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二章劉過生平概述第一節時代背景建炎四年（西元11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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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劉過生平概述

第一節時代背景

建炎四年（西元1130 年），康王趙構將杭州改名為臨安，正式展開偏安的局面，至此宋代歷史翻開了屈辱投降的一頁。宋高宗選擇偏安江南，以對金人稱臣納貢來換取假象的和平，南方的繁榮富庶，安撫了他不安的心，朝野中瀰漫著消極的主和論調，劉過就誕生在這樣一個歷史氛圍中。

劉過一生經歷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位君王，見證了主戰派、主和派的勢力消長過程，他的一生經歷，其實也正是南宋動盪歷史的寫照。

一、政治環境

高宗建炎三年（1129 ），金兀朮率大兵攻陷了鎮江，高宗狼狽出奔，輾轉逃到了杭州。隔年金兵以破竹之勢，又攻陷了杭州，驚魂未定的高宗，又經由海路，倉皇逃到溫州，一直等到金人劫掠已畢，才敢回到杭州，並將杭州改為臨安。

經過金人此番窮追猛打，軟弱的高宗深受打擊，「恐金」的心理從此揮之不去，又害怕徽宗、欽宗如果南返，將危及其帝位的顧慮，如此兩大心結的困擾下，高宗不願再言恢復之事，開始採取「和議以自存」的政策，儘管當時內有良將，軍民同仇敵愾的優勢，仍不顧輿論的橫議，重用了主和派的首領秦檜，來剷除「恢復」的異聲，實現他偏安江南的美夢。高宗在位三十六年中，共任用三位宰相，皆為主和派，其中秦檜專權達二十年之久，結黨營私、剷除異己，朝中忠良被陷害一盡，而最令人扼腕的，莫過於對一代大將岳飛的迫害。紹興十年（西元1140 年），岳飛以拐子馬，大敗金人，軍隊已推至朱仙鎮，距汴京僅四十五公里，勝利指日可待，岳飛此時亦以「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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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的誓言與士兵相約，成功已經在望，沒想到秦檜一番讒言，竟使宋高宗默許他以一天連下十二道金牌的方式，召回指日攻克汴京的岳飛，並於紹興十一年（西元1141 年），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其冤殺於大理寺的風波亭中。忠肝義膽、一心為國的良將，卻含憤而死，足見當時高宗的無能及荒謬，而對當時全國咸願北伐，以恢復美好江山的軍民來說，更不啻為一重大的打擊。對比岳飛的英勇，當時南宋將帥之怯敵，

《金史》卷七十九＜酈瓊傳＞論之甚詳：

宗弼再伐江南，以瓊素知南方。南方山川險易，招至軍與計事，從容與同列曰：「瓊嘗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親臨督戰，矢石交集，而王免冑指揮三軍，意氣自若，用兵制勝，皆與孫吳和，可謂命世雄才矣。至於親冒鋒鏑，進不避難，將士視之，孰敢愛死乎？宜其所向無前，日闢國千里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稗。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為己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即覆亡，已為天幸，何能振起耶！

以如此的怯懦無能，誠為「不即覆亡，已為天幸」，怎可能有機會重振江山。然而庸才不棄，良將先亡，由此可看出宋高宗不願恢復的心態。這件大事發生在劉過出生前十年，於南宋社會中影響巨大、歷時久遠，劉過亦曾於晚年寫下＜沁園春．題岳鄂王廟＞一詞，表示對此事的看法並歌誦岳飛的忠義。

1 脫脫：＜列傳第一二四．岳飛＞，《宋史》卷三六五，（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7 年 9 月），頁 113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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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皇帝登基之初，頗有志恢復中原，他力主抗金，想一戰而雪祖宗之恥。據岳珂《桯史》記載：

「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容燕安之鴆，躬御鞍馬，已習勞事。仿陶侃運甓之意，時召諸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鑾，布沙除地。群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²

雄心壯志的孝宗，即位的第一年後即展開復國的行動。隆興元年

（1163 ），他採用張浚的北伐之議，正式對金人宣戰。但因張浚任人不當，李顯忠、邵宏淵兩人不合，後來反被金兵敗於符離（今江蘇省宿縣北）。符離一戰慘敗，對銳意復興的孝宗，如晴天霹靂，深受打擊的他，接受主和派宰相湯思敬的建議，向金人求和，於隆興二年（1164 ）簽下了所謂的「隆興和議」。遭此挫敗的孝宗，開始對恢復中原的大業持保留態度，之前的意氣風發已煙消雲散，主和派的勢力再度抬頭，

「南宋又恢復了苟且偷安，含垢忍恥，萬馬齊瘖的歷史局面。」³ 張浚的符離敗績，導致了屈辱的「隆興和議」，面對如此奇恥大辱，南宋朝廷卻恬不知恥的說這是：「志在好生，寧甘曲己，書幣土地，一一曲從。」⁴ ，不僅割去大片土地，曲辱求和，還向金稱臣納貢，和平穩重的的論調與苟安行樂之風於是日益得勢。孝宗在位二十七年（1163 － 1189 ）間，南宋形成主戰，主和兩派對峙的狀況，當時雖有主和派的一味姑息，但仍有一批志士仁人，不斷上疏，陳奏富國強兵之策，主張對金用兵，表達堅決復國雪恥的決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即是辛棄疾和陳亮。

2 岳珂：＜隆興按鞠＞，《桯史》卷二，（北京：新華書局， 1981 年 12 月），頁15 。

3 陶爾夫、劉敬圻：《南宋詞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9 月），頁 130 。

4 清畢沅：《續資治通鑑》第一百三十九卷，（台北：文光出版社，民國6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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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棄疾於乾道元年（1165 ）及乾道六年（ 1170 ），分別上「美芹十論」及「九議」，分別談論用兵及治國之道，指出中原人民在金人的統治下「怨以深，痛已鉅，而怒已盈」⁵ ，警告統治者再不抗金，就要遭到人民的反對。陳亮于淳熙五年（1178 ），有「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怒斥當時投降派「岌岌然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為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的恐敵症，認為「江南不必憂，和議不必守，虜人不足畏」⁶ ，中原必須也必定能收復，期待孝宗堅持恢復大業。惜當時「因帝將內禪，不報。」未能上達天聽，他並被目為「狂怪」之徒。兩人的激越之言，雖曾使主政者重燃恢復之志，但受困於

