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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为 什 么 中 国 政 府 不 再 有 政 治 改 革 的 动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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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yea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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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权 统 治 下 的 中 国 现 状 与 前 景

何清涟

一 、 对 中 国 未 来 的 预 测 为 何 充 满 矛 盾 ? 二 、 社 会 生 存 基 础 的 破 坏

三 、 中 国 的 政 治 统 治 为 何 能 够 维 持 “ 稳 定 ” ?

四 、 为 什 么 中 国 政 府 不 再 有 政 治 改 革 的 动 力 ?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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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民主化进程当中,中国显得相当特殊:没有一个民族经历了百余年现代化进 程、有过几部“宪法”却依旧未能建立“宪政民主”;也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过 这样特殊的经历,每隔二、三十年就又要回到启蒙阶段来谈宪政民主的 ABC,永远长 不大似地重复前人已经谈得很透彻的思想。

目前,中国又回到了百余年前的历史原点,重新讨论一个百余年中被反复讨论的问 题──“中国向何处去”,亦即中国要专制(即所谓“德治”、“仁政”的直率表述)还 是要民主?认为中国只能实行威权统治的论者认为,中国人的素质是产生专制统治的天 然土壤;而认为中国应该实行民主政治的论者则认为,只要坚持在中国这块贫瘠的土壤 上播撒民主种子,就能够收获民主宪政之果实。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国际社会有关中国问 题的讨论上。80 年代中国研究圈讨论中国问题时,是讨论“怎样才能促进中国的民主”,

而现在的主题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变成“威权统治为什么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这种争论的源起,其实全在于论者对中国现状的观察分析产生的严重分歧。本文着 重分析两方面问题:一是威权统治下的中国出现了哪些可能导致中国走向危机的因素,

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从根本上腐蚀中国社会,并将中国逐步推向全面危机;二是中国政府 之所以能够维持其统治与表面政治稳定,究竟得益于哪些社会因素。必须指出的是:本 文中述及的政治“稳定”,仅指近5 至 10 年内中国共产党政府统治地位的稳定,并不包 括社会生活层面的稳定。事实上政府为了维持短期政治“稳定”支付的代价是为中国社 会埋下深层的长期不稳定因素。

一、对中国未来的预测为何充满矛盾?

近六、七年来,有关中国现状的讨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 于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中国将逐渐成为经济大国,日益繁荣富强;在世界经济不振的 今天,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今年4 月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中国经济降温,华尔 街的“中国概念股”急挫,“繁荣论”者虽然暂时保持沉默,但其基本论点并未变化。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贪污腐败盛行,贫富差距日大,社会底层反抗此起彼伏,中国 共产党的统治难以为继,在未来的不久(有人预言是5 到 10 年),中国将陷入崩溃状态。

对于同一个观察对象,竟然得出如此相反的两种看法,问题当然不是出在观察对象 本身。这种歧见正好反映了观察者、研究者本身视角与立场的混乱。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首先当然是因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管制新 闻、钳制舆论的国家之一,所有信息都由政府垄断供给。如果观察者只能根据不完全信 息甚至扭曲的虚假信息进行“盲人摸象”式的观察,或者凭借在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下的 所谓“调查”[1]做研究,得出的结论必然有极大局限性,甚至可能正好与事实相反。“繁 荣论”的问题在于:论者有意屏蔽了近年来中共政府越来越严格的新闻控制这一事实,

因为“繁荣论”的全部立论基础正好是这些经过政府严格过滤与筛选的信息。必须指出 的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的宣传策略比毛时代那种指鹿为马的手段要高明得多。在谎话中 混杂着部分真相的宣传手法,确实比完全的谎话更能迷惑人。

许多国外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坚持“繁荣论”观点的主要理由有几点:一是中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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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一派繁荣;二是他们到过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大多是走 马看花式地看看),从城市建设、居民消费等角度看,中国的情况令人鼓舞;三是他们 直接获得了一些材料,比如通过与中国官方的接触而从官方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或者 曾在中国做过一些社会调查。但是他们明显忽视了几点:首先,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公布 统计数据时必须服从政策宣传目的,因此在中国媒体上看到的统计数据本身已经过严格 的过滤,一些重要数据还是不真实的[2](例如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就不是真实的),

所以识别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可靠性本身就是一个相当艰深的课题;其次,他们所到之 处只是政府规定允许去的地方(有法律规定哪些城市对外国人开放,哪些城市不能让外 国人去[3]);再次,他们如果要做正规的抽样式社会调查,那么这种调查其实只能在中 国政府“有关方面”派员参与监督下完成,采样数据必须先经“有关方面”审核过滤才 能提供给来自国外的调查者(此规定也适用于回国为博士论文收集数据的中国留学生)

[4],而这一点是许多国外学者不愿意承认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研究的“学术价值”。

概言之,他们看到的“中国”是中国政府需要向外界展示的“中国”,他们听到的信息 是中国政府希望世界听到的声音。外界人士想不到的是,就连加入WTO 这种看起来并 不那么政治化的事件,在中国还会由中宣部与中央办公厅联合下文,在多达数十条的规 定中明确指明,有关WTO 的问题只能按照规定的口径谈。

这种“信息不完全”导致人们对中国的认识片面化。当陷入“信息不完全”带来的 困惑时,人们又可能会以“中国太庞大,太神秘,太特殊”来解释,却很少想到这完全 是中国政府采用政治高压手段控制媒体的后果。法国的INSEAD 商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 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乔纳森·斯托利在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时道出了 中国研究的艰辛:“中国太大,有关中国的信息五花八门,来源也多有矛盾,各种不同 的问题可以写出大量的博士论文来。但这些论文的结论都无法获得证明。写论文容易,

但要准确反映中国的现实,实在是很难的事情。”目前在基辛格事务所从事中国和亚洲 事务咨询工作的美国前驻中国大使芮效俭则更不客气地指出,专家们对中国未来进行预 测的记录之糟糕,是人们想象不到的[5]。

其次则缘于当代中国研究(指 P. R. China Studies)本身牵扯了太多的利益关系。中 国国内的研究除了政治因素对学术的制约之外,当然也有利益考量,一篇“经济学家为 企业代言的是是非非”[6],多少道出了近几年中国经济政策建议背后的底蕴。即使是中 国学者比较喜欢引证的外国学者或者权威研究机构的看法,背后的利益考量也清晰可 见。由于中国被各国商界视为最后一个有无限潜力的巨大市场,吸引着无数的跨国公司。

不少研究项目的经费来自于一些利益集团的赞助,而这些利益集团本身对研究选题的兴 趣在某种程度上牵引着研究者的研究方向。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些利益集团对中国 履行WTO 承诺评价的变化,当年力挺中国入世、并在政治上支持中国政府的美国商界 曾对中国政府履行WTO 承诺给予极高的评价,但从 2003 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他们在中 国投资获利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于是归因于中国政府不肯履行当初入世时所作的承诺以 及外汇管制政策,开始指责他们曾经大力支持的中国政府[7]。事实上,外国资本在中国 所遇到的问题,其实大多并非中国政府刻意不履行WTO 承诺引起的,而主要是中国制 度环境的产物。

第三,中国政府近年来耗费巨大人力财力的海外“统战”工作相当成功。应该说,

今天中国政府的外交经验早已远非毛泽东时代那种孤陋寡闻、自以为是的状态可比,最 擅长的策略莫过于扩大“统一战线”。在海外定居的大陆留学生本来就是自己人(更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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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还有各种手段牵制),陆续成为“海外统战”对象的不仅有学界商界的华裔成功人士,

