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早期（1552-1814 年間）
1漢語學習和研究：若干思考 魏思齊 副教授
（Zbigniew Wesołowski svd）*
輔仁天主教學術研究院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
緒論
壹，歷史背景
貳，西方早期漢語學習和研究
一、西班牙傳教士在菲律賓與福建 二、耶穌會及其他修會在中國大陸 三、歐洲
結語
Abstract of the article: “Some remarks on early Western (1552-1814) acquisition and study of Chines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hronologically deals with the question of Western acquisition and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s, especially of Mandarin and Southern Min. The period under focus here is the stream of years which featured the encounter between the West and China (or the Chinese abroad) from 1552 to 1814.
The main body of 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deals with Spanish missionaries and their acquisition of Southern Min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southern Chinese province Fujian. In the second part, the author presents the acquisition and studies of Chinese by the Jesuits and other members of various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In the third part the author discusses more so called specul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especially Chinese characters, in Europe.
A particularly salient point of the article is the question of involvement in Chinese languages by Jesuits in China as compared with similar involvement by Spanish missionaries. Did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begin in mainland China with the Jesuits, or does up to date research overthrow this view? How are we to access the impact of Spanish missionaries in the Philippines, working among the Southern Min Chinese?
On the whole, the paper could be taken as a detailed blueprint for further in-depth studies on the subject matter.
1* 筆者謝謝輔仁天主教學術研究院的博士後研究員黃渼婷校對此文章。
對筆者來說，採用 1552-1814 年間的斷代有一些特別的象徵意義。1552 年 12 月 3 日，耶穌會會士沙勿略
（Francis Xavier），因瘧疾病逝於距離中國廣東海岸很近的上川島，年僅 46 歲；1814 年 8 月 7 日耶穌會 重新復會（自 1793 至 1814 年間，耶穌會被羅馬教廷廢會）；同年 12 月，巴黎大學法蘭西學院創立了漢 滿語言與文學教席（Chaire de langue et litérature chinoises et tartare-mandchoue, Collège de France），由雷慕 沙（Jean 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擔任首席教授。於此時期，西方漢學研究可說是在歐洲大學中 獲得了地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1814 年 Joshua Marshman（1768-1837）出版其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Clavis Sinica （中文語法基礎：漢語鑰匙）及 1815 年 Robert Morrison（馬禮遜，1782-1834）出 版他的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2 年開始編「中文文法/通用漢言之法」，又名「中文法 程」。）於印度孟加拉 Serampore（the Mission-press）。此可以作西方漢語研究的早期與近代之分水嶺。
Key words: early Western sinology, study of Chinese by missionaries, Western vocabularies and grammars of Chinese,
緒論
此研究工作有其學術方面的背景，Timothy Hugh Barrett
2說：“The study of past sinology as part of the general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is only now getting under way …”
（對過去漢學的研究，是西方世界的普通思想史的一部份，它現在正蓄勢待發
3）。這個看
法顯示所謂傳教式漢學（或傳教士的漢學）具有重要的地位。筆者身為聖言會傳教士和漢 學家，對此種題目特別感興趣，因此於數年之前即開始以此議題做為學術研究核心，並於 天主教輔仁大學推動研究方向，主要目的無非是希望進一步瞭解歐洲與中國的相遇史及其 內 容 。
4除 了 本 人 之 外 ， 另 有 一 大 批 中 西 當 代 學 者 ， 如 張 西 平 、 姚 小 平 、 Henning Klöter 、Mathew Y. Chen 與 Federico Masini（馬西尼）等學者也注意到傳教士在漢語與漢學 方面的努力和重要的研究結果。本論文擬針對當代相關研究之成果做一些回顧與評估。
壹，歷史背景
2 Timothy Hugh Barrett曾是倫敦大學亞洲學院歷史系的中國歷史教授，參閱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興味索然的獨一性：中文書與不列顛的學者之簡史）一書
（London: Wellsweep Press, 1989 年, 22 頁）。
3 本文中，所有譯文皆為筆者自譯。
4 請參閱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2002 年創立）的「輔仁大學華裔學志叢書系列」：1.（Zbigniew Wesołowski 魏思齊：編輯）《有關中國學術性的對話：以〈華裔學志〉為例、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二十六 日、二十七日、論文集》，(臺北縣新莊市：輔仁大學出版社、2004 年)；2.（Zbigniew Wesołowski 魏思齊：
編輯）《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華裔學志〉中譯標題目錄（A Catalogue of Titles and Contents of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umes 1-50 [1935-2002]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臺北縣新莊市：輔仁大學出版社、2004 年)；3.（林志明/Zbigniew Wesołowski 魏思齊：編 輯）《輔仁大學第二屆漢學國際研討會「其言曲而中：漢學作為對西方的新詮釋─法國的貢獻」（民國九 十三年十一月五、六日[星期五、六]）論文集/Actes du colloque: Deuxiém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de l’Université Fu Jen Le detour et l’accés： la sinology en tant que nouvelle herméneutique pour l’Occident – la contribution française (Vendredi 5 et Sanedi 6 novembre 2004)》，(臺北縣新莊市：輔仁大學出 版社、2005 年)；4.（Zbigniew Wesołowski 魏思齊：編輯）《輔仁大學第三屆漢學國際研討會「位格和個 人概念在中國與西方：Rolf Trauzettel 教授周圍的波恩漢學學派」（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 日[星期五、六]）論文集/Symposiums-Beiträge: Drittes Internationales Sinologisches Symposium der Katholischen Fu Jen Universität: Personen- und Individuumsbegriff in China und im Westen – Der Beitrag der Bonner Sinologischen Schule um Professor Rolf Trauzettel》，(臺北縣新莊市：輔仁大學出版社、2006 年)；
5.（Zbigniew Wesołowski 魏思齊：編輯）《輔仁大學第四屆漢學國際研討會─「中國宗教研究：現況與展 望」論文集/The Forth Fu Je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inological Symposium: Research on Religions in China:
Status quo and Perspectives; Symposium Papers》，(臺北縣新莊市：輔大出版社、2007 年)；準備出版中有：
