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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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

◆内容简介

杨振宁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名声远超过了人们对他的实际贡献了解的兴趣，

但对于一个20 世纪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这种了解的缺失势必对客观完整评价杨振宁是不利的。

本书的作者江才健先生，历经四年时间写就本书，其中有一年多在美国，

对崔曼、佩斯等物理学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采访。江才健先生是另一位伟大的华人物理学家吴健雄传记的写作者，有着较高的科学素养，这些艰辛的工作铺垫，让这本传记达成了科学家传记最困难的一点：描述了杨振宁的数学和物理兴趣及风格的形成，对杨振宁的研究工作做了精当的阐释，

同时，这本书力求言必有据的信息采集，也超脱了大多数传记不自觉的文学性的煽情倾向。也因为如此，杨振宁自己评价这本书，开创了用中文写科学工作者传记的新纪元。

这部传记不仅记录了杨振宁的学术生涯、科学成就，也描绘了他的家国之思、儿女之情。

由于杨振宁在物理学上的特殊地位，这部传记也是 20 世纪物理科学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众多物理学家都在其中绽放光彩。

对于持续半个世纪的杨、李之争，本书论述较详，但对于其中的是是非非

，作者并没有臆断，只是以中立的视角记录。书中更提及杨振宁与翁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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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生活，这是杨振宁首次正面、全面回应此事。

（1）杨振宁的童年岁月：早熟的童年

母亲的坚强意志影响深远杨振宁是安徽太湖县都司杨家驹落籍合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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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的长孙。合肥在历史上曾经出过宋朝廉吏包拯和清朝重臣李鸿章等一些代表性人物，但是整体而论还是贫穷落后的地方。

杨家驹因官卑俸薄，家境清贫，生养的五子二女之中，只有长子杨邦胜和幺子杨邦甸读书，其余都经商维生。

杨振宁的父亲杨克纯是杨邦胜的长子，字武之，1896 年生，他虽 9 岁丧母，12 岁丧父，却立志发愤念书。1914 年他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二中学，第二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预科，1918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受聘回到母校安徽省立第二中学任教，并且担任训育主任。

杨武之对教育事业忠诚尽责，对于当时学校中少数纨绔子弟不守校规，在外赌博宿娼深夜不归，严加管教整顿，引起这些学生的不满，他们甚至扬言要将杨武之打死，学校亦未有对策，杨武之乃愤而离开位于合肥的省立二中。

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罗孟华还没有出生便许配给了他的父亲杨武之，这种指腹为婚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本来并非罕见，而且这个联姻还有特别原因，

那就是杨振宁做土郎中的外祖父罗竹泉罗竹泉，治好了他祖父杨邦胜杨邦胜的病。两人的夫人怀的孩子便在腹中定了亲，后来罗孟华罗孟华和杨武之在 1919 年结婚。

杨振宁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杨武之正在安徽当时省会安庆某中学当数学老师。安庆旧名怀宁，杨振宁的“宁”就是这样来的。杨武之在安庆做数学老师大约两年，考取了安徽省的官费留美考试。不同于全国性的官费留学，

如中英、中美庚款留美，这种由各省教育厅考选的官费留美必须自己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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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经费。

1923 年杨武之赴美留学，先在斯坦福大学读书一年，得到数学学士学位

。第二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到 1928 年得到数学学位博士。由于补助金额不足生活用度，杨武之曾经做过餐馆洗碗和农场摘葡萄等临时杂工，以维持生计。

1923 年，杨武之出国留学之前，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家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张相片，穿着长袍马褂的杨武之站在一边，母亲抱着才 10 个月大的杨振宁坐着，年轻的父母两人表情都很严肃，倒是 10 个月大的杨振宁眼睛看向一边，一颗特别大的头颅显得格外有趣。此后一直到杨振宁 6 岁，他都是和母亲在合肥的老家相依度日。

罗孟华罗孟华是旧式的妇女，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也没有受过多少旧式教育，但是意志坚强，对杨振宁终生的影响很大。杨振宁吃母亲的奶吃到两岁，感情上和母亲十分亲近，父亲不在的 5 年当中，母亲在大家庭中生活，有些委屈也只能跟儿子说一说，杨振宁不但成为母亲唯一的精神支柱

，也造成他比较早熟。

罗孟华虽然自己受的教育不多，但是对于杨振宁的教育十分注意，4 岁开始教杨振宁认识方块字，一年多的时间杨振宁认识了 3000 个方块字。杨振宁说他终其一生认得的方块字，不超过当时的两倍。从 5 岁的时候开始

，杨振宁和大家庭中的堂兄弟姐妹一起，跟着一位老先生读书，他们念的头一本书是《龙文鞭影》，杨振宁把这本包含着自然知识和历史典故的文言启蒙读物，背得滚瓜烂熟。母亲对于杨振宁的生活教育也相当尽心，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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诲他做人的道理，杨振宁本来天生是一个左撇子，母亲也都费了一番精神把他吃饭和写字改成用右手。对于在合肥前 6 年的生活，杨振宁只有很少的记忆，他曾经回忆道：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军阀混战，常常打到合肥来。

我们经常要“跑反”，跑到乡下或医院里去躲避。因为医院是外国教会办的

，在那里面比较保险。我印象中最深的第一个记忆，是3 岁那年在一次“跑反”后回到“四古巷”家里，在房子角落里看到的一个子弹洞。

1928 年，杨武之由美国留学回国，母亲带着 6 岁的杨振宁到上海去接他。

杨振宁说他这一次看见父亲，等于是看见了一个陌生的人，欣喜之中难免有一些羞怯。父亲问他念过书没有，他说念过；问他念过什么书，他说是《

龙文鞭影》。叫他背，他就都背了出来，但是对于父亲问他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他完全说不出来。父亲显然是高兴的，送了他一支自来水笔，那是杨振宁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杨武之那一代的留学生，许多人从国外留学回来之后，便和原本家里面的旧式老婆离婚，这一方面是因为知识有了差距，一方面也是当时一种追求爱情自主的新风气。因此杨武之杨武之要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心里也忐忑不安，不知道 5 年多没有见面，现在又得了博士学位的丈夫，对自己会是什么样的态度。

当时罗孟华罗孟华其实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丈夫另外找了新式老婆

，她就带着儿子到天主教修女院里面去避难，并且和修女说好，准备独自抚养儿子长大。结果杨武之从美国返回上海之前，就打电报要她带着儿子振宁到上海相聚，罗孟华喜出望外，一时间痛哭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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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杨武之和母亲罗孟华的感情始终很好，杨武之曾经说：“夫妇应始终如一，胡适之从来不嫌弃他的小脚太太，我很赞成他。”他们生养了四子一女，终生相互扶持。杨振宁曾谓，中国旧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妇女，往往比男人意志坚强。他的母亲数十年克勤克俭辛苦持家，正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杨武之晚年在病榻上也曾经说：“你母亲勤俭持家，一生奉献给丈夫和子女。”这些事情都在杨振宁对于人生和家庭的信念上，起了积极正面的作用

。

天赋异禀 1928 年秋天，杨武之受聘到厦门大学数学系任教，杨振宁跟随有些陌生的父亲，和母亲一块到南方海边的厦门住下。厦门的生活，在杨振宁的记忆中是很幸福的。厦门大学的校舍很漂亮，教授的住宅设备也很现代化，还有抽水茅坑，对杨振宁来说都是很新鲜的。6 岁的杨振宁常和父母到海边去散步，和一般的孩子一样，他也喜欢捡拾海边的贝壳。杨武之特别注意到儿子挑的贝壳常常是很精致而且多半是极小的，显现出不同于常人的观察力。