还有因为反对“台独”而抛开了与中共之间长期政治歧见的老国民党人及其后裔(在台 湾被称之为“外省人”),更有相当部分欧美学者与研究者。前两部分人数量日益增多,

极大地改变了海外华人的政治生态[8]。与其它国家的侨民相比,海外华人对母国的政治 热情可算是独一无二。台湾当年的民主化就大大得力于台湾居美侨民的有力推动,因为 作家江南在美国被台湾当局暗杀一事极大地刺激了他们,让他们认识到台湾国民党一党 专制政治的丑恶,于是大力支持台湾的民主化运动。但自 90 年代以来,有大陆背景的 华人所起的政治作用既不同于当年台湾华侨,也与“六四”时期不同,他们往往对中国 政府的任何作为都亦步亦趋,善恶不分。中国政府的一切舆论宣传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最 积极的回应,其姿态之高,甚至大陆的同类人物也难与之相比。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 的少数学者,因无法取得去中国的签证而离观察对象日渐遥远,也无法与中国本土的大 学及研究机构合作,各种研究经费自然与他们无缘,因之渐渐处于边缘化状态。而海外 华文媒体更是得到了中国政府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资助,逐渐成了新华社消息与人民日 报消息的积极转载者[9]。如果说在中国国内批评中国政府只是一件有政治风险的事情,

那么在海外还有道德风险,“不爱国”只是其中份量最轻的一顶帽子。

笔者与海外学者交流时,非常惊讶地发现中国研究圈中许多人对中国的判断与中国 人的生活常识相去甚远,对未来的预测更是迥然不同。在一片乐观的预测中,往往只有 常驻北京的部分外国记者写的消息触到了中国的真实层面,但他们所写的报导因为是对 一些具体事实的报导以及基于此之上的延伸分析,容易被视作个案,或者说人们愿意相 信这些负面报导只是个案,不能从总体上说明问题。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某位 论者陈述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时,往往被问到一点,“既然中国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 中国还没有崩溃?你能预测中国什么时候崩溃吗?”其实,提出这样的问题除了存心刁 难之外,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不少国家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可能存在相当多不可解决 的问题,如官员高度腐败,贫富差距悬殊,统治者非常残暴,人民的生活也相当痛苦,

但只要政权有足够的资源赢得精英集团的支持,并依靠这些精英们实行铁腕统治,这个 国家未必就会立即陷入分崩离析的瓦解状态之中。远如古时的罗马帝国,就曾在不死不 活的状态中延续了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但不能因此就认为那时罗马帝国的社会状况良 好,罗马人民生活幸福。近则如伊拉克,如果不是萨达姆的“猫鼠游戏”让美国忍无可 忍终至开战,相信萨达姆的残暴统治还能维持相当长一段时期。

笔者认为,“繁荣论”建立在对事实的错误理解上,而“崩溃论”则是按照西方社 会的民情来理解中国,以为一个缺乏民意支持的政府寿命必将不久。事实上,中国的经 济既不象“繁荣论”者认定的那样繁荣,在未来10 年到 15 年内也未必陷入“崩溃论”

者设想的那种分崩离析状态。中国具备的那些导引中国可能崩溃的因素还在逐步发酵,

当局的一切措施从短期来说虽然延缓了这种发酵过程,但从长期来看,却使中国的民主 化进程更加艰难曲折。

二、社会生存基础的破坏

本文不再着重分析以前笔者在论著中反复分析的一些问题,比如腐败、贫富差距、

基层政权黑社会化以及大量资本外逃等等,因为有这些问题的社会往往也能长期生存。

从根本上来说,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4 个基本要素包括:一是作为社会生存基座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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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这个底座坚实与否,从长期来看,决定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状态;二是调节 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道德伦理,这是社会整合必不可少的文化亲和力,相对政治整合能 力而言,道德伦理是软性的,但也更具有张力,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起规范 作用;三是社会成员最起码的生存底线,衡量的具体指标是以就业为标志的生存权;四 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整合力量,这是从法律与制度层面对社会成员施加的一种强 力约束。除了第四点与制度有关,可以在短期内改变调整之外,前三者是长期的生存要 素,且不能通过政权更替在几十年内有根本改观。

(一)生存基座──生态环境的破坏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口数量、消费增长和技术能力(指消 耗单位资源所产生的环境损失)的相互作用。中国的人口数量为世界最大,近 25 年城 市人口的人均消费增长也相当快,而利用资源的技术能力却相当低下。从共产党建政以 来,中国的环境生态就处于一种被过度掠夺的状态(如大跃进时期的乱砍乱伐,“要高 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改造大自然),改革以来尤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 会主任委员曲格平不止一次谈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资源、能 源的高消耗上,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自然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触目惊心[10]。威 胁人类的所有污染种类,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固体废物污染、化学污染正在迅速 侵蚀着中国的肌体,对中国的未来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地地力递 减,沙化、盐碱化、板结等各种土地质量恶化的情况都已经大面积出现,沙漠化面积现 在已占整个国土面积的38%,对人均耕地本就紧张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同 时,对矿物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导致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出现:资源综合利用率降至最低,

资源消耗量却达到极高,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矿物消耗量为发达国家的2 至 4 倍,投入 的原料仅有三分之一转化为产品。中国7,000 多个矿山中现在有一半因掠夺性开采已经 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联合国公布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20 个城市中,有 16 个在中国 [11]。

环境生态破坏对中国社会的恶劣影响,现在可能已经基本达成社会共识,至少在知 识圈内与受过教育的人群当中是如此,这比前几年还有学者大力介绍西方“先污染后治 理”的“先进经验”时有进步。值得一提的是腐败加剧了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与生态环 境的全面恶化。可以说,目前许多中国官员决策的出发点已经不是国家与人民的长远利 益,而是算计自己在每一项决策当中所获得的个人收益。在这种算计下,中国的生态资 源不可避免地处于被极度掠夺的状态当中,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 中国政府在20 世纪末以生态系统为赌注的超级豪赌──“三峡工程”。

近 20 年来,中国的公共工程成了一架产生贿赂的机器。三峡工程这个将来在历史 上要备受指责的工程,其出台与一些依靠水利工程吃饭的利益集团长年累月的游说活动 有关[12]。三峡工程的兴建也为大量贪官污吏提供了寻租机会,如搬迁中用于安置移民 的土地,许多根本没有真正用于移民搬迁及小城镇建设,而是被一些部门、地方政府搭 移民搬迁的“快车”,违法占地炒卖,谋取私利。如四川省忠县石宝镇政府将征用的土 地以高价转让给建设单位和个人,1997 年收转让费每亩达 9 万元以上,2000 年每亩高 达 20 万元以上,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而丧失土地、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却得不到依法 律规定应有的补偿[13]。中国当局表示,已经有 97 名参与长江三峡工程的政府官员因从 工程中谋取私人利益被判贪污罪,其中一名官员被判死刑。审计官员则表示,重新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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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三峡工程而被迫迁居者的款项中,有5,200 万美元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四川省重庆市 云阳县高阳镇4 位农民何克昌、温定春、姜青山、冉从新因向政府部门反映地方官员大 肆贪污移民款的问题而被逮捕,被控以“聚众扰乱社会序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

并在狱中受到残酷折磨[14]。因三峡工程造成的严重污染虽然在中国国内是绝对禁止讨 论的话题,但已经广为国际社会所知,如对气候、水文条件等的影响[15],还有各种地 质灾害接连不断地发生。三峡工程开工 8 年来已滑坡 3,465 次,崩塌变形高达 1,190 多 次[16]。如果说三峡工程对环境的改变是间接缓慢的,其长期后果目前还难以评估,那 么工程直接造成的污染则时见报端。

