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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綜合以上各章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戰爭經驗／記憶的書寫，論其範圍 與內容，絕對不僅限於普遍一般認知的教科書或是講述戰史的書籍中。而且 一場戰爭帶來的影響，也絕對不僅在於一般直覺想法中的身體、財產、建設 方面的破壞而已，事實上，戰爭走後，留下的經驗與記憶，才是糾纏著後世 子孫、當代人們難以散去的幽靈。這些戰爭的幽靈，對於活在現在的我們的 情感跟心靈，帶來的最大影響（還是夢魘？），可能就是化身而來的「認同」，
而認同可能也就像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夢」一樣，它 象徵了我們潛意識中願望的達成，但是它也會改裝，以另一種形同寓言的面 貌，在許多不知覺的地方偷偷洩漏我們的慾望1。在情感與心靈之外，戰爭經 驗／記憶也會影響我們對外在世界秩序的認知，最明顯的地方就在於時間，
好比我們現在常用的「戰前」、「戰後」，或是1995年的終戰／光復事件，都 是最好的例子。
不過，認同與夢有一點不同是在認同並非像夢一樣是與生俱來，存在腦 海中的。最少，由戰爭而來的認同是透過口述，或是書寫，長居在我們的意 識中。所以本論文藉由實際參與二次大戰和國共內戰參戰者的口述歷史（訪 談錄、回憶錄）和戰後本省籍第一代作家的戰爭經驗小說，以及第二代、三 代的戰爭記憶小說，這兩種比較屬於個人的戰爭書寫方式，探討戰爭經驗／
1 請參考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賴其萬、符傳孝譯，《夢的解析》（台北：志文出 版社，1972），頁55-92。
記憶在不同時期，不同世代口中、筆下的演變，和最後記憶歷史化，形成認 同的過程。最後，在本論文的結尾，將提出4點回顧與展望，以供將來有意 從事相同研究路線的研究者參考。
第一就文學史與戰爭經驗／記憶而論，如之前在第二章的結論，台灣的 文學批評界其實極少正視台灣文學作品中潛藏的戰爭經驗。雖然說戰後第一 代本省籍作家們當初在寫作包含有戰爭經驗的自傳性小說時，可能也並未意 識到他們是在創作戰爭經驗的小說，所以說不能苛責台灣文學批評界始終沒 有注意到戰爭經驗這塊領域。但是，我們也可以反問，許多戰後第一代作家，
他們在80年代以前寫作小說時，可能也是同樣沒有意識到「台灣（人）意識」， 或者如蕭阿勤所說的「台灣文化民族主義」，那麼為何從80年代以來，卻有 大大小小許多的文學批評家、研究者用「台灣（人）精神」，台灣意識之眼 去重新詮釋他們的作品？這現象可能不好解釋，只能說像盧建榮所謂藝文與 學術社群經過認同衝擊重組後，浮現的「族群政治化」現象，讓我們的文學 界與政治界等社群一樣，只能用二元對立的角度來詮釋文學作品、文學史。
未能跳出二元國族對立論述之外的文學界，影響到的不只是批評方面的 窄化而已，另外也包括在創作方面的窄化。文學創作方面的窄化是指戰後出 生，沒有戰爭經驗的作家，他們寫作的戰爭記憶小說，論其本質、結構都只 能說是在「重述」父執輩的經驗而已，甚至可說是越重述的結果是呈現經驗 的空間越窄化。就只要拿鍾肇政、葉石濤與宋澤萊、陳映真的小說來比較，
即可知道鍾肇政與葉石濤兩人無意拿戰爭為主體，但是創作出來的回憶日治 時代晚期小說，內容卻包含濃厚的戰爭經驗，而且他們敘述的戰爭經驗，比 較起如陳映真、宋澤萊的戰爭記憶小說，敘述蘊含的經驗層面，時代風情，
故事內容等，都比陳、宋兩人單一、悲情的敘述語調來的多元、多樣。此種 多元與單一的差異，也正是本論文在之前一再強調的看待以往的戰爭經驗，
切莫用現在政治、社會壓力的因素去選擇角度，只呈現符合當前正確論述所 要求的那一面。
所以第二要討論的就是兩種戰爭經驗的書寫－口述歷史與文學作品的