系列之六（《華裔學志》中譯論文精選：文化交流和中國基督宗教史研究/A Selection of Monumenta Serica Article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Cultural Exchange and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及系 列之七（輔仁大學第五屆漢學國際研討會—「義大利與中國相遇：義大利漢學的貢獻」2007 年 11 月 23、24 日/The Fifth Fu Je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inological Symposium: “The Encounter between Italy and China: The Italian Contribution to Sinology”）。
華裔學志中心在輔仁大學外語學院也作了以下的研究計畫：〈推動輔仁大學外語學院各系（六系）有關其 相關語言中漢學研究的現況〉：法國漢學研究的概況、日本漢學研究的概況—在歷史背景上的報告、義大 利漢學研究的現況/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inological Studies According to the Six Departments of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France, Japan and Italy)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1）
自 2003 年 8 月 1 日至 2004 年 7 月 31 日（其中有法國、日本及義大利的漢學）；（2）自 2004 年 8 月 1 日 至 2005 年 7 月 31 日（其中有西班牙、德國及大不列顛的漢學）；（3）自 2005 年 8 月 1 日至 2006 年 7 月 31日（美國漢學）。
16 世紀初，葡萄牙佔領馬來半島後
5，抵達了中國大陸。巴斯克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聖 Francis Xavier （方濟各．沙勿略，1506-1552）
6於 1552 年到達廣東沿海。1557 年，葡萄牙 傳教士進 入中國澳門的土地，陸續來到中國。接著，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 Michele Ruggieri （羅明堅，1543-1607）於 1579 年 7 月 20 日左右抵達澳門， 他遵循 Alexandro Valignani (范禮安，1538-1606)
7認為進入中國的耶穌會神父「應該學習中國話和中文」的要 求，開始學習漢語、瞭解中國的風俗習慣，也建設聖瑪爾定經院（St. Martin House/la casa di San Martino ），作為西方傳教士們的第一所漢語學校。耶穌會及之後其他天主教修會
（如道明會
8、方濟會
9、奧斯定會
10、巴黎外方傳教會
11或遣使會
12）的會士們都學說漢語，
甚至不少也會寫漢字。
貳，西方早期漢語學習和研究
William of Rubruck ( 魯不魯乞，約 1220-1293 年)
13，在其「魯不魯乞東遊記」中，是第一個
5 1511年 8 月 24 日，麻六甲在葡萄牙於阿布奎擊敗印度後被征服，並成為葡萄牙人在東印度群島擴張的戰 略基地。 麻六甲最後一位蘇丹滿速沙往內地避難，在陸地和海洋打打停停的襲擊葡萄牙人，讓葡萄牙人 吃盡了苦頭。最後在 1526 年，一支由 Pedro Mascarenhaas 率領的強大的葡萄牙艦隊摧毀了滿速蘇丹的基地 Bentan。滿速蘇丹和全家渡過麻六甲海峽到蘇門答臘的甘巴，兩年以後死在那裡。耶穌會傳教士沙勿略於 1545年、1546 年和 1549 年在麻六甲停留了幾個月。1641 年，荷蘭人得到柔佛蘇丹的幫助，擊敗葡萄牙人 並佔領麻六甲。荷蘭入侵期間由印度到中國的海陸通道遭到破壞。荷蘭從 1641 年到 1795 年統治麻六甲，
但它對將其發展成貿易中心並不感興趣；印尼的巴達維亞（雅加達）因而取代了麻六甲，成為治理中心。
6 沙勿略發現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很深，於是決心儘早訪問中國。但當時，外國傳教士要進入中國是一 件非常困難的事情。1552 年，他組織了一個赴中國的葡萄牙使團參見明朝皇帝。但 5 月底使團在麻六甲被 長官亞戴德（capitão Álvaro de Ataíde de Gama）扣留。於是他決心獨自前往中國。1552 年 8 月底，他把距 離中國廣東海岸很近的上川島（屬於臺山）視為基地，計畫偷渡入境。但是，答應幫助他們偷渡的中國商 人反悔，遲遲不來。12 月 3 日晨，沙勿略因瘧疾病逝於上川島，年僅 46 歲。沙勿略並未達成進入中國的 心願。
7 他是義大利籍耶穌會傳教士，1573 年被任命為耶穌會遠東觀察員視察澳門教會。當時澳門的一些耶穌會 傳教士要求他們的中國信徒一律得學葡萄牙語，取葡萄牙名字，生活方式也葡萄牙化。 范禮安認為這種 方式不符合傳播福音的原則。他認為應該是天主教傳教士中國化，而不是中國人葡萄牙化，如此才有利於 傳教事業的發展。於是他要求傳教士們學習漢語，採用中國風俗。1578 年他從印度調來了幾位年輕的傳 教士，讓他們學習漢語，這裡面就有羅明堅、巴範濟 (Francesco Pasio, 1554-1612) 和利瑪竇 (Matteo Ricci）。
8 道明會：葡萄牙與西班牙的道明會會士們早來到中國，不過並未找到一個據點，1582 年該會已經暫時建 立其「中華地區」。在 1631-1633 年間由 Angelo Coqui 與 Thomas Serra 於福建省建立了傳教地區。1637 年 西班牙藉 Juan Bautista de Moralez (1597-1664 年) 來華，熱烈參與了中國禮儀之爭。隨著中國禮儀之爭，
1721年康熙皇帝禁止天主教於中國傳播，1724 年天主教傳教士們都被派遣到廣州市，而 1732 年被送到葡 萄的澳門。
9 方濟會：1579 年 Pedro d’Alfaro 在 Giovanni Battista of Pesaro, Sebastian de Baera 和 Augustin de Tordesillas 陪同之下，在中國待過幾個月。不過第一個在華開始傳教工作的方濟會會士是 Antonio de Santa Maria (於 1669年逝世)。他於 1633 年 5 月抵達中國，也參加中國禮儀之爭。比較有名的是義大利籍 Basilio Brollo da Gemona (葉尊孝，1648-1704 年)，他撰寫中文/拉丁文字典，也是陝西的第一個宗座代牧 (Vicar
Apostolic)。
10奧斯定會(Augustinian Order)：明萬曆三年(1575 年起)，西班牙奧斯定會會士多次由菲律賓進入中國福建，
未得駐留。其會士 Juan Gonzalez de Mendoza 於羅馬 1585 年以西班牙文出版的書「中華大帝國史」，使得 歐洲人由此書第一次看到中國字。De Mendoza 為該修會的會士，清康熙十九年(1680 年），奧斯定會始在 廣州成立傳教據點，以後曾在湖南的常德、澧州和岳州設立教區。
11 巴黎外方傳教會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該傳教會於 1680 年到達中國福建省，禁教時期在四川省 堅持秘密傳教，此後在中國南部陸續開闢了很多教區。
12 遣使會 (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Vincentians, Lazarites)： 第一位遣使會傳教士是被天主教國外傳教 委員會派去中國的，他的名字是畢天祥神父（Ludovico Appiani，1663-1732），國外傳教委員會選他領一 隊傳教士，在 1692 年中國敕佈信仰自由之後，進入中國。他並被指派為羅馬教宗的副巡視者，還有一項 特別的任務，即是在北京或者廣東為當地人開設神學院。後來的德格理（Theodorico Pedrini, 1671-1746）
抵達中國後，雖然他也反對中國的繁文縟節，但由於他音樂上的造詣，卻使得他可以在宮廷裡獲得成功。
13 請參閱 Christoph Harbsmeier, “John Webb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West” （約翰·韋布與西方文言文早期研究史），載於 Ming Wilson and John Cayley（eds.）, Europe Studies Chin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London: Han-
以歐洲人的角度描繪中國人（“the inhabitants of Cathay”
14）的語言，如「說話時，他們藉著 鼻子呼吸而呼吸得很重」或「像畫家一般用毛筆寫字而在一個字中，有很多字母。」其實 西方基督宗教第一次傳入中國，是元朝時代之事（蒙古鐵木真於 1206 年建立，1271 年忽 必烈定國號為元。1279 年滅宋，定都大都 [今北京]）。
15對歐洲人來說，與遠東、中國相 遇的重要人物就是 Marco Polo (馬可波羅，1257-1324)。他的父親 Niccoló Polo 第二次去中
國，帶了兒子隨行。
16不過有些現代歷史學家與漢學家認為馬可波羅並沒有去過中國，而
只是記下他聽說的故事。無論如何，他因為《馬可波羅遊記》而著名，他的報告也屬於當 時歐洲人詳細的亞洲旅行紀錄。
17就使用漢語的情況來看，馬可波羅鮮少說中文，Christoph Harbsmeier 解釋：「對馬可波羅而言，語言是工具而不是其注意的焦點。」
18歐洲人真正開始學習漢語，是 16 世紀末的事，
19尤其是傳教士們一到中國，為了更順
利宣傳福音，就開始努力學習中文。
20其實，在傳教工作中，不只是碰到住在中國的中國
人！筆者在此論文中先討論西班牙傳教士在菲律賓的貢獻，主要是因為大家比較不熟悉此
Shan Tang Books, 1995), p. 297。14 Cathay為 Catai 的英文化之詞彙，在英文指「中國」。Catai 原來指「華北」[如馬可波羅，其把「華 南」稱「Manji」] 。Catai 一詞原來意指 Khitan（契丹 Qidan），即遼國，是由契丹人於 907-1125 年間所 建立的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少數民族王朝。契丹人大多融入其他中國北方的民族，如漢族、女真族、蒙古 族等。
15若干方濟會會士們在元朝（1271-1368 年間〉時從歐洲來中國。第一個到達中國境內的歐洲人可能就是義 大利方濟會會士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i（若望．柏郎嘉賓，約 1180-1252 年），他於 1246 年到達。當 時，他領導教宗諾森四世（Pope Innocent Ⅳ）所派遣的第一個正式的外交使團，一方面抗議蒙古人侵略東 歐天主教國家（記注：於 1241 年 4 月 9 日在波蘭境內的列格尼卡附近的「Legnickie Pole」（波蘭文）有 所謂列格尼茲單戰役，蒙古軍在此戰擊敗了波蘭聯軍），另一方面，進一步打聽蒙古人的其他資訊，如其 動機與計畫等事。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i 也可能想讓他們作盟友，甚至讓他們作基督徒。約 1252 年 佛蘭芒的方濟會會士領導由法國國王王路易九世第四次派遣的往蒙古的外交使團 （第二次由 Ascelin 領導 於 1247 年，第三次由 André de Longjameau 領導於 1278 年）而前往蒙古。1266 年，元世祖忽必烈執政期 間，馬可波羅之父 (Niccoló Polo) 及叔父 (Maffeo) 返回歐洲，並向教宗提議派遣一百名傳教士前往中國，