「靖康之難」及「隆興和議」之恥，孝宗已無復當年的雄心壯志，終未能採納他們的意見。

隨著時間的推移，南宋的朝政不斷惡化，當時的情況就如朱熹所言：「民窮財匱，兵惰將驕。外有強暴之夷，內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隱，隱於耳目之所不知、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奧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⁷ 受到辛棄疾和陳亮的感召，劉過也曾叩閽獻策，認為「中原可以一戰而收」，但在當時統治者醉生夢死的情況下，此策亦未產生任何作用，甚至還差一點「血染長安市」，由此亦不難想見愛國志士在當時政治環境下的艱難處境。

二、社會文化

宋太祖開國時，奉行「右文輕武」、厚祿養廉的政策，解除軍將兵權後，便慫恿他們「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⁸ ，

5 辛棄疾：＜美芹十論．觀釁＞，《稼軒詩文鈔存》，（台北：長安出版社，民國64 年 9 月），頁 8 。

6 陳亮：＜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陳亮集》，（北京：中華書局， 1987 年），頁 16 。

7 朱熹：＜戊申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台北：大化書局，民國74 年 5 月），頁 179 。

8 脫脫：＜石守信傳＞，《宋史》，（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7 年 9 月），頁 8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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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文武官員安於逸樂，公私宴會頻繁，據沈括《夢溪筆談》卷九：

「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宴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為燕集，以致市樓酒肆皆供帳為游息之地。」如此上行下效，世俗的享樂之風隨之興起。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載北宋崇寧（1102 － 1106 ）期間，京城開封的繁華景象為：「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竟駐於天街，寶馬季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結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 … … 」⁹ 可見宋仁宗時期歌舞昇平的景況。

隆興和議後，宋金之間有了持續四十年之久的和平。這外加若干屈辱條件的「和平」環境，使得南宋朝廷在江南豐富的物產和長江的屏障下，有了喘息的機會。《宋史．食貨志》載：「宋高宗南渡雖失舊物之半，猶席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¹⁰ 經濟重心的南移，為南宋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南方戶口持續而迅速的增加，擴大了生產和消費，也提供了商業發展所需的人力，政治中心的南遷，交通運輸的改善，都推動了南宋時期商業的發展，最大的成果即是商稅的收入不斷增加，宋光宗紹熙初（1190 後），國庫即有「庫中所儲金八十萬兩，銀一百八十萬兩，而天下庫復儲現緡常五六百萬。」¹¹ 而談鑰《嘉泰吳興志》卷八公廨篇都稅務條亦載：

吳興初以市物之值一萬則稅五百，蓋二十而取一，歲入以二十萬，實為錢二萬貫，今征商五十而取一，歲入則十倍而贏。豈民物之富，商賈之夥，非曩時比乎？¹²

9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年 3 月），頁 4 。

10 脫脫：＜農田＞，《宋史．食貨志》上一，（台北：鼎文書局，民國 67 年 9 月），頁 4156 。

11 清．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二十一，（台北：文光出版社，民國64 年）

12 見《宋元地方志叢書》第十一冊，（台北：大化書局，民國 69 年 1 月），頁 67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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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商稅率由北宋的二十取一降低到南宋的五十取一，可是商稅收入卻反而增加十倍有餘，按北宋西寧十年湖州州城商稅收入已達三萬九千餘貫，但如以二萬貫來計算，則南宋嘉泰（1201 － 1204 ）年間，湖州州城商稅收入在二十萬貫以上。由此即可看出當時國庫之盈。

另南宋的「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興。」¹³ 特別是江浙一帶，農民還栽培出良種水稻，棉花的種植更是普遍，棉紡工業特別發達。造船業更為興旺，句型海船數百人，能存一年的糧食。廣州、泉州、明州是對外的通商港口，與南宋通商的國家和地區已有五十多個，海關收入達二百萬貫，超過北宋二倍多，紙幣逐漸流通，交子和會子日益普遍，臨安極其繁榮，是南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商業的發達，亦促使城市的興起，以劉過的故鄉廬陵為例，劉辰翁即曾於＜習溪橋記

＞如此形容廬陵城內繁榮的景象：

自吾小年，見是橋勝時，為社林洲祠，為官藥肆，為旗亭，歌鍾列妓，長天燈火，飲者爭席，定場設賈，喝道而後能過。¹⁴

可見此時物阜民蕃的景象。當時僅「關上積糧」就有八百餘萬斛，

「輸湖南米五十萬石于襄陽，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京、郢、安、信四郡，畜銀帛百萬計。」在此雄厚的經濟條件支持下，南宋再度走入享樂之風，舉朝侈靡，湖山歌舞，文恬舞嬉。

高宗之時，靖康年間廢置的禮樂制度就已經漸漸恢復，紹興十二年

（1142 ），也就是殺害民族英雄岳飛的第二年，下召開天下樂禁，兩年之後，復置教坊。此禁一開，朝野歌舞燕樂之風遂成燎原之勢，再也無法抑遏。到乾道、淳熙間，以宋孝宗公開奉太上皇（高宗）出宮游賞湖

13 脫脫：《宋史．食貨志》上一，（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7 年 9 月），頁 4182 。

14 劉辰翁：＜習溪橋記＞，《須溪集》卷五，（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2 年月份不詳），頁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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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為標志，南宋歌舞昇平的頹風已與北宋看齊而毫無愧色。文人們的筆下，杭州這個「銷金窩兒」，處處洋溢著「東都（汴京）遺風」。實際上，杭州的宴安享樂，比東都熾盛，據周密《武林舊事》的記載：