比較。在第三章中，我們已經提到台灣現階段紀錄台籍日本兵口述歷史的訪 談錄，在呈現他們的戰爭經驗上，受到外在社會的政治變遷、求償運動的影 響，因此在回憶敘述的層面上，就只專注於戰爭帶來的破壞、痛苦部份，反 而忽略了戰爭時期的文化、用語等更能讓後代多方面認識過去的層面。關於 這點，周婉窈在1995年，台籍日本兵口述歷史工作尚未開始前，就已經有呼 籲將來從事口述歷史採訪者要注意「口述歷史在方法上應該看成歷史學的一 部份，採訪者必須具有足夠的背景知識。也就是說，採訪者不能忽略文獻材 料。最理想的情況是，採訪者先研讀相關資料，了解一個時代或某個特定事 件的背景。如果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識，不惟無法適當的問題來發問，還可能 問錯問題，使得採訪徒勞無功」2。另外，唐諾•里齊（Donald A. Ritchie）
在《大家來做口述歷史》（Doing Oral History）中也有說到「一個好的口述 歷史，不論計劃的目標是什麼，總是會預留空間讓受訪者說出心裡的話，而 不是想辦法把受訪者的回答擠進預設的問題和思考模式裡」3。就以周婉窈與 里齊兩人的提示來看，我們可以說現階段台籍日本兵戰爭經驗的口述採訪，
除了未能做好背景資料研究，所以會忽略戰爭文化、用語等時代的特殊面，
也未能預留空間讓訪談者自由發揮，真正暢談他們的戰爭感受，反而在訪談 錄中追問一些如二二八事件等與戰爭經驗相關性不大的感想，遺忘了重點。
不過，除了反省訪談者的角色外，我們也可以假設另一種情況可能是受 訪者本身認為訪談者可能會對戰爭時代的文化、用語不感興趣，因為時空久 遠，加上受訪者知道的過去關於戰爭種種事情在戰後被刻意遺忘，讓他們在 心理上可能就預設戰後出生的訪談者可能除了不感興趣外，也不懂，所以最 終在訪談者沒有提起的情形下，也就不願意對擴大描述戰爭經驗的層面。從 這點反思，其實還是提醒將來有志於從事戰爭經驗口述工作的採訪人，注意
2 周婉窈，〈歷史的記憶與遺忘：「台籍日本兵」之戰爭經驗的省思〉，《當代》，107（台 北，1995：03），頁45。
3 唐諾•里齊（Donald A. Ritchie）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遠流出版 事業公司，1997），頁54。
唯一能做的還是如前面周婉窈所說「研讀相關資料」，充足背景知識。
另外，文學作品與口述歷史中呈現戰爭經驗的比較，我們也必須注意到 作家與被採訪的實際參戰者，他們在書寫戰爭經驗時的不均等位置。先就前 者而論，具有一定知識水準和高度書寫能力的作家，不論呈現自己或是他人 的戰爭經驗，比起後者－被採訪的實際參戰者，他們書寫的自由度與空間都 大很多。不過，也有可能因為如此，當時代不自由時，反而會讓作家在意外 在世界的干預，更小心翼翼的書寫他們的戰爭經驗，變成一種陳述的不完全 局面浮現。例如彭瑞金、莊嘉玲即在研究中指出50年代戰後第一代作家之所 以勤於寫作以本身日本經驗為題材的小說，表面上看來是控訴日本殖民統治 的暴虐，但實質上是「為了迂迴閃避白色恐怖的直接傷害」，不得已採取的 一種逃避現實的手法4。
親身經歷戰爭的作家，他們經驗陳述的不完全是因為時代的限制，那麼 同樣親身經歷戰爭的老兵，他們的陳述不完全則有可能是我們不瞭解他們，
不知道如何書寫他們的經驗。但是一旦他們突然講出與我們所受的教育的歷 史論述不合的記憶時（譬如《座談會記錄》裡親日、不見得厭惡戰爭的記憶）， 可能會驚慌失措的是我們當代人，例如研究小說中殖民地戰爭經驗的莊嘉玲 在一篇文章中就訝異於為何部份日本人、台籍日本兵所做的見證與戰後台灣 小說中的「集體記憶」有相當大的出入，因為前者所說的回憶與50年代台灣 小說家所傳達的戰爭經驗，最少在看待台灣人是否都是被日本人強迫參戰和 是否樂於接受皇民化的態度上，就存有相當大的差異5。對於莊嘉玲的訝異與 她對差異的不解，也正反映出即使是專門研究戰爭經驗的文學研究者，可能 也會採取一種將戰爭經驗／記憶化約成同質性，單一敘述模式的途徑理解，
4 彭瑞金，〈戰後台灣小說變貌的探索〉，《驅除迷霧，找回祖靈》（高雄：春暉出版社，