然而最後只有二人自願前往，且都在未抵達中國前折返。至 1289 年，教宗再派方濟會神父 Giovanni di Monte Corvino (孟德高維諾，約 1247-1328 年)前往東方各汗庭，1293-1294 年間，Monte Corvino 到達元大 都(今北京)拜見忽必烈，並獲准在揚州傳教。如此開啟元代基督宗教在華傳教的歷史。在當時的北京和泉 州等地方已有了一批蒙古人、色牧人 (Semu people) 入教，但未能傳於漢人。還有一位方濟會會士 Odoric of Pordenone (鄂多立克，約 1286-1331 年)，1318 年他從威尼斯啟程東遊，到過西印度、蘇門答臘、錫蘭、
占婆、經泉州入中國，遊歷福州、杭州、金陵、揚州、明州、北京等地，他口述東遊經歷並由他人筆錄成 書，譬如大眾化的英文版本 The Travels of Friar Oderic（「鄂多立克東遊錄」：由 Sir Henry Yule 翻譯、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Grand Rapids, Michigan, and Cambridge, UK, 2002）。
16 第二次遠航持續到 1295 年，馬可波羅一家回到歐洲，即定居威尼斯。1298 年他參加威尼斯與熱那亞之 間的海戰，戰敗被俘，在監獄裡待了幾個月，他向同獄的夥伴述說中國的經歷，而寫了一本書 Il Milione (「百萬」或「馬可波羅遊記」：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其語言為 Provençal (普羅旺斯語： Old French: 古法語)，出版之後很快翻譯到其他歐洲語言。
17 這些學者指出馬可波羅的記錄不完全，很常見的東西，如：筷子、茶、裹腳布、長城等都沒有提過。而 且，元朝的歷史記錄從沒有提到他是忽必烈的特使，甚至他的名字也不曾出現在中國歷史中。可是從另一 方面來看，他描述了遠東生活其他的細節，如紙幣、大運河、蒙古軍、老虎，皇家郵政系統的結構。他並 且提到中國對日本的古稱，是日本在西方文學裏第一次出現。
18 參閱 Christoph Harbsmeier，前揭書，同頁。
19歐洲人越來越容易以海路來到中國，Jorge Alvares (區華利/歐維士，？-1521 年) 即是第一個於 1513 如此 來華的歐人，也是第一個由官方派遣來華的葡萄牙人。他在 Taimão（史學家曾指出該處可為香港的屯門，
後經證實並非該處，惟其確實地點未明）曾豎立一個「發現碑」。他 1517 年、1519 年、1520 年曾做三次 航行中國。
20 所謂「福傳工作」或「傳教工作」為向世人對天主所啟示的真理作證。對基督徒來說，耶穌基督是降生 成人的「位格」之真理，祂是「真天主」與「真人」。就行動而看，即把所謂「非教友」看成近人或鄰人 (靜態)，以愛心和服務的態度宣傳福音(動態)，並帶給他們天主於耶穌基督內為全人類和每一個人所完成 的救恩計畫。當然，在此種情況上，筆者也要參與中國文化與價值觀發展的過程（本土化過程）。這福音 的基本內容為：天主父在耶穌基督內與在聖神合作無條件地愛我們全人類和每一個人。祂總是寬恕我們並 時時刻刻與我們同在，尤其是痛苦與死亡的時刻。不過實際福傳工作史，無論是在中國或其他地區，並不 是一直充滿愛德的精神。我們研究傳教事業時，應該考慮到當時歐洲思想背景及神學思想的詮釋史。跟今 天神學思想最明確的差異為對「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之信條的詮釋，當時傳教士們深信非教友必須 先領洗，即入教會，才可以得救。
種傳教士漢語語言學上的成果。不過在當代相關的研究方面，由於大部分的資料幾乎已遺 失了，因此若要確認當時研究的時間表，可能不是那麼容易之事（還需要進一步在古老的 圖書館中尋找）。
從語言本質來看（語言本質就是「有意義的聲音」），這些傳教士要面對三個基本問 題，即如何掌握漢語的「語音」、「詞彙」（語聲怎麼構造詞語）以及「句子」（怎麼把 詞彙構成句子）。當然，我們總是也要問：他們研究的是哪一個地方的漢語？
一、西班牙傳教士在菲律賓與福建
Matthew Y. Chen21在他的文章使筆者注意到道明會在漢語語言學上的貢獻。一般 人只注意耶穌會的研究成果。他說：「其實，Francisco Varo（萬濟國）的 Arte de
lengua mandarina（華語官話語法；1703 年）為第一本討論漢語語法的版本，他
的道明會會友留下至少30 本文法本及 57 本辭典或 vocabularios（詞彙匯編）。筆者於下列出一些1900 年以前之道明會會士所著的語法教科書。因為相關出版/
完成時間尚未能確定，所以以作者的生卒年作為排列順序：
[1] Arte de la lengua china,
(
also cited as Lingua sinica ad certam revocatamethodum) by Juan Cobo (?–1592)
22[2] Arte de la lengua china, by Domingo de Nieva (?–1607)23
[3] Gramática española-mandarina, by Juan Bautista de Morales (1597–1664)24 [4] Gramática española-china, by Francisco Diez (1606–1646)25
[5] Arte de la lengua chinchea
,
by Victorio Ricci(1621–1685)26[6] Gramática española-china del dialecto de Amoy, by Francisco Márquez (?–
1706)27
[7] Arte de lengua china, by Francisco Frias (?–1706)28
21 參閱其 “Unsung Trailblazers of China-West Cultural Encounter”（中西相遇中未被贊頌的開路先鋒），載於 Ex/Change（香港）, 第八期，2003, 頁 4-12（也可參閱網路：staff.feweb.vu.nl/ppeverelli/Chen.html）。
22 Juan Cobo (高母羨，1546-1592 ) 是道明會 (西班牙文：Orden de Predicadores) 的重要人物，到了菲律賓後，
在 Parian 開始傳教給當地的中國人，後來他便住在 Parian 學中文：用中文書寫，用閩南話溝通。他自稱
「僧師」，並稱馬尼拉的主教為「和尚王」，此因當時的道明會士僅在頭頂留有一圈頭髮，且其服飾亦頗 類中國僧侶之故。
23 Domingo de Nieva (羅明敖黎尼媽，1563–1606) 出生於西班牙薩拉曼卡附近的 Vittoria de Campos。他來菲 律賓馬尼拉於 1587 年。首先，傳教於 Bataan 地區，精通他加祿語（Tagalog），之後在馬尼拉傳教給閩南 話的華僑，他的閩南語 (Hokkien)也學得很好。回歐洲時，死亡於太平洋上。他也撰寫《新刊僚氏正教便 覽》（Memorial de la vida christiana en lengua china）。
24 Juan Bautista Morales (1597-1664) 首先也在菲律賓傳教，1633 年從馬尼拉去中國大陸的福建。他在中國 禮儀之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且激烈反對耶穌會的適應或調和政策。
25 可能指 Francisco Díaz (1602-1669)，他也是與 Juan Bautista Morales 從菲律賓來福建。
26 Victorio Riccio (李科羅)，1654 年自馬尼拉航到廈門，成功獲得特准，建立教堂，自 1655 年 8 月 5 日開 始那邊公開舉行宗教活動。
27 筆者無法找其資訊。
28 同上。
[8]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by Juan de la Cruz (1645–1721)29
[9] Gramática y vocabulario españolchinos, by Francisco González de San Pedro (?–
1730)30
[10] Arte sínico de Fogan, by Esteban Jordá (1803–55)31
[11] Gramática española-china, by Felipe Ontoria (1861–1892)。32」
前三、四位作者就是菲律賓的道明會傳教士們！西班牙在 1565 年佔領菲律賓，道明會於 1587 年在那邊進行系統性傳教，其中也發展過華僑
33福傳工作。根據 Matthew Y. Chen
34的 說法，Juan Cobo（高母羨）應該是第一個撰寫漢語（閩南語）語法的外國人，不過 Henning Klöter
35認為應該是 Martín de Rada (拉達，1533-1578)
36獲得此種光榮，因為他的第 一漢語語法為 Arte y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china（「中文詞語與習得」）此書所收錄。
在 其 “ ‘ Ay sinco lenguas algo diferentes’: China’s local vernaculars in early missionary sources” （傳教士中國方言早期資料）
37，Henning Klöter 列出16本16-17世紀傳教士所編纂 的閩/福建方言之資料，如下：
[1] Diccionario chino-español （編者：未知；年份：未知；語言：閩南語；提及：González 1966，前揭書，註34）；
[2] Diccionario español-chino （編者：未知；年份：未知；語言：閩南語；提及：González 1966 ，前揭書，註34）；
[3] [Una lista de palabras en español y en caracteres chinos] （其只為檔案室的紀錄：作者不詳
29 同上。
30同上。
31 同上。
32 同上。
33 他們來自福建省漳州地帶，1603 年 10 月西班牙軍隊對華僑作大屠殺，二萬中國人被殺。當時應該有四 萬華僑在馬尼拉。參閱 Henning Klöter, “‘Ay sinco lenguas algo diferentes’: China’s local vernaculars in early missionary sources”（傳教士中國方言早期資料）， 載於 Otto Zwartjes, Emilio Ridruejo and Gregory James (eds.). Missionary linguistics III: Morphology and syntax.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Third and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n Missionary Linguistics, Hong Kong/Macau, 12–15 March 2005, Valladolid, 8-11 March 200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7年)，頁 198（全部為頁 191-210）及其 “The earliest Hokkien dictionaries”（閩南語最早辭典），載於 Otto Zwartjes, Ramón Arzápalo Marín and Thomas Smith-Stark (eds.).