杭州每年燈節時，終夕天街鼓吹不絕，都民士女羅綺如雲，蓋無夕不然也。又載：元宵之夜，伶官奏樂，稱念口號，致語，下為大露台，百藝群工，競呈奇伎。…… 宮漏既深，始宣放煙火百餘架，於是樂聲四聲，燭影縱橫，而駕始還矣。…… 翠帘銷幕，絳竹籠紗，遍呈舞對，密擁歌妓。脆管清吭，清聲交奏，戲具粉嬰，鬻歌售藝者，紛然而集。¹⁵

將這類記載與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所述情況稍加對比就不難看出：在偷安一隅的南宋社會，無論是皇家慶典還是民間娛樂，其規模排場，奢侈淫靡之程度，都勝過當年北宋末世。無怪乎淳熙年間杭州士人林升作＜題臨安邸＞一詩譴責道：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¹⁶

伴隨著這股享樂之風，南宋詞作題材快速開發，其中尤以壽詞的創作達到空前的發展。宋代的壽詞創作中特別發達，尤以南宋為甚。統計

《全宋詞》中，南宋壽詞約為二千五百五十四首，約占宋詞二萬一千零五十五首的八分之一弱，數量可謂龐大。¹⁷ 南宋的壽詞依題材內容看，主要有壽聖壽官詞，壽親友詞和自壽詞，除了祝賀他人壽考，亦有藉此抒發內心壯志。劉過現存八十六首詞作中，壽詞即佔了八首，而其中的

15 周密：＜元夕＞，《武林舊事》卷二，（台北：廣文書局，民國84 年 6 月），頁 8 。

16 林升：＜題臨安邸＞，《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新華發行， 1998 年 12 月），頁 31542 。

17 劉尊明：＜宋代壽詞的文化內蘊與生命主題－兼論中國古代壽詞文學的發展＞，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3 卷第 2 期， 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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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首是寫給當時的丞相韓侂冑，詞中除了稱頌韓侂冑的文才武功，更藉此提出勿忘恢復大業的呼籲。

而與詞體發展密不可分的歌妓，在宋代更成了享樂宴飲中不可或缺的要角。宋代的歌妓制度上承唐代，歌妓分為三類：官妓（包括營妓）、家妓和市井妓。宋代的士大夫在官府得以官妓侑觴勸酒，在家則蓄養歌女，每逢宴飲，則命其奏樂唱詞，娛賓遣興；另在青樓、酒肆所置之市井妓，是朝廷所認可的，社會輿論亦不以召喚市井妓侍宴為不名譽之事。歌妓與文人士子關係密切，文士們經常在宴飲酒席上即興填詞，交給她們演唱，成為宋詞傳播的重要途徑。而文士和歌妓之間也因惺惺相惜，屢見戀情交往，劉過詞中就有七首與歌妓主題相關，其中＜賀新郎．贈娼＞一首，將年老色衰的青樓商女與自己天涯淪落的境遇巧妙結合在一起，纏綿悱惻，動人極深，成為當時「天下與禁中皆歌之」的名作。

三、地理文化

由於國土的遼闊與交通的限制，貫穿中國東西的長江，自古便成為阻礙南北交流的天然溝塹，而水土山川等自然環境與風俗、民俗及種族、血統等人文環境結合在一起，便構成了這特定的地理文化環境，這一個環境中的文學也由此形成了其特有的體格風貌。在中國文學史上，

《楚辭》、《詩經》分別代表了詩壇上南北體派的兩個源頭，魏晉南北朝時詩壇又一次南北分流，從而造成「江左工商發越，貴乎清綺；河朔詞意真剛，重乎氣質」¹⁸ 這樣鮮明的南北區別。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三中，即曾論及地理文化對創作的影響：自六朝以還，文章有南北派之分，乃至書法亦然。姑以詞論，金元之於南宋，時代正同，疆域之不同，人事為之耳。 … … 南宋佳

18 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台灣：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7 年 2 月），頁 27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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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能渾至，金詞佳詞近方剛，宋詞深緻能入骨，如清真夢窗是。金詞清勁能樹骨，如蕭閒、遯庵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為清。南或失之綺靡，近於雕文刻漏之技；北或失之荒率，無解深裘大馬之譏。 … …¹⁹

可見地域文化對作家的創作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如南宋女詞人李清照，在北方時受北方山水風土的陶冶，詞作的格調婉秀明朗，有陽剛之氣；南渡後，江南的秀麗山水、複雜地貌、特有景物，激發了她歷經家國變故後的敏感心靈，因之作品呈現含蓄婉轉、悲涼悽愴的風格，即是一例。另與李清照同期的詞人向子諲，其《酒邊詞》也因創作地域不同，而有「江北舊詞」、「江南新詞」之分，可見地域環境對作家風格有決定性的影響。

宋室南渡後，由於偏安江左，僻處東南，山川風景秀麗，因之詞中反映的南方色彩甚為明顯，舉凡南方之景物、地名，氣候，產物，交通，習俗，甚至是方言，均大量的寫入詞中，據王偉勇先生援《全宋詞》加以統計，宋朝十大都市依次為：「一開封，二杭州（臨安），三長安，四洛陽，五蘇州，六廣州，七泉州，八揚州，九明州，十安陽。」詞人喜愛詠誦之十大名勝為：「臨安府西湖、建康府城、平江府垂虹亭與姑蘇臺、鎮江多景樓、嚴州釣臺、太平州蛾眉亭、紹興府鏡湖與蓬萊閣、鄂州南樓與赤壁、岳州岳陽樓與潭州定王臺、隆興府滕王閣與福州西湖。」²⁰ 劉過一生在東南各地浪遊，詞作亦反映了南方的情調，如被譽為「數百年絕作」、「楚中歌者競唱之」的＜唐多令＞（蘆葉滿汀州）一詞，即是登臨在武昌黃鵠磯上的南樓（一名安遠樓）所作，且由詞作中「二十年後重過」，可知他曾不止一次登覽此樓。除了登樓，《龍洲詞》中並有＜謁金門．游西湖＞、＜沁園春＞（柳思花