列举中国环境污染的结果,还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假如按照绿色 GDP 计算 中国为经济发展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可以说中国这 23 年的发展是负值。这一评估其 实也为官方研究机构的测算所证实: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 带来的损失占GDP 的比重达到 8%以上[17]。按照常识,官方的这一估计只会低估,实 际情况远比官方承认的更严重。根据这一官方估计,每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增长率大约 在 8%左右)基本上被生态环境破坏的损失所抵消,中国的经济“繁荣”其实属于以生 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破坏型增长。1949 年以前中国发生动乱后重建社会时,尚有完好的 生态系统做为重建社会的依托。而经过近几十年的掠夺式“发展”之后,中国的生态系 统已经相当脆弱,无法支撑起十几亿人的生存与发展。

(二)社会整合力量──道德秩序的破坏

从道德伦理方面来看,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空前的“礼崩乐坏”的状态。政府官员的 高度腐败与整体性道德败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要言之,中国政治精英 在这 20 多年当中经历了从有信仰到无信仰,从无信仰到耍无赖,最后走向黑社会化的 一个过程。且不谈社会良知以及其他较高层次的道德观念,连处于较低层次的一些道德 伦理准则,如维持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信用(信任)都不复存在。这里只分析与中国政 府赖以立党立国的经济建设息息相关的经济信用问题。

中国的信用严重失常关系到政府、行业协会、信用中介机构与信用消费者等4 个层 次。政府在这方面起了相当恶劣的示范作用,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 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像”而制造假新闻均举世闻名。这一传统 可以追溯到共产党建政早期著名的“大跃进”期间,那时的产量造假达到非常荒唐的程 度。这在邓小平时代前期(20 世纪 80 年代)有所收敛,但到了上一世纪 90 年代,仅凭 几个经济发展指标就决定干部任用待遇的做法,鼓励大量政府官员造假,虚夸之风重炽,

于是中国政府又回到了习惯性的数据造假这一轨道上来。“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 往上骗”,“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中国公众对这种政治文化的形像概括。

官方曾公布了一些惩处数据造假的消息:1997 年下半年,国家统计局、监察部、国 务院法制局联合开展了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共查出统计违法行为6 万多起,其中虚报、

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占56.7%。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叶长林特别指出,

这6 万多起是情节比较轻的,故称“统计违法行为”,此外全国还立案查处了 1.5 万起情 节比较严重的统计违法案件。2001 年全国统计系统又查处统计违法行为 6.2 万多起[18]。

这种造假之风成了中共政治文化的精粹,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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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大多数政府官员都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他们最擅长的“为官之道”就是能轻 松自如地随时转换两幅不同的面孔:在公共生活中,官员们习惯用官腔官调讲各种连自 己都不相信的谎话,成克杰、陈希同之类有关“廉政”的说教曾被编成语录集锦发行,

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们将按照自己的公开说法施政与生活;实际生活中,这些官员贪污 受贿、嫖妓养“二奶”,鱼肉百姓,胡作非为。官场的迅速腐化堕落必然引致整个社会 的堕落,中国成了一个犯罪率最高的国家。许多地方的基层政权行为更是已经彻底流氓 化,与黑社会没有本质区别。

由行政法规限定角色的行业协会从诞生之日起,就兼具政府代理人与民间组织代表 这样的双重身份,随时轻松自如地转换角色,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是其生 存条件:在政府面前,他们代表企业;而在企业面前,他们又俨然是政府的代理人。

在缺乏诚信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 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 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近几年发生的股市欺诈案中,每一起中都可以看见会计师为虎作伥,协同企业造假。

合同履约率可被用来测度经济生活中的社会诚信程度。据“2003 年中国信用论坛”

公布的信息,中国每年订立的合同约 40 亿份,而履约率只有 50%,经济合同失效的现 象非常严重,同时在订立的合同中违法合同竟高达占 6%;全国每年由于合同履行中缺 乏诚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5,855 亿元(作者注:相当与 GDP 的 5%);由于企业间 不讲信用,互相拖欠货物构成连环债链的资金总额达 3,000 到 4,000 亿元,占全国流动 资金的20%[19]。

在一个失去了道德秩序的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空间紧张,善恶是非更被严重颠倒,

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仅仅剩下利益,而利益的获得与维持也充满了尔虞我诈。缺乏诚 信的社会已经没有健康发展的可能。

(三)空前的就业压力

中国的就业问题现在已经进入了漫长的“寒冬”时期,实际失业率远远高于政府公 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 4.3%[20],据笔者的分析计算,2000 年中国的城乡总失业率至少 为 20.2%[21],失业的 3 大社会群体为原城市国有企业工人、农民与大学毕业生,几乎 囊括了中国几个最大的社会群体。在今后的20 至 30 年内,就业市场过度竞争将会成为 一种中国人不得不忍受的社会常态。

近几年开始出现的“知识型劳动力过剩”足以反映当前中国就业之艰难。从 2001 年到现在的几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每况愈下:2001 年,毕业生 115 万人,本科生就业 率为 80%,专科生为 40%[22];2002 年毕业生 145 万人,就业率降为 53%[23];2003 年共毕业212 万人,未能就业者达 106 万人,就业率仅为 50%(据说这还是高报的)[24];

2004 年毕业生达 280 万人,就业状况非常艰难。由于 2003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过低,

中国政府今年禁止国内媒体再发布有关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全国性数据,只是由教育部 和劳动部宣布:一定要在今年9 月 1 日以前保证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到 70%[25]。

按照中国的官场政治文化,既然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成了有既定目标的“政治任务”,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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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就一定会“全力完成”,否则乌纱帽难保。相信到了 7 月底,

中国官方媒体披露的大学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一定会“达到或接近”70%这一目标。至于 其真实数字则成了“国家机密”,不对国人公开,当然更不让国外知道。

但许多信息表明今年就业形势比去年更艰难。据报导,已经有大学生出于百般无奈 在职业招聘会上举起了“无薪就业”的招牌,表示愿意义务为企业工作、不领分文,以 换取未来可能的聘用,但此举并未让他们赢得工作机会[26]。在北京、上海、深圳、广 州等都市里,与到处可见的民工这类“农村剩余劳动力”“相映成趣”的竟是“硕士贱 如狗,博士满街走”。这迫使不少大学毕业生只好继续考研究生,社会将这种现象戏称 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结果,中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连年扩大,1999 年增长 27

%,2000 年增长 35%,2001 年增长 35%,招生数量急剧扩大到 1998 年的 2.31 倍。2003 年全国有79.9 万人报考硕士研究生。

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结果是导致过度竞争。这种过度竞争的压力终于以非常荒诞的结 果显现出来了:2003 年广州《新快报》曾报导一则消息,大学生们竟然接到这样的招聘 试题:“当工作需要你出卖肉体时,你会怎么办?”这则报导的作者愤概地评述:“不知 道这家公司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出这道试题,不过清楚的是,这家单位大概经常需要员 工出卖自己的肉体或者灵魂,或者,在商业社会中,出卖肉体是经常的交易,大家都是 动物,都有动物的需要,然后以动物的方式来交易。”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学生们对这 道试题的回答,竟然大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这种不肯定的暧昧回答[27]。部分 地区女大学生应聘时遇到严重的性骚扰,招聘方更是直接了当地表明,需要她们做的不 仅仅只是白天的工作,而是晚间陪伴[28]。这类例子并非个别,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 职场上的地位竟然只体现为能在各种性交易中增加附加值,充分反映出社会生存质量的 堕落。