Missionary linguistics IV: Lexicography.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ssionary Linguistics, Mérida-Yucatán, 14–17 March 200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8), 頁 7（在作者寄給筆者稿 子中）。
34 Chen, 前揭書，頁 8，他自己根據 José-Mari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en China（中 國道明會史）, 第 5 卷: Bibiliografías（目錄）, (Madrid: Juan Bravo, 1966), 頁 387。
35 Henning Klöter, “The earliest Hokkien dictionaries”， 前揭書，頁 5：「假如歷史紀錄是對的，第一本閩南 語辭典為 1580 年西班牙奧斯定會會士 Martín Rada（1533-1578）所撰寫，作為 Arte y vocabularion de la lengua china。」他自己根據 Federico Masini, “ Chinese dictionaries prepared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由西方傳教士所編纂的 17、18 世紀辭典），載於 Wu Xiaoxin (ed.), Encounters and Dialogues.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Chinese-Western Exchanges from the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相遇與對話：16-18 世紀間中西交流中變化之透視）, Sankt Augustin, (Nettetal:
Monumenta Serica, 2005), 頁 183 及 Jiménez, J.A.C. 1998. “Spanish friars in the Far East: Fray Juan Cobo and his book Shi Lu”（西班牙方濟會會士們在遠東：高母羨及其《辯正教真傳實錄》），Historia Scientiaru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 of Japan, 第 7:3 卷，（181– 198 頁），頁 182。
36 拉達屬奧斯定會 (西班牙文：Orden de San Agustín)。拉達代表西班牙政府任大使一職。他是首位踏上中 國大陸的西班牙大使。他秘密地在中國福建待了兩個月。此行可能和西班牙國王想侵略中國的計畫有關係。
他研究之後回到西班牙寫了一本 Relación de viaje por China (「中國記行」)。此書的第二部份詳細地介紹 中國文字、飲食和中國女孩綁小腳的傳統。也是第一個證實馬可波羅書中的 Catay 就是中國。
37 前揭書，頁 177-198。
的；年份：未知；語言：閩南語；存留於：Archivo del Real Monasterio de Santo Tomás, Ávila, Tomo 38º/ Número: 14 ）；
[4] Diccionario español-chino vulgar （編者：Miguel de Benavides；年份：16世紀；語言：未 知；提及：González 1966，前揭書，註34）；
[5] Gramática española-china（編者：Francisco Márquez；年份：17世紀；語言：閩南語；
提及：González 1955
38）；
[6] Gramática chinchea （編者：Victorio Riccio；年份：17世紀；語言：閩南語；提及：
González 1955 ，同上）；
[7] Gramática española-chinadel dialecto de Fogán （編者：Francisco G. de Sampedro；年份：
17世紀；語言：閩北語
39；提及：González 1955，同上）；
[8] Vocabularia en las misma lengua （編者：Francisco G. de Sampedro；年份：17世紀；語 言：閩北語；提及：González 1955，同上）；
[9] Cabecillas, o léxico del dialecto de Emuy, o del mandarín （編者：Magino Ventallol；年份：
17 世紀；語言：閩南語；提及：González 1966，前揭書，註34）；
[10] Gramática China y Española Fokien（編者不詳的；年份：17世紀；語言：閩南語；提 及：Niederehe 1999
40）；
[11]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Chin cheo （編者不詳的；年份：17世紀；語言：閩南語；提及：
Loon 1967
41）；
[12] 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 （編者：Melchior de Mançano；年份：17世紀；語言：閩南 語；存留於：Universitat de Barcelona, 手稿第1027號及 British Library, 手稿第25317 號.）；
[13] Dictionarium Sino-Hispanicum （編者：P. Petrus Chirino；年份：17世紀；語言：閩南語；
存留於：Biblioteca Angelica di Roma, 手稿Ital.-lat 60 [義文/拉丁文]）；
[14] Bocabulario de lengua sangleya por las letraz de el A.B.C. （編者不詳的；年份：17世紀；
語言：閩南語；存留於：British Library, 手稿第25317號）；
42[15] Arte foganero-latino （編者：Juan Garcés Francisco；年份：18世紀；語言：閩北語；提 及：González 1955，同上）；
[16] Dicconario foganerolatino （編者：Juan Garcés Francisco；年份：18世紀；語言：閩北 語；提及：González 1955，同上）。
從Henning Klöter 彙整的資料中，他只能找到五份現存的手稿，即 [12] 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 的兩個版本、[13] Dictionarium Sino-Hispanicum、[14]
Bocabulario de lengua sangleya por las letraz de el A.B.C. 及 [3] [Una lista de
palabras en español y en caracteres chinos]。根據他的說法，其他資料以前也確實 存在，例如van der Loon43 把 [11]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Chin cheo 追溯回 189438 González, José-María. 1955. “Apuntes acerca de la filología misional dominicana de Oriente”（論遠東道明會 傳教士語文學），España Misionera（西班牙傳教事業），12:46，頁 153-179。
39 閩北話即為建甌話，建甌古時為建安郡、建州、建寧府的治所在地，為閩北政治文化中心，方言為閩北 通用，為古漢語的一支，保留了古漢語中眾多的語音特點和古漢語辭彙，構詞方法。
40 Hans-Josef Niederehe, Bibliografía cronológica de la lingüística, la gramática y la lexicografía del español (BICRES II). Desde el año 1601 hasta el año 1700（西班牙語語言學、語法及辭典編纂法之按年代順序目錄 表），(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9)。
41 Piet van der Loon,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馬尼拉古版本與早期閩南語研究）
(Part 2), Asia Major, 13 (95-186)，1967 年。
42 參閱馬西尼（Federico Masini），〈羅馬所藏 1602 年手稿本閩南話—西班牙語詞典——中國與西方早期 語言接觸一例〉，引自鄒嘉彥、游汝傑主編《語言接觸論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211-234。
43 同上，第 97 頁。
年，那時M. J. L. d’Hervey de Saint Denys 的圖書館被變賣；Francisco Márquez 的 [5] Gramática española-china 也隨著 1941 年日本炸毀 St. Domingo 的道明會地 區檔案室，而消失了。而作者分析[12] 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 的兩個版本，即 Universitat de Barcelona 的手稿第 1027 號及 British Library 的手稿第 25317 號.。