19 況周頤：＜宋金詞不同＞，《蕙風詞話》卷三，見《詞話叢編》頁 4456 。

20 以上資料見王偉勇：《南宋詞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76 年 9 月），頁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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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等二首遊覽西湖的作品，並有「若是花時，無風無雨，一日須來一百回」的詞句，表現出對西湖勝景的著迷。

《龍洲詞》中並屢見南方各地方言，如＜行香子．同郭季端訪舊不遇＞：「匆匆去得忒煞」，「忒煞」即為吳語方言。＜清平樂．贈妓＞中「一捻兒年紀」，「一捻兒」是江淮官話。另因江南地區地貌複雜，多起伏疊嶂的重巒峻嶺及曲折繚繞的名川大水，為適應地形而發展的交通工具，如舟船、籃輿，亦大量進入詞中，劉過＜沁園春．題黃尚書夫人書壁後＞：「正芹塘雨過，泥融路軟，金蓮自策，小小籃輿。」即見此南方特殊的交通工具「籃輿」。

另宋代節日頗多，一年之中有元旦、立春、上元、寒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陽、除夕等，就士大夫而言，這些歲時宴賞的節日就是他們的假期，宋代官員全年有一百二十四天節假，主要分別來自這些歲時節序。²¹ 這些節日大都隨不同季節在不同的野外進行，如早春踏青，元宵燈會，端午龍舟，重陽登高等。劉過有一首＜沁園春．觀競渡

＞，即記錄端午節時的競渡活動，「謾爭標奪勝，魚龍噴薄；呼聲賈勇，地裂山摧。」的熱鬧場景，很真實呈現了豪放詞風外的民間風情。

21 朱瑞熙等：《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 年 8 月），頁 390 － 3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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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家世與生平

劉過（1154 － 1206 ），字改之，以所居地自號龍洲道人。出身貧寒，少負大志，恆以功名自期，然而「四舉無成，十年不調」，終身未第，以布衣終老。他生於高宗紹興二十四年，主要活動於高宗、光宗、理宗三朝，於寧宗開禧二年（1206 ）客死江蘇崑山，貧不能葬，靠友人資助，在當地馬鞍山麓安葬。

劉過因一生未能為官，以布衣終老，故《宋史》中未見其傳，另因個性豪放瀟灑，詩詞作品都隨性創作，亡逸散失頗多，而喪失研究其人之第一手資料，甚是可惜。現存劉過事蹟，僅於《兩宋名賢小集》、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江西通志》中有簡略記載，及一些筆記小說，如《桯史》、《游宦記聞》、《宋人軼事彙編》中有零星的紀錄，然而這些資料不是片段零落，甚而是穿鑿訛誤，難以藉此窺得其一生作為的全貌。

由於資料的欠缺與零落，欲得劉過生平的概括，僅能由此殘缺不全的的片段紀錄為基礎，以其所留下之作品為輔助，如此相互對照，或能勾勒出劉過生平的概略形貌。

一、家世

（一）籍貫：

關於劉過的籍貫，共有四種「襄陽」、「太和」、「泰和」、「廬陵」等四種說法，對這四種持論，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曾對此提出詳細的分析：

「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劉改之詞一卷，襄陽劉過改之撰』，以過為襄陽人。盧弼《四庫湖北先生遺書札記》云：『按岳珂《桯史》＜卷二＞劉改之詩詞一則，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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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厄於韋布，放浪荊楚，客食諸侯間，開禧乙丑過京口，余為餉幕瘐吏，因識焉云云』。按岳珂與過交遊，自能悉其里貫，其為廬陵人無疑。又案過＜和劉叔擬詩＞：『草露青原淚，煙波白鷺心。班超歸未得，想見舊家林。』小注：廬陵有青原山、白鷺洲云云，此亦為廬陵人之一證。見《群賢小集》中《龍洲人詩集》，是集亦題『廬陵劉過改之』。其＜襄陽歌＞：『十年著腳走四方，胡不歸來兮襄陽』當為流寓至此，與岳珂『放浪荊楚』之語相合。…… 」²²

今人張文彥教授於＜劉過的生平與交友＞²³ 一文中，對以上四說詳細考證，並舉各代資料詳細比對，歸納出：「吉州」與「廬陵」指相同地方，惟朝代不同的稱呼；「泰和」與「太和」意義相同，皆同一地方，指宋時之太和，明時之泰和。²⁴ 此項爭議經張教授抽絲剝繭的探索，已獲得明確的答案，筆者贊成張教授之說，劉過為廬陵人無誤。

除經由歷史的推衍還原其真相，劉過的詩詞中亦有數項有力的線索，來印證其為廬陵人之說。

1 、《龍洲集》卷三＜贈鄉人周從龍談命＞：「廬陵儒萬人，頗亦出青紫。老子三不歸，未省鄉里士。暮年罕交遊，僅識子周子。風流屬當行，豈止談天爾。夜從青樓飲，一醉幾欲死。」

2 、《龍洲集》卷七＜初伏闕上書得旨還鄉上楊守秘書＞其一：：「郡大廬陵古，分符得秘郎。息爭民弭事，課最米連檣。水隔蓬山遠，風凝畫戟香。少須官事了，歸去玉為堂。」

22 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54 年 10 月），頁 1363 － 1364 。