杨振宁在厦门进了比较现代化的小学，那是厦门大学教职员子弟集中念书的小学。有一位姓汪的老师教学很认真，杨振宁的数学和国文都念得还不坏，只有手工艺做得不大成功。

有一回他用泥土做了一只鸡，拿回家里给父母看，他们说做得很好，问：

“是一只耦吧？”

杨武之是中国第一代学习数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对于中国近代数学教育，

有很大的贡献，对中国近代的大数学家华罗庚，有提携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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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的儿子，杨武之也是悉心地教诲。在厦门时代，他就曾经给杨振宁介绍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并且教他一些简单的算术问题，同时也要杨振宁背唐诗和一些中国的古籍知识。

杨武之自己喜欢唱京戏，不过他并没有教杨振宁唱戏，只教他唱民国初年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之类的歌曲。那些歌曲反映了那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国家积弱动荡不安，在国外留学又饱受歧视之后，心底最深沉的感情。

杨武之的围棋下得很好，在厦门的时候他就教杨振宁下围棋，但是杨振宁的围棋一直下得不算好，起初杨武之可以让杨振宁 16 个子，慢慢地杨振宁进步到只需让 9 个子，但是他显然没有从后来在上海还得到围棋比赛优胜奖的父亲那里得到围棋的真传。到 1962 年，40岁的杨振宁和父亲在日内瓦见面下棋，棋力的差距还是在 7 个子以上。

1929年秋天，杨武之应聘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杨家也举家北迁到北京，住在清华园西院 19 号（后来在新建西院时门牌改为 11 号）。此后一直到 1937 年，杨振宁和父母一起在清华园度过相当平静的童年和青少年岁月。

杨振宁小的时候头特别大，外号就叫做“杨大头”。杨大头是清华园里一群儿时玩伴的孩子头，他总是有许多奇怪的想法，领着大家玩新花样。当时在清华园里面他的玩伴包括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熊庆来的儿子熊秉明，父亲是生物系教授的吴人美（吴人勉），数学系郑桐荪教授的儿子郑士京郑士京（郑师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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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头”带着这些孩子玩各式各样的花样，其中一个就是从清华大学气象台所在的坡顶上骑脚踏车冲下来，由一座没有栏杆而且只用两片木板搭成的小桥上疾驶而过，这种特技式的冒险，让这些孩子觉得十分刺激，玩了又玩。

另外他们也在清华大学生物系所放的金鱼缸之间一条砖砌的沟中间，练习骑车的特技。

那条水沟约有两寸深，六七寸宽，必须有不错的技术，才能够在窄沟里面疾驶而过。

对于这种把戏，“杨大头”玩了一阵子以后，显然觉得还不满意。后来他居然把1930年出生，当时才4岁大的弟弟杨振平放在脚踏车的小座位上来练习这个特技，结果技术不够纯熟，摔了一个大跤，杨振平的左额一头撞上沟边，开了一个大口子。“杨大头”赶紧把弟弟送到医院去止血缝合伤口，

并且贿赂弟弟，给他吃难得吃到的金钱酥，要他不要声张，结果“杨大头”

回家后还是挨了一顿骂。

郑士京的姐姐，也就是后来嫁给中国大数学家陈省身的郑士宁也说，杨振宁跟她弟弟几个小孩，整天都在树上。杨振宁儿时玩伴之一，后来成为著名雕塑家的熊秉明说，他们常在树上的原因，是因为清华园里有很多桑树

。后来他还替郑士京画了一张画，画里面是一棵树，树上有好多小孩，远方就是颐和园、万寿山、昆明湖，还有成志学校。熊秉明说，这就是郑士宁所说的他们都在树上的一个景象。

当然，杨振宁和这几个孩子并不是整天都在树上。杨振宁1929年跟父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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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以后，就进了校园里的成志学校念三年级。杨振宁回忆说，他每天从在清华园西院的家里出门，先沿着一条小路向南走，然后向东南方越过一个小土山后就碰到清华的围墙，沿着围墙北边小路向东走就可以走到成志学校。杨振宁说，这样走一趟要差不多 20 分钟，假如路上没有看见蝴蝶或者蚂蚁搬家等重要事件的话。

现在成志学校的房子还在清华校园里，依然留有一个学校名称的牌子，不过已经是学校的工会了。

在清华园的成志学校念书时期，杨振宁已经显现出对于知识的浓厚兴趣，

在学习课业方面也有不凡的才分。杨振宁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书，而且兴趣广泛什么都看，另外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看书得知的事情讲给别人听。有的时候杨振宁由成志学校放学回家，四个小孩越过山坡一路走回来，父亲老远就听到杨振宁一个人在那说个不停，一会儿天文，一会儿历史，一会儿地理，吴人美、郑士京和熊秉明都是他的听众。

在杨振宁 10 岁左右的时候，杨武之已经看出来他在数学方面的能力很强。

但是杨武之对于杨振宁天分的发展，却是采取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并没有特别给杨振宁数学方面的训练。杨振宁说他念小学的时候，夏天放暑假父亲会带他到清华科学馆的办公室去，杨振宁就在那里做他的暑假作业，

父亲偶尔会教他一些四则问题和等差级数等算术问题，但是并没有要他学更深的三角或者解析几何。

1933 年，杨振宁进入了当时的北京崇德中学（现在是北京市三十一中学

）。这个学校在北京的西单绒线胡同，和清华园有一段距离，所以杨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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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住在学校，到周末才回到家里。这个学校校友中在国际上出名的人物除了杨振宁之外，还有世界著名结构工程大师林同炎林同炎、世界著名的建筑专家梁思成等，其中和杨振宁交谊深厚的，就是在中国研制原子弹、氢弹工程中有重大贡献，被誉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

外号叫做“杨大头”的杨振宁和外号叫做“老憨”的邓稼先感情很好，两人常在一块，有的时候打墙球，有的时候一块儿玩打弹子。杨振宁比邓稼先大两岁，邓稼先个子比较小，有时候会受到别人欺负，杨振宁也会出面帮忙

，劝告别人不要欺负邓稼先。

杨振宁的个性里面有一种好打抱不平的天性，他倒也不会跟别人打架发生冲突，但是却勇于出面主持正义。杨武之有一次就说，因为杨振宁有这种好打抱不平、拔刀相助的个性，怕他将来在社会上要吃亏的。杨振宁的这种个性，确实也在他往后的人生历程中，给他带来了一些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

在崇德中学念书的时候，杨振宁在图书馆里看了很多的书。当时有一本杂志叫做《中学生》，每个月厚厚的一本，杨振宁每一期都看，从里面学到很多文学、历史、社会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他还特别记得曾经看到一篇谈论排列组合的文章，这是他头一次接触到这方面的数学概念。

1934 年夏天杨振宁在崇德中学念完初一，父亲虽然看到他在数学方面显现出早慧的迹象，但是却没有特别在这方面去揠苗助长，反而是去找了自己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就认识的清华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雷海宗，要他介绍一个人来给杨振宁补一下古文，于是雷海宗就找了他的学生丁则良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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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念《孟子》。丁则良的学识很丰富，他不只教杨振宁念《孟子》，还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的知识，杨振宁连续念了两个暑假，结果可以把《孟子》从头到尾地背诵出来。

杨振宁认为，他的父亲当年发现他有数学方面的天分，不但没有极力地把他向那个方向上推，反而找人来教他念《孟子》，扩展他历史古籍方面知识的层面，是使他终生都大为受用的一件事情。

1934 年秋天，杨武之从清华大学数学系休假，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一年，一向辛苦持家的母亲又独自照顾整个家庭。这个时候家里不只有大儿子振宁，还有老二振平、老三振汉，以及刚刚出生的女儿振玉，母亲的责任和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12岁的杨振宁杨振宁，因为年纪比弟妹长一截，本来就长兄若父般地照顾他们，现在父亲不在家，母亲有繁重的家务要料理，他更是弟妹们生活和学习方面的总管。母亲虽然靠着自学认识了字，但是写得很慢，因此他每个星期都会替母亲给父亲写信。杨武之一直觉得大儿子的信写得很有条理