Henning Klöter 在結論中強調：一、17、18 世紀中國傳教士語言學，在漢語 方面，是多種的、多樣的。不過，因為大部分的相關資料好像已經遺失了，就無 法研究其多樣性。二、可能更大的理由為什麼當代中國語言學家對於當時西班牙 傳教士們在菲律賓所做的閩南語研究不感興趣，是因為對現今研究沒有直接的 幫助，而只有歷時研究的價值。對Henning Klöter 而言，尚存的資料還有以下雙 重的重要性：1）閩南語的資料顯明，有關於傳教士的後設語言與標音法的慣例 之價值資訊，在未來的研究有兩個方向：（1）相關後設語言及其他慣例的連續 性與差異性；（2）相關問題在漢語範圍之外的情況。2）相關資料不因使用希臘 羅馬的模型語法而被隱藏，他的分析證明傳教士在處理非印歐語系的語言時，
呈現出研究理論的彈性。
在Henning Klöter 的第二篇文章：“The earliest Hokkien dictionaries”（閩南
語最早辭典）（前揭書，註33）中介紹：
1 ）羅馬 Biblioteca Angelica 所收藏、最早現存的、由耶穌會會士 Pedro Chirino (1557- 1635)
441604 年3月31日所簽署的、無頁碼的、對開本的手稿：
Dictionarium, Sino Hispa/nicum quo P. Petrus Chirino / societatis Jesu linguam /sinensium in Filipinis / addiscebat ad convertendos / eos Sinenses qui Filipinas / ipsas incolunt et quadra/ginta millium numerum excedunt
（漢西辭典，耶穌會神父 Pedro Chirino 學會菲律賓用的漢語而使用之，為傳教給住在菲 律賓中國人，其人數超四萬）（1,000 標題詞，沒有系統性的聲調符號，而只是系統性 的帶氣音之符號）；
2）提及遺失的辭典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Chincheo que contiene los vocablos tambien simples que compuestos, con los caracteres generales y peculiares a questo dialecto, segun lorden dle alfabeto español y las cinco tonadas chineses
（漳州語辭典，包含單詞與複合詞以及一般與特別屬於方言的漢字，按西文字母順序而 列和五個漢語聲調）；
根據 van der Loon
45的看法，Jean-Pierre Abel-Rémusat (雷慕沙)有此本辭典，並於1814年對 它作進一步的陳述。
3）[14] Bocabulario de lengua sangleya por las letraz de el A.B.C.（編者不詳的；
年份：17 世紀；語言：閩南語；存留於：British Library, 手稿第 25317 號.），
其中，閩南語標題字與西文翻譯是分離的（1,500 標題詞）；
兩本馬尼拉 Santo Tomás 大學檔案室中的手稿，編者與年份都未知：
4 ）Diccionario español-chino（約 20,000 標題詞）；
5 ）Vocabulario de lengua española-china（約 17,000 標題詞）。
在介紹與分析之後，Henning Klöter 作出結論：在菲律賓資料中沒有任何關於漢 語本質的理論，以及對語言的概念化。此也可以從辭典的編排及其內容推出來，
例如編者若列出多音節的詞彙，就不太會主張漢語的單音節性，編者們大概也
44 Pedro Chirino在 17 世紀初期的菲律賓大概待過 12 年，對歷史研究有興趣，撰寫 Relación de las Islas Filipina （對菲律賓島嶼的報告），1604 年， Manila (Historical Conservation Society; Bookmark), 1969。
45前揭書，第 97 頁。
不會把漢字看成口頭語的分析性參考點。就他而言，相關菲律賓傳教士漢語資料
並沒有反映出16 世紀歐洲學者對漢語的許多迷思。
其實，傳教士們以漢語教學與習得為工具，為了宣傳基督宗教的教義，在 這方面，菲律賓中國人的傳教工作也有突出的結果。Matthew Y. Chen46列出以下 的一覽表：
[1] 1584 年的《天主實錄》47，由Michele Ruggieri（羅明堅，1543-1607）48撰寫於 廣東肇慶；
[2] 1593 年的《辯正教真傳實錄》49（原文為閩南語），由 Juan Cobo（高母羨，
1546-1592：參閱註 22）於菲律賓馬尼拉；
[3] 1593 年? 的 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50, 由 Miguel Benavides51 撰寫於菲律賓馬尼拉（原閩南語中版本遺失）；
[4] 1603 年的《天主實義》52，利瑪竇於北京撰寫；
[5] 1606 年的.《新刊僚氏正教便覽》53（Memorial de la vida christiana en lengua
china）（原文為閩南語），由 Domingo de Nieva
54撰寫菲律賓馬尼拉。46前揭書，
47《天主實錄》（《天主聖教實錄》，1630 年於北京出版[明朝萬曆十一年]）是羅明堅所著（其他合作者 有：Manuel Dias [陽瑪諾，1574-1659]、Gaspar Ferreira [費奇規， 1571-1649]、João Monteiro [孟儒望，
1602-1648]、Francisco Furtado [傅汎際， 1589-1653]、鄭安德 [Andrew Chung ]；參閱新出版的版本[北京：
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2000 年]）。這是西方人用漢語書寫的第一部基督教的神學著作。這書最初由羅明 堅用拉丁文寫成，由他本人和利瑪竇及一名中國秀才將之譯成中文，在肇慶出版。後來利瑪竇自己研讀四 書，對中文及中國文化的認識提高以後，作出了大量修訂。書中部分的內容明顯接受了中國傳統的儒家思 想，並結合天主教教義和儒家思想。《天主實錄》在 16 至 18 世紀對天主教在中國、日本等地的傳播起了 很大的作用。特別是其內容適應了儒家倫理的概念，比較容易被中國士大夫階層所接受。《天主實錄》亦 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進中國的著作（中國傳統把每月三分為上、中、下旬，或二分為朔望）。
48 羅明堅為天主教耶穌會義大利籍傳教士，是明朝以來第一個進入中國大陸的西方傳教士，1583 年羅明堅 先後同巴範濟（Francesco Pasio,，1554-1612）、利瑪竇三次進入廣州，並通過與兩廣總督陳瑞、香山知縣、
肇慶知府王泮等中國地方官員的交涉，最終於 1583 年 9 月 10 日進入肇慶，居住在肇慶天寧寺，開始傳教，
並著手建立在中國內地的第一個傳教根據地。
49 參閱 Villarroel, F., ed., Pien Cheng-Chiao Chen-Ch’uan Shi Lu《辯正教真傳實錄》（西文的譯文：
Apologia de la Verdadera Religion, 英文的譯文：Testimony of the True Religion, (Manila: UST Press, 1986)，
亦參考 Liu Dun, “Western Knowledge of Geography Reflected in Juan Cobo’s Shilu 《實錄》 (1593)”（地理學 的西方知識於高母羨的《實錄》）,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History of Mathematics:“Portugal and the East II” (Macao October 10-12, 1998,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取於：http://www.ihns.ac.cn/members/liu/doc/cobo.htm（2008/9/2）。潘貝頎（Paul Pan Pei Chi），
〈高母羨《辯正教真傳實錄》初步詮釋〉，載於《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 1998 年，第九期。
50 Gayo Aragón, Jesús (ed.) , 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 compuesta por los padres ministros de los Sangleyes, de la Orden de Santo Domingo Manila: UST, 1951。
51 他為道明會的神父，先作 Nueva Segovia 的主教，之後也擔任馬尼拉的主教(任期：1603-1605 年間）。
原來他是貴族人，出生於西班牙 Palencia 地區的 Carrion De Los Condes，於 1587 年參與道明會在菲律賓初 期傳教工作，他是 Santo Tomas 大學的創始人。
52 參閱 Douglas Lancashire and Peter Hu Kuo-Chen, S.J. (tr.) and Edward J. Malatesta, S.J. (ed), Matteo Ricci: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T’ien-chu Shih-i), (St. Louis: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or the Ricci Institue for Chinese Studies, 1985).
