向上海商務、中華、世界、開明各書局訂購的；除了中文書籍還 有文具學藝用品、洋畫材料、運動器具及留聲機西洋樂器等。
中央書局除了販售中文圖書及文具外，同時也努力介紹日文高級刊物，那時 候臺灣雖然有好幾家日文書局，都是日本商人開的，他們唯利是圖，只賣一些折 扣大的大眾讀物，利潤少而銷路短的高級專門書刊，則不肯販賣；中央書局為要 補此缺憾，乃特別向東京的岩波書店、京都的弘文堂等書局聯絡，代銷他們的書 刊，因此中央書局不但成為臺灣人讀書的寶庫，就是日本人的知識份子也趨之若
鶩。[95] 中央書局的經營成功，並也有少量的出版活動，例如1 9 2 7 年 1 2 月就曾
出版了張建勳的長篇小說《京夜》。
到了日本政府禁止漢文的傳授，取締中國書刊的輸入，中央書局只能勉強維 持現狀，一切理想全受阻礙。
[94] 洪炎秋，〈懷益友莊垂勝兄〉，《傳記文學》，2 9：4（1976.10），頁 81。
[95] 同註 94。
葉榮鐘曾將中央書局與臺北的文化書局，相提並論，他說：「當時販賣中文 書局，寥寥無幾，而且賣的都是線裝書，新文學運動以後出版的書刊，幾乎沒 有。中央書局與文化書局的出現，在普及中文書籍，保存傳統文化這方面，可以 說是盡了很大的努力。其次是把五四運動以後的新潮流導入這個和祖國隔絕已久 的臺灣，這一點雖然不能說全係這兩家書局的功勞，但其貢獻應予相當的評價
的。」。[96] 藉由中文圖書將大陸五四運動以後的思潮帶入臺灣，這是當初書局成
立時的宗旨，但是後來受戰爭影響，書局一直勉強經營著，是少數一直到光復後 仍營業著的書店。
3 .雅堂書局
比較特別的是雅堂書局，它是連雅堂與朋友共同經營的，開辦於昭和二年
（1 9 2 7）。它與文化書局、中央書局最大的不同是，後兩者開創書局為引進新文 化，而連雅堂的動機則是為了振興漢學，所以出售的書籍皆由大陸進口，線裝的 經史子集，由他親自選擇；而政治、經濟類書籍則由連震東負責；張耐霜則負責 哲學、劇本類書籍的挑選；思想、小說暨方技雜書則是三人共同選擇；概不出售 日文圖書及日製文具，所售圖書文具，主要採購自掃葉山房、千頃堂、商務、中 華、北新、民智、泰東、世界等當時上海著名書局。
書局的經營時間不長，原因一是以販售中文圖書為主，常被檢查沒收，據春 丞回憶當時圖書進口的情形是，第一批商務印書館採辦約1 , 1 0 0 餘元，當第一批 書運到時，竟被海關禁止而沒收300 餘元；中華書局採購的600 餘元，也被沒收 了 200 元左右；民智書局則大約十分之六、七皆被沒收，因為所進的多是黨義及 暴露帝國主義的居多，像所採購《三民主義》5 0 部，只收到五部，這五部還是 通關被遺漏的；惟一未被沒收的是掃葉山房和千頃堂出的舊文學圖書；至於教科 書，一部幾冊之中被抽禁一兩冊，或兩冊之中一冊受禁止。[97] 卷秩不全的教科 書並不好銷售。
另一影響書店營運的原因是漢文已被日本當局明令廢止，雖尚有私塾存在，
但都祇教些尺牘、唐詩等及日常實用文字，而老一輩曾研讀漢學的，又日漸凋 零，以致當時閱讀中文圖書人口已逐漸稀少。雅堂書局雖網羅陳列新舊書籍，但
[96] 自莊永明，〈中部地區新文化的催生者—莊垂勝〉，《臺灣近代名人誌，第四冊》（臺北：自 立晚報，1987），頁 143。
[97] 同註 68，頁11 8。
是如掃葉山房等出版的舊詩文集，竟乏人問津，青年人愛讀的新文藝書籍，又多 被列為禁售。[98]
以進口書為主的書店，因書查禁書店難以經營，雖然除出售各種中文書籍 外，兼營湖筆、徽墨、杭扇、宣箋等。然而畢竟不是生意人，日人前島信次曾描 寫門可羅雀的雅堂書局：「書和人都埋在塵土裡，臺灣通史的作者貧困衰老，近 視到離書一、二寸才能看到字。店前寂寞，無一顧客。」[99] 雅堂書局屈服在諸 多不利的條件下，營業日趨衰微，終因不堪虧損，而於1929 年忍痛歇業了。
(三)書店經營的困境
圖書是反映歷史的產物，中文書店的經營困難，與日本殖民政府看待中文圖 書的態度有關，圖書檢查制與取締漢文教學，使得中文書店在當時沒有發展空間 下，憑藉著知識份子的熱忱而維繫於不墜，以下則討論當時中文書店經營所面臨 的困難。
1 .圖書檢查
中文書店的經營困難，與日本官方的圖書檢查制有關，除了出版檢查外，還 有圖書輸入的檢查。臺灣的海關是除了警務機關外的另一檢查機關。對於輸入臺 灣的中國圖書，查扣情形屢見不鮮，大正十四年七月一日的《臺灣民報》即針對 這個問題批評當局：
「用意周到的當局，卻不明說其意，而以取締危險思想的輸入和禁止敗壞風 俗的壞書為名。然而這二件東西、既無一定的標準，海關的官吏又無誠意。
所以常常極好的書不能輸入、反而所輸入的有巷間傳誦著令人不堪觸目的壞 書，這是什麼道理？……不拿出臺灣文化和中國有特別的關係，縱使從研 究、信仰自由這點著想，也該使中國的書報得以自由輸入，不該故意利用海 關來干涉，致使中國雖有好書好報，也不容易輸到臺灣。」。[100]
對於當局以取締危險思想及敗壞風俗的名義，專門取締中國輸入的書報，認 為是無理干涉。
總督府警務機關對於中文圖書一直抱持著警戒的態度，認為中央書局和文化 書局的設立，是在從事民族運動，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即記載：
[98] 張維贀，〈懷雅堂書局〉，《傳記文學》，3 0：4（1997.4），頁 24。
[99] 同註 50，頁 37-38。
[100]《臺灣民報》，1925（大正十四）.7.1，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