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战前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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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战前较量

日本兵败走东洋，蒋介石跑下峨眉山。毛泽东说，抢

吃“桃子”，要问问人民答不答应。接受日军投降，汤恩伯抱怨没有预先演习一下。蒋介石上了政学系的当，给毛泽东连发三封“万急”电报。毛泽东应邀赴渝，蒋介石只好假戏假演。

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强盗必须从中国滚出去。这样，它们原来在中国抢到的大片土地、巨大财富就要归还给中国人。虽然中国贫穷落后，又经过无数个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和残酷蹂躏，但由于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残留下来的财富仍不是一个小数目。

“中国人只要有官做他可以舔美国人或英国人的屁股。”这虽然是一个叫李顿的英国人在１９３２年对中国人的侮辱秽语，但话的本身，却是真实地反映了自１８４０年以来中国当权者和腐朽官僚的心态。在洋人强盗面前是狗，在

“父母”面前称爷，“门后耍扁担一窝里横”是旧中国反动官吏的真实嘴脸。

有人说，如果蒋介石能拿出用于对付共产党和老百姓的三分之一的精力，来对付东洋人，那“九一八”事变就会被平息，“七七”事变就不至于爆发，

不能不说是有道理的。

在八年抗战中，一直对抗日表现出三心二意、无可奈何状的蒋委员长，

一俟抗战胜利，甚至日本军队尚未宣布投降，就立刻像毒鬼注射了一针吗啡一样，忽然精神亢奋起来，由原来一只胆小的兔子，即刻变成了一只凶猛的狮子，率领他的走狗，杀气腾腾地从峨眉山上下来了。

下来干什么？要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毛泽东把抗战胜利的果实比喻成

“桃子”。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１日，即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的的第三天，美国向日本投掷第二颗原子弹的当天，日本即将宣布投降，蒋介石立即给他的军队下令：“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以抢夺地盘。

同时，重庆政府决定，在陆军总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谷正纲、萧毅任副主任委员。各战区、各省市相应设立党政接收委员会。随后，又经行政院长宋子文签署、蒋介石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主持，各省市相应设立敌伪资产业处理局。除设立各种各样的接收机构外，还把全国划分为七个接收区：苏浙皖、湘鄂赣、粤桂闽、冀察热、鲁豫晋、东北和台湾。

蒋介石以抗日“第一功”的民族大英雄自居，以他领导的政府为中国的

“合法”政府自居，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能抢多少就抢多少，

而且不择手段。

因为苏联对日作战和美国向日本投原子弹，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条件下准备的。苏美首脑当然不会把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告诉蒋介石。抗战胜利来得这么快，实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致使他对抢吃“桃子”准备不足。

按照盟国规定，中国战区受降的范围是：中国本土（除东北归苏军受降外）、台湾（包括澎湖列岛），越南北纬１６°以北地区。

日本向中国投降的兵力分布为：华北方面军３２６２４４人，华中第六方面军２９００６７人，京沪地区第六、第十三军３３０３９７人，越南北纬１６°以北地区第三十八军２９８１５人，共计１２８３２４０人。伪军总投降的兵力达５０余个单位，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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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人。

面对如此广大的地区和数量庞大的投降军队及其武器装备，如何才能把这巨大的财富装入蒋家王朝的私囊，以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也确实让蒋介石犯难了好一阵子。但一个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话，办法总会有的。更何况蒋介石在多年的政治权术和谋算中已历练得“绝顶聪明”。

８月１０日，蒋介石向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发出训令：“命令敌军驻华最高指挥官维持现状；警告辖区敌军，除按政府规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并命令日军在接受政府受降之前，有“维护地方治安”

之责。

几日之后，即８月１４日，蒋介石以极端“善良”的菩萨心肠，以《以德报怨》为题，发表了对日政府的广播，要求中国人民不要“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并熬有介事他说，《圣经》上所说的“待人如己”和“要爱敌人“两句话，使他“发生无限的感想”。

此日，他又极少有地自己执笔撰文，向中国人民和世界发表宣言，称：

“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至今一贯地只以黩武的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我们更不可以对敌国的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和罪恶。我们必须切记，

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将成为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蒋介石的骨头里渗透着的中国道德传统是什么，这是每一个了解他的历史的中国人都十分清楚的。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

强盗来了，他要先“安内”而后“攘外”。这就是他的道德本质所在。而在此时，他对侵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日本强盗讲起善心来了，发起慈悲来了。

他的违背世界公理，对敌人罪恶的袒护，极其轻率和荒谬地回答了仅在抗日战争中就惨死了几千万的中国人民。

中国在八年抗战中的财产损失，以１９３７年７月的美元币值换算，仅直接损失（如掠夺金银、设备等），可掌握的数字就达１４亿美元之巨，这当然还不包括数以百亿、千亿计的间接损失在内。而该年度的日本政府财政支出才７．７亿美元。要让日本帝国主义赔偿的话，即使拿出每年日本政府财政的全部支出部分，也要半个世纪才能还清中国人民。但由于蒋介石的“以德报怨”

和后来的某些原因，没有使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

蒋介石的做法，使日本侵略者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宽仁”，当然要感激涕零了。

日本侵略军甲级战犯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里，对当时蒋政府的“宽仁”

做法和当时他的感受作了回忆：

“８月１５日这一天，我彻夜不眠，感到无限忧烦。特别当我听到１４日夜陆相阿南剖腹自杀后，更使我惊魂不定。但在１６日，当我收到蒋总统要我

‘忠于职守’的电报后，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据冈村供称：停战后，“中国官民”对他的态度“出乎意料的友好”。

蒋介石对日本人最集中的北平、上海等地，分别派其嫡系胡宗南、汤恩伯等接收。工作进行得非常“圆满”。汉口的国民党军司令部在重阳节时，特向驻汉口的日军司令部赠送了满满一卡车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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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９日，国民党陆军司令何应钦，率领参谋部一些高级将领，与冈村进行了“亲切会见”。何应钦向冈村表示：“日军并非战败，中国也非胜利。

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

日军侵略头子冈村对蒋政府的“友好态度”真是感激不尽。他说：“当时如此言论在国民党军政官员中到处可闻。可见蒋委员长对日友好合作方针，向部下贯彻得如何彻底。”

接受日军投降，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还闹了大笑话。

像狗一样经常爬着走路的人，让他起来像人一样直立行走，还真有点儿不太适应。蒋介石让汤负责接受上海日军投降。当日军十三军团司令官松井大将到华懋公寓时，汤恩伯毕恭毕敬地起立说：

“对不起，松井将军，今天请你来这里谈谈……”

坐在旁边的美国顾问对汤恩伯用如此低下的语气和神情与日战犯说话，

非常恼火，立即打断汤的话说道：

“汤将军，要注意你的身份！你是战胜者，对于投降的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应该说：我命令你！”