2000），頁311；莊嘉玲，《台灣小說殖民地戰爭經驗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國文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2），頁105。
5 莊嘉玲，〈文學見證的傷痕－談戰後小說中台籍日本兵的戰爭經驗及其意義〉，《台灣人 文》，07（台北，2002：12），頁17-18。
忽視了戰爭經驗／記憶下複雜的歷史脈絡。關於台籍日本兵的經驗陳述與戰 後官方歷史論述兩者間的差異性，周婉窈在一篇研究日本殖民教育與台灣人 民族國家認同的論文裡，就已經點出由於日本殖民教育的成功，使得戰爭期 間的台灣年輕人「甚至有可以將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截然分開而不生矛盾 的」6。所以對於當年參戰的台籍日本兵而言，身為一個漢族／原住民的台灣 人與作為一個日本國民前往戰場，本來彼此之間就是不相衝突的兩種認同。
因此，把文學作品與口述歷史放在同等地位比較，並不是要讓兩種書寫 中的戰爭經驗彼此互相「見證」，因為這兩種書寫從一開始就是在不同時空 脈絡下出現，敘述的位置並不均等。我們只能把這兩種書寫當成不同記錄戰 爭經驗／記憶的來源，相互補充，相互提示，而不是印證。
類似莊嘉玲的訝異與不解，並不是只會出現在文學研究者身上而已，在 歷史學者也有出現類似的情況。譬如在1991年完成一篇研究日本殖民末期對 台灣軍事動員體系論文，之後在1996年出版的歷史學者林繼文，他在1999年 參加思與言雜誌社舉辦的「台灣政治共同體」對談會時，就發言強調如果以 戰前日本人、台灣人，戰後本省人、外省人這樣的區分的話，他認為台灣人
／本省人是最沒有戰爭經驗的，即使說當時已經知道有不少台灣人曾在二戰 時被派往中國戰場，但是林繼文卻強調「台灣人是透過日本人去想像他自己 的戰爭經驗」。由於台灣人的戰爭經驗是想像得來，所以他認為相較之下，
戰後外省人的戰爭經驗就非常具體，非常「血淋淋」，但與來台外省人同輩 的60、70歲本省老先生的戰爭經驗則是「有一部份當然是他自己的，但大部 分只是感受到當時的時代氣氛而已」7。林繼文發言時的1999年，有關台籍日 本兵的口述歷史工作，如我們在第三章介紹的1995年時，鄭麗玲就已經出版
6 周婉窈，〈曖昧的台灣人－日本殖民統治與近代民族國家之認同〉，收在施梅珠編，《何 謂台灣？－近代台灣美術與文化認同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
頁260。
7 思與言雜誌社，〈台灣政治共同體座談會〉，《思與言》，37：03（台北，1999：09），
頁19-20。
了《台灣人日本兵的「戰爭經驗」》，可以說最少提供了部份社會中台灣人日 本兵的戰爭經驗，不能再說大部分是「想像」的。反而，在我看來，真正的 想像是林繼文認為台灣人戰爭經驗大部分是想像說法的想像。當然，此種想 像並非林繼文獨有，他的想像說法不過是反映了在台籍日本兵的戰爭經驗透 過口述歷史被挖掘出來之前，我們的社會已經透過種種族群主觀分類上認為 本省人、外省人應該有差異性的眼光，預先假設這些差異可能會出現在過去
（也有可能在現在）的生活史中，所以當研究者在成長的教育過程中，面對 國民黨政府官方歷史論述中，不斷提到以抗戰為主體的戰爭經驗時，發覺自 己的長輩沒有可以相對應官方歷史的戰爭經驗，但是外省人有時，或許就會 不自覺認為戰前台灣人是在「想像」戰爭經驗，而且這個想像的戰爭經驗是 構成戰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巨大鴻溝8。只是，如果戰前台灣人可 以透過日本人想像戰爭經驗，同理，戰後本省人應該也可以透過外省人想像 戰爭經驗，或是說想像外省人的戰爭經驗，如此的話，或許可以縮小鴻溝的 距離。但是我們社會中許多人可能不會如此想，而是預設地接受了戰爭經驗 是阻礙族群記憶溝通的原因之一，而且原因本身也有演進過程，是從早先認 為本省人沒有戰爭經驗，外省人有演進到本省人有，但與外省人的不同，因 此導致不同的認同。此種演進過程，其實正說明了我們社會早就把戰爭經驗 依據族群「本質化」了，貼上族群的標籤，所以第三，我們就要在以下回顧 戰爭記憶與認同部份。