53 參閱 Albert Chan, S.J.,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 .(Study of th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An East Gate Book.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頁 226-229。
54 道明會會士 Domingo de Nieva（敖黎尼媽，563-1606）。
根據這些資料彙整及其內容，Matthew Y. Chen 結論是對的。高母羨在 1593 年的
《辯正教真傳實錄》的確是第一本以歐洲人觀點介紹其科學思想，至少透過印刷 媒介的最早資訊。其實，在中西相遇史上，道明會扮演更廣泛的角色，Matthew Y. Chen 也提及最有名的例子：
[1] 1569 年的 Tractado em que se cõtam muito por estêso as cousas da China（「中 國概說」：葡萄牙語）, 由 Gaspar da Cruz（克魯斯）所撰於葡萄牙 Evora；
「現代」歐洲第一本有關中國文化的書；55
[2] 1592 年的 Beng sim po cam《明心寶鑑》，由 Juan Cobo（高母羨）於馬尼拉翻
譯成西班牙語；這是歐洲第一本由中文翻譯成西文的書；56
[3] 1607 年的《格物窮理便覽》（Símbolo de la Fe, en lengua y letra China：原來為
Introducción del Símbolo de la Fe [1583 年，Salamanca]，道明會會士 Luis de
Granada [1504-1588]所撰），其後由 Tomás Mayor 於馬尼拉翻譯成中文。這 是第一部由歐洲人從西文翻譯成中文的書；比利瑪竇與徐光啟所翻譯的歐幾 里德《幾何原本》早一年，即1608 年；[4] 無年份，Tien Kai [天階 ?] or Escala del cielo, 由 Domingo Coronado (1615–
1665)所撰；
[5] 1676 年的 Tratados históricos, políticos, é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ía de
China（論中華大帝國的歷史、政治、倫理道德及宗教），由 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57所撰與出版於馬德里。以上我們已經描繪了當多的菲律賓與道明會對歐洲漢語與漢學研究的貢獻。現在我們要介 紹這些研究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二、耶穌會及其他修會在中國大陸
以上我們對耶穌會在中國大陸的資訊陳述的已經不少，而對其會士們在中國的故事，大家
55 一般來說，大家都把 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門多薩，1545-1618）的 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ino de China（「中華大帝國史」：1586 年）看成歐洲第一本有關中 國文化與歷史的書。門多薩是奧斯定會的主教，終其一生住在西班牙和墨西哥兩地，從未到過中國和菲律 賓。可是很多奧斯定會的傳教士到過中國和菲律賓，所以門多薩有很多這類的書。他在研究過這些書後，
寫了「中華大帝國史」。這是一套介紹中國的百科全書。這本書對歐洲的重要性可以從翻譯為多國語言和 版本數目。
56 劉莉美，〈當西方遇見東方─從《明心寶鑑》兩本西班牙黃金時期譯本看宗教理解下的偏見與對話〉，
載於《中外文學》，第 33 卷，第 10 期，2005 年，頁 121-131；亦可取於：
www.press.ntu.edu.tw/ejournal/files/中外文學/pdf/9403/劉莉美.pdf（2008/9/2）。
57 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 （閔明我，1610-1689）是道明會的傳教士及總主教。此人的重要性在於，
他進入所謂的「中國禮儀之爭」。閔明我很反對讓自己的信仰遷就中國本土的文化，於是便寫了很多書來 明志。這點明顯和同樣是道明會的高母羨不一樣。所以閔氏也要翻譯中國的《明心寶鑑》，他將高母羨在 翻譯時遷就中國文化的部份全部改掉，例如他反對高氏把中國人對「天」的觀念翻譯成西班牙文的
「Dios」 (神/上帝)。
也都耳熟能詳。
58耶穌會士們於 1583 年 9 月 10 日進入廣東肇慶，居住於天寧寺，開始傳教 並著手建立在中國內地的第一個傳教根據地。他們不只是編纂天主教教義資料，也很努力 學習漢語。如上面所提及 1584 年由 Michele Ruggieri（羅明堅）撰寫的《天主實錄》。此 外，他與利瑪竇合編：
[1]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葡漢辭典：1584-1588 年間）：59此辭典包含約 6,000 葡萄牙語的標題詞，按字母順序安排，1934 年由 Pasquale D’Elia（耶 穌會神父德禮賢，1890–1963）在羅馬耶穌會檔案室所發現。60這大概是第一 本漢語和外國語言的辭典。利瑪竇在這部辭典中第一次使用所謂羅氏早期拼 音系統（RES：Ricci Earlier System;利氏早期系統；沒有聲調的或送氣、帶氣 音的符號）。
[2] 1598 年的辭典（現在已遺失的中西字典：南京「Quonhua」（官話
guanhua）；拉丁名字為 Vocabularium sinicum, odine alphabetico
europaeorum more concinnatum et per accentus suos digestum），由利瑪竇、鐘
鳴仁（鐘巴相，念江，Sebastian Fernandes Tchong，1562-1621）61及Lazzaro Cattaneo（郭居靜， 1560 年－1640 年）62編纂，有五個聲調符號及一個帶氣 音的符號（所謂利氏晚期系統；RLS：Ricci Later System）。63[3] 1605 年的《西字奇蹟》（在中國大陸今改名《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年）；用羅馬字給漢字注音的 4 篇文章，從這 4 篇 文章的注音中所歸納出的拼音方式被認為是歷史上第一個用羅馬字拼寫漢語 的方式。
如前所述，歐洲傳教士來華時，面對三個基本問題，即（ 1）如何掌握漢語的「語音」？
（此有語音學的範圍：指的是對人類說話時發出的具體聲音之研究，如今日的發音語音學 聲學語音學及聽覺語音學）（2）如何掌握「詞彙」（語聲怎麼構造詞語？此種研究引導字 典編纂術、發會辭典編纂法及辭書學）以及（3）如何掌握「句子」（怎麼把詞彙構成句子？
意指語詞、語句所組成的結構規律：引導撰寫語法教科書，如促使描寫性語法或教學用語 法的發展）。在此三個階段的過程中，縱使有一定的先後次序，不過此順序不是那麼明確
58 參閱如 Georg Dunne, S.J,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一代偉人：耶穌會在明末中國的故事）,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2)、Liam Ma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往東方行程：耶 穌會傳教事業在中國，1579-1724 年間）,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奇特的地方：耶 穌會的適應政策與漢學起源）, Wiesbaden: Steiner, 1985、Jacques Gernet , Chine et christianisme – Action et réaction（中國與基督宗教：行動與反動；譯文：謝和耐著，耿昇譯，《中國和基督教：中國和歐洲文化 之比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3 月），Paris: Nrf Edition Gallimard, 1982 及 Gianni Criveller, Preaching Christ in Late Ming China: The Jesuits’ Presentation of Christ from Matteo Ricci to Giulio Aleni. (Taipei: Taipei Ricci Institute, 1997)（譯文：柯毅霖著，王志成、思竹、汪建達譯，《晚明基督論》成都市四川人民出版 社，1999]）等著作。
59 參閱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 / Direcção de Edição John W. Witek, S.J. = 葡漢辭典 / 編輯魏若望 = 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 /Editor John W. Witek, S.J.，澳門（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IPOR) 東方葡 萄牙學會, and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2001 年(楊 福綿的〈歷史語言導論〉)。
60 參閱 Federico Masini（馬西尼）, Chinese Dictionaries Prepared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16、17 世紀西方傳教士所編纂的漢語辭典）, 載於 Wu Xiaoxin (ed.), Encounters and Dialogues.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Chinese-Western Exchanges from the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相遇與對話：16-18 世紀間中西交流中變化之透視）, (Sankt Augustin – Nettetal: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2005), 頁 185-186。
61 屬中國的第一批皈依基督宗教者，之後也作耶穌會會士。
62 他為耶穌會義大利籍傳教士，因為他也是音樂家，就幫助利瑪竇把其羅馬拼音弄得更正確。
63 Federico Masini，前揭書，186 頁。
較明確的是在每一個階段當中都有著進步。例如：從第一本到第二本羅明堅與利瑪竇合編 且已經遺失的辭典，明顯地在漢語語音研究方面有明確進步，例如加上五個聲調符號及一 個帶氣音的符號，此些特殊符號以後成為羅馬拼音普遍的使用方式。
[4] 1626 年的《西儒耳目資》
64，由耶穌會傳教士 Nicolas Trigault（金尼閣，1577-1629）