，说北京的天气如何，说家里母亲很好，弟妹们又如何，清清楚楚的。信上当然是用“吾夫”开头，结尾则是“爱妻”，完全是超龄的大人口气。

杨振宁在信上还会和父亲讨论代数和几何方面的问题，他在课业求知方面的聪颖早慧，在为人处世方面的早熟周虑，都使杨武之意识到儿子不凡的禀赋。在 1935 年杨振宁于清华园家门口照的一张照片的背后，杨武之曾经写下“振宁似有异禀，吾欲字以伯瑰”的字句。

杨振宁在清华园的8年生活期间，校园外的中国是动荡纷乱的。早些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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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国成立，地方派系各为己利，加上背后列强在华势力的介入，造成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军队北伐之后，又有各派系联合反蒋的行动，造成1930年“中原大战”，加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1931年9 月18日日军侵入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内乱的中国这时候面临国家存亡的外患。

“九一八事变”之后，虽然内有调停谈判之势，国际上亦有国联派来李顿李顿调查团的行动，但是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各地仍有反蒋势力崛起，

加上后来欧洲局势丕变，国际对中国问题失掉兴趣，日本国内军国势力当权，因此非但没有撤军，1932 年又有“一二八事变”，1933 年更进军山海关，震动平津。国内此时虽有对日抗战的强烈要求，但蒋介石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之考虑，加上各地有反蒋的军事力量，一时之间仍是阢陧不安的局面。

对于外面这样一个混乱变动的世界，在清华校园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杨振宁杨振宁是受到保护的。他在初中时有一次参加演讲比赛，以“中学生的责任”为演讲题目，似乎是知道1935年学生要求对日抗战的“一二九”示威运动。但是整体来说，他是成长在一个安全而平稳的家庭和学校环境中的。

童年的成长环境，对于一个人的人格发展影响很大，尤其是关系到这个人面对往后人生挑战的态度和能力。杨振宁后来也说过，虽然他从小成长在一个物质条件困难的年代，但是由于父亲给他安排的中国古文教育，使他对于中国文化有着因深刻认知而来的信心，安全稳定的家庭生活，又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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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中国传统人伦观念的正面影响。这些都使得他的人格发展平稳均衡，

也使得他后来在国外面对不同的文化和环境挑战时，能够适应调整得很好

。

1937年7月7日，在杨振宁生活的北京城外西南方，一座以桥上数百个形态各异的石雕狮子而闻名的卢沟桥畔所开始的战争，终于还是结束了杨振宁这段平静美好的少年生活。

（2）杨振宁与西南联大

数学的启蒙 1937 年杨振宁杨振宁才真正地尝到战乱生活的滋味，那一年他还不到 15 岁，刚念完崇德中学的高一。

入侵中国的日本军队是有备而来的，到7月底北京和天津便相继陷落。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那个时候已怀孕数月，分娩在即，杨武之于是带着全家大小，乘坐火车经过天津到了南京，改换乘轮船到芜湖，再坐公共汽车回到合肥老家。杨武之在清华大学教书略有积蓄，早些年已托在老家的弟弟杨力磋在合肥北油坊巷买下一栋住宅，杨家大小于是就住进这间房宅，杨家最小的男孩杨振复也就在这里出生。

北京和天津沦陷了以后，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在天津的南开大学便南迁到湖南长沙，联合成立为临时大学，由三个学校的校长梅贻琦、

蒋梦麟和张伯苓共同主持校务。杨武之在合肥安顿好家小之后，就兼程赶往长沙的临时大学去了。

杨武之和弟弟杨力磋的感情很好，两人虽年幼便相继失母丧父，但一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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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一人营商，皆有所成。杨振宁母子多人在合肥便由后来成为合肥商界代表人物的杨力磋照顾。

1937年9月，杨振宁进入合肥大书院的泸州中学继续高二的学业。不久之后，日军的飞机便开始对合肥频繁空袭，泸州中学就转移到巢湖西岸的三河镇，但是战争日益逼近，泸州中学也不得不停办。同年的12月13日南京陷入日军之手，日军进城后大肆烧杀掳掠，为时一周，惨死者达 30 万人

，是为“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杨武之由湖南长沙赶回三河镇附近的桃溪镇，这个时候临时大学已经决定迁往昆明，于是杨武之杨武之带着一家大小，由桃溪镇经过安徽的六安、宿松和湖北的黄梅等地，到达了汉口。再由汉口坐火车到了广州，经过香港搭船到了越南的海防，然后取道越南河内，沿红河北上，经过老街到中国云南河口，再搭滇越铁路火车，整个行程5000公里，到 1938年2月才到达昆明。

1938 年，杨家七口在昆明城内西北角文化巷11号租赁的房子住下之后，

杨振宁进了昆华中学念高二。那个时候辗转流离而来的中学生非常之多，

教育部在那年夏天公布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要文凭，可以凭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所以杨振宁念完高二以后，就参加了统一招生考试，在两万多的考生中，以第二名考进西南联大西南联大。

杨振宁报考的时候，因为对化学很感兴趣，于是报考了西南联大的化学系

，后来发觉物理更合他的口味，便转到了物理系。

1938年到1942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念了四年大学，他后来回忆道：“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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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一些教室和图书馆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相对于如此贫弊的物质条件，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却有着最优秀的一流师资

，他们不只是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的教授，更是当时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另外当时民气凝聚，一心要打赢这场民族存亡的战争，这些因素使得从1938年到1946年，存在只有8年时间的西南联大，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杨振宁正是这个教育奇迹中的受益者。西南联大当时因为名师如云，像一年级的国文，就采用轮流教学法，每个教授讲一两个星期。这种可能在教学上产生混乱的办法，却因为老师的优秀，使得杨振宁受益甚多，当时教过杨振宁的国文老师有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和王力王力等人，皆是一时之选。

在科学方面，教杨振宁大一物理的赵忠尧、大二电磁学的吴有训和力学的周培源，以及大三原子核物理的张文裕，都是在美国或英国受过良好科学训练，后来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有代表地位的科学家。

杨振宁说对他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和王竹溪，吴大猷引领他走上对称原理的研究方向，王竹溪给了他统计力学方面的启蒙，而这正是杨振宁后来在科学上创造顶尖地位的两个领域。

中国做理论物理研究得博士学位第三人的吴大猷，1934年由美国密歇根大学回到北大任教，作育甚多中国近代的物理人才。杨振宁认为吴大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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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将量子力学引入中国，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贡献很大。1941年吴大猷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教古典力学和量子力学，杨振宁成为他班上的学生，同班的同学还有黄昆、黄授书和张守廉。吴大猷说，这是一个从不易见的群英会。

杨振宁在物理方面得到很好的启发，而他在数学方面是很有天分的，这个时候也在西南联大教书的父亲杨武之，不像早几年那样不鼓励杨振宁太快地进入数学领域，而开始主动地介绍一些数学方面的书给他看。杨振宁记得父亲介绍给他最早的关于数学的两本书是哈代（G.H.Hardy）所著的《

纯数学》（PureMathematics）和贝尔（E.T.Bell）写的《数学名人传》

（MenofMathematics）。

哈代是英国著名的数学家，他曾经因通信发掘了印度近一百年最伟大的天才数学家拉马努金（SrinivasaRamanujan），传为美谈。哈代的这本书，

范围非常广泛，从微积分到数论，是一本谈论数学精神的书，中间还有很多19世纪数学家才会问的问题，这本书给了杨振宁在数学方面很大的启发

。

其实杨振宁早几年就已经喜欢在父亲的书架上翻看一些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虽然杨振宁有许多地方看不懂，杨武之总是叫他不要着急慢慢来。