汤恩伯一时显得非常尴尬，不得不改变语气重新用命令的口吻发言，但腔调十分滑稽。事后汤恩伯单独同松井会见时，居然歉意他说：“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应该预先演习一下才是。”

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秉命效法中央而又有其独到之处。日本国一宣布投降，阎即招揽了原太原市日军司令澄田味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师团长山浦三郎等为第二战区的“总顾问”、“副总顾问”，旅团长板井为“太原市警备司令”。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太原街头，居然出现了由日本军司令官发布的布告，声称：

“凡向日军挑战者或者企图破坏铁路、道路、通讯线者便作敌人断然膺惩。”

此外，阎锡山还以“官升三级，兵发双饷“为诱饵，将６６６７名日军官兵，

编为６个铁路护路大队，由原驻上党日军步兵第十四混成旅团旅团长元泉馨任副司令，原日军参谋田岩清一为参谋长，分别驻太原、榆次、晋源、阳泉等地；还将１０００多名日军官兵，编成“大同保安总队”，由日人林大佐担任总队长。后来，阎锡山又用这些日军同人民解放军作战，在１９４９年４月太原解放时，被解放军击毙约４００名，被俘约７００名。

蒋介石为了抢夺更多的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并加官晋爵，委以重用，以和人民的力量对抗。

同是在８月１１日，蒋介石命令伪军就现驻地点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明确以北平行辕、东北行辕、第二战区、郑州绥署和徐州绥署５个单位，负责执行收编伪军的工作。不少汉奸摇身一变，

成了重庆国民政府的要员。汪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兼保安司令周佛海和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被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正副司令；汪伪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被委任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汪伪海军部部长、苏浙皖绥靖主任任援道被委任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汪伪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张岗峰、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郝鹏举、孙殿英分别被委任为第三、

第二、第五、第一、第六、第四路军总司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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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９４６年初，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共收编伪军２３８９９６人，编为７个纵队，

２７个总队和７３个团；不久，这些部队又被正式收编为“国军”。

抗战胜利，不但蒋介石想发财，而且国民党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官僚，

都想趁机捞一把。蒋介石派到各地的接收大员成了“劫收”大员。沦陷区的老百姓给这些国民党的官员们送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五子登科”；第二句叫做“有条有理”；第三句叫做“无法无天”。

所谓“五子登科”，就是说国民党接收大员到达以后，房子、婊子、金子、车子、票子样样都要。

所谓“有条有理”，就是说，不管你是日本强盗还是狗汉奸，以及混帐王八蛋：只要有金条送给接收大员及其爪牙，无论在抗战期间犯有多大罪行，

都“有理可讲”。宁沪地区竟公然为汉奸定下公价，小汉奸每名自法币３０万元起，大汉奸则为黄金万两以上。只要缴了“条子”，自可逍遥法外，有的还被委以重任。

所谓“无法无天”，就是接收大员每到之处，要的只是法币。只要手中有“法币”，则什么事都好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法币”、金条，那就“无法无天”，难以生存。

被“劫收”后的劳动人民怨声载道：“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当时国民党政府中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人物邵敏麟，曾向蒋介石说道：

“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这无异于在国民党政权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蒋介石在后来一次检讨军事失败的会议上也说道：“……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蒋介石不可能真实全面地总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但抗战胜利，

国民党不择手段地拼命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使其本来就存在的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更充分地得到表现和发展，确实让人们进一步深刻认识了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本质，加速了它的彻底失败。就此而论，蒋介石亦言之有理。但江山既丢，后悔已为时晚矣！

在反动的国民党之外，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存在。而且此时的共产党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已是一个在政治、军事诸多方面都有相当的实力，和国民党进行抗衡的大党。

“桃子”是好吃的，但桃子不是空中掉下来的，它长在树上，需要有人栽树、施肥、浇水，才可能有机子。“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

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这自然是不行的。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抗战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也应当归属于人民。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什么要拉开架式，疯狂地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就是怕抗战的胜利果实落到人民的手里，怕被共产党拿去甚至拿去一部分。因为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土壤，只能培育吃独食的人，蒋介石更不例外。卧榻之侧，

连他人安睡都不可容忍，岂能容他人去分享盘中的美味佳肴呢？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１日，在蒋介石命令他的部队“勿稍松懈”抢夺地盘的同时，也给八路军发去了一道命令，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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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它各作战区之部队，

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没收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擅自行动为要。”

蒋介石实在是欲盖弥彰，多此一举。他太小看了共产党的胆量和自立、

自主的能力了。共产党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百多万人，什么时候是经过你蒋介石的允许后才发展起来的呢？

对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吃独食”的行径，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８月１３日，八路军给蒋介石发去了反驳他的命令的电报，电报中说：

“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当然，这个电报出自毛泽东之手。

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早在８月９日，也就是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的当日，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首脑毛泽东已经给部队下达了紧急命令：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正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方针早已确定了的一样，共产党对付蒋介石国民党的方针，应该说也是早已确定了的，那就是：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抗日战争在８月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也是缺乏精神准备的。

为了贯彻党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党提前结束了正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会议。８月２５日，冒着极大危险，用一架美国军用小飞机，

一下子运载党的２０多个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往山西东南黎城县的长凝机场，

为使我军指挥员尽快进入指挥位置。

在此之前，党中央即指示冀热辽军区的李运昌所部，以三路兵力挺进热河和东北，解放了山海关，控制了锦州和辽西地区。９月６日进驻沈阳，随即分兵赴辽南、辽东等地区，迫使日伪军投降，清剿政治土匪，初步打开了局面。接着，中央又决定加紧派大批部队和干部前往东北。９月１４日，决定建立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立即奔赴东北。９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确定党和军队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党为贯彻这一方针，先后派出１１万人的部队和２万名干部开往东北。其中有中央委员１０人（４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１０人。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蒋介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保卫了人民的胜利果实，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为后来和蒋介石国民党作更坚决的斗争增加了胜利的因素。

“一山没有二虎”，这是中国几千年反动的政治传统的核心所在，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推行家长式统治的思想基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沉重的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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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极其顽固、沉重的政治思想包袱。蒋介石把反动的封建专制思想和法西斯主义相结合，长期把中国人民带人残酷的战争深渊。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没有民主，是她的历史的一部分。没有民主，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个：看谁的拳头硬。所以在中国社会内部，人民的起义特别的多，战争特别的多。当然，受害的主要是老百姓。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战死和因战争残害而死的排在饥饿、病亡之首。毛泽东对旧中国缺乏民主的情况，分析得非常深刻，他说：

“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的任务。”

他还说，“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八年抗战，实在不是一个短时间。胜利了，是中国胜利了。并且和外国人打仗，是中国近百年来的第一次。消息传来，重庆山城沸腾了，延安沸腾了，整个中国大地，乃至整个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沸腾了。大都认为，小日本滚蛋了，战事不再属于中国，老百姓应该松松神经，过和平安祥的生活。但这实在是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对蒋介石缺乏深刻认识的盲目乐观。善良的中国人民，却没有一种有效的政治制度来保护他们。