65（由王徵 [字良甫、了一道人]，1571–1644 出版 ），此著作是第一部採用完整的羅馬字 標音漢字（利氏晚期系統；RLS：Ricci Later System，即有五個聲調符號及一個帶氣音 的符號）的字典，是明末官話的一件重要材料。
[5] 1640 年的 Vocabulario de Letra China con la Explication castellana
66（「漢字詞典及西班 牙語解釋」），由西班牙道明會會士 Francisco Díaz（1602-1669）
67撰寫，包含 7,169 漢 字，並按漢語發音的字母順序排列，它的羅馬拼音為金尼閣系統的稍微更改之版本，與 金尼閣的版本有直接關係。
68[6] 1653 年的 Grammatica Sinica
69（《中國文法》
70），由 Martino Martini（衛匡國，1614- 1661 ）
71所撰，作者未曾出版。
[7] 1692 年的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Mandarina
72（華語官話辭典；1670 年已經有葡萄牙
64 全書共分為三卷：第一卷《譯引首譜》是總論，第二卷《列音韻譜》是從拼音查漢字，第三卷《列邊正 譜》是從漢字查拼音。金尼閣的羅馬字注音方案只用了 25 個字母（五個母音字母，20 個輔音字母）和五 個表示聲調的符號，就可以拼出當時「官話」的全部音節。這種比「
反切
」簡單容易得多的方法，引起 了當時中國音韻學者極大的注意和興趣。有的學者還從中受到啟發，產生了中國文字
可以拼音化的設想。此著作是明末官話的一件重要材料。過去有些學者主張《西儒耳目資》所反映的語音是山西或西北的方言，
但根據當時天主教傳教士有關中國語言的記述，它的基礎方言為通行於全國的官話是不容置疑的。《西儒 耳目資》之後，有一大批漢語詞典的手稿本出現，其中，主要是西班牙語漢語辭典，作為手稿本可能藏起 來的在相關修會各檔案館中。
65 Nicolas Trigault為明末年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字四表，出生於比利時。 1594 年加入耶穌會，1607 年 到達印度開始傳教。1610 年他來到澳門，不久前往江蘇省的南京學習漢語，隨後不斷來往於中國很多地 方的耶穌會之間，瞭解了中國的教務情況。最後，他編寫了耶穌會在中國教區的教務報告，主張繼續實行 利瑪竇的傳教方式，還曾經向教宗請求用漢文舉行宗教儀式，沒有獲得批准。1615-1617 年間，他先後訪 問了法國、德國、西班牙等國，請求各國國王支持在中國的傳教活動。1619 年，他帶領 16 名傳教士來到 中國，繼續傳教，也帶來所謂西方「七千書」，繼續推動「西學東漸」。他採用利瑪竇的傳教方式，廣泛 結交中國的上層知識分子，先後在河南、山西、陜西等地方開闢了傳教據點，並出版了一些宗教書籍。此 外，他對於中國文字的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66 參閱 Federico Masini，前揭書，189-190 頁。
67 筆者無法找到其資訊。
68 Federico Masini，前揭書，第 190 頁。
69 參閱 Giuliani Bertuccioli（白佐良，1923-2001），“Martiono Martini’s Grammatica Serica”（衛匡國的《中 國文法》），載於 Monumenta Serica（《華裔學志》），51(2003):629-640。Martino Martini’s Opera Omnia（「衛匡國全集」）即將由 the University of Trento 的 Franco Demarchi 教授而出版，其中，會有其 Grammatica Sinica。
70 即將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海外汉语研究丛书」，姚小平在其「西方语法理论与中国语言事实
的初始遭遇——卫匡国《中国文法》序」中，就陳述：「《中国文法》仅含三章，首章谈语音，后两章论 语法。书中举例不多，表达精练，描述简约。全稿像是一份大纲，根据拉丁语法为汉语拟出语法框架，点 到了很多大的方面，而具细入微的探索还有待展开……。」（作者寄給筆者的電子檔案，第三頁）。
71 衛匡國，字濟泰，西名馬爾蒂尼，1614 年 9 月 20 日生於
義大利
特蘭托城，1643 年夏抵達澳門
，1661 年 6 月 2 日病逝於杭州
。衛匡國曾兩次入閩
：1646 年春，他由浙江金華入閩。1650 年下半年，他奉命返歐洲
報告教務，偕米尼克入閩，經福州
、泉州
、漳州
、廈門
，1651 年 3 月 5 日離華。其他要著為：Novus Atlas Sinensis (「
中國
新地圖集」，Amsterdam 1655)、Sinicæ Historiæ Decas Prima (「中國歷史七 卷」，又稱「中國歷史概要」、「中國上古史」，Munich 1658)、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韃靼
戰 紀」，Antwerp
1654)、Brevis Relatio de Numero et Qualitate Christianorum apud Sinas (「中國耶穌會教士 紀略」，Brussels
, 1654)。72 參閱 W. South Coblin, Francisco Varo’s Glossary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萬濟國〔1627-1687 年〕的
《華語官話詞彙》〔西中詞典〕）. Vol. 1: An English and Chinese Annotation of the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Mandarina（第一冊：《華語官話詞彙》的英文註解）; Vol. 2: Pinyin and English Index of the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Mandarina（第二冊：《華語官話詞彙》漢語拼音語音文索引）, Sankt Augustin – Nettetal 2006 年。
文的 Vocabulario da lingoa mandarina），由西班牙道名會傳教士 Francisco Varo（萬濟 國或萬方濟各或今中國大陸：瓦羅，1627-1687）所編纂。
73[8] 1694 年和 1699 年的兩本辭典 ：第一本為 Han çu si ye. Sinicarum litterarum europea
expositio. Dictionarium sinico-latinum, suis fratribus sinicae missionis tyronibus eleboratum per Fr. Basilium a Glemona Ord. Minorum stric. Observ., venetae Divi Antonii provinciae alumnum, A. D. 1694 （漢字西譯：以歐洲方式解釋中國字，漢語拉丁文辭典），由義大利方濟會會士 Basilio Brollo da Gemona [葉尊孝，1648-1704]
74所編，為歐洲第一本中文 拉丁文字典，包含超 7,000 個漢字，未曾出版；它是按照部首而安排，有漢字，下面有 拼音，旁邊有意義也有解釋，還有例句，就是雙音節的例句和同義詞。第二本（1699 年 ） 是 Dictionarium sinico-latinum in quo litterae sinicae ordine alphabetico disopositae
explicantur, adiunctio quoque indice ad easdem litteras inveniendas in fine, compositum a Ie Xin-fu, minorita italo, vicario apostolico, Revmo P. Pasilio a Glemona Ord. Min. S.P.N.Francisci Reform., et ab alio Ie Xin-fu. Frate Io. Baptista a Serravalle, missionario apostolico in provincia Xensi dcriptum
。
75此辭典也是按拼音收錄超過 9,000 個不同的漢字，每個漢字旁邊寫上拼音、拉丁文意義和 例句，Brollo da Gemona 曾未出版之。
76Basilio Brollo da Gemona 注意到「量詞」這個 詞類，而他把一百多個不同的量詞一個一個解釋和漢語語詞的連接方式，解釋的非常清 楚。這部辭典可能是早期傳教士所編的最完整一部辭典。
77[9] 1703 年，Francisco Varo（請參閱上 [7]）所撰寫的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華語
官話語法》
78），為歐洲第一本在廣州出版的漢語語法，西方漢語研究史上的一部要著。
其特色為：不包含漢字！
[10] 1728 年的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79（漢語劄記），由耶穌會傳教士 Joseph Henri De Prémare（馬若瑟，1666-1736）
80所撰，他編寫這部著作的想法，在當時說來是很新穎 的，他認為學習中文，不應該太沿襲拉丁文文法的理論和方法，而應該通過實踐來學習。
以上我們所提供的資訊，大概是歐洲傳教士們在中國所編纂的辭典與所撰寫的語法工具書
73 為了其生平簡介，請參閱作者：（西）瓦罗 著，姚小平，马又清 译，《华语官话语法》，(北京：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年)（叢書名：海外汉语研究丛书），頁 F8-9。
74筆者無法找到此資訊。
75 Federico Masini，前揭書，190-191 頁。
76 當時出版費昂貴，因此一直以手抄本形式流通，直到 1808 年法國政府才決定發行字典，於是 1813 年，
曾任法國駐廣州領事的 C.I. Joseph de Guignes (1789-1845) 僅以他自己的名字出版了一本相當別緻的版本，
名字為 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然而其內容多半是根據 Brollo 收藏在梵蒂岡圖書管的手抄本。
後來他的抄襲行為為 Jean-Pierre Abel-Rèmusat 和 Heinrich Julius Klaproth（1783-1835：有名的德國東方學 家及探險家）所發現。這是歐洲漢學史中，大概最有名的抄襲個案。參閱 Federico Masini，前揭書，191- 192頁，就他而言，此案結束所謂「辭典鬥爭」（fight for a Chinese dictionary）。
77 Federico Masini，前揭書，190-191 頁。
78 （西）瓦罗 著，姚小平，马又清 译，前揭書（註 70）。原文為：Francisco Varo’s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1703)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華語官話語法]，由 W. South Coblin 及 Joseph A.