23 張文彥：＜劉過的生平與交友＞，《中華文化月刊》，（ 2001 年 1 月出版，第 250 期），頁 90 － 124 。

24 張文彥：＜劉過的生平與交友＞，《中華文化月刊》，（ 2001 年 1 月出版，第 250 期），頁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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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龍洲集》卷十三＜健康獄中上吳居父，時魏廣夫為秋官＞一文中：「…… 伏念某廬陵生長，湖海倦游，鼓行之老氣不衰，疾惡之剛腸猶在。…… 」

4 、《龍洲集》卷十四＜與許從道書＞：「九月初三日，友生廬陵劉過再拜…… 」

以上皆出自於劉過親筆之作，四說皆同，劉過為廬陵人之說當為可信。廬陵在宋朝為一文風鼎盛、人才輩出之地。據《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載「廬陵縣」：

「漢置。三國吳改制高陽縣。故城在今江西吉安縣南。隋改石陽為廬陵，故城在今江西吉安縣東。唐始移今吉安縣治。明清皆為江西吉安府治。民國改為吉安縣。境內多佳山水。學士大夫好稱之，宋歐陽修生長於此。」²⁵

廬陵的好山好水，為此地孕育蕃盛的文風，劉過詩集中亦有「廬陵儒萬人」之句，足見此地文化水準之高。加以宋代大儒歐陽修亦長於斯，更增添此地文化地位的重量，劉過於詩詞中屢屢提及故里之名，除示不忘本之意，亦當有「與有榮焉，藉此宣揚」的成分。

（二）生卒年

劉過的生卒年因正史無考，宋人著述中亦不見記載，甚至其弟劉澥在端平（1234 ）年間為其刊刻《龍洲集》時亦未提及，因此僅能由元、明的相關史料來推算。

據《嘉靖崑山縣志》卷二＜冢墓＞載：

25 臧勵龢等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82 年 3 月），頁 13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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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龍洲過墓，在馬鞍山東齋，宋嘉定五年縣令潘友文、簿趙希楙葬之於此，元正正祠於東齋僧舍，弘治庚戌知縣楊子器重加封表。

可知嘉定五年（1212 ）為其下葬之年。另又據殷奎＜復劉改之先生墓事狀＞²⁶ ：

崑山慧聚寺東齋之岡，實故宋劉先生之墓在焉。先生諱過，字改之，廬陵人也。…… 始故人潘友文尹崑山，先生來客其所，遂娶婦而家焉。既卒，而友文為真州，以私錢三十萬屬其友具凡葬事。值其友死，不克葬。後七年，縣主簿趙希楙乃為買山，卒葬之，太府丞陳振為銘其墓。……

知其卒後七年始葬，故推其卒年應是開禧二年（1206 ）。

另顧湄所輯《劉龍洲墓詩》中，有明．陳諤＜題劉龍洲易蓮峰二公之墓＞詩云：「改之太初墓，相望玉峰南。同是廬陵士，皆年五十三。…… 」詩中提及劉過卒年為五十三歲。陳諤生於明永樂（ 1403 － 1424 ）年間，當時劉過的墓、祠俱在，陳諤明確稱其「年五十三」，必是不假。

清代羅振常在《訂補懷賢錄》中，依上述資料，歸納出結論：考《萬曆崑山志》，稱祠建於宋嘉定五年（1212 ），即龍洲葬年也。殷奎＜復劉改之先生墓事狀＞則謂沒後七年始葬，以是推之，其卒當在開禧二年（1206 ）。又讀陳諤＜題墓＞詩，知龍洲卒年五十三。由開禧二年（1206 ）上溯五十三年，則龍洲實生於紹興二十四年（1154 ）甲戌也。

此論公正，推斷有據。今人稱劉過生卒大概皆從此說。

26 《龍洲集》卷十五附錄三。

(15)

（三）家庭

有關劉過的家庭事蹟記載極少，由於資料的零落與不足，僅能由其遺留創作中尋求線索，並以本人之作品為主，以求實證。考之《龍洲集》中，所得有關家庭的詩詞為：

1 、卷一＜登昇元閣故基＞：江西豈無家？白沙翠竹泉石幽。小亭茅簷，曝日搔背癢，籬缺墻破手葺修。如以天地為室廬，日月行住，坐臥得自由。不為朱門是，不為白屋羞。

2 、卷四＜謁江華曾百里＞：父母松楸三世塚，弟兄桑梓百年居。 3 、卷四＜贈陳時可＞：百年母子相依命，一片忠忱為誰明。 4 、卷五＜醉中寄王子林＞：離鄉別去天涯淚，上塚淒其寒食心。 5 、卷七＜初伏闕上書得旨歸里上楊守秘書＞：訪舊鬢俱白，過家心

欲催。 6 、卷七＜寄周益公＞：心雖懷益國，夢亦畏江西。

7 、卷七＜贈劉叔擬招山＞：百年為客老，一念愛鄉心。草露青原淚，煙波白鷺心。班超歸未得，愁見舊家林。 8 、卷七＜題王文叔燕堂＞：仕宦不愜意，有家胡不歸。但存慈母健，

日日舞斑衣。

9 、卷七＜逰古山＞：十年棄墳墓，灑淚一悲吟。

10、卷七＜闕景和進納長安相，值西采石，話及家事，因對酌＞：龍洲砂石健，快閱水雲多。

11、卷五＜西湖別舍弟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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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卷七＜西湖次弟潤之韻＞

13、《龍洲詞》＜天仙子．初赴省別妾三十里頭＞

由以上詩詞加以分析，可勾勒出劉過家庭大概的輪廓如下： 1、江西有舊家。

劉過長於江西，在廬陵龍洲一地有家，風景秀麗，有翠竹泉水圍繞，但房屋狀況為「籬缺墻破」，十分破舊，可推知家境貧寒。 2、父母早逝。

《龍洲集》中，共有五處論及提及父母，但大都與塚墓有關。其中

「父」字僅出現一次，且未見緬懷追念或稱頌之語，無法得知其形象，應與父親相處不多。對於母親雖提及二次，但卷四提及「母子相依」，卷七則已過世。故筆者推測，劉過的父母應為早逝，其父更可能在其年齡尚幼時即告別人世，而賴母親養育成人。