抗战胜利了，蒋介石把手伸得老长抢摘本不属于他的“桃子”，要和人民“寸权必夺，寸利心得”。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针锋相对，

寸土必争”。内战的爆发是必然的。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认识，甚至超出蒋介石本人。这是从个人而言，蒋介石最后败在毛泽东手里的原因之一。当然，根本的问题是二者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一个是反动、腐朽的阶级，是注定要失败的；一个是如日东升的先进的无产阶级，一定获得最终的胜利，直至最后解放全人类。

毛泽东说，从蒋介石的昨天，就可以看出他的今天，从他的今天，就可以推断出他的明天。还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就指出：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

蒋介石既然如此，那么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将何以对待呢？毛泽东说：“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也拿起刀来。”也要杀人，杀尽中国的反动派。

事实也是如此，自打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

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是没有全面进攻而已。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方针是确定了的。但立时发动全面内战，

其“狼子野心”也未免过于露骨，同时也面临诸多实际的困难。

抗战八年，国土大半沦于敌手，国民党的军队被撵到了西南一隅。要把几百万军队运到指定的位置并能即刻开战，根本不可能。

八年抗战中，共产党的军队得到巨大的发展，其实力已今非昔比。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１２０多万党员的大党，有正规军１２０余万人，民兵２００余万人，解放区的面积达到近１００万平方公里，人口近１亿人。与如此庞大数量的共产党军队作战，不是儿戏就可以对付的，需要认真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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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被战争折磨得太惨了，这八年受尽了日寇的残酷蹂躏，想起“战争”二字，让人不寒而栗。甚至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祖宗几代以来，都是在连年战乱的社会中度过的，没有过一天让神经松弛的和平生活。抗战胜利了，

人们最渴求的是和平、再和平！不论蒋介石以何种理由发动内战，都是与人心相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世界各国，也希望和平。这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也是个限制。

曾经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阻碍社会进步的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摧毁，英法等国在战争中受到削弱，元气大伤。在东欧和亚洲出现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长期受战火熏燃的世界各国人民，都不愿再看到血淋淋的战争。

由于苏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特殊作用，战后逐渐形成了由苏美等少数国家规定世界政治格局的状况。苏美的对华政策也直接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产生影响。

对于中国问题，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历来看重国民党，远远超过共产党，一直把蒋介石政府看作代表中国的合法的政府。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即８月１４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并就关于外蒙古问题等进行换文，这些条约，实际上恢复了沙皇俄国时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些特权。苏联领导人一方面企图藉此防止美国势力向东北伸入，以屏障其远东国防的安全；另一方面则是纯粹为苏联从中国想获取一些不义之利益。很显然，条约及有关协定的内容是危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的。条约签订的同时，苏联领导人还声明：“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第二天，蒋介石对美国人赫尔利说，

理解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有意支持中国政府”。

美国政府也认为，这些“协议之存在，一如国民政府所承认的，已经给国民政府以精神上和法律上的利益。”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严重的破坏，它担心如中国再发生内战而会被卷入其中，并且对其获取中国的利益也不利。因此，它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

作为美国，在竭力维护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的前提下，也不赞成中国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发展，在中国维护蒋介石的统治，进而把中国作为反苏的一个重要阵地。但是，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并不满意，希望它推行一定的民主改革，使它成为可以容纳共产党及其它民主力量代表的、类似欧美国家“代议制式”的“联合政府”。

同时，也借此机会，诱使中国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限制以及扼杀中共的发展，并加紧拉拢苏联，使之支持国民党政府。

如果通过改革，能使国民党政府在中国人民中获得威信，能不战而屈共产党之兵，美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

然而，不论从中国国内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实际来看，美国对中国问题开出的药方，都是无效的东西。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已是一个腐朽透顶、不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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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权。只要蒋介石及其一伙在台上执政，就断然没有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也就没有中国的正常发展。况且，蒋介石也断然不会允许有人对他开刀割去毒疮。

从共产党方面来讲，她已是一个成熟的、拥有１００多万党员的大党，又掌握有１００多万的军队，也不会上这个当。因为，美国人的“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美国人一方面积极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压迫共产党；

一方面又希望共产党主动交出自己手中的军队，屈服于蒋氏的一统天下之下，这是断然不可能实现的。

不可否认，蒋介石是中国历史上有点“聪明”的人物之一。他阴险狡诈，

诡计多端，嗜杀成痛。因有“小聪明”而发家，也因此而最终败党亡国。

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立刻发动全面内战有困难，又因为发动内战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在这种局势之下，他又耍了一次小聪明。这就是“主动、热情”地邀请毛泽东进行重庆和谈。

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至８月２３日，蒋介石连续给中共发了三次“万急”

电报，特邀毛泽东亲临陪都，共商国事。三封电报全文如下：

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能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

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８月１４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报破坏我对同盟军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重大，对内妨碍统一，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于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军，

只有严守纪律，恪守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８月２０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

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辽，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８月２３日

蒋介石在１０日之内，给毛泽东连发了三封电报，而且电报内容“情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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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单从表面现象来看，蒋介石要和共产党“和谈”的态度不可谓不诚，

要和毛泽东“共商国家大计”的心情不可谓不迫切。

蒋介石追求的就是这种表面效果，也正是他自认为此番表演的过人之处。因为他和他的幕僚都百分之二百的认为毛泽东不会来重庆进行谈判。如果按预料的毛泽东真的不来重庆，就可以把不愿和平的屎盆子扣在共产党的头上，蒋介石发动内战就有了理由，就可以争得国内国际上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退一步讲，如果毛泽东来了重庆，也正好利用谈判的时间，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蒋介石主动对中共首脑“诚挚”相邀，先声夺人，把球首先踢给中共，不管结果怎样，对国民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当然，这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罢了。

日本尚未正式宣布投降，重庆就给延安发去“和谈”的邀请电。这一阴谋的突然性，也着实出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意料。蒋介石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毛泽东一清二楚，犹如洞中观火。但共产党怎么审时度势，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来球再踢回去，达到后发制人，这是需要智慧、胆略和气魄的。

如前所述，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即使如此，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谈判，蒋介石就会把不愿和平的责任推给共产党，对共产党是不利的。

国民党需要时间，共产党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也同样需要时间。

斯大林把战后处理中国问题的重心放在国民党身上，不赞成打内战，希望在中国维护蒋介石统一领导下的中央政府，这对中共也是有一定压力的。

在重庆的邀请电初到延安之时，中共党内出于对蒋介石本质的认识和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不赞成毛泽东去重庆，反对去重庆赴蒋介石的“鸿门宴”。