最容易做的事情当然是指责这些“新生代”大学生们缺乏人格尊严。但是这早已经 不是道德范畴的问题,而是人力市场过度竞争的结果。中国的大学生们经过至少 16 年 的寒窗苦读,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等待他们的却还是无业可就的命 运,面临的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过度竞争。这种竞争已经到了让人崩溃的程度。2002 年 12 月,复旦大学一位博士生心脏病猝发死亡,而死亡原因竟是“贫困,过度竞争引起的 焦虑,就业压力。”一些女大学生因为求职艰难,已经“自觉”地利用色相为自己在求 职中“加分”。而这些“社会精英”就算是找到一份职业以后,等待他们的也将是压力 过大的工作环境,人称“中国白领的工作强度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 写字楼是全世界最累的写字楼”,“为了抓住每一个赚钱的机会,人们普遍愿意牺牲休假、

牺牲睡眠、牺牲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而忘我的工作”。尤其是年轻的白领,他们甚至 不愿意错过任何一次老板的表扬,哪怕只是口头表扬。他们对自己的感觉竟是“站在财 富与时尚的风口浪尖上,只能往上混,混到半空中,既没有机场也没有降落伞,不知道 怎么平安着陆”[29]。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完 成的一份报告,中国平均每年每10 万人中就有 23 人自杀,自杀已成为 15 岁到 34 岁年 龄段的人的第一大死因,其中不少自杀者竟是万千中国大学生们渴慕的“成功白领”[30]。

知识型劳力过剩的出现,迫使中国人面对“就业的严冬”这一残酷现实。这与 80 年代开始日趋庞大的过剩农村劳动力以及90 年代陆续出现的城市下岗失业大军不一样,

这两个群体被认为是素质偏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而被现代化列车甩落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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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目前在中国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社会背景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动过剩,却反映 出中国社会最深刻的社会危机:人口与资源的关系高度紧张,持续多年的表面经济“繁 荣”并不能缓解这一根本矛盾,连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也无法获得进入职场的入场 券。

这样的场景曾经在 20 世纪 30 到 40 年代的中国出现过。那时中国的高等教育非常 落后,受过高等教育乃至中等教育都算“稀缺物品”,但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不发达的 传统农业社会,缺乏吸纳人才的现代部门,“毕业即失业”的现象非常普遍。不少女大 学毕业生被迫给官僚军官做妾,大量没有出路的青年则选择了革命、投奔延安。当然,

革命胜利以后当年投奔革命的人不会把自己参加革命的原因归结为生活出路无着,只会 说自己向往进步。如今,中国实行了 25 年的改革开放,这种“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却 再次出现,它表明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远未达到能够正常吸纳知识型劳力的状 态。

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有必要重新估计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和现代产业部门就业 容纳量不足的真正原因。2003 年,有学者在论文中介绍了一个新的发现──中国的制造 业自 90 年代以来进入了相对萎缩阶段,大批原有的制造业被来料加工型企业替代;与 现代化发展的正常道路相反,中国这个拥有数亿剩余农村劳动力、迫切需要通过工业化 来扩大非农就业机会的国家,却正经历着“去工业化”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阶 段[31]。这一发现为目前的就业难、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难提供了解释:正规制造业的萎 缩意味着技术工人、企业管理、工程师职位大批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一流工 科大学的毕业生也很难找到可以发挥其才能的工程师职位,而只能充当秘书、推销员;

与此同时,以来料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所需要的往往只是年青、只要求最低工资、

不必提供福利、不必长期雇佣的农民工,因此,中国就业劳动力的总数虽然没有明显下 降,但对知识型劳动力的需求却在相对萎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知识型劳力过剩”不仅仅只是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问题,

它还意味着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社会精英向上流动的渠道发生梗阻,这将引起一系列 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预见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在高等教育部门短暂的盲目扩张之后,

随之而来的将是高等院校的调整收缩。中国政府今年规定,就业率过低的学校必须减少 招生,就是高等院校调整的信号[32]。当许多家庭节衣缩食、负债累累供养出来的大学 生、硕士、博士都难以就业时,人们将不得不减少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而无力为 子女投资高等教育,又使子女更加难以就业。另一个必然结果则是,几百万长期失业的 大学毕业生在中国人的忍耐底线上勉强“活着”,当他们和众多国民感到连“活着”都 困难时,大量受过教育却没有生活出路的人士将可能重复上个世纪小知识分子们走过的

“革命之路”,统治集团“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方略必然会受到持续不断的挑战。

(四)农村的凋敝、农民游民化与农民工的悲惨生存处境

不少中国人与中国政府一样,很以北京、上海看起来比纽约更现代化而自豪。但有 一句话很能说明中美经济实力的差距:要想了解美国的富裕,应该去看美国的乡村;要 想了解中国的贫穷,也应该去中国的乡村。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成就无一不是以农业的现 代化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为主要标志。但中国历经 20 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不仅未 缩小城乡差距,反而从总体上扩大了城乡差距。本文不讨论农民的权利以及农村基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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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黑社会化这些问题,仅仅只讨论生存底线问题,即农民的生存状态,亦即中国政府一 向矜夸的人权指标“生存权”。

1. 农村经济的凋敝

中国的土地承载不了天文数字般庞大的人口,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即以官方承认 的数字论,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22%,而中国的耕地却只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 7%,预计下世纪中叶人均耕地会降到 1.2 亩,达到严重超负荷承载的极限(由于目前农 用耕地迅速减少,人均耕地减少趋势会加速)。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现代化进程 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总量减少、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的同 时,农户总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1978 年,中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为1.54 亩,户均耕地面积 8.59 亩;到了 2003 年末,人均耕 地面积降为 1.43 亩[33],户均耕地面积锐减为 5.44 亩,下降了 37%。失去土地的农民 总数已逾 6,000 万人[34]。户均耕地面积惊人的下降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户经营规模 不断缩小,经营农业的家庭收入相对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增加。因此,1997 年以 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不仅很低,而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与城市的差距不 断拉大:1997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 1:2.56;到了 2003 年,这一比例已扩大为 1:3.24[35]。2003 年北京召开全国人代会期间,中国政府 也正式承认农民收入还在下降。如果说 1949 年以前的中国自耕农尚能保持自给自足的 小农经济状态,目前中国的小农经济连自给自足都做不到了,许多农民必须要靠非农业 收入才能交纳各种多如牛毛的税费。

2. 失地农民增多,农民游民化

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曾经被誉为中国式发展道路的一个特点。

其实,乡镇企业的发展早就陷入“瓶颈”状态。1996 年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迅速减缓,

1997、1998 年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以每年 500 万人的速度下降,到 2001 年乡镇企业的 实际就业人数还未恢复到1996 年的水平[36]。与此同时,自 90 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出 现了所谓的第三轮“新圈地运动”,这轮圈地以城市居民的原有住房和农民的用地为目 标。在这一轮“圈地运动”中,地方政府官员已经赤裸裸地将公共权力用作私人瓜分资 源的资本,与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经济精英及农村基层干部合作,利用黑社会组织使用暴 力手段逼迫被拆迁者与耕地被占用者就范,失地农民因此剧增。据测算,自从 1978 年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蒙受了2 万多亿元的损失,而这些资 金本来完全可以用来为农村居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37]。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 经达到2 亿多,但由于城市里失业率普遍居高不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通道 也逐渐梗塞。从 1996 年开始,许多城市开始从严控制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在可以预见 的将来,中国要消化天文数字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至少2 亿人)已经是一件不可能之 事。