后来杨武之虽然给杨振宁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杨振宁念数学，因为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

1941年杨振宁要写学士毕业论文，去找吴大猷寻求指导，吴大猷给了他一本物理期刊《现代物理评论》（ReviewsofModernPhysics），叫他研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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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篇讨论分子光谱学和群论关系的文章。杨振宁回家把文章给父亲看，

杨武之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于是就给了杨振宁自己在芝加哥的老师迪克森迪克森（L.E.Dickson）所写的一本小书《近代代数理论》

（ModernAlgebraicTheories）。

杨振宁非常欣赏这本小书，他说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的“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杨振宁说他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群论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这对于他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

杨振宁在数学方面受到的这些启蒙，事实上对他一生物理工作中都带有清简美妙的数学风格，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他后来曾经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堪称奇迹中的奇迹的是，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杨武之对于杨振宁几个弟妹的教育也都非常注意，在战乱迁徙的时候他们难免失学，杨武之就在家里亲自教导这几个孩子。杨家有一面小的黑板，

这面小黑板除了用来教育几个小的弟妹古文、诗书、算术和英文之外，也常常是杨振宁和父亲讨论数学的天地。杨振平一直都还记得，大哥和父亲常常一面在黑板上写着许多奇怪的数学符号，一面在讨论中提到什么“香蕉”

（相交）和听起来像是“钢笛浪滴”（ComptesRendus，法国科学院报告

）的法国学术杂志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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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也常常把父亲介绍给他的《数学名人传》中一些著名数学家的故事，

分章分节讲给弟妹们听，因此在杨家的孩子中间，像笛卡儿、费马等一些数学历史上的名人，很早就是他们耳熟能详的对象，杨家确实可以算是一个数学家庭了。

杨振宁因为比弟妹们大上8岁到12岁，因此不但常常把在学校里的事情和在书本上看到的故事讲给弟妹们听，弟妹们的课业和行为也都是由他来督导教育的。毫无疑问的，杨振宁是一个有权威的兄长，弟妹们很服从他的管教。他常常用花生米来做奖赏，如果弟妹们在课业和家里行为上有好的表现，他就记上一个红星，一个星期以后每一颗红星可以得到一粒花生米的奖赏，如果红星够多的话，甚至还有到昆明城里去看电影的机会。不过据杨振宁的弟妹们说，也有一些花生米一直到杨振宁出国都没有兑现。

1940年秋天，杨家在昆明小东角城租住的房子被日本飞机炸中，幸好家人都躲在防空洞里，但是仅有的一点家当全部化为灰烬。杨振宁还记得几天以后，他带着一把铁锹回去挖出几本还可以用的书时，那种欣喜若狂的情景。

杨家遭此巨变，一家人只得迁到昆明西北郊的龙院村居住，那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村，生活条件更加的困苦，白天可以看到蛇行屋梁之上，夜半时分后面山上还有狼嚎之声。杨武之每天要骑脚踏车往返昆明西南联大和龙院村的家，有一天夜里因为天黑，脚踏车从崎岖泥泞的堤埂上滑到下面水沟里，杨武之浑身是泥，几处受伤。

杨振宁家里的情况，在当时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并非罕见，许多教授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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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是无隔宿之粮、需典当度日的窘境，杨家到战争结束时，也是到了无隔夜之炊的境地。杨振宁说，他的母亲是一位意志坚强而又克勤克俭的妇女，为了一家七口的温饱，她年复一年从早到晚辛苦操劳，孩子身上穿的

，都是她补了又补、改了又改的旧衣服，连袜子都要补。那个时候杨振宁也经常是穿着一身军装改的旧衣服，连报考庚款留美报名表上用的都是那张

“戎装”照片。

杨振宁说，他母亲坚忍卓绝的精神支持全家度过了八年抗战时期。战争结束时，全家个个清瘦，但总算人人健康。

西南联大“三剑客” 这个年代的杨振宁，已经不像在北京清华园说自己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那样，被父亲杨武之认为是一种童言童语，现在西南联大校园里，杨振宁已经有了天才的名号，不少人都觉得他将来一定大有成就，

这个时候杨武之也认为杨振宁是90分以上的学生，确实可能得到诺贝尔奖。

杨振宁对自己也很有自信心，志向远大，他1942年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以后，又考进了研究院，这个时候他和已经认识的黄昆、张守廉成为了同班同学。从燕京大学毕业的黄昆考的是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研究院，跟随吴大猷做研究；张守廉和杨振宁考的是清华大学研究院，张守廉是周培源的学生，杨振宁跟随王竹溪做有关统计力学的论文。

在他们念研究院的时候，由于研究生的待遇不好，家里经济情形也很糟，

所以杨武之就找他的一个同学，当时昆明昆华中学校长徐继祖给他们三人找了一个教员的工作，在昆华中学教三个班，他们每个人教一班，薪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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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来分。由于在学校教书，昆华中学还给了他们一个房间住，这个新的建筑比起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研究生宿舍好多了。

杨振宁他们三个人白天都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校园里上课、吃饭和上图书馆，晚上才回到3公里外的昆华中学宿舍睡觉。因为大学校园里没有供应食水的设备，所以他们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昆华中学以前，都会到大学附近三条街上的茶馆里，喝一两个小时的茶，并且天南地北无所不谈。

杨振宁说，这些在茶馆里喝茶的时间，他们三人真正认识了彼此。他们讨论和争辩一切的一切：从古代的历史到当代的政治，从大型宏观的文化模式到最近看的电影里面的细节。

茶馆里的客人也有一些学生，可是大多数是镇民、马车夫和由远处来的商人。大家都高谈阔论，而杨振宁他们三人通常声音最大，有的时候正当他们激烈地辩论时，会突然意识到声音太大，因为大家都正看着他们，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停下未完成的辩论。

但是困苦生活背后整个大时代的动荡和不安，有的时候还是会闯进杨振宁他们相对来说单纯的学生生活，使他们终生难忘。

杨振宁记得，好几次坐在凤翥街的茶馆里，看见一队一队的士兵押着一些犯人向北方走去，走向昆明西北郊的小丘陵地带，那里满布着散乱的野坟

。每个犯人都背着一块白色的板子，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罪行。大多数的罪犯都静静地跟着士兵走，有少数喊着一些口号，像：“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每次当这种队伍走过时，茶馆里的喧闹声就会突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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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远处预期的枪声响了，他们都静静地坐着，等待着士兵们走回来，

向南方回到城里去。

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总是在西南联大和昆华中学间来来去去，所以杨振宁总是背着一个大书包，里面装了很多的书，因为杨振宁比黄昆和张守廉都小两岁，所以黄昆给他取了一个“小孩背着个大包裹”的外号。杨振宁的穿着比较土气，但是在思想方面非常的灵活，对于看物理做学问，杨振宁当时发明了两种说法，一种是俯视，一种是趴视，杨振宁主张做学问要站得比较高，要俯视，不能够趴视。

杨振宁、黄昆和张守廉因为天天都在一起，所以感情变得非常密切。杨振宁在茶馆的辩论中，观察到黄昆是一个公平的辩论者，不会坑害他的对手，

不过黄昆有一个趋向，就是往往喜欢把他的见解推向极端。黄昆也说自己比较极端，说杨振宁和张守廉都是天才，张守廉比较怪一点，就叫做张怪

，杨振宁对于朋友人情都照顾得很好，是一个最正常的天才。他们三个人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和茶馆里小有名气，甚至有“三剑客”的说法。

杨振宁、黄昆和张守廉三个人在昆华中学教了一个学期，觉得每天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和昆华中学两头跑很不方便，所以就放弃了教书工作，搬进各自的大学研究生宿舍。后来黄昆去了英国，张守廉也到美国留学，还和杨振宁同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他们终生都维持着亲密的友谊。