所以，蒋介石来电几天以后，党中央初议，准备派周恩来应邀去重庆，电报上也说，毛泽东后去。

蒋介石收到中共的电报，果真认为毛泽东不敢赴渝，故急急忙忙又于８月２３日给延安一电，再次“迫切”邀请毛泽东。

延安收到蒋介石８月２３日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为：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如果我们不去，就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正是希望我们不去，以便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发动内战。

蒋介石没有料到，在他发给毛泽东第三次邀请电的第二天，即８月２４日，就收到了毛泽东答应赴渝的电报，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许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

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毛泽东最后决定去重庆谈判，又把球踢给了蒋介石。不论谈判有无结果，共产党已在政治上处于十分主动的地位。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７日，一架美国飞机降落在简陋的延安机场上，专程来接毛泽东的代表人物赫尔利、张治中，先后走出机舱。

次日下午３时４５分，一架标名“漂亮姑娘”的美国运输机飞临重庆机场上空，在空中盘旋了两周后，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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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门打开，稍顷，毛泽东的巨大身躯在赫尔利、张治中、周恩来、王若飞之后，出现在机舱门前。记者们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

毛泽东来到重庆，整个山城乃至全国都沸腾了。

重庆出版的《大公报》８月２９日社评写道：“毛泽东先生到了重庆。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

成都《华西晚报》２９日的社评说：毛泽东来到重庆，“对于中国人民，

这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

西安《秦风时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的社论说：“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及周恩来等……飞抵重庆，这好像是在阴暗的天空中忽然放出来一道光明，不禁使人手舞足蹈，为国家的前途祝福！自日本投降以后，这真是最令人兴奋的消息。”

舆论界一扫数日前的毛泽东未复电允诺时的评论态度，充满了兴奋喜悦。

８月２２日，当蒋介石的第二封邀请电（又称哿电）发出后，《大公报》

发表社论说：“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

国家必须统一，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而建国更困难，全国必须团结，不团结则有内乱的危险，更无从使国家走上民主建设的大路。这一星期来，人人为胜利欢欣，也人人为团结悬念。目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第一封邀请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既感慨，又兴奋。”社论最后写道：“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

美国《纽约时报》８月１７日发表一篇评论，它说：“蒋主席邀请中国共产党领袖赴渝共商国事，……自中国共产党过去情形视之，此次或将拒绝主席之邀请，彼等并不愿参加合作”。此文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译成中文，曾在国内好几家报纸上转载，用意很明显，即大造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和平，不肯合作的舆论。

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这一意图，陶希圣说得最为明白透彻。他说：

“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办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可做。”

然而，共产党没有拒绝谈判，毛泽东来到了重庆。蒋介石的假戏还非得演下去不可。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内和平能起决定作用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演了一场假戏，这就使得重庆谈判，对中国的和平问题几乎没有起什么实际的作用。

毛泽东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下午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于１０月１１日上午离开重庆回返延安，在重庆一共呆了４３天。作为谈判的结果，是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但这正像毛泽东指出的：“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后来事实证明，这纸上的东西基本是停留在纸上，没有变成现实的东西。

尽管如此，重庆谈判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作用仍然是十分巨大的。它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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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蒋介石妄图把内战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身上的政治阴谋。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在重庆４０多天，广泛接触各届人士，宣传我党要和平不要内战的主张，

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也让许多原来因受反动宣传的影响不了解共产党，或是对共产党抱有很深偏见的人，通过对共产党领袖及其言行耳听目睹，

开始觉悟，开始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开始向共产党方面靠拢。这都对以后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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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雄师第三野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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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战苏中

陈毅和饶漱石不和，谁是谁非，毛泽东心中有数。异想天开，蒋介石制订“灭共”进度表。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粟裕让贤当副职。夜深人静，粟裕致电中央，建议让华中主力暂留苏中。华东地区战史，没有粟裕便不能成章。

旗开得胜，泰兴之战歼敌３０００。如南之战再告捷，创解放战争以来歼敌的最高纪录。敌情突变，粟裕没有按自己的兴趣行事。七战七捷，解放军战史上的光辉一页。

战争造就将帅，将帅是军队的灵魂。后来成为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和十大将之一的粟裕，就是在人民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人民军队中的杰出将帅人物。

在前面我们说到，抗日战争一结束，党中央冒险用一架美国小型飞机，

把２０多名高级将领，从延安运往内地。其中就有陈毅。他是奉中央之命，赴华中地区领导工作的。

在延安时，中共中央对于陈毅的工作，曾作了慎重的研究。因为当时收复和占领东北地区，是全党一项十分迫切和重要的任务。到东北主持军事工作，中央当时认为林彪和陈毅都是合适人选。最后中央考虑，在此之前，陈毅曾是新四军军长，有在江南和华中工作的经验，乃决定让陈毅到华中去主持军事工作，让林彪去了东北。

起初，陈毅对到华中进行工作是有顾虑的。他坦诚地对中央说：回华中去恐怕没有事做，不起作用。毛泽东说，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于是陈毅答应下来，并请中央放心，尽力调整好和饶漱石的矛盾，

做好党的事业。

陈毅飞离延安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给华中分局发了个电报，说：“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毅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陈毅和饶漱石有矛盾，中央是知道的。１９４２年３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奉命调回延安，中央派较为年轻的饶漱石接替了政委之职。习惯搞点动作的饶漱石，到任不久，便以一些历史问题为借口对陈毅进行排挤，以致使新四军军长和政委之间搞得很不团结，并被反映到中央那里。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底，饶漱石给毛泽东发报，造谣诬告陈毅。同时暗中拉拢其他一些人也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以求把陈毅挤出新四军。

然而，毛泽东是了解陈毅的。陈毅既有长期的革命斗争经历，又有卓越的领导才干，毛泽东对陈毅是信任的，并没有因饶漱石的小报告而对陈毅的使用产生影响。所以，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力主陈毅回华中主持军事工作。

飞机把陈毅等人送到了晋东南黎城县长凝机场后，便飞返延安了。陈毅要从太行赴华中，还有数千里路程，恰好一起从延安飞来的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也要回军区，便由他组织护送。９月下旬，到达濮阳。

９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根据国民党的整个军事部署，提出了“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从山东调几万兵力，迅速开赴东北，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撤，一部进入山东。

９月２６日，陈毅收到中央９月２３日的电报，要他不要去华中，“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的工作，因为罗荣桓要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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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东北。因此，陈毅赴山东临沂，接替了罗荣桓的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

抗战胜利前夕，粟裕正在浙西地区开辟敌后根据地。

８月９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苏浙军区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对该地区侵华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并先后解放了长兴、溧阳、金坛、溧水、安吉、郎溪、广德、高淳等县城。至９月中旬，苏浙解放区北起京（宁）——沪铁路，南至安吉、孝丰，

东起太湖，西至宣（城）芜（湖）公路的广大地区联成一片。

９月２０日，党中央指示华中局：“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为此，苏浙军区于９月下旬至１０月上旬开始有计划地渡江北上。