现在中国农村女性为了生存而被迫卖淫的事例已经相当普遍。《南方周末》曾登载 过一篇“被鸡头改变的村庄”,讲述了湖南省溆浦县低庄镇25 个村庄逾千名农村女童和 女青年卖淫脱贫的悲惨故事[38]。在广西柳州的农村已经形成了以农村妇女为主体的卖 淫“集市”[39]。社会强迫农村女性牺牲的不仅仅是她们的肉体,还有伴随她们一起堕 落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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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民工悲惨的生存状态

既然依靠土地无法生存(税负甚至超过了农田的收益),农民只能象洪水般四处漫 溢,但许多农民工即使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工做,其生存状态也往往非常悲惨。他们多在 私营企业及“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 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 发。一般来说,农民工容易受到下列几种侵犯:

(1)劳动强度过大,劳动时间过长。广东的三资企业三分之二以上都要求工人超 时工作,有时甚至发生工人过劳死现象。笔者1998 年 12 月就曾参与处理过一起民工过 劳死事件,年仅 25 岁的江西农民工徐章水在深圳四海制衣厂打工,被老板强迫连续工 作 48 小时而活活累死。河南省也有三分之二的私营企业强迫工人超时工作,有的农民 工每天的工作时间竟达14 小时以上[40]。中国政府规定的每周劳动小时是 40 小时,但 据一项专门针对非公有企业(含三资企业与私营企业)女工的调查,每周工作44 至 48 小时的女工占41.1%,一周工作在 49 至 56 小时占 22.9%,每周工作 57 小时以上的占 10.2%,其中最长者竟达 84 小时[41]。

(2)各类工伤事故频繁。以“三资”企业集中、现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深圳为例,

该市每天平均发生工伤事故30 至 50 起,这还只是参加了工伤保险的企业之员工所发生 的事故,未参加工伤保险的以及“私下了结”的还未计算在内[42]。仅在 1998 年,深圳 市的外来农民工就伤残 11,415 人,工伤死亡 80 余人[43]。深圳是中国对外展示现代化 成就的“橱窗”,该地尚且如此,其它地方农民工的待遇就更糟了。尤其是在私人承包 的各类矿山,死亡等工伤事故经常发生。1990 年全国矿山死亡 10,435 人,1991 年 9,777 人,1992 年 9,683 人[44];1995 年矿山事故死亡 10,572 人,1996 年 9,974 人[45]。仅 1997 年3 月 4 日至 4 月 11 日,山西省白河县在外做工的农民在 3 次煤矿事故中就死亡 98 人。

据该县政府统计,自 1994 年以来,当地每年外出打工的农民高达 2 万人,而每年因事 故死亡的达80 人以上,重伤致残 20 人左右[46]。安徽省私营企业仅 1998 年一年就发生 各类火灾1,032 起,死 32 人,烧伤 96 人[47]。2001 年广西的南丹煤矿事故发生后人们 才知道,每年该矿公布的死亡人数远少于真实死亡数字:2000 年因事故死亡 259 人,只 报了57 人;2001 年 1 至 7 月因事故死亡 264 人,只报了 94 人[48]。

这类瞒报工伤事故中死亡人数的事在中国非常普遍。2001 年 12 月 30 日江西省万载 县一个爆竹厂发生大爆炸,此事发生后 18 天,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举行了有关生 产安全的新闻发布会。会上一些记者就一些地方政府抗拒舆论监督并殴打新闻记者一事 提问,该局主持会议的一位副局长竟然如此回答:“安全生产事故的报导,原则上要求 不炒作、不渲染,应该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对事故的现场报导、伤亡人数、处 理情况应该遵循统一调度[49]。”据新华社 2003 年 2 月 24 日消息,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 的统计数字透露:2002 年一共发生各类事故 107 万起,接近 14 万人死亡,其中工矿企 业发生的事故多达14,000 起,大约 15,000 人死亡;发生了 26 万起火灾,死亡 2,400 人。

这就是在政府“统一调度”下公布的工伤统计数字:平均每8 起事故死亡 1 人,每 100 起火灾平均只有1 人死亡,其虚假性显而易见。

(3)工作环境不安全,职业病高发。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一些港台资企业的 工作环境差,没有劳动保护设施,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时有发生。至 1997 年底,中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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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有53 万尘肺病人,其中 12 万人死亡,每年平均死亡约 6,000 人[50]。据 2000 年卫生 部发布的统计报告,当年各类职业病共发生11,718 例,比 1999 年增加了 14.5%;其中 尘肺病占77.7%,慢性职业中毒占 10.2%,急性职业中毒占 6.7%[51]。其中最典型的是 急性苯中毒事件,据披露,制鞋业是福建省的主要行业,制鞋业普遍使用含苯的涂料,

因此福建也是苯中毒大省,至1999 年该省已有 200 多人死于苯中毒[52]。

(4)拖欠、克扣工资现象严重。这在私营、港资、台资企业中时有发生,1998 年 中国各级劳动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劳动报酬争议案高达31,396 件[53]。另一项调查表明,

在中外合资企业中因劳动报酬而引起的劳资冲突占各种冲突的 75.8%[54]。老板拖欠工 人工资然后潜逃的事情也经常见诸报端[55]。2001 年 2 月 9 日,浙江义乌市苏溪镇徐丰 饼干厂工人徐冬根向厂方索要被拖欠的工资,竟然被暴打身亡[56]。1999 年 1 月至 2 月,

哈尔滨《新晚报》记者金焱与她的同事一起为3,000 多名打工者讨回欠薪 400 多万元,

被传为一时美谈[57]。

(5)人身虐待时有发生。例如,1998 年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展翊厂(台资厂)接 连发生 40 多位农民工发生断指工伤事故,该厂工人经常被工头殴打[58];2000 年 1 月 上海市南汇区四川籍女工刘文英因要辞工,惹怒老板夫妇而被砍断两根手指[59];深圳 市大白豚桑拿中心经常对员工脱衣搜身,一位叫阿珍的按摩技师自2000 年 12 月至 2001 年3 月这段时期竟被强制脱衣搜身 39 次[60];郑州市沟赵乡玉林砖厂老板对待工人象对 待牲口一样,工人每天被迫从清晨 4 点工作到晚上 8 点共 16 小时,吃的是发馊变质的 霉米饭,人均居住空间不足1 平方米,动辄就得挨监工与打手的殴打,有的工人被打断 胳膊,得不到医治而残废,工人连辞工的自由都没有,每天被严加看守[61]。

上述企业的老板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的支持与保护。不少 调查材料指出,事故频发的小煤窑之所以能大量存在,与地方政府将其视为小金库有关。

例如,湖南省永新县郊乡的乡干部每天轮流到该乡的小煤矿“值班”,其实就是收“规 费”(每天1,200 元)[62]。还有的小煤矿就是国营大矿的负责人开办,再承包或卖给其 他小矿主,用以谋利。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每当小煤矿发生事故后,当 地政府与国营大矿负责人总是隐瞒包庇[63]。

中国近 20 年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出口贸易,而中国产品之所以能够在 国际市场低价竞争,就是因为私营和港台资企业能将工人的工资福利压到最低水平,并 把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加到最大。这种做法虽然违反中国的相关法律却受到地方 政府的保护,这正是农民工悲惨状态的根源。面对这样的事实,恐怕谁也无法否认,中 国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比当年恩格斯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描述的还要悲惨。但 最不幸的还不是这些能够找到工作的农民工,而是那些成为游民的进城农民,中国的官 方用语称他们为“三无人员”(无正式职业、无固定住所、无合法证件)。近年来中国各 地政府针对进城农民实行不人道的强制收容制度。2003 年春天,广州大学生孙志刚在收 容所受虐致死,这一制度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而被暂时废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游 民在中国城市的生存条件获得根本性改善。受到社会如此不公正不人道对待的农民,其 心中蕴积的反社会情绪一旦爆发,必然会造成对社会极大的伤害。不可能设想几亿城市 人口能够在凋敝的农村和贫困的9 亿多农民的包围下,长期安享现代化的成果。权贵资 本主义与仇恨富人的民粹主义,从来就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病的一对“双胞胎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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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中国经济繁荣”论的研究者们大多都将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从研究对象中排除,

以偏概全地将少数几个“现代化橱窗”都市再加上一些省会城市为例来支持“繁荣论”, 似乎那几个橱窗城市和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国。然而,大多数中 国人并不生活在那几个都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对占总人口70%的农民与大多数经济 欠发达的小城镇的居民来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人的生活只是他们遥不可及的一 个梦。

三、中国的政治统治为何能够维持“稳定”?

