裔的情境來說兩者則是形塑群體認同的途徑。

第五章 結論

本文採取的研究方法主要以語言學派模式與文化學派論述串連而成，意圖對 文化翻譯研究發展無限上綱的隱憂略作補強。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列維的模式儘 管不能完全杜絕主觀詮釋，卻提供一個可茲依據的架構，有效分析情境移轉是否 超額。筆者以為經過列維模式分析後我們對《杜連魁》能有不同層次的思考，超 越了王寵早年情境移轉的分析表。王寵的表雖然清楚列出兩造文本移轉對造，主 張原文與《杜連魁》在翻譯效果上的等值，卻沒有顧慮到等值的表象下潛伏更大 差異。王大閎情境移轉透露了他本人觀察台灣的社會文化的角度，又進一步陳述 他對台灣的觀點與的想望。誠然，這些細節應該也能夠由深度的詮釋達到相同的 目的，而運用列維的模式確實能較為有效地凸顯譯者主體意識的運作。

而勒斐維爾在文化翻譯上的研究發展有其脈絡可循，從最早的折射說 (refractions)，操縱學派(school of manipulation)，到翻譯重寫論

(translation as rewriting)的核心依據皆在於翻譯過程中無可避免的影響力，

以及翻譯成品最終在譯語文化的被形塑的樣貌。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透過評析，各家譯本隱約接續成一條近代譯文發展脈絡。除在文體範式上有 較明確的軌跡之外，翻譯策略上並沒有顯著的方向改變；再者每一次的重譯幾乎 可說是對前一次翻譯的「反動」。過於中規中矩的譯本（徐進夫）後出現實驗派 譯本（王大閎），接著又有著瓊瑤風的文藝譯本（劉蘋華），其後是刪節本（郭恩 惠），隨後才有文化引界取向（姚怡平）以及全面剖析的精裝本（顏湘如）。隨著 王爾德的原作在不同譯者手裡產生不同的折射作用，其中也反映出整體翻譯情況 譯文環境對「經典」的態度。七零年代譯者（徐進夫與王大閎）儘管翻譯策略相

左，但對「經典」不敢輕忽，由譯文對原文的細密比對，與呈現中文語言文體範 式皆能看出譯者尊重外來強勢西方文化之餘更希望爭取平等的角色。然而，原作 的「經典」地位隨著時間推移與更頻繁的中西接觸逐漸褪色，希代出版社率先將 此書商品化，城邦出版社以刪節版滿足對該書文學聲名懷有好奇心的讀者，小知 堂對文學性持有一份堅持，而商務則是希望透過百科全書式的相關知識詳解恢復 該書的「經典」性。商務出版社的精美全譯本一方面重新確立原著的文學經典地 位，而另一方面出版經典名著也能維護出版設在文化界的聲名。從翻譯形象的演 變可以推論英美文學對於臺灣持續有強烈的吸引力，雖然閱讀英美的風潮今息相 通，但翻譯協商的態度上卻展現各種可能性，似乎較為隨性，不再那麼嚴陣以待。

王爾德熱是促使多本譯文問世的主因，諷刺的是販售王爾德的譯本竟行道德教化 之名加以包裝，前輩譯者在譯本中展現的誠意與同情卻是晚近譯者難以望其項 背，筆者以為譯者晚近譯者對於作品的文學承諾沒有前輩譯者深厚，對文學翻譯 而言其實很遺憾的。此外，筆者觀察到譯評部分個人色彩越來越淡薄，從早期徐 進夫談述自己閱讀王爾德的經驗，到王大閎本人談及對原文價值的推崇，此後的 譯者不再以個人的身分對原文做出任何評論，從這個現象看來，譯者似乎傾向以 隱形的方式做翻譯演出，甚少涉及私情，雖然以最直接的方式與原文產生互動，

卻甘於緘默，就某個層度而言，這似乎映一種生產者與生產物的疏離 (alienation)。

筆者透過勒斐維爾的分析法來討論《杜連魁》一書的形塑機制，發覺在改寫 譯本中影響力最鉅者乃屬意識形態操縱。改寫譯本具備強烈的譯者主體性，自難 脫離譯者個人或其社會文化所凝聚的特定思維，因此也說明在權利、贊助者、意 識形態、詩學觀這四種作用力中意識形態佔有很高的比例。因此，討論改寫譯本 時觀察的重點除了在表面的情境移轉之外，更應深入探討意識形態對文本的作 用，以還原譯者主體。儘管勒斐維爾的分析法對文化翻譯研究大有幫助，但筆者 以為勒斐維爾研究發展脈絡過度著重翻譯中的「書寫」性質，對譯本的「翻譯」

成分卻少有著墨。因此，在第二章的譯本評析中，筆者對王大閎譯寫本中的語言

與文體有較多的介紹，從中支持《杜連魁》的譯本特質。筆者認為討論改寫本或 譯寫本有必要從「譯」、「寫」兩個層次著手，單以勒斐維爾的策略偏向「寫」的 討論似乎未能涵蓋譯寫本的全貌。