正在这时，粟裕接到了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任命他和张鼎丞为华中军区正副司令员的电报。他一面要业务部门暂缓下发委任命令，一面电请中央：

“阅悉中央以职及张鼎丞同志分任正副司令之指示，不胜惶恐。以职之能力，实不能负其重任。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为高超。

抗战以前，均为长辈；抗战初期，则为职之上级；近数年来，又复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绩卓著；且对执行与掌握党的政策，均远非职所能及。为此，

曾再三请求华中局，以鼎丞同志为司令，职副之，未蒙允许。为慎重并更有利工作起见，特再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

１０月２９日，即粟裕的电报到达中央的第二天，中央进一步研究了粟裕的意见，给华中局并新四军军部发了回电。电中说，中央认为粟裕的意见“是有理由的”，“同意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并兼华中野战军司令”。

粟裕以大局为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计个人得失的生动事迹，在华中广泛流传，成为佳话。

新成立的华中军区的领导成员，除正副司令员张鼎丞、粟裕之外，还有政治委员邓子恢，副司令员张爱萍，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震林，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军区下辖苏中、淮南两个军区及４个军分区，全部兵力约１３．５万余人。

１０月１０日，华中野战军正式组成。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

刘先胜任参谋长。野战军下辖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

第七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吉洛；第八纵队，司令员陶勇；第九纵队，司令员张震。全部兵力约４．７万余人。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指挥。

罗荣桓离开山东后，陈毅率领接替山东军区的部队，主要有新四军军部及第七师，第二师第四、五旅，第四师第九旅，苏浙军区第二、第四纵队及苏中军区教导第一旅等部。

１９４６年１月７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

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饶漱石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

副军长张云逸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黎玉任新四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任新四军参谋长兼山东军区参谋长，舒同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辖滨海、鲁中、鲁南、胶东、渤海等５个二级军区，全部兵力约２０万人。

同时，组成山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宋时轮任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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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野战军下辖第一纵队（含第一、第二、第三旅），

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二纵队（含第四、第五、第六旅），司令员罗炳辉，政治委员赵启民；第七师（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旅），

师长谭希林，政治委员曾希圣；第八师（含３个团），师长何以祥，政治委员丁秋生。总兵力约７．４万余人。

山东、华中野战军在统一编制的同时，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向日伪军进行了大反攻，并坚决回击国民党正规军的进犯。经过５个多月的作战，歼敌近４万人，解放县城及重要市镇约９０处，巩固和发展了华中与山东解放区。

从１９４６年３月起，山东和华中野战军进行了“百日大练兵”运动。此后，

进一步调整了部队的战斗序列。５月间，中央军委任命罗炳辉为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韦国清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同时，华中野战军第三纵队改为第一师，粟裕兼师长和政治委员；第六纵队改为第六师，

谭震林兼师长和政治委员；第七、第九纵队番号不变；华中第五军分区基干武装及向我投诚的赵云祥部改编为第十纵队，谢祥军任司令员，刘培善任政治委员。６月２日，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决定：以第七纵队兼苏中军区，第九纵队兼淮北军区，第十纵队兼苏北军区。７月，东江纵队等部和中原军区第十三旅，先后到达胶东和苏皖解放区，分别编入山东和华中我军。至此，

山东与华中野战军兵力有１３万人，军区部队２６．６万余人。

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６日，蒋介石在完成了各项战争准备之后，彻底撕下和平面具，命令国民党军队约２５个师的兵力，向我中原部队发起进攻，全国大规模内战就此展开。

蒋介石自恃国民党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上的暂时优势，曾设计了一个被后人耻笑的“一年消灭共产党”的进度表：

６月底４８小时内消灭中原李先念部；

７月中两个星期夷平苏北解放区；

８月份３个星期打通津浦路和胶济路；

９月份消灭冀热辽和冀鲁豫解放区；

华东解放区包括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和山东全省，南临长江，北近平津，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组成强大的重兵集团，

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南京和上海。内战一开始，蒋介石就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华东地区。于是，上百万美式装备的精锐国军，犹如滚滚恶浪，一波又一波地扑向华东解放区。

蒋介石对华东地区的如意算盘，是实行由南向北的逐步压缩，先将解放军华中主力赶过陇海路北，再会同胶济线南下的国民党军将其聚歼于鲁中地区，以解除其宁沪杭中心地带的“心腹之患”。

战云滚滚，敌大军压境。中共中央军委６月２２日来电指示作战方针：“山东以徐州为主要作战方向，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之中歼灭之。”这一计划的核心，是着重向南，首先给予向华中解放区进攻的敌人以有力的打击。然后会合山东主力由淮河南、北进击津浦线，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造成对徐州的合围形势，以调动敌方，在运动中将敌歼灭。这样，就可以甩开向北的蒋军而插到国民党区域取得人力物力，取得战局上的主动。陈毅次日即复电中央，完全同意这一南下作战方针，并对山东野战军作了部署。

这是关系到未来华中地区整个战局的筹划。粟裕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后，根据他对华东地区国共两党军队态势的了解，内心非常矛盾。夜阑人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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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声阵阵，但粟裕难以入睡。在接到中央电报的当日晚，即给中央和新四军军部起草电文，力陈利弊，建议华中主力暂留苏中作战。他在电报中陈述外线、内线作战的利弊，他分析道：

第一，在苏中地区，环境比较安定，部队转入战争状态需有一个过程。

战争初期，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如在淮南作战，不仅粮草需保障供给，就连支前民工也需要苏中补给。主力部队开到，加上民工、干部，每天至少需要粮食１０万斤，两三个月所需的粮食，则可达千万斤，其它军需供应的任务也相当繁重，这将会给我军在苏中地区的作战带来很大困难。

第二，苏中当前有敌军９个旅，如我华中主力西迁，留守部队难以担当牵制任务，该区有被敌迅速占领之极大可能。苏中地区地富人稀，人口９００万，占华中总人口的五分之二，粮食亦占华中总产量的五分之二，沿江商业繁荣，税收占华中的一半，这些都是支援战争的巨大力量，一旦沦入敌手，

就会为敌所用。而且苏中地近京沪，如不战而弃，政治影响也不利。

第三，淮南有敌军第五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一个旅也在淮南。另两个旅在南京，一打起来势必北渡淮南。这两支部队均属蒋军五大主力，加上淮南其他敌军，兵力较强。相对说来，苏中之敌较弱。

对上级的指示有不同的意见，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是一个指挥实际作战的将领，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但给中央的电报发走以后，粟裕的心中仍是难以平静。他想，自己的建议会不会影响中央的决策？自己的考虑会不会是局部性地看问题？总之，他担心自己的想法会不会对革命事业产生不利的影响。

电报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与中央军委非常重视粟裕的分析，经研究决定，改变了原来的战略部署。并向粟裕复电。