贪污腐败肆虐、盗贼蜂起、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失业者遍布全国城乡、黑社会 化 趋势加快等等,确实已构成中国社会严重的危机。维持社会稳定的4 大要素中的 3 大 因 素,即生态环境、民众的必要生存条件以及社会的道德整合能力,不但无法支撑 社会 的稳定,相反却成了危机的直接来源。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统治为何还能够 维持下 去,且在外国观察家们看来还稳如磐石呢?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越来越借助于政治整 合力量,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暴力措施,强化了政治高压,将任何有组织的力量消灭于萌 芽状态。正是这些与现代政治文明严重相悖的手段,使得中共政府 的统治能够继续维 持下去。

(一)政治高压重新成为整合手段

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陷入一盘散沙的崩溃局面,是因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维护内部 秩序时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要“将一切不安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共政府努力 造成这样的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中共垮台必然导 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论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 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近年来,中 国政府大大加强了各种社会控制手段:

首先,借助政治暴力加秘密警察,将一切有可能形成的组织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

从而使中国民众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法形成有组织的对抗力量,对工人农民的有组 织的活动尤其如此。近年来,由于国营企业管理层的贪污腐败,国有企业破产停产现象 日多,大量工人下岗失业、拖欠应发工资、工作条件日益恶劣等引发的劳工纠纷和抗议 示威活动不断出现。中国当局动用武力镇压参加抗议示威活动的工人,并以种种罪名逮 捕和监禁工人代表。辽阳市工人运动的代表姚福信和肖云良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的 罪名”判处7 年和 4 年徒刑。不少新兴的“农民领袖”也面临如此命运,当地政府往往 先通过“胡萝卜加大棒”把抗议的农民遣散,然后就以各种罪名逮捕领导农民进行抗议 活动的“农民领袖”。

任何形式的社会反抗只要不是有组织的力量,对于拥有一切专政手段且有丰富专政 经验的中共政府而言,都无法构成重大威胁。近几年来,“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 家机密罪”与“阴谋颠覆政府罪”成了使用频率相当高的政治罪名,其功能等同于毛时 代的“反革命罪”,成了国家对个人栽赃陷害的合法形式。“大赦国际”2003 年初颁布的 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镇压包括法轮功组织在内的宗教团体和一些少数民族团体,有 100 多万中国人未经过合法起诉被收押和遣送。2001 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大约有 31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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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经法庭审理的情况下被关进劳改营、接受“再教育”。据最高法院公布的数字,2002 年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判刑的就有3,402 人[64]。

其次,利用利益控制与特务手段控制官员队伍。官员们现在为政府效力,唯一的动 机是为了利益。在当今的中国,当官是最好的人生出路,“一人得道、全家升天”仍是 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由于用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及“为人民服务”等虚幻的意识形 态口号已经无法驾驭这样一群唯利是图的官员,中国当局开始借助一些极不光彩的手 段,如利用抓贪污腐败等把柄控制官员。这种反贪污腐败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遏制腐败,

而是为了让官员俯首听命、执行政府指令时不以个人良知为向背。就在 2004 年 6 月,

中国政府甚至推出所谓“一二三反腐工程”(全称为“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 研究”)[65],而这个反腐工程的要点无非是让官员退赃,交钱买“官位保险”。在条文 中,政府承诺不管官员贪污了多少,只要交上“买路钱”,一律既往不究。从其实质来 讲,这个“一二三工程”是中国政府对银子都进了贪官污吏的私囊严重不满,于是就利 用手中操有生杀予夺大权,让贪官们拿出贪污所得来分赃,整个行动有如中国民谚所言,

“窃贼手里强盗打劫”,其本意并不在于制止贪污腐败,而在于分赃。这条措施实际上 等于宣告,中国政府承认贪污腐败合法化。

中国的官员们并非不清楚中国现在危机四伏的困局,也并非人人都从心底里认同目 前这种“黑金政治”。但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在这架按惯性运作的巨大国家机器面前,

自己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零件而已;若不按照官场惯性运作,就只有被淘汰出局。河南省 政府对待爱滋病患者的态度就十分典型,当地政府藉口“疫情信息会成为境外反华势力 诋毁我国形像的口实”,迫害上访的爱滋病人,当上访者问警察为何要逮捕他们时,警 察竟然说出了这种话:“想知道你(指上访者)犯啥法啦,一脚踢死你,你就知道咋回 事儿了!”甚至坦言:“我们是政府喂的狗,让咬谁就咬谁,全听当官的[66]。”文化层次 稍高一点的官员则往往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是职业需要,我们心里还是知道谁是 谁非”。这些话让人不能不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哀,因为这正好说明了中国人的价值 观分裂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文化大革命”当中,部分红卫兵象狼崽子那样打 人杀人,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真在捍卫“神圣的无产阶级革命”,做的一切在道义上都 是对的;而现在,所有发布整人命令、负责监视汇报的人,在从事“职业需要”的一切 工作时,心里也许知道所做所为未必正当,被整、被监视的人也未必真做了什么十恶不 赦的事情,但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他们不仅参与整人或监视汇报,而且还非常投入,

以便为自己的升迁或奖金垫上几块铺路的石头。

不能设想这样的政府能够将中国引领到“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去。这一点其实 只要看看中国政府对之表示友好的“国际夥伴”都是些什么国家,就非常清楚中国在国 际上的地位。

如果要对中国目前的政治状况作一总结,可以概括为几个特点:

1. 公共权力私人化:中国的权势阶层已经将公共权力一概视作为私人谋取利益的的 资本,每年被查办以及被悄悄放过的大量贪污腐败案件就是公共权力私人化的最佳注 脚。

2. 暴力“合法”化:拥有“合法伤害他人能力”[67]的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使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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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陷平民,渐成司空见惯之象。最典型的例子有两个,一是 2003 年海南省一个县公安 局副局长勾结他人诬告私人企业主蔡宝银,强行夺走蔡的 1.8 亿元巨额资产[68]。如果 说这个案件只涉及少数几个官员,那么2003 年的郑恩宠案件则是国家诬陷的一个典型。

上海的“红顶商人”周正毅勾结地方政府官员强行拆迁居民住宅,为受害居民辩护的律 师郑恩宠被当局以“泄漏国家机密罪”逮捕,并于2003 年 10 月判刑 3 年。郑案表明,

中国的各级政府越来越随心所欲地使用政治暴力与诬陷手段对付一切他们不喜欢的人 士。由利益集团操纵法律任意诬陷他们不喜欢的任何人,是非常典型的公共权力私人化 与暴力合法化现象。