3 有一弟澥。

劉過於《龍洲集》卷四中有＜西湖別舍弟潤之＞七律一首，卷七有

＜西湖次弟潤之韻＞，為劉過詩詞中唯二提及親人之題。宋端平年間，劉澥為其集刊所存之作，名為《龍洲道人集》。觀劉過兄弟二人之名，可見其父當初命名之意。劉過名過，字改之，有過則改之，而劉澥名澥，字潤之，澥為大水自可潤之。兩人取名有異曲同工之妙。

《龍洲集》中有兩首詩題目中均見西湖，考劉過生平應是淳熙十一年（1184 ）在長安應舉，並與其弟遊西湖，不幸落第後，決意不返江西，北上荊淮時而作。在＜西湖次弟潤之韻＞一詩中，劉過落第痛苦的心情毫無隱藏的向弟弟傾訴，並且透露了欲投效軍旅的雄心壯志：

(17)

幾度歸程入夢間，秋鴻社燕兩為難。西湖夜半風雨急，交泗一床心膽寒。落第我為中酒味，圜橋子極洗儒酸。臂弓秣馬長淮去，莫笑狂夫老據鞍。

此後兩人似未再相聚，宋理宗端平年間，劉澥為兄刊刻《龍洲道人集》，自述過程：「予兄改之，晚出每有作，輙伸尺紙以為藁，筆法遒縱，隨為好事者所拾，故無鈔集，詩章散漫人間，無從會稡。澥嘗游江浙，渉淮甸，得詩、詞、表、啟、賦、序於所交游中，纔成帙，多為同儕取去，嵗月久淹，應酬幾不能給，或以是而獲謗吁。上而李、杜、韓、栁，近而歐、蘇、陳、黄，大篇巨帙，爛如星日，絢如綺組，膏澤流於無窮，於此何足秘哉？用是鋟木，以廣其傳。每得名賢序跋詩文亦多，嘗陸續以刻，少有舛闕，不敢輕易竄易，或収善本，能一賜參對，至願。」²⁷ 端平紀元為端平元年（1234 ），距劉過辭世已近三十年之久，距其下葬亦有二十二年之遙，可見兄弟二人之間聯繫不多，西湖一別後即各奔東西，未能再聚。

4 、年輕時，家中應有一妾。

在《龍洲集》卷十一詞集中，有一首＜天仙子＞，題為「初赴省別妾於三十里頭」，詞為：

別酒醺醺容易醉。回過頭來三十里。馬兒只管去如飛，牽一會。坐一會。斷送殺人山共水。是則青衫終可喜。不道思情拚得未。雪迷村店酒旗斜，去也是。住也是。煩惱自家煩惱你。詞中可見兩人之感情，這首小令是僅見於《龍洲集》中的家庭韻事，之後劉過浪跡江湖，此妾下落不可得知。

27 劉澥：＜《龍洲集》序＞，《四庫全書》，別集第 111 冊。

(18)

除去以上由詩詞中所輯之證據，浪跡天涯的劉過，晚年曾在崑山結婚成家，此事見於岳珂《桯史》卷二：

廬陵劉改之 ( 過 ) 以詩鳴江西，厄於書布，放浪荊楚，客食諸侯間。開禧乙丑過京口，余為餉幕瘐吏，因識焉云云。…… 既而別去，如崑山，大姓董氏者愛之，女焉。余未及瓜而聞其訃。²⁸ 岳珂於此則中雖詳載其妻為出身當地大姓董氏的大家閨秀，惜並未言及其婚後生活，即聞其死亡之噩耗。對劉過結婚之事，僅以二十字帶過。

《嘉靖崑山縣志》卷十二＜人物．流寓＞，亦載劉過結婚之事：劉過字改之，號龍洲，廬陵人也。尚氣節，喜飲酒，高視一世，恆以功名自期，長於談兵，為文章豪放英特。…… 時故人潘友文宰崑山，延致之。過雅志欲航海，因客其所，遂娶婦而家焉。既死，無子。友文與主簿趙希楙共出家買地馬鞍山東葬之。²⁹ 以上兩則皆言及劉過結婚之事，可見劉過晚年於崑山結婚之事定當不假。且兩則之紀錄恰好互補不足之處，因此可對劉過的婚姻有大略的認知：娶崑山大姓董氏之女，婚後不久尋卒，無子。

然此二則資料亦見矛盾之處，董氏是崑山當地大姓，經濟狀況必然不差，何以劉過會有卒後無錢下葬，而於七年之後（後文中將再次提及）方賴潘友文與趙希楙共出款買地才得入土為安的窘境？且劉過當時既是得到董氏賞識而得以娶其女為妻，翁婿之間理應十分投契才是，豈會於女婿亡故之時，未予任何援助？此皆費人疑猜之處。

28 岳珂：＜劉改之詩詞＞，《桯史》卷二，（北京：新華書局， 1981 年 12 月），頁 15 。

29 明．周世昌：《重修崑山縣志》卷二，（台北：成文出版社， 1983 年 3 月），頁 490 。

(19)

二、生平

劉過五十三年的生命中，「力主抗金、志切恢復」的報國大業是其一生努力奮鬥的目標。他一生的思想和遭遇皆與此志業有關，只是「屢遭挫敗」成為這過程中一貫不變的安排和結局。