翌日，粟裕接到中央军委复示：“部队继续隐蔽于待机位置，听候安排。”

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之后，粟裕的心情才平静下来。然后，他和军区其他几位领导人反复磋商，即以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４人的名义联名上报中央并陈毅：建议第一、第六师先在苏中打几仗，到第二阶段再西进淮南。

７月初，中央从各方侦悉：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可能同时向我苏豫皖根据地发起进攻。中央军委对原定作战计划作了重要调整，指示张、邓、粟、谭：“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中央军委作战计划的调整，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

这也和粟裕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后来粟裕领导的“苏中战役”就是在中央新的作战部署的指导下取得的。

７月上旬，苏中地区的战争形势越来越紧急。

在华中野战军司令部里，从布满蓝色圆圈、曲线和箭头的长江两岸地图上，人们清楚地看到当前的军事态势。苏中地区的国民党军整编四十九师自南伸向北，整编八十三师自泰州伸向东，二十五师自扬州伸向北；津浦线的国民党第七军共１５个旅伸向睢宁、泗县、盱眙、来安；麋集江南的国民党军整六十师、二十一师等７旅之众，作为第二梯队，北渡后跟进，形成“多路向心突击”的态势，箭头齐指我苏皖边区首府“两淮”（淮安、淮阴）。

作为华中地区军事指挥的首脑，粟裕深深觉得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但他对胜利充满了信心。他从来未被强大的敌人吓倒过，可以说，他一生的军事斗争中，都是与强大的对手作较量的，但只有胜利是属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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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作为一代名将，在人民军队的革命战争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可以说，华东地区战史没有他便不能成章。然而，在第三次国内战争开始的１９４６年之前，粟裕这个名字还远没有达到让国民党军队闻之色变的地步。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粟裕这个小个子军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粟裕１９０７年８月出生于湖南省会同县枫木树脚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１７岁便摆脱了旧家庭的束缚，逃跑到百里以外的地方求学。由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马日事变”后，受反动当局通缉。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他身经百战，

６次负伤。一份资料说，从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３年，粟裕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坚持大江南北抗战，战斗５０００多次，毙、伤、俘日伪军１０万以上。”这种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道路。是共产党军事指挥员成长的最基本的道路，当过新四军政治委员的刘少奇说，粟裕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在抗战中建立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陈毅对粟裕的军事指挥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好。”他还说：“粟裕同志可算为理论与实践兼优的人，战役指挥很高明，他长期在实际战争中锻炼，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

解放战争初期苏中战役中的“七战七捷”，就是可以说明粟裕高超的战役指挥艺术的例子之一。

苏中战役开始之前，在苏中各部队高级指挥员参加的作战会议上，粟裕讲了进行自卫战的巨大政治意义，特别讲了敌人骄兵必败的道理，讲了不久前他亲自看到的蒋军军官盛气凌人，骄横狂妄的例子。

那是在前不久的３月份，他在徐州向检查停战协定执行情况的３人小组，

控告蒋军违反停战命令，侵占我解放区的罪行之后，从徐州乘飞机返回淮安。

那天，机场上有一批批美制Ｐ５１型蒋机不断地起飞、降落，发出刺耳的呼啸声。当时站在粟裕身边的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副参谋长，趾高气扬地指着天空得意地说：“现代的空军，威力真是伟大啊！”这显然是耍弄威风，欺负我军没有空军。粟裕看出了敌人的不良用心，立即冷冷地回敬道：“可惜它有个缺点，目前还不能到地面来捉俘虏！”

骄兵必败。粟裕根本不相信拥有美国飞机、大炮的国民党军队，会是未来战争的胜利者。

根据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粟裕把苏中战役的初战选择在江都至如皋一线，也就是苏中解放区的前部地区。这是个异乎寻常的决策。战争初期，迎击进犯之敌，传统的战法是“诱敌深入”。但粟裕经过周密研究，从“时机、

地点、部队”这三个关节考虑，认为在苏中前部地区作战，要比纵深地区更为有利。因为，在战争初期，我军以大块解放区为依托，可以充分发挥地利、

人和的优势，乘敌正在实行战略展开之际，在前部地区予以打击，可以打乱敌之部署，暴露敌之弱点。何况战争初期，敌人恃强，以大军向我进攻，以为我军不敢撄其锋，我军恰恰在此时此地主动向其反击，必可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苏中战役正是在这样的作战指导思想下进行的。

７月中旬，盘踞在南通的国民党第一绥靖区的汤恩伯（后由李默庵接替）

指挥５个整编师，共１５个旅约１２万人，开始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攻。

在此之前，我军已侦悉蒋军向如皋、海安大举进攻的确实部署：敌整编第四十九师从南通向北犯如皋；整编第八十三师从泰兴、宣家堡，整编第九十九旅从靖江，两路合击黄桥，然后配合四十九师会攻如皋；整编第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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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一四八旅从泰州东犯姜埝，得手后，这几路将会攻海安。

敌人３路而来，显然是拉开架势和我军拼消耗。我军将以什么样的战法应敌呢？粟裕审时度势，决定先机制敌，主动进攻其出发地，打乱敌之部署，

并选择了集中兵力先打宣家堡、泰兴这一路的方案。

从“慎重初战”和“首战必胜”的要求出发，作战会议经过认真讨论，

确定了作战方向以后，又很快作出具体部署：一师、六师各６个团，担任歼灭中路敌八十三师的两个团。七纵队３个团，在北侧监视西部之敌，十纵队３个团在邵伯牵制敌二十五师。

最后，粟裕对于这样的作战部署又明确说明了一个基本考虑：“敌人１２万人进攻我３万多人，是四打一，我军这么一来，还了它个：六打一！”

７月１３日，粟裕亲临一线作战。

粟裕率一师，谭震林率六师，管文蔚、吉洛率第七纵队在宣泰地区作战，

第一军分区监视和阻击可能由白浦北犯之敌和泰州东犯之敌。

战斗打响后，宣泰之敌碎不及防，惊慌失措。刚上任的第一绥靖区司令李默庵感觉战局难测。这时，已抵白浦的第四十九师师长王铁汉，停止前进并电询李默庵，李因情况不明，不敢贸然前进，遂令王撤回平湖。

１５日，当李默庵确实判明我主力部队在宣泰之间时，复令其四十九师继续北进。我军严阵以待，一师和敌人发生激战。经过一夜的战斗，歼灭了敌八十三师的第十九旅两个团和旅属山炮营及第六十二旅一个营共计３０００余人，缴获山炮１０余门，轻重机枪２００多挺。达到战前预期的目的。

因为是初战，中央军委对此战极为关心。战斗一结束，毛泽东即打电报询问战况如何？问打的是不是整编第八十三师？该师被消灭了多少？尚存多少？……粟裕清查战果后，一一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见战报后十分高兴，又立即电示粟裕：“泰兴战斗结束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打四五个大仗”。