杨振宁的初恋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念书期间，就像张守廉说的，当时看起来显得特别年轻

，而且心无旁骛，所以对于物理问题的认识最为深刻，想问题也最仔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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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但是事实上，有一段时候的杨振宁，其实有着一分少男青春的烦恼。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二年级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同班的女孩子叫做张景昭。

张景昭是数学系的学生，也许比杨振宁还大一两岁，她因为是杨武之的学生，所以也常常到家里来，杨武之和太太都很喜欢这个女学生，有的时候还留她在家里吃饭。

张景昭是一个皮肤白皙、长头发、和蔼开朗的女孩子，后来好像还做过杨武之的助教，她因为常常穿着红色衣服，所以杨振玉说他们私下叫这个张姐姐“红豆”。24 在抗战时期一片阴丹士林衣服中间，张景昭一身红装，是非常引人注意的。那时 16 岁的杨振宁，自然受到这个杨振玉口中所说“非常动人的女孩子”的吸引，坠入了少男的初恋，他说他的感情本来好像是一摊很平静的湖水，张景昭来了以后，就起了很大的波浪。

那个时候杨振宁会打听张景昭上哪些课，然后在她上课的课堂附近徘徊，

希望下课的时候可以看到她，跟她谈谈话。有的时候张景昭到杨家来，吃过晚饭以后天黑了，杨振宁会护送她回女生宿舍，可以在路上随便说说话

。这样过了一阵子，杨振宁认为长此以往对他不好，觉得那个时候他不应该交女朋友，宜于专心念书，于是后来渐渐地就冷淡下来，也就彼此不常常见到了。

这一个无疾而终的初恋，在杨振宁的内心虽然留有很深刻的印记，不过他自己想清楚以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和父母谈过，这似乎正反映出他长子早熟个性的一面。作为家庭中的一个长兄，杨振宁不只律己甚严

，对于弟妹们的教育，也是规矩严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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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张守廉的妹妹张守慧偶尔也会到杨家来，杨武之本来有意要介绍给杨振宁的，但是杨振宁并没有兴趣。有一次杨振玉和张守慧到昆明最热闹的南屏街上去，看到玻璃橱窗里面有一个铝做的小飞机非常好玩，还有会转动的螺旋桨，杨振玉看了就停下来不走，意思就是想要张守慧买给她

，后来杨振宁知道了，就骂了杨振玉一顿。另外，杨振玉有次捡到一个银戒指，杨振宁也要她还给学校去。杨振宁这些给弟妹们做人的教育，也反映了他的个性和做人的是非原则。

留美之前的岁月杨振宁考取了庚款留美，全家都非常高兴。杨振宁记得那时候昆明最讲究的电影院叫做南屏大戏院，1944年庚款放榜的时候，南屏大戏院放的电影名字叫做 YouCan’tTakeItwithYou，中文译做“国恩家庆”

。杨振宁说当时他看到这个电影名字，觉得非常符合他们当时的心境，真的是“国恩家庆”；他当时念书一帆风顺，又考上了留美考试，对于物理发生浓厚兴趣，发现其中妙不可言，自己也觉得前途一片光明。

1944年杨振宁通过了留美考试之后，因为按规定要在原单位等候通知，

所以他开始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了一年书，西南联大附中用的教室是原来昆华中学的旧房子，杨振宁就住在教室上面的宿舍里，教书和改考卷之外的时间就自己研究“场论”。

西南联大附中的学生，大多数是教职员的子弟，杨振宁教数学的两班学生当中，有许多出名的人，譬如教过杨振宁国文的文学大师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1946年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的时候，闻立鹤压在父亲的身上保护他

，结果受伤而名噪一时，后来闻立鹤在新闻界工作。再如写了《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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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大师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后来冯钟璞以宗璞作为笔名，成为著名的作家。还有就是后来嫁给国画大师黄君璧的储辉月。

在这些学生当中还有杜致礼。杜致礼是蒋介石手下爱将杜聿明的长女，她上了杨振宁一年的课，后来也出国念书。五年后杨振宁和杜致礼在美国再相遇，后来结为夫妻。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有七年时间的学习和研究。除了正常的课程之外，他在刚进大学的时候听过一个系列的电磁学方程讲座，后来又听了刚刚从英国回来的王竹溪讲“相变”，虽然当时对有些内容并没有完全听懂，但是却给他的物理基础打下一个深厚的根基。

在联大附中教书的这一年，他又自修学习了马仕俊所教过的场论，后来自己还做了一些笔记，把他对于这些物理的认知推导演算出来。这些过程不但使得他到国外留学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物理研究生

，后来也在与相变和场论相关的领域做出一流的贡献。

事实上，杨振宁在西南联大那些纸张像草纸一样的笔记本，经过半个多世纪以后还完整地保存着，那些笔记本上用铅笔整齐地写着很多量子力学的公式和内容。杨振宁说，这些笔记内容非常扎实，有些公式今天还有参考的价值。

杨振宁通过这七年的学习，不只是了解了物理知识的内涵，如他自己所说的，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他个人对于物理科学的一种品味和爱憎。他曾经说过：在创造性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里，一个人的品味，加上他的能力、气质和际遇，决定了他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又进一步决定了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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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杨振宁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他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节。他曾经写道：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就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就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去。

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

，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而且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

，一时迸发，不能自已。52年以后，杨振宁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

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

杨振宁坐飞机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等船，结果等了两个多月。当时同船去美国的十多个庚款留学生心中很焦急，他们想打听消息，于是凌宁自告奋勇说愿意到新德里的美国大使馆去，不过要杨振宁和他同行。于是两人就坐火车跋涉千里，路上杨振宁还生病，发烧住到医院里去。

在加尔各答等船的这一段时间，到底是第一次远离家门，杨振宁非常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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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亲和弟妹们，而且对父母亲的艰辛也非常清楚，于是就把母亲亲手织给他的唯一的一件白毛背心，从加尔各答寄回昆明家里，给弟弟振平和振汉穿。

1945年11月，杨振宁杨振宁终于搭上一艘叫做“斯图尔特将军”的运兵船，

从加尔各答出发，航向对他来说是无限宽广的未来。

（3）杨振宁与杜致礼的婚恋

1949年秋天，杨振宁避开了他当时认为不安全的飞机，坐火车到普林斯顿去，开始他在高等研究院的研究生涯。

那一年的12月圣诞节假期中，他和高等研究院的物理学家卢廷格卢廷格到普林斯顿威瑟斯庞街上一家叫做茶园（TeaGarden）的中餐厅吃饭，结果他以前在西南联大附中教过的学生杜致礼正巧跟一位老先生尤桐在那儿吃饭。杜致礼看见了杨振宁，上来和他打招呼，并且问杨振宁还记不记得她

，杨振宁说当然记得。两人见面对彼此印象很好，于是留下了联络的电话

，也开始了杨振宁和杜致礼的交往。杜致礼对于杨老师的印象一直是很好的。她说在昆明的时候有一次曾经在飞机场还看见了杨振宁，那个时候她知道杨老师要出国，但是因为当时年纪太轻，比较害羞，没有上前和杨振宁打招呼问候一二。1949年她到美国已经两年多时间，觉得自己比较美国化了，所以这一次没有犹豫地上前和杨振宁打了招呼。杜致礼是蒋介石手下著名军事将领杜聿明的长女，1928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九日（阳历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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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21日）在陕西省米脂县北方的榆林出生。她家里还有两个妹妹和三个弟弟，小的时候跟着父亲到了许多地方，念书也换了许多学校。1947年，