（一）、屢試不第

劉過早年生活的資料極少，對其二十歲前的經歷不得而知，洪邁

《夷堅志》卷十八＜劉改之教授＞條，為可見早年生活的唯一紀錄，此則恰巧與科舉有關：

劉過，字改之，襄陽人，…… ，淳熙甲午，預秋薦，將赴省試，…… 果擢第。調荊門教授以歸， …… 予案：劉當在詹騤榜中，而登科記不載。³⁰

這是劉過一生中僅有為官之紀錄，此與前文提及之＜天仙子．初赴省別妾於三十里頭＞一詞相配合。所謂「教授」為「州儒學學正」，屬正八品官，是「州教授」的簡稱。³¹ 這是負責管理學政的官，負責為公牘往返的雜瑣事務，這和劉過「以身許國」的志向是大相逕庭的。且此時劉過為二十一歲（淳熙甲午即孝宗淳熙元年，西元1174 年），正是身強體健、豪情滿懷的時期，面對如此與志趣嚴重衝突的職位，當然無意戀棧，故《龍洲集》中未曾有此經歷的相關紀錄，任職時間長短亦不得而知。

劉過曾於《龍洲集》卷十二＜與許從道書＞中，提及其曾在潭洲

（今湘潭）隨戴溪求學，雖未得其真傳，但在湖南獲得參加禮部大試的

30 洪邁：＜劉改之教授＞，《夷堅志》卷十八，（台北：明文書局，民國71 年 4 月），頁 2183 。

31 黃本驥：《歷代職官表》，（台北：洪氏出版社，民國72 年 11 月），頁 259 。

(20)

資格。³² 劉過曾在＜沁園春．盧蒲江席上，時有新第宗室＞一詞中提及

「四舉無成」，可知其一生參加過四次科舉考試，可信的三次分別是： 1、淳熙十一年（西元 1184 年），在臨安應舉。

2、淳熙十四年（西元 1187 年），臨安應舉。

3、紹熙三年（西元 1192 年），試牒四明（又稱明州，今浙江寧波。）如再加上淳熙甲午（1174 ）年這次，劉過共耗費近二十年的光陰在應考上，四次均落榜。一心想透過科舉實現理想的他，心中的鬱悶及不滿可想而知，尤其在他看見一些無真才實學之人，「句讀猶未通，把筆為文章，模擬竄竊，粗曉聲病，即取高第」³³ ，更讓他的自信受到嚴重的摧殘，落第的悲哀與時不我與的不滿，交織在《龍洲集》中，成為一明顯的主題。藉著詩詞，劉過得以宣洩其悲傷鬱悶的心情。《龍洲集》中存有大量批評科舉制度和慨歎科舉無成的詩句，並屢見由於對科舉的失望而發欲投筆報戎之念，可見他對科舉愛恨交織的情緒。

另值得注意的，劉過一生結交的朋友，大部分皆為科舉出身。就連他於淳熙三年（西元1192 年）方結識，一生引為知己的陳亮，在長年落魄後，亦於紹熙四年（西元1193 年）由光宗親擢為進士第一名，隔年任建康軍節度判公廳公事，惜未到任即亡。雖未能因功名而有所作為，但死前終於一償宿願。反觀劉過一生孜孜矻矻、鍥而不捨，貢獻數十年最寶貴的青春努力追求，最後仍落得一場空。對兩人不同之際遇，劉過有一極動人肺腑的感嘆，見於他為陳亮＜贈劉改之＞詩所作的跋：

故人陳同父，未魁天下時，與余皆落魄不振。一日，醉於澹然樓上，作此詩，相與勞苦。明年，同父唱天下為多士第一。嗚呼！

32 華岩：＜劉過生平事蹟繫年考證＞，《文學遺產增刊》第十七輯，

（北京：中華書局， 1991 年 9 月），頁 214 。

33 ＜與許從道書＞，《龍洲集》卷十四。

(21)

同父死又幾年，而劉子尚為書生，每頌此詩，幽明之間，負此良友。³⁴

字裏行間，充滿了一片無奈和心酸。及今讀之，仍讓人為其多舛之命運慨歎再三。

（二）、四海壯遊

劉過參與科舉考試的目的，是為了抗金報國。他曾說「科舉未為暮年計，窮途不忍向人言。男兒慷慨頭當斷，未有人施可報恩」³⁵ ，把功名視為理想實現的憑藉。然而一再落第的打擊，使他不願再皓首窮經作科舉制度下的犧牲品，而萌生從軍的念頭，這似乎亦是較迅速且合乎其志趣的方式。他曾感慨說：「兒時鼓篋走京國，漸老一第猶未叼。自嗟賦命如紙薄，始信從軍古云樂。」³⁶

劉過徹底從科舉制度中醒悟，取而代之的是心中奔放不已，不可抑遏的豪情壯志，此時的他，雄心萬丈的認為：

何不夜投將軍扉，勸上征伐鞭四陲。滄海可鎮山可移，男兒志氣當如斯。安能生死困毛錐，八韻作賦五字詩。³⁷

句中透露欲上陣殺敵的豪情。但是劉過畢竟已將最寶貴的青春歲月貢獻給科舉，而且又是個讀書寫詩的文人，人到中年的他，終究還是沒能當成兵。然而，他卻興起了另一念頭，決定遍遊宋、金邊區各地，拜謁各路官長，期能獲得賞識，藉此一遂胸中的宏圖：

34 ＜陳狀元同父詩＞跋，《龍洲集》卷十五附錄。

35 ＜寄程鵬飛＞，《龍洲集》卷五。

36 ＜盱貽行＞，《龍洲集》卷一。

37 同上注。

(22)

丈夫生有四方志，東欲入海西入秦。安能齷齪守一隅，白頭章句浙與閩。³⁸

滿懷激情的他，從而展開壯遊的旅程。「十年著腳走四方」的他，遊遍江西、浙江、江蘇、安徽、湖南、湖北、四川各地，此番遊歷，除為一開眼界，飽覽山河之美，重要的動機更是藉此觀察地形，為抗金提供建議。「少而桑蓬，有志四方，東上會稽，南窺衡湘，西登岷峨之巔，北遊爛漫乎荊襄。」³⁹ 這次壯遊的動機是建立在增廣見聞及實地勘察的基礎上，否則如此不辭辛勞的南北奔波，如果沒有一個強烈的動機和信念支持，勢必很難完成。