Levi 所翻譯，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年。
79 參閱 Th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of Préma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G. Bridgman, Canton: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7（Prin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by Lightning Source UK Ltd: Kessinger Publishing’s Legacy Reprints, 2007年）；原拉丁文版本才於 1831 年在麻六甲出版。
80 他於 1666 年 7 月 17 日在法國瑟堡出世，這是諾曼第科唐坦半島最北端的一個城鎮和海港。1683 年他被 允許加入耶穌會（法國會省），1695 年結束了他的耶穌會士培訓，後來被派往中國教授數學。馬若瑟精 通漢文，他著作有許多用漢文寫成的宣傳天主教教義的書籍和用拉丁文、法文寫成的研究中國的書籍，也 有一些他的譯本，例如他把中國元曲《趙氏孤兒》譯成了法文。
中若干最重要之手稿與書籍。
81三、歐洲
歐洲對中國的所有資訊多來自傳教士們或者是航海者及做生意的探險者的報告。至於中國 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是比較晚期的事，這個部份基本上不包含在我們的本文的處理 範圍中（1552-1814 年間）。
82對當代歐洲人來說，這些中國故事可好比是「外星人」的確 存在的事實：它是一個前所未聞的偉大文化；它也是一個與西方文化沒有任何關係而獨立 發展出來的文化，甚至在《聖經》中也沒有任何關於它的紀錄。歐洲人那時卻只能在資訊 有限的情況之下，用想像力與思辨能力回答這些問題。 其中有一個概念相當特別，即
lingua universalis（普世語言、人類原始普遍語言），隨著 15-16 世紀的歐洲人在地理與新語言上所發現的新知識，很多歐洲學者要確認人類原始的普遍語言。對以基督宗教為主的 歐洲而言，此種語言即是人類興建巴別塔之前的唯一共同語言，也是天主原來給我們人類 的語言。
83普世語言也意味著是個理想的語言。
84以下我們介紹一些相關的見解：
[1] 在 1605 年、由 Francis Bacon（法蘭西斯·培根，1561-1626）
85所撰的 Advancement of
Learning86
（《学术的进展》
87）中，作者發揮其符號學理論。此理論認為人類語言符號
系統為表達人類知識的關鍵管道，歐洲人因此對人類語言的理念，即原始普遍性與理想
81 請參閱姚小平的〈早期的汉语字典──梵蒂冈馆藏西士语文手稿十四种略述〉，載於《当代语言学》，
第 9 卷，2007 年，第 2 期：97-116 頁。
82自公元前 3 世紀開始，一直到十九世紀末期，中國以「朝貢體系」（tributary state system）處理外交關係。
它常與條約體系、殖民體系並稱，是世界主要國際關係之一。中國以天朝自居，透過冊封，結合儒家思想 層層往外推拓。在此種朝貢體系中，中國就是真正的「中國」，即人類文明世界的中央，而皇帝為「天 子」為文明世界的領袖，其實他把宗教與文化範圍合併在其身上。簡單地說，「中國」就是「天下」。至 鴉片戰爭時期〈約 1838-1862 年間〉，中國雖然有時也是為外族統治的領域，不過大體上能夠同化其他民 族及其文化，如元朝（蒙古人：1271-1368 年間）及清朝（滿族人：1644-1911 年）。另外，中國一直是商 業交流的中心，其中所謂陸地及海上絲路是很重要的角色。現代西方國家中，葡萄牙是第一個開始跟中國 有所接觸的國家：1513 年 6 月（明朝正德八年 5 月），第一位葡萄牙商人奉命來做探查而踏上中國領土。
中國和西方簽訂的第一份正式條約是「尼布楚條約」（Treaty of Nerchinsk），它是清帝國和俄羅斯帝國之 間簽訂的第一份邊界條約，於 1689 年 9 月 7 日（1689 年 8 月 27 日）在一個小鎮尼布楚。在西方與中國外 交關係中，「叩頭」為一個相當大問題，它本是中國古代的儀式和禮節：行此禮的人須以雙膝跪地，以頭 觸地。不過在近現代與西方國家的眼中卻成為外交上的重大爭議。英國外交官員即乾隆朝英使 Geroge Macartney（喬治 馬嘎爾尼，‧ 1737年-1806 年）於 1793 年來華所發生的事件，即他拒絕叩頭。因為叩頭也 把等於他的國王當作中國皇帝的臣民。這也是英使馬嘎爾尼失敗的原因之一；1816 年來華的阿美士德
（William Pitt Amherst，1733-1857）也因為拒絕叩頭而無法進入北京；1833 年的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事件也有類似的結果。其實，很早以前，由 Martín de Rada（1533-1578 年，奧斯定會會士）於 1575年所辦的西班牙使團即不願意於福建總督面前叩頭，不過傳教士們為了使團的成功說服他們，說此 種禮節不得罪天主。另外，荷蘭出生的美國籍商人 Andreas Everardus van Braam Houckgeest (1739-1801 年) 參與由 Isaac Titsingh (1745-1812 年)所領導的荷蘭使團最後一次在朝貢體系中來華。他本人及其他使團成 員沒有拒絕叩頭。其實，他也是第一個看到中國皇帝的美國人（於 1795 年）。
83 對此概念，基督宗教傳統發揮了影響力：《聖經》（創世紀第 11 章）記載的巴別塔（也譯作「巴貝爾 塔」）的報告，按此故事，當時人類聯合起來興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為了阻止人類的計畫，天主讓 人類說不同的語言，使人類相互之間不能溝通，計畫因此失敗，人類至此各散東西。如此一來，人類語言 的多種性可說是天主的詛咒之一，不過在耶穌的救贖與聖神的聖化之時代應該有克服此詛咒的方法。
84 筆者認為此種理念已出現在柏拉圖（公元前 428/427 – 348/347）的《克拉梯樓斯》
（Cratylus/Κράτυλος），此作品為歐洲現有第一本語言哲學的著作。
85 英國散文作家、哲學家、政治家，是古典經驗論的始祖。
86 筆者根據 Christoph Harbsmeier, 前揭書，頁 297-298。《學術的進展》共兩卷，出版於 1605 年 10 月，題 詞上說獻給國王(指當時的詹姆士一世)。書的第一卷主要論述學問和知識的功效以及增廣知識的價值和榮 耀。第二卷的目的是調查學問的發展情況，藉著完成一個概括的、可靠的巡查，來瞭解學問的哪些部分仍 舊是荒蕪之地，還沒有經過人類的耕耘和修整。全書不僅在內容上包羅萬象，而且在寫作風格上保留了培 根一貫的作風，引經據典，旁徵博引，語言樸實而銳利。對當代歐洲學術界有革命性的影響力。
87 參閱作者：(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