3. 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近几年在各地频频发生的城市拆迁事件与农民反抗事件中,

那些掠夺民财的经济精英背后都有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撑腰。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

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接近黑社会组织的行为,唯一的区别在于黑社会的暴力是非法 的,而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则是合法的,这种“合法的黑社会”比之于非法的黑社会,其 暴力肆虐之处,更让公众无所逃遁。

近几年来,西方学者使用“失败国家”这一概念来分析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形[69]。

上述几个特征正是这些“失败国家”的共同特点,中国目前与那些“失败国家”的一个 主要差别是中国还未出现从“军队政党化”到“军队私人化”这一转化过程。

(二)意识形态战略

于中国政府而言,上述政治高压措施只是“治表”,最重要的还在于意识形态教育,

这种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国民从内心深处认同现行政治体制。在实行新的意识形态战略与 加强公共领域控制方面,江泽民执政时期比邓小平时代要严厉得多,所采用的软硬兼施 策略比毛时代单纯的政治高压更容易成功且不露痕迹,因此也更不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 反感。这种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战略与公共领域的控制相辅相 成,其主要策略如下:

1.通过学校教育向青年一代灌输中共的政治思想

这种意识形态教育的中心内容是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与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害怕中国强大,一心想搞垮中国,人权等 口号是美国等国际反华势力借用的一张牌”这类用语,中国青少年一代耳熟能详。这类 宣传是中国青少年通过学校教育获得国际知识的主要渠道,最后让中国的青少年一代形 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美国情结”:在科学技术上以美国为师,在国际关系与社会制度 上以美国为敌,在生活水准上追仿美国。这种情绪又转化成当前流行的民族主义情绪,

美国则经常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渲泻不满的对象。一些人在中国社会里积蓄了种种不 满,但无法针对当局发泄,转而把美国当作“靶子”,认为美国是造成中国种种困难不 幸的“万恶之源”。他们抨击美国时所运用的恰恰就是官方灌输的丑化西方的扭曲政治 观念。

在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认识方面,只看共产党教科书的青少年的认识更是混乱。许 多青少年根本不知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悲剧,也不了解“反右”、“文化大革命”、

“六四”为何事,只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如此教育浸染下,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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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的认识、对毛泽东领导建立的这一专制政体的认识都陷入一种奇怪的混乱状态 中。90 年代进入成年期的一代青年人中竟有不少人视毛泽东为理想的政治领袖、以“文 化大革命”为理想社会的模本,动辄就在网上贴出“文化大革命多好啊”,“要是毛主席 他老人家还在,社会公正就不成为问题”等。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有句名言:一个不知道 自己出生前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等于没有长大。受过这种意识形态教育的青年,往往 对西方民主思想具有免疫力,从未出国的青年人自不待言,即使目前身居国外的青年留 学生中也可以找到不少这种人。不少学成回国的留美学者展现出这样一种“边缘人”心 态:在美国受过的教育与经历是其得以傲视国人的文化资本,而批评美国又是其在国内 立足的政治资本。

意识形态控制其实就是一种依靠政治暴力推行的文化暴力。这种意识形态战略还产 生了一个奇妙的政治后果:无论是中共政府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述说自己的观点时 使用的竟然是同一套话语(这套话语受毛泽东与鲁迅两人影响甚深)。在这一时期内进 入中国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所使用的中文话语往往也是这一套。在此讲述这点绝非多余,

因为话语的功能不仅仅只是思想的外壳,它本身包含很强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判断。可以 断言,在中国今后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人们还将看到这套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大作 用。

2.全面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并“与时俱进”地完善了毛时代对媒体的制度化管 理,基本手法是用“卡住从业者的胃”这种手段,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和扮 演“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与现代 文明国家不同的是:新闻媒体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由共产党制定游戏规则,掌握

“发牌权”,新闻媒体处于受严格控制状态。表面上中国的新闻媒体与公民享有各种自 由,例如中国的宪法第35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游行、示威的自由”,第 47 条更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 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但事实上中国公民从来就未真正享受到宪法上规定的 种种权利。因为中国现存的所有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都与宪法相 悖,严格限制中国公民享受宪法所赋予的上述自由。仅在新闻行业,这样的条文规章以 立法形式出现的就多达 60 多种,而中宣部随时根据形势需要颁布的各种禁载规定就更 不计其数。宪法的规定只是政治摆设,意在向世界表明: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也有政治文明。

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公布,中国是世界上囚禁记者最多的国家。截 至 2001 年 10 月 31 日,中国共囚禁了 118 位记者,几乎占全世界被关押记者总数的三 分之一[70]。在中国政府眼中,逻辑竟是如此奇怪地被颠倒:制造社会不安定的人,不 是贪官污吏及麻烦制造者本身,而是批评并指出这种问题根源的人。2004 年的《南方都 市报》记者“受贿案”,可以被看作是动用国家诬陷手段进行政治迫害的又一个最新例 证[71]。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监控管理。自从 1994 年中国首次与全球互 联网联通以来,中国当局不断试图控制中国的互联网连接。初期的互联网保安策略是严 格限制国际性网络连接。至今国际社会与中国的5 个主要网络之连接,仍经由代理服务 器通过官方的国际“网关”,过滤和监察网络电信是这一控制的焦点。国际社会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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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过滤系统称为“世界上最巨大的防火墙”。从1999 年开始,中国政府不断加大资 金投入,网罗了不少计算机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担任网络警察,希望控制住互联网这匹奔 腾的“野马”。2001 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72],以法律的 名义控制网络。目前,中国正在建设一项庞大的“金盾工程”,2003 年 9 月该工程部分 启动。据参与这个工程的外国专家称,这一工程一旦完成,中国政府将拥有一个有能力

“看见”、“听到”和“思想”的全国性监控系统[73],能够实施对公民无所不至的行为 监控,乔治·奥威尔在《1984》一书里描写的情况将在中国成为现实 。

3.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

“六四”民运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面临重新定位的困惑。自90 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政府采用收买政策,用各种学术荣衔与物质利益作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 了体制内。对于那类对现实持批评态度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则采取各种严厉的打压措 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这些人所在的工 作单位以各种非政治理由将他们开除或解聘,使其陷入生活困境。对于社会影响极大的 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则派国安局特务跟踪监控、搜查住所、进行人身迫害,想方设法迫 使他们离开中国。

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大多数知识精英根 据本身的资源占有状态调整了治学方向,对政治与社会问题采取了犬儒主义的苟且态 度。从 9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和谐,而且形成了一 种“良性互动”。这一“良性互动”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中国知识精英的主流已经 默认威权政治的合法性。部分锋头颇健的精英甚至公开提出:“中国国情所限,只能实 行威权统治”;“一个现实的出发点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论说已经破产,而且施行 于中国是否具有有效性无法预测”;中国应该实行一种“父爱主义”的“现代仁政理论”

[74],这种“仁政”当然还是以“贤人治国”的“人治”为特点。此论一出,颇受海外 中文媒体追捧,似乎中国舍此无他出路,中国对民主政治的百余年探索全属枉费心思之 举。