蒋军在宣泰之战中失败，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极为恼火，大骂李默庵无能，并给李发去命令：

“令整编六十五师火速北渡长江，会同靖江第九十九旅增援泰兴，再进黄桥，拖住共军主力。令第四十九师日夜疾进，夺如皋城。然后，第四十九师从如皋城，第六十五师从黄桥，第八十三师从泰州，三面夹击共军。全歼粟裕之一师、六师。”

根据敌人新的作战部署，粟裕拟定了两个作战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打前来增援宣、泰的第六十五师和第九十九旅。这个方案的优点，是就近运用兵力，部队不会太疲劳，时间也比较充裕。缺点是这批敌人是来增援的，警觉性必高，很可能一打就退，不易合围，或者打得相持不下，使敌第四十九师得以乘机占领如皋，使我军的侧后和后方受到很大的威胁。

第二个方案，是迅速转移兵力，以主力作远距离机动，直插进犯如皋的第四十九师侧后攻击之。此案的优点比较明显，主要是这一行动必然大出敌人之意料。但此案也有缺点，这就是我军要强行军一百几十华里（第六师的距离更远些），两夜激战之后继以疾走，我方战斗力势必会被减弱。

粟裕考虑再三，还是决定采取第二种作战方案。因为据侦知，敌军认为我军主力在敌之西边，而敌之四十九师则放心大胆地向我如皋挺进。如果我军来一个远距离奔袭，就会陷敌于被动，打他个措手不及。当然，要实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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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战目的，我军必须打得、饿得和跑得，能够连续地打仗、行军、打仗。

粟裕深知，这也正是我军的长处所在。

所以，苏中战役中的第二战，粟裕就选中了敌四十九师作为歼灭的目标。

７月１５日晚，粟裕令第一师全部和第六师大部转兵东进；并用汽艇急运第七纵队一个团，先期赶往如皋，协同第一军分区部队扼守该城。同时设置疑兵，继续围歼泰兴城内之残敌，给敌人造成我之主力确实仍在西边的错觉，

使敌四十九师放胆向如皋进犯。

第一军分区对东进之敌进行了英勇的阻击。

１７日上午，进犯如皋的敌右路到达如皋以东的鬼头街、田肚里地区，左路到达如皋以南之宋家桥、杨花桥，准备次日会攻如皋。

与此同时，我东移之主力也已抵达黄桥、如皋之间的分界、加力地区。

粟裕作了歼敌的具体部署：以第一师主力抢占鬼头街东南公路上之林樟，断敌退路，尔后从右路之敌第二十六旅的侧后向北攻击；以第六师主力抢占杨花桥西南的贺家坝，尔后从左路之敌第七十九旅的侧后向东北攻击；第七纵队主力则由如皋城及其东北地区向东南出击；３路协力，歼敌于如皋东南地区。另以第一师、第七纵队各一个团伏击向姜堰进犯之敌，以第六师之两个团打击向黄桥进犯之敌。

７月１８日晚，我军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敌惊慌失措。敌第四十九师师长王铁汉电告李默庵求救。李因为刚吃过败仗，也极为恐慌，就在电话中对王铁汉说：“铁汉兄，你先坚持一天一夜，后天援军就到，你一定要顶住共军的袭击。”

王铁汉接了李默庵的电话后骂道：“他妈的，一天一夜不都得见阎王去！

李默庵你见死不救，只要这一仗老子不被共军吃掉，就有你好瞧的。”

王铁汉亲自督战至１９日，援军仍未到。晚上，他把部队交给参谋长，言称亲自上第一线作战。实际上，他领着几个亲信逃之夭夭，其部被我军全歼。

如皋东南地区的第二仗，我军共歼敌一个师部，一个半旅，计１００００余人。一次歼敌这么多，解放战争以来还是第一次。战斗结束的当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发来了贺电：“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

蒋军两战两败，恼怒之余是不甘心。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汤恩伯及白崇禧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到华中地区，给国民党士兵打气，并策划下次战役。

敌军决定再集中６个旅的兵力，分路向苏中重镇淮安进行攻击。

经过宣泰、如南两战，王铁汉丢了两个半旅。在如南战役中，王打扮成伙伕才得以逃命。等他逃回宋家桥时，心里自是窝火。受上司责骂，受同事白眼，一直抬不起头。他听说蒋军准备打淮安时，主动向汤恩伯请战，企图雪前战之耻。

汤恩伯要集中６个旅攻打淮安，粟裕得知后，心情十分兴奋，这无疑是敌人又送到嘴边的一块肥肉。

敌人把淮安作为进攻的目标是有道理的。因为淮安是苏中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敌军进攻，我军势必争夺，这样敌人依仗其优势的兵力和装备，就可重创或者消灭粟裕的主力部队。

面对这种状况，粟裕没有按自己的作战兴趣行事。

从粟裕内心讲，想先以小部队实施运动防御，先给敌人以一定的杀伤和消耗，使主力部队赢得休整的时间，然后撤出淮安，给人造成我被迫放弃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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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要地的感觉，让敌人在“胜利”中遭受我军的沉重打击。

但这种思想不是轻易的能够为人所接受。为了慎重起见，粟裕决定赴华中分局请示汇报。粟裕此时是在海安。海安离华中分局本部所在地的淮安，

相距约１５０多公里，而且还要经过东台的水网地区。粟裕骑摩托车，乘黄包车，蹬自行车，把当时能利用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还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赶到淮安。

华中分同立即召开常委会，认真讨论了粟裕的方案，最后把粟裕的设想作为正式方案确定下来。这就是：先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尔后主动撤离，

寻找新的战机打击敌人。华中分局并将此决定上报中央、华东局及新四军军部。

然后，粟裕立即又赶回海安，大刀阔斧地将主力部队后撤休整，仅以第七纵队之一部在海安地区进行运动防御战。

在７月３０日至８月３日的４天中，从苏中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部队不久的第七纵队，可真是打出了威风。他们只用了３０００多的兵力，英勇抗击了５万多敌军的轮番进攻。尽管敌人兵力集中，炮火浓密，但我军灵活作战，伤亡仅２００余人，杀伤敌军３０００余人。７月３１日，他们还巧妙地对敌人进行了一次夜袭，消耗了敌人万余发炮弹。

８月３日，七纵队主动撤离海安。

我一撤出海安，敌第六十五师，第十五旅，新七旅纷纷侵进海安，竞相向南京报捷。敌人宣布我华中主力大势已去。

敌人随即分兵占姜埝、占西场、占李堡、占角斜，企图完成海安至黄淮边的东西封锁线。这样一来，在西起扬州，东到海边的３００里地段上，摆开了便于我军各个击破的一字长蛇阵。

华野总部和中央军委一致认为歼敌良机已至！经过休整的我军一师、六师主力，迅即分路出击。

８月１０日夜，我一师部队向刚换防到李堡镇的敌新七旅十九团发起攻击。敌人不及防备，一夜之间被全歼。率十九团前来接防的新七旅副旅长田从云，成为我一师俘虏的第一个国民党将军。