本文討論核心圍繞在《杜連魁》，對於其他譯文的評論主要希望鋪陳一個背 景，看待譯文折射光譜下《杜連魁》與其他譯文的關係。經過一番並置與對照，

徐進夫的「忠實」翻譯與王大閎的「自由」翻譯居然存有雷同；不僅如此，《杜 連魁》也與其中幾個譯本一樣被貼上道德教化的識別，作為所有譯本最具獨特色 彩的「譯寫本」無論本身帶有多強大的爭議性，在整個折射譜下它僅代表「一個」

與原作接觸產生交互作用的面貌，或是本雅明所指的一道切線，《杜連魁》經過 譯者對原作的詮釋與文本拼貼，其翻譯的「合法地位」不再應該受到駁斥。中外 史上類似《杜連魁》這樣的譯本所在多有，譯者企圖重塑原文文化形貌，將兩個 不同的文化形貌重疊在一塊，我們必須將兩個文本攤開來左右對照，即會發現譯 者的主體性在這些翻譯作品中表現的淋漓盡致。以王大閎翻譯為例，翻譯如同一 層網紗罩覆在翻譯本之上，唯有當《杜連魁》中的主體意識清楚從網紗過濾出來 後，譯者所處的大文化環境(台灣)，乃至其所處的小文化立場(族群)，都解構並 呈現在眼前，我們才能更貼近譯者的視野與特定時空文化背景。

因此，本文也將《杜連魁》獨立於其他翻譯文本之外，以文化翻譯研究的觀 點耙梳影響翻譯文本的各種作用：一、王大閎是翻譯界裡的特例，唯有透過兼具

「聲名」與「權力」兩項資本的譯者方能將原文與譯文間牢不可破的主從關係中 釋放。二、王大閎在文本中建構的臺灣社會文化氛圍也是特定的，《杜連魁》情 景及譯者寄情其中的想望與白先勇筆下的《台北人》相同。外省族群脫離大陸文 化母體後的流離感，對後日本殖民情境在地文化的隔閡感，必須同時藉助記憶與 遺忘¹來描繪新的感情結構。《杜連魁》乃是特定族群投射主體性的場域，因此文 中「在地性」虛實交雜，範圍有其侷限，可是這本由特殊歷史背景、特殊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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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安德生在《想像共同體》中所用詞彙。遺忘和記憶是形塑民族國家的兩種途徑，就外省族

裔的情境來說兩者則是形塑群體認同的途徑。

特殊翻譯策略交匯的譯本也在完成後定格於當時所屬的特定時空環境，堪稱一部 社會文化紀實錄。三、王大閎的譯寫本同樣適於作為討論翻譯倫理的文本材料，

筆者以為逆向操作范奴提的翻譯觀點依然可以支持《杜連魁》的翻譯倫理立場。

強勢文化應當讓弱勢文化有「現形」的機會，突顯弱者異質性並恢復其主體性；

反觀弱勢文化在強勢文化衝擊下更應該對文化協商過程採取主動的立場，凸顯自 我，以達作為平衡強勢文化的手段。勒斐維爾將翻譯視為文本重寫的形式之一，

筆者更以為王大閎「翻譯重寫」在某個程度上具備後殖民作家「重寫」的反撲精 神。

《杜連魁》文化調停的對象包括對外關係與對內關係：以中華文化為主體與 西方文化相互作用，同時又以特定族群身份對內與臺灣整體環境相互作用。文中 形塑七零年代臺灣外省菁英生活圈，儘管王大閎時間、地點、人物三項改變並沒 有真正反映當年臺灣較全面的政治現實，卻營造出滿足當年外省族群在地安身立 命的想像現實的社群圖像。王大閎書中「譯」與「寫」形成文本的混雜性，反映 的不是身份認同上或主體上的不確定感，而是對新生活環境的不確定感。《杜連 魁》與《台北人》混沌的在地性隨時間推移已不負存在，文本卻保留特定歷史背 景下臺灣的文化脈絡。

王大閎譯文在文學成就上並未達到預期的成績，儘管「人性不分古今中外」

(王大閎翻譯策略的基礎)，但要能打動讀者，至少在文字上要能令人感動，情節 發展上要能令人信服，遺憾的是《杜連魁》修辭有些語用上的缺陷，而且對在地 的描述僅止於表象。比方說描述華西街和三重幫派的在地環境遠不及中華美食來 的深刻，王大閎所開出的菜單內容從明蝦、鮑魚湯、鴨絲炒豆芽、紅燒鰻魚、清 炒豆苗、炒鴿鬆、宮爆蝦仁、魚翅、清炒明蝦、到紅燜鮑魚燴及中國各地美食，

細膩至極，這些可口的菜餚在小說裡扮演的象徵意義顯然遠超過食物本身的實質 意義，有助喚起讀者的共鳴更能帶領讀者浸置於「大中國」文化的精緻面。相較 於王大閎在文中表現出來對中華文化的素養，他對在地現實環境其實是相當陌生 的。筆者並非批評王大閎對當時台灣現實環境(或市井生活)體悟不深，卻欲以台

灣整體社會文化環境來進行翻譯移轉，而希望以客觀角度指出對社會邊緣描寫缺 乏深度，遂因此無法再現原作的哥特小說成份，這也是《杜連魁》的問題癥結所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