他並特地到重要古戰場憑弔，「我昔南逝武昌夏口之山川，赤壁吊古齊安邊。又嘗北抵鶴唳風聲地，八公山前望淝水。」⁴⁰ 透過對戰地的實地走訪，能對歷史興亡，有更深刻的體會，來作為抗金作戰時的重要參考。

他浪遊的行蹤，透過《龍洲集》中的詩詞，約可勾勒出一大概：

我將四海行將遍，東歷蘇杭西漢沔。⁴¹ 東遊吳會三千里，西入成都一萬山。⁴²

東上會稽，南窺衡湘，西登岷峨之巔，北遊爛漫乎荊襄。⁴³ 萬里湖南，江山歷歷，皆吾舊遊。（＜沁園春．送王汝良＞）

他先是南下東陽、天台、明州，北上無錫、姑蘇、金陵，後又從金

38 ＜多景樓醉歌＞，《龍洲集》卷一。

39 ＜獨醒賦＞，《龍洲集》卷十。

40 ＜艤舟采石＞，《龍洲集》卷一。

41 ＜題潤洲多景樓＞，《龍洲集》卷二。

42 ＜謁淮西帥＞，《龍洲集》卷四。

43 ＜獨醒賦＞，《龍洲集》卷十。

(23)

陵溯江西上，往采石、池州、九江、南昌，直到當時南宋的前線重鎮襄陽，顯然他的行蹤遍佈吳、蜀、荊、楚，這些地區實為南宋版圖的概略，換言之，他的足跡是遍及全國各地的。劉過年輕時壯遊，雖藉此結識不少達官貴人，但未能獲得重用，四處奔波成為其後來生活的主要型態，雖未能一遂其抗金平虜之志，不過行萬里路，亦使得他「氣益壯、詩益振、文益古」⁴⁴ 了。

（三）、叩閽獻策

孝宗淳熙十五年（1181 ），陳亮上＜戊申上孝宗皇帝疏＞，力主恢復中原，這年劉過三十五歲。這件事給了劉過很大的影響，劉過因此也叩閽上恢復之策，對當時的局勢提出「中原可一戰而收」的諫言，此事見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又屢陳恢復大計，謂中原可不戰而取。」《龍洲集》中，亦留下對此事的紀錄：

1、卷二＜憶鄂渚＞：書生豈無一策奇，叩閽擊鼓天不知。 2、卷三＜謁郭馬帥＞：雖然平戎策，終欝未得施。

3、卷四＜壽韓平原＞：強國斷無踰此策。

4、卷六＜六合道中＞：十年曾記來此游，有策中原一戰收。

5、卷九＜蘄州道中＞：胸中自有平邊策，路入蘄州冷不知。

劉過此策的詳細內容今已不得而知，但從他屢屢提及這平戎定邊的奇策，可知其中心思想即是力主恢復。可惜他與辛棄疾、陳亮一樣未見受用，此策亦亡逸不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載元人楊維禎＜弔劉龍洲墓詩＞：「讀君舊日伏闕疏，喚起開禧無限愁。」可知此策應是元代之後佚失，甚是可惜。

44 許從道：＜東陽遊戲序＞，《龍洲集》卷十五附錄。

(24)

（四）、伏闕上書

劉過生命中，最轟轟烈烈的事蹟應非此事莫屬。而關於光宗和孝宗之間的紛爭，「左右小人間諜之罪」⁴⁵ 應是問題根本的所在。

淳熙十六年（1192 ），宋高宗崩殂，事親極孝的孝宗哀毀逾恆，欲力行三年之喪，無心處理國家大事，於是詔皇太子參與決策，恰巧金世宗於大定二十九年（淳熙十六年）正月二日崩，太孫章宗繼位。「孝宗以一位六十幾歲的老人，不願向一位二十幾歲的青年稱臣，乃於同年二月二日舉行內禪，傳位於其子光宗，退居重華宮，號太上皇。」⁴⁶

接下重責大任的光宗，本該極思作為才是，不料，孝宗為宋室的考量，卻是錯誤的開始，最大的原因即是宦官圍繞，后妃亂政，導致後來國事蜩螗，使得紹熙一朝成為南宋中最不堪也最讓人不齒的一段歷史。引發這段紛亂的最關鍵人物即是光宗之妻李皇后。整體事件可由《齊東野語》一窺究竟：

紹熙二年辛亥，十一月壬申，光宗初祀圜丘。先是，貴妃黃氏有寵，慈禧李氏妒之。至是，上宿齋宮，乘間殺之，以暴卒聞，上不勝駭憤。及行禮，值大風雨，黃壇燈燭盡滅，不成禮而罷。上以為獲罪於天，且憚壽皇譴怒，憂懼不寧，遂得心疾，歸臥青城殿。壽皇知其事，輕輿徑至幄殿，欲慰勉之。值上寐，戒左右使勿言，既寤，小皇門奏壽皇在此，上矍然驚起，下榻叩頭請罪。壽皇再三開諭，終不墿。自是喜怒不常，不復視朝矣。⁴⁷

黃貴妃的被殺，陰錯陽差的導致了宋光宗的心疾，也成為光宗孝宗不合

45 清．畢沅：＜宋光宗紹熙三年＞，《續資治通鑑》第一百五十二卷，

（台北：文光出版社， 1975 年），頁 4089 。

46 ＜宋孝宗及其時代＞，《宋史研究集》第十輯：（國立編譯館，台灣，民國67 年 3 月印），頁 292 。

47 周密：＜紹熙內禪＞，《齊東野語》卷三，（北京：中華書局， 1983 年11 月），頁 37 。

(1)第二章 劉過生平概述 第一節 時代背景 建 炎 四 年 （ 西 元1130 年

(1)第二章劉過生平概述第一節時代背景建炎四年（西元113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