她本来要和父亲一块到美国去，父亲到美国就医，她去念书。结果蒋介石蒋介石临时派人来要杜聿明杜聿明留下，杜致礼于是一个人去了美国。

杜致礼出国以前，她母亲曾经带她去见过宋美龄，宋美龄还替她写了一封介绍信到威尔斯利学院去，不过杜致礼得先进一个两年的大学先修学院，

然后才可以进入威尔斯利学院。她还记得宋美龄请她们喝的咖啡好喝极了

，后来宋美龄宋美龄和她说了几句英文，对于杜致礼的英文也很满意

。1947年，杜致礼进了纽约市北方扬克斯（Yankers）镇一个叫做圣文森特山的女子学院读书，那是一个天主教的学校。那个时候，杜致礼的大弟弟杜致仁在普林斯顿念中学，杜致礼有时会到普林斯顿来看她的弟弟，所以在1947年12月的一天碰见了杨振宁。

杨振宁那个时候已经27岁，所以也在积极考虑交女朋友和结婚的事情

。1949年，杨振宁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安顿好以后，就到纽约市去探望他西南联大的老师吴大猷，那时候吴大猷正在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

。吴先生和吴太太看出来杨振宁应该结婚了，所以就主动介绍了一位叫张元萝的女孩子给杨振宁。

张元萝的亲生父亲叫做袁敦礼，是中国体育教育的创始人物之一。袁敦礼还有一个弟弟叫袁复礼，曾经做过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袁敦礼和张元萝的张姓养父母很熟，看他们没有子女，就把张元萝过继给了他们。吴大猷和吴太太由于跟张元萝的养父母是好朋友，于是把当时还在念高中最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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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张元萝介绍给了杨振宁。

杨振宁认识张元萝以后也来往一阵子，还曾经去过张元萝在纽约市曼哈顿区北方的家里，结果这些事不知道怎么传开了，杨振宁原来在芝加哥念研究所的同学也都晓得。后来李政道告诉他说，他的女同学利昂娜?马歇尔还开玩笑说：“弗兰克怎么会找一个高中女生做女朋友呢？”

其实那时候关心杨振宁婚事的还不止吴大猷一人。1949年秋，吴大猷告诉杨振宁说，那个时候也住在纽约市的胡适胡适要杨振宁去看他。杨振宁小时候在北京曾经见过胡适一两次，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年胡适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他来。杨振宁见到胡适以后，胡适十分客气地称赞杨振宁在学术上的表现，并且说在出国前曾经看望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托他关照杨振宁找女朋友的事情。

杨振宁一直还记得胡适当时十分风趣地说：“你们这一辈比我们能干多了

，哪里用得着我来帮忙！”

那个时候杨振宁除了张元萝之外，确实还认识包括储辉月在内的一些女性朋友，不过显然他和杜致礼是比较契合的。所以杨振宁说他碰到杜致礼以后，如果不是头一天，最晚是第二天，他就打了电话给那个时候也住在普林斯顿的杜致礼，约她出去看电影。

杨振宁和杜致礼第一次约会以后，对杜致礼印象很好，不过他虽然一方面很想多看到杜致礼，另一方面又不能显得太着急，而且那个时候他另外还有几个可能的女朋友，所以有一两个星期都没有消息。对杨振宁印象很好的杜致礼这个时候心里有些七上八下，于是后来在那位尤桐老先生要到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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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去的时候，杜致礼在给尤老先生的信上加了一个附注，说如果杨先生同来的话很欢迎。

杨振宁得到这个讯息，自是欣然前往。后来杨振宁曾经和杜致礼开玩笑，

说是杜致礼把他给勾住了，杜致礼说这事实上是完全违反了她的个性的。

杨振宁和杜致礼开始约会以后，常常到杜致礼的学校去看她，杜致礼念的天主教女子学院管理严格，杨振宁去了都得在楼下的会客室等候。杨振宁起先是坐火车，后来买了汽车，就开汽车去找杜致礼。杜致礼念的女子学院所在的扬克斯镇虽然离普林斯顿还有一段距离，但比起芝加哥要近得多

。后来杨振宁曾经在演讲中说，他一年以后之所以没有回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想要和杜致礼约会，而在普林斯顿有“近水楼台”之便。

杨振宁和杜致礼后来交往频繁，也认识了杜致礼的许多同学，比如和杜致礼同房的室友苏珊?周，中文名字叫周采芹，是京剧表演艺术家麒麟童（

周信芳）的女儿。另外，后来当选菲律宾总统的阿基诺夫人，那时候也在同一个女子学院念书。

杨振宁和杜致礼感情日渐成熟，在准备结婚以前也写信告诉了自己的父母亲。后来杨武之曾经给杨振宁一封长信，对于杨振宁的婚事提了一些看法

，其中一点是当时杜聿明在中国还是阶下囚，应该考虑有什么影响。另外杜致礼出身将门之家，她的几个弟弟当年在昆明上学骑马当街而过给人的表面印象，也使得杨武之担心双方家世生活的差距。

1950年8月26日，杨振宁和杜致礼结婚。婚礼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教堂举行，由于双方的家长都无法来参加，典礼中是由在昆明时就和双方熟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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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梅贻琦，代表女方家长将杜致礼交给杨振宁。行礼以后，在楼下大厅举行了一个酒会，有七八十个宾客参加。

杨振宁和杜致礼结婚以后，就搬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公寓去住。那些公寓原来是军营的房子，比较简陋，还得用煤炉取暖。杜致礼原来还预备回学校去念书，但是她念的那所天主教女子学院规定，结了婚的学生就不能再回去，加上杜致礼不久就怀了孕，而且害喜吐得很厉害，弄得要住院一两个星期，搞得两人生活大乱，十分狼狈。

那时候杜致礼的母亲带着弟妹们住在台湾，她当然知道杜致礼结婚了，也很关心他们的境况。于是在一个朋友到美国去的时候，就托那位朋友去看看杨振宁和杜致礼。那位朋友看了以后，给杜太太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你的女儿和一位杨博士结了婚，他们住在一栋活动的草房子里。杨振宁和杜致礼在那栋“活动的草房子”住了两年，一直住到杜致礼去台湾地区看她的母亲。

（4）文革前后，杨振宁的回国之旅；

杨振宁没有贸然地回国。而在 1964 年，他居然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他申请入了美国籍。

对于这样一个决定，杨振宁曾经写出他的心路历程： 1964 年春天，我变成了美国的公民。

从1945年到1964年，我在美国已经住了19年，这是我成年生活中的大多数时光。然而，申请成为美国公民的决定，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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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个中国血统的人，这样的决定尤其不易。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根本就没有永久离开中国移居其他国家的概念。事实上，移居别国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

此外，对于曾经有过璀璨文化的中国人来说，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他们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这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轻易忘记的一个世纪。杨振宁在了解了早期中国移民辛酸的血泪史，自己也碰到种族歧视的待遇之后，写下自己另外一段的心路历程：

一点不错，是有许多的事让我踌躇不前。但是我知道美国对我十分的慷慨。

我来美国的时候已有很好的根基，但是美国给了我发展潜力的机会。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对移民如此慷慨。我也认识到，我这里的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扎深了。

1961年1月，我在电视上看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典礼。罗伯特?弗罗斯特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Frost ）应肯尼迪之请，上台朗诵他的一首诗。他选了《没有保留的奉献》（TheGiftOutright），我听他念道：

拥有我们尚未拥有的，

被我们已不再拥有的所拥有。

我们的有所保留使我们软弱，

直到发现原来正是我们自己，

我们拒绝给予我们生活之地，

而在屈服中即获新生。

似乎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的心。我在一本诗集中找到弗罗斯特的这首诗。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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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优美，充满了力量。它在我申请美国公民的决定中起了作用。

虽然杨振宁曾经有过挣扎，虽然申请美国公民的决定，也是因为持旧中国护照到国外开会旅行，申请签证常碰到困难，而有实际的需要，但是在杨振宁的心灵深处，还是有着一分遗憾。他曾经写道：