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与现实处于隔离状态的钱钟书才成为政府与学界共同追捧 的“学界泰斗”与“一代文化名人”;钱先生那些与现实完全不同构的知识,才会被吹 捧为这个时代的“最高文化成就”与“学术里程碑”──没有思想自由的极权专制造就 与鼓励了这种完全与现实隔绝的文化,也为这种文化产品造就了无数的欣赏者与追慕 者。除了部分有智囊情结的知识精英忙于思考各种“对策”与上“条陈”之外,大多数 知识精英越来越满足于在现存的利益格局中分享既得利益。少部分利用在80 年代与 90 年代尚有生存余地的民间话语积累了社会声望的知识精英也因利害考量,渐渐以远离社 会的所谓“纯学术”自居,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精巧的互动关系,目前正安享着政府 赐予的各种荣衔,埋头做着“善终考”的功夫。

知识精英的堕落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堕落程度的最重要尺度。90 年代后期开始,中 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的侏儒化以及他们提倡的“合作主义”精神,对维护政治统治的稳定 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迅速分裂,那些处于社会边缘、无法进 入知识圈中心位置的失业大学生们与这批知识精英的关系,有如当年毛泽东这类小知识 分子与胡适、蔡元培等人的关系;这两批人对政府的态度也有如当年这两类知识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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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待在既得利益分享圈之外的青年知识分子批评政府、呼唤革命,而跻身于既得利 益阶层的知识精英们则要与政府合作并力图保持现状。

(三)精英集团联盟的政治功能

90 年代初,中国政府表面上坚持自己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官员们却忙于和经济 精英们建立非常密切的私人利益关系。到了90 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总财富的 85%已经 成为少数政治、经济精英们的囊中之物,中国政府因此调整了自己的阶级合作战略。江 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为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合作拓展了广阔的解释空间,“让 资本家入党”只不过是让经济精英进入体制有了一条合法的政治通道。中国的知识精英 在 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 幻想至 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了。中共政府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听话服从的知识 精英纳入体制内共享利益,但绝对堵死可能导致民主化的通路,也不让经济精英与知识 精英分享政治权力。

对于来自于底层的社会反抗,中国政府则越来越依赖于明显的暴力镇压,甚至不屑 于再做表面上的安抚工作。2003 年曾发生数起因抗议无望而自焚的事件,其中几个自焚 未遂者如周永华不仅未得到安抚,反而被投入监狱。到 2004 年 4 月,北京市政府竟然 出台一部名为“关于维护群众上访现场秩序的工作意见”的法规,明确规定“对采取自 杀、自焚、自残等极端行为的,公安机关及时制止和救治,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 法追究责任”[75]。这部法规表明,中国政府已经用法规的形式将敉平社会冲突的重点 从对底层的安抚转为政治高压,公众甚至连自杀抗议的权利都被强制取消。这种惩治自 杀者的方式除了中国“文革”时期对自杀者的政治裁定,如“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与之相类之外,在近代文明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例。可以说,对付地方性的小规模群体 性反抗,已经成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日常作业,这方面他们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 验。在精英集团联盟日益加强的情况下,不掌握任何资源的社会底层动乱虽然有如烽烟 四起,却因消息被封锁而只能局限在某一地区,无法形成跨地区的反抗,因此往往被有 效地镇压下去,根本无法构成对极权统治整体性的威胁。

(四)外资的大量进入与国际社会中政治压力的微弱

将前苏联的国际关系与中国今日的国际关系相比,就会发现今天的中国相当幸运。

前苏联与欧美国家一直处于冷战状态,两大阵营之间并无多少经济交往,因此也就没有 形成牵丝攀葛的各种利益关系。而今天的中国不同,对外开放使得中国与世界各国形成 了多层次的经济交往。到2003 年 12 月底为止,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465,277 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041.71 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已 经占据重要地位[76]。在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 180 个,全球最大的 500 家跨国公 司中已有 400 多家去中国投资[77]。目前,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仅次于美国,

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预期中的巨大商务利益,使西方民主国家不再象冷战时期那样重视它们与中国之间 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分歧,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事实上都受到本国商界的 掣肘。在国际资本眼中,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市场,中国那 13 亿人口的购买力不可 忽视,至于中国的政治形态与人权状况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当他们弄明白中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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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能力的人口其实最多只有3 亿左右,但对于人口总数基本上都低于 3 亿的发达国家 的财团与商人们来说,这就够了。正因为如此,当日本在 1989 年率先与中国恢复经济 关系以后,法国、德国相继放弃了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重新交往,这种交往背后当 然是经济利益与巨额的商业合同。一些号称“中国通”的外国学者给本国政府的公开建 议是:“要想与中国保持经济交往,千万不能批评中国政府”。在法国与德国,对中国的 态度已经成为“政治问题”[78]。国际社会这种实利主义的外交政策使得中国政府在香 港中学的教科书中可以如此总结自己处理“六四”事件的“睿智”:“1989 年 6 月,中国 国内爆发了‘六四事件’,中国在国际上一度受到孤立。当时中国采取冷静观察、沉着 应付的政策,不因受外国孤立而采取敌对态度,以静候与外国关系改善的时机到来。1996 年,大部分国家与中国关系恢复正常,中国在国际上再担当重要的角色[79]。”

这种压力减轻是逐渐的过程。香港回归并逐渐纳入中国政府的政治控制之下,使香 港不再享有 1997 年以前的自由。而台湾近年来由于中共政府“以商制官”的策略大获 成功,随着台商进入大陆投资者日多,台湾的政治形势已经大为改观,长达 70 多年的 宿敌国民党由于失去了执政地位,不少老国民党人出于对“台独”的深恶痛绝,已经成 为中国政府的座上宾与统战对象,台湾人最中意的上海已经出现了多个台湾人聚居小 区。即使在SARS 为台湾带来一片恐慌的 2003 年 1 月至 4 月,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都比 2002 年同期增长 74%[80]。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不利于中国大陆的事情发生,可以预见,

香港、台湾这两个历来被中国政府视为“反华势力颠覆中国政府的基地”已经不再具有 1989 年以前那种作用。

用中国政府的话来阐述,目前的“国际形势大大有利于我国”。联合国的人权委员 会曾经是美国让中国政府因人权问题备受难堪的场所,但中国政府的外交“智慧”确实 在90 年代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个委员会的 53 个成员国席位中,不少是由古巴、中 国、北朝鲜、苏丹、越南、刚果、津巴布韦等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状况很差的国家占据,

这就给了中国很大的外交活动空间。除了利用这些国家在人权状况上“同病相怜”这点 情结之外,中国政府还成功地运用了“国际援助”等金钱外交手段。一直以捍卫人权为 使命的美国,终因在这个委员会中有太多的敌人而于 2001 年落选,此后虽然在这个委 员会中重新获得席位,但再也未能恢复它在这个委员会中原有的影响与支配力。2003 年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美国没有提出对中国人权的议案,虽然被解释成“伊拉 克战争时期美国外交的牺牲品”,但事实上却是美国对华外交政策转变的一个风向标。

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获得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颁发的人权奖。虽然这个奖项被国际人 权团体视为人权史上的极大耻辱,是对人权本身的羞辱,但中国政府却为此沾沾自喜。

自从中国加入 WTO 以后,中国不再需要每年由美国国会投票表决给予中国“最惠 国待遇”,美国手中已经不再握有“人权外交”的筹码。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美国淡化

“人权外交”,算是达到了中共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对中国国内的民主化进程而 言,这却未必是什么好事。近几年中国政府不断加紧控制传媒,加强对反对声音的镇压,

国家安全部对社会生活的渗透越来越广泛并公开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逐渐 软化立场的结果,因为中国政府不需要再担心来自美国的干预。

源源不断涌入的外资大大抵消了资本外逃对国家外汇储备构成的压力,为中国政府 赢得了相当充裕的时间,可以比较从容地应付银行系统巨额坏帐带来的严重问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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