在第五章，我們已經透過對戰爭記憶小說和外省人認同研究的討論，得 知戰爭經驗／記憶在目前台灣社會已經被兩個主要族群－以閩南人為主的 本省族群和外省族群，分別予以「認同化」，就是認為戰爭記憶形成族群認
8 林繼文整段話是說：「例如你跟家裡都被日本人殺光的老外省人講日本人統治台灣時其實 還蠻有秩序的，他沒有辦法接受的。很多類似的東西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巨大的 gap之間是確實存在的」；思與言雜誌社，〈台灣政治共同體座談會〉，《思與言》，37：
03，頁20。
筆者個人認為在這段話中，林繼文將外省人與統治者劃上等號。
同的基礎，因此屬於什麼族群的人就被認為應該要有那一種戰爭記憶。戰爭 記憶被吸納、建構成解嚴後台灣各別族群認同的一環，此種現象其實是提醒 所有研究族群認同的人要注意一個觀念上的轉折。
在以往，或者目前也還是如此，研究族群認同的專家學者，其實都把研 究的焦點放在瞭解一個族群認同形成的過程中，他們本身認同什麼？或者是 去問什麼事情刺激他們認同的成形？但是卻少有人問說族群認同的形成賴 以維繫的現實運作基礎是什麼？是哪些外在社會中的事物、觀念充當不斷支 持族群認同論述得以強化、合理化運作的基礎？如果依循前者，研究者是順 著族群的主觀想像去瞭解認同建構的基礎；如果依循後者，研究者則是藉著 觀察族群主觀的想像，思考他們認同運作的基礎。當然，讓族群主觀想像可 以運作的現實基礎有很多，本論文中的戰爭記憶，只能說其中之一。其他諸 如文化品味、學術傳統、政治選擇、居住區域等，有可能在現在還是在將來，
成為像戰爭記憶的詮釋一樣，作為運作的現實基礎之一。
原本研究者依循著被研究者主觀世界，瞭解他們的語言秩序，同情的理 解他們的思考脈絡是無可厚非，而且像這樣的參與式觀察也是許多人類學家 採用的研究方法。只是在現在台灣社會以本省人／外省人分類為主的族群認 同爭議，雖然在日常生活中隱而不顯，但是一旦牽涉到政治選擇、文化意識 時，就會像深海中的潛流，其衝擊力之大之廣的程面，讓人無法評估。所以 研究台灣的族群認同問題時，如果研究者過於依循被研究者的主觀世界，認 定被研究者的「論述」是無可質疑，真正反映外在世界族群差異的來源時，
可能不會對瞭解族群認同的本質有多大的幫助，反而被本質化。因此，個人 認為在探討台灣社會的族群認同問題時，有時不妨跳到每個族群自我認同論 述之外來思考，檢視一下他們描述族群差異的語言，仔細思考被描述的差異 的實質內容。就如同本論文著重以戰爭經驗／記憶為主體，探究戰爭經驗／
記憶在不同書寫中「再現」的面貌一樣，終究最終會發現不是戰爭決定我們 的認同面貌，而是我們的認同決定了戰爭的面貌。同理，從更廣泛的層面來 看，也可以說是從來不是歷史決定我們的認同面貌，而是我們的認同決定了
歷史面貌。
最後，第四是希望未來台灣學術界對於戰爭的研究能夠走出更多樣，多 層次的路線，脫離傳統的紀錄然後解釋模式，應該學習凝視戰爭對於個體與 集體的長久衝擊。另外，希望文學界在創作有關戰爭的文學作品時，不要再 拘泥於寫實主義的傳統，應該思考戰爭的多層面貌是否能以各種型式的文學 創作表現出來。
在本篇論文寫作期間，剛好也是美國與伊拉克之間的第二次波斯灣戰 爭，從開始到結束都歷歷在目的過程。在4月底，戰爭結束時，《新新聞週報》
的一位記者寫了一篇名為〈戰爭其實不曾遠離台灣……〉的封面故事。其中 提到從40年代的二次大戰、50年代的八二三砲戰、60年代的越戰到70、80年 代面對中國的戰爭威脅9，可以說目前在台灣成長、生活的人，從小到大沒有 一刻不面對戰爭的糾纏。雖然說這些戰爭並沒有全部發生在台灣，不過，戰 爭帶來的夢魘，或許就是之前講的認同，卻是縈繞台灣每一個世代，確實說 明了戰爭沒有離我們遠去，不論是在家庭裡，歷史課本裡還是電視中。
9 李朝陽，〈戰爭其實不曾遠離台灣……〉，《新新聞週報》，841（台北，2003：04），頁 3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