我父亲1973年去世以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1928 年他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得到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是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在他心底一角，始终没有原谅我的拋乡弃国之罪。

1964年年底，杨振宁到香港讲学，他写信希望父母家人能和他在香港团聚。结果这一次父母亲和快20年未见到杨振宁的弟弟振汉和妹妹振玉一起来到香港，家人有一次愉快的团聚。那一年的10月，中国刚成功试爆了原子弹，政治气氛相当紧张。杨振宁到了香港，在他们住的饭店房间隔壁，

还有两个英国的安全人员，说是保护杨振宁，其实是怕他跑回上海去。

当时美国的驻香港总领事，也不止一次打电话给杨振宁，说如果杨振宁的父母和弟妹要到美国去的话，他们可以马上替他的家人办手续。杨振宁告诉他们说，父母和弟妹都要回上海去。1970年夏天，杨振宁给家里写信，

说他12月要到香港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希望父母亲和弟妹能够再来和他重温1964年相聚的美好日子。1970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杨武之办理申请手续困难重重，虽然得到批准，但是因为奔波劳累而病倒。后来是弟弟振汉陪着母亲到香港和杨振宁相聚，妹妹振玉则留在上海陪重病的父亲

。

虽然杨振宁和母亲、弟弟振汉以及另一位从美国来的弟弟振平可以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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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但是心里却担心着重病的父亲。那时候杨振宁已经有了一个想法，

认为自己也许一两年内就可以回到中国看看，因为他看到美国的政治气氛在改变，而中国的情形也有了变化。那时候毛泽东接见了在延安时的一个老友，就是写了《西行漫记》的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斯诺斯诺

（EdgarSnow），中美关系有望正常化。

1971年4月的一天，杨振宁忽然在美国报纸上一个不大显眼的地方，看到美国政府的一个通告，美国护照上原来印有美国公民不可随便去的共产主义国家，包括越南、古巴、中国和朝鲜，而这个通告把中国取消了。再加上 1971年两国进行的“乒乓外交”，杨振宁更觉得通往祖国的门已经打开，心中甚为振奋。但是当时越战还没有结束，杨振宁怕这个打开的门几个月又会关上，所以希望趁这个机会，一圆他26年来回中国探视的心愿。

当然杨振宁对于回到中国早有心理准备，在美国他所研究的物理里面，有一部分是核物理，那是和核武器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在26年当中，他都有意地避开这方面的研究。而且也绝对不去美国制造核武器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他曾经用了一个英文的说法“keepitatarm’slength”，也就是“保持适当距离”，甚至他连ＩＢＭ公司的顾问都辞掉，以免影响到回国的可能。

1971年冷战局面未解，从美国到中国去访问系非比寻常之举，尤其杨振宁是一个归化的美国人，又是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可以说相当敏感。那个时候杨振宁就职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因此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校长托尔托尔，另外还曾经找一个美国朋友去打听回中国去的可能，那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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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没问题，于是他就正式通知了美国政府，说他要回中国探亲。

美国政府是通过白宫的科学顾问回答他的，说同意杨振宁到中国去，不过不能帮他拿到签证。

在那之前，杨振宁已经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他要回中国探亲。杨武之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后来国务院通知杨武之说，欢迎杨振宁回中国来探亲，并且要杨武之告诉杨振宁，可以到加拿大或者法国的中国大使馆去拿签证。杨振宁打听了一下到上海的飞机，发现那个时候除了苏联的航班之外，只有法航每个星期有一班飞机从巴黎到上海，于是杨振宁决定到法国的中国大使馆去拿签证。

杨振宁做决定的时候，只有少数人知道他有回国的打算。当时中国还处于半封闭状态，所以杨振宁的美国朋友或者华裔朋友，都对杨振宁回国有些担心，怕他会被中国政府扣住，不让他再回美国。杨振宁说，这种事不会发生，因为他对中国政府有些了解。他说，如果他回去以后跟中国政府说愿意留在中国，中国政府一定会欢迎；如果他不说这样的话，中国也不会强要留他下来的。

当然，杨振宁也清楚地意识到他此行可能造成的冲击，譬如说那个时候台湾地区主管机关一定对他不满意。而和杨振宁在高能碰撞方面合作做出“邹

－杨模型”的邹祖德邹祖德，正好计划在同一年的夏天回台湾探亲。杨振宁 6月里和邹祖德谈起他要回国的计划，并且还劝邹祖德暂时不要回台湾去

，因为邹祖德和他关系密切，怕邹祖德回台湾会受他的牵连。1971年7月15 日，杨振宁由纽约飞到巴黎，并且拿到赴中国的签证，四天以后他踏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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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来魂牵梦系的归乡之旅。

杨振宁到达上海的虹桥机场，除了家人之外，还有上海市政府统战部的官员来接机，有一位官员跟杨振宁说，是不是可以把护照和机票交给他们保管。杨振宁虽然把东西给了他们，但是仍难免有些担心，并且问弟弟振汉

，这些人靠得住吗？杨振宁担心了一个星期，就拿回了他的护照和机票。

后来杨振宁曾经说起一个故事：早年在英国成为著名科学家的苏联的卡皮查（PyotrKapitza），20世纪30年代初回苏联以后被政府扣留，并且出钱把他在英国的研究设备全部搬到苏联。杨振宁第一次访问中国，停留到8 月17日才离开，差不多待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中间除了在上海和家人相聚

，每天探望住院的父亲，也去了合肥、北京和大寨等一些地方，见到许多老朋友，看到许多新的发展。他比较1945年离开中国时的印象，感受到26 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个人情感上的复杂感受非言语所能描述。杨振宁刚到上海起先是住在家里，后来接待杨振宁的统战部担心安全问题，于是就让杨振宁住到锦江饭店去。第二天一大早，杨振宁被外面的高音喇叭吵醒

，就起来走了出去，想去买豆浆、油条吃。卖油条的妇人给了他食物，他付了钱，妇人问他：“粮票呢？”他哪里知道什么叫做粮票，妇人瞪了他一眼

，他知道不妙，赶快挤在人丛中溜掉了。

后来他走到锦江饭店门口，看到有些小孩在抓树上的知了，杨振宁就拿出相机给他们照相，这一来交通警察过来要把他照相机的底片曝光，还问他是什么地方来的。这时就聚集了许多围观的人，锦江饭店的警卫赶快出来把他带回去，说杨振宁是他们的客人。以后统战部就让杨振汉搬到锦江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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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陪杨振宁住，以免再弄出什么麻烦。

杨振宁第一次回中国的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的期间，事实上国内大多数人当时并不清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杨振宁的家人虽然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并没有和杨振宁说，杨振宁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有着一种近乎天真的看法，认为整个运动完全是为了新中国的大团结。

事实上那个时候的西方世界，普遍对于左翼运动有着浪漫的看法。1968年法国的学生运动、美国反越战的学生运动，都为这种思潮提供了滋养的环境，因此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有着一份好奇和向往。

杨振宁回到美国以后，立刻有许多地方请他去演讲，谈他的中国之行，譬如说同年月在康奈尔大学的物理会议，以及9月在他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杨振宁都做了公开的演讲。这些演讲都十分轰动，而演讲的主调，可以说就是盛赞新中国的建设。

后来杨振宁还在美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地方，陆续做过中国之行的演讲。听过他演讲的许多中外人士，虽然对杨振宁演讲中所呈现的中国面貌，以及他个人所显现的热情印象深刻。但是也发觉到杨振宁的看法过分天真，甚至有人认为他的热情有点幼稚。

美国政府对于杨振宁的中国之行也非常感兴趣，杨振宁回到石溪以后，就曾经接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查问电话。有一次一个调查员来电说要和杨振宁谈一谈，并且说要到他的家里来，杨振宁拒绝了，于是他们在杨振宁的办公室里见面。谈话中，杨振宁感觉出那个调查员有一些语带威胁的味道，于是就要他的秘书进来，把他们的谈话记录下来。杨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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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主要的立场是他回中国去，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美国的事情，而且他也绝对不会替美国政府打听任何中国的消息。