８月１１日，由海安东进的敌新七旅旅长黄伯光不知李堡镇已被我军拿下，仍率二十一团部队向李堡镇进发。结果在洋蛮河地区被我军预先埋伏的大口袋围了个结实。

中午，当敌以３路纵队行进至我埋伏圈后，我十八旅十四团立即迎头发起攻击，七纵第五十七团迅速断其退路。许多敌人还没有来得及拉开枪栓就做了俘虏，有的慌乱地滚下深河之中被活活地淹死。下午５时，我军发起冲锋，不到３０分钟，就把分割成数块的敌军全部歼灭。

李堡一战，使苏中战局发生新变化。蒋军连遭我４次打击，损失了３万多人，使其在苏中的机动兵力已经不多，不得不调整部署，把重点放在扼守南通、丁埝、如皋、海安这条公路干线，加强海安泰州之线以南之间的防御，

以确保其占领区。同时，积极准备以其整编第二十五师由扬州、仙女庙地区乘虚北攻邵伯、高邮、威胁两淮。

针对这一情况，我军决定从敌侧翼南通、如皋一线打开缺口，钻到敌人的肚子里去打，威胁敌人后方基地，打乱敌人部署，造成歼敌良机。

８月２０日晚，我军１６个团，３万多人，在粟裕、谭震林的率领下向南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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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日晚，一师向丁埝守敌，六师向林梓守敌，第五旅向东陈守敌，分别发起突然攻击。

在此地受我攻击的敌军，是敌交通中队，号称国民党的一支“袖珍王牌军”。这支部队是由美国特务梅乐斯和国民党军统特务戴笠合作训练出来的特务武装，连以上军官都是军校生，多属军统特务，比其他国民党军队在政治上更加反动。他们以恢复交通为名，专门对公路沿线的解放区进行“围剿”，

配合地主还乡团血腥镇压人民。为了捕捉地方干部和民兵，他们竟在丁埝储存了几屋子刻有Ｕ・Ｓ・Ａ字样的脚镣手铐。

我军向该敌发起攻击后，进展很快，不到２０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该地的敌军除一小部分逃走外，其余大部被歼。

如果说，苏中战役是整个华东战场的序幕，那么，“攻黄救邵”的“如黄”之战，则是“七战七捷”全剧的高潮。

粟裕率我军主力攻占丁、林后，扬州蒋军第二十五师，于２５日牙始沿运河北上，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苏中解放区的江都县邵伯镇。

粟裕深知敌人的战法，决心走险棋，出奇兵以胜敌。决定除以第十纵队３个团和地方武装两个团在邵伯防御，其余的３万余主力部队，插进东西南北皆没有众多据点的敌包围圈内，以“攻黄（桥）救邵（伯）”的战法，来调动敌人，歼敌于运动中，并解邵伯之围。为此，令除以七纵队在姜堰、海安之间发动钳制性进攻外，主力于２３日夜间由丁埝、林梓向黄桥挺进。

此时，蒋军判断粟裕将要攻打如皋，于是急令九十九旅由如皋向黄桥增援。

粟裕得知此一情况后，仍令部队继续西进，并通知部队准备在如黄路和敌军打一遭遇战。

２５日，在黄桥东北，我军果然与敌军遭遇。粟裕立即令我军将遭遇的敌第九十九旅包围起来。

此日，蒋军急忙从如皋调来一个旅又一个团增援第九十九旅。粟裕来者不拒，也就势把该敌也划入了包围圈。

是日夜，我军对敌各部队发起勇猛的进攻，敌人拼死固守，激战一夜，

未见分晓。

原来，敌人的实力，要比我们预先侦知的要强。为了保证全歼，速战速决，粟裕决定集中４倍、５倍、６倍于敌的绝对优势兵力。当时，手头兵力不多，更没有预备队，就从战场上及时转用兵力。

敌人经我军一夜攻击，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建制混乱，正盼着飞机和援兵来救命时，天突然下起滂沱大雨，致使敌人失去了空中优势。下午１时，

我参战部队再次向被围之敌发起攻击。我一举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直插敌人心脏。敌人立即乱作一团，失去指挥，分头突围。我军大胆楔入敌群，猛打猛冲，敌军大部被歼。

残敌１０００多人仓皇南逃，正好闯进我一旅的埋伏圈内。一旅一阵痛打，

敌人完全给打懵了。结果，该敌被全歼在芦家庄地区。

歼灭了该敌之后，我一旅立即挥兵东向，会同第三旅、第五旅，以１５个团的兵力，向被围的加力、谢家甸之敌发起攻击。

２７日，敌人一面从如皋拼凑了一个团的兵力西出接应，一面从加力、谢家甸以营为单位分路突围。我军首先向被围之敌发起猛烈的进攻，被围之敌很快悉数被歼。由如皋出来接应的敌人亦被歼一半。与此同时，我五旅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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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黄桥。

如黄路作战，是解放战争以来缴获俘虏最多的一次，歼灭九十九旅全部，

一八七旅全部，七十九旅１个半团，一六○旅５个连，六十二旅１个营，总计１．７万余人，缴各种炮５０余门，轻重机枪６００挺，长短枪３５００余支。

在如黄战役激烈进行的同时，粟裕还同时指挥发起了邵伯之战。

邵伯位于扬州以北，形势险要，是通往两淮的门户。为了集中主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迅速拿下如黄战斗，留守邵伯的我军只剩下第十纵队和地方武装的两个团。

从８月２３日到２６日，坚守邵伯的部队，经过４天４夜的保卫战，终以胜利而结束。敌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我守军发起轮番的猛烈攻击，

但我十纵队和第二分区的部队，依靠工事和水面，英勇抗击敌人，我主阵地始终屹立未动。当敌第九十九旅在如黄路上被歼时，消息传来，敌全线震惊，

原来叫嚷“不出３天攻下邵伯”的敌第二十五师师长黄伯韬，不得不把部队撤回扬州。

苏中战役，七战七胜，震撼全国。党中央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苏中战役“每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８月２６日集中１０个团打敌２个团，８月２７日集中１５个团打敌３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依照办理，并希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苏中战役之后，延安总部发言人称这次胜利，加上中原突围、定陶战役，

“这三个胜利，对于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

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并说：“粟裕将军的历史，就是一部为民族与人民解放艰苦奋斗的历史。今天，粟裕将军成了苏皖军民胜利的旗帜。”

后来的军史家也给苏中战役以高度的评价。认为苏中战役，不仅是粟裕灵活用兵，不拘一格的充分体现，也标志着解放战争初期我军高级指挥员高超的战术指挥水平。认为在敌我兵力为四比一的情况下，歼敌数字是敌军总数的二分之一，相当于我军总兵力的两倍，这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