后来杨振宁还打电话给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一位物理学家朋友，告知和美国情治单位人员谈话的情形，那位朋友说他做得非常正确。

杨振宁因为父亲住院，病势沉重，所以第二年6月又再度回到中国探亲，

当然同样在中国各地参观访问，这一回还去了南京、广州、西安、延安和砂石峪等一些地方，见的人也更多一些，而且停留的时间更长。回到美国以后，杨振宁曾经在纽约唐人街做公开的演讲。

杨振宁后来说过，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那是感情非常丰富的演讲，尤其是头一次为期四个星期的访问，在他身上产生了极大的感情冲击，他承认当年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懂“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于这件事，

他曾经自嘲地说，他是一个很蹩脚的新闻记者。

对于杨振宁“大力揄扬祖国”，当时许多人除了说他幼稚天真之外，也有非常严厉的批评，甚至用了“杨振宁在中国酒醉饭饱，冲昏了头”之类的词句

。但是许多人认为，杨振宁对于中国真诚和深切的感情，以及他完全没有政治的立场，都是值得同情和肯定的。而事实上，当时中美关系还没有完全解冻，杨振宁这些公开的说法，负担了相当大的风险，需要一些勇气。

不过杨振宁自己说，虽然当时他对于中国的情形，有许多认识不清楚的地方，但是整体来说，他所做的促成中国进一步开放的事情，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的。他曾经写过：1972年夏天，第二次到中国去旅行的时候，我已经打定主意，作为一个美籍的华裔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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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相关的国家，建立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我应该帮助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

（5）杨振宁谈“两弹元勋”邓稼先；

杨振宁以为，日常生活习惯固然是人的素质之一，不过他认为人的素质中更重要的是人的基本品格，以中国农民的基本品格来看，他们的素质不但不低，而且是很高的。

在他的好友当中，对中国原子弹工程有重大贡献的邓稼先邓稼先，就被杨振宁认为是一个有中国农民个性的人。杨振宁曾经如此形容邓稼先：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诚真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杨振宁和邓稼先从小在清华园认识，后来在崇德中学同学一年，在昆明时也都在西南联大念书。杨振宁先出国念书，1948 年邓稼先到美国普渡大学

，两人又有见面往来。20世纪50年代邓稼先完成物理博士学业之后，立刻回到中国，参加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计划，到1971年杨振宁首访中国，

两人才再次见面。杨振宁和邓稼先虽然并没有很长时间的相处，但是因为邓稼先的个性朴实，他们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

杨振宁对于邓稼先在中国原子弹工程中的重大贡献和成就，深受感动，曾经有接到邓稼先的信而泫然泣下的故事。后来杨振宁回到中国，也都和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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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先见面叙旧，在北海仿膳斋共餐谈笑，1972年还到邓稼先家中访问，了解到邓稼先生活的清贫。20世纪70年代晚期，杨振宁回到中国访问，曾经有一次想和邓稼先骑脚踏车出游，当然后来并没能如愿。

杨振宁对于邓稼先的为人十分推崇，引为自己永恒的骄傲。（杨振宁提供

）邓稼先在从事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曾经受到一次意外的辐射伤害，到 80年代罹患了癌症。后来杨振宁曾经委托当时中国驻美大使韩叙韩叙，将他特别要来的实验治癌新药，送回来给邓稼先用。

1986年7月邓稼先去世以前，杨振宁在前两个月中两次到医院探望，他以他一贯很节制的感情，和邓稼先家常谈话，只另外给邓稼先送了一盆花。

那一回，杨振宁还偶然问起邓稼先的太太许鹿希许鹿希，邓稼先做原子弹和氢弹的奖金是多少？许鹿希说原子弹10块钱，氢弹10块钱，令杨振宁有些讶异。后来杨振宁再向邓稼先当面求证，得知确实一共20块钱，原因是总共发了1万块钱，由单位里的人按等级均分，邓稼先就各分到了10块钱。

后来杨振宁向邓小平建议，应该公开中国原子弹工程中科学家的贡献和事迹。到 1986年邓稼先去世以前，中国政府便正式公开了邓稼先在原子弹工程中的事迹和贡献，并在1996年邓稼先去世10周年那一天，公开向世界宣布停止核试爆的决定，表示对邓稼先的一种敬意。

（6）杨振宁谈国民性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杨振宁说，他因为工作缘故在许多地方旅行，慢慢得知许多中国人在海外受到歧视和迫害的事情。譬如说在澳大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政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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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有中国工厂做出来的木具，都必须打上“中国人制造”的印子，这样澳大利亚的很多白种人就不会去买这些木具。另外在印度尼西亚，杨振宁也看到那里中国人的一种恐惧。

杨振宁说他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提到中国人过去在美国旧金山所受到的歧视。这篇外国作家的文章说：事实上你听到、读到愈多关于中国人在加利福尼亚的经历，你就会愈倾向于做出以下的结论：除了印第安人以外，在美国各民族中，没有别的少数民族曾经受到中国人所遭遇到的无理性的迫害

，也没有另外一个少数民族在今天能像中国人一样，在经过这些迫害后有这么少的心理伤害。

杨振宁说，中国人受到了许多迫害是一个事实，但是他问道：在美国的中国人果然没有心理伤害吗？

杨振宁说，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礼教观念、人生观，都对中国人产生极大的束缚力量，这些对个人的约束使得中国人缺少大胆进取的精神，缺少反抗的动力。杨振宁举出在1970年一个日本人写了一本叫做《二世》的书，所谓“二世”是日本人自己对在美国生长的第二代日本人的称呼。这本书讲的是在美国的日本人的历史，其中对于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关在集中营的事情，有很详细的描写。这本《二世》的书是贡献给“一世”的。

杨振宁问道，是不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历史没有日本人的重要呢？是不是中国人在美国的经历没有日本人那么值得记载呢？他说，如果回答是“不然”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没有类似的详尽的历史呢？为什么我们只能常常在报纸杂志上，看到阿Ｑ式的自欺欺人的争面子的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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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说，中国人受了传统的影响，有一个观念就是：“算了，又何必要找事情呢！”他认为，这是一个万分错误的观念。他说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600万人被杀掉，今天几乎年年都有几十本新书来研究他们受到的残酷待遇。杨振宁说，这些书很多是犹太人写的，而且他们所写的历史不见得都是说犹太人的好话，也说了许多为了保存自己性命出卖朋友的犹太人的事情。

杨振宁说，一个犹太人描述犹太人的悲惨命运，譬如受压迫下的可耻行动

，是需要一些勇气的。一个在美国生长的日本人攻击美国对日本人的待遇也需要有勇气。中国人似乎缺少这些勇气。杨振宁问道，是不是这就是因为所谓的没有“心理伤害”呢？杨振宁也特别提出，在近代科学发展以后，人类对于生存资源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各个国家为了争夺资源和经济发展

，使科学成为一个更有效的工具，其背后的问题，是人类不可抑制的一种消费欲望。他认为这种情形还要继续发展下去，恐怕除了用宗教办法以外

，是不可能遏止的。

杨振宁认为，如果整个世界没有产生巨大的冲突，也许到2030年或者 2050年，人类就要渐渐进入生存资源激烈竞争的时代，那个时候整个世界的观念会改观，道德看法因为生死存亡也要改变。杨振宁说，在那种情况下，他对于现在世界上先进国家譬如美国的文化，并没有信心，因为那是非常具有侵略性的，譬如就在20世纪，美国还发生了驱赶印第安人、把土地分给白种移民的所谓“homestead”（美国旧时分给个人居住并开垦的土地）。

《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