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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他的这一用人思想,是和变化的客观形势相适应的,也是可取的。

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天才无行,与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讦得到 了太宗的恩宠,因此他俩更是有恃无恐,任意弹射,不少大臣受到谴责,心 中愤然不平。魏徵认为告讦并非正直,进谗言只能是陷害大臣,也不是忠的 表现,即上谏太宗说:“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 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

《贞观政要》卷三。

《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

③《贞观政要》卷三。

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 乎!”

魏徵直言批评了唐太宗以告讦为正直、重用奸佞小人的错误做法,太 宗开始默然不语,后来觉得他说的有理,赐绢五百匹。

扬长避短是魏徵用人的一个卓越思想。他在奏疏中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这 一思想。“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舍其所短”

。金无足 赤,人无完人,每人都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魏徵主张“因其才以取之”,

要扬其长而避其短,不能因其短而掩其长。他的这一用人思想,祛除了求全 责备的弊病,拓宽了用人之路。

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也是魏徵的用人思想中的一个内容。他在奏疏中,

曾深入地谈论过这一问题,他说:“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 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

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

贞观三年,濮州 刺史庞相寿因贪污罪被罢免官职。相寿曾是秦王府幕僚,凭借这一关系,他 请求太宗宥免。太宗赐绢一百匹,还命他仍任旧职。魏徵知道后,立即进谏 说:“今以故旧私情,赦其贪浊,更加以恶赏,还令复任,然相寿性识未知 愧耻。幕府左右,其数众多,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

太宗欣然接受 了他的批评,改变了原来的做法。

魏徵反对重用宦官。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屡次以宦官充任使者,他 们回京后又妄加弹奏,常使太宗发怒。魏徵即上奏说:“阉竖虽微,狎近左 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无所虑,

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听后高兴地说:“非公,朕安得闻此言!”

魏徵在唐初已看到重用宦官的隐患,并劝太宗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表现了他 在用人方面的卓识远见。唐后期的宦官专权也恰好印证了他对宦官“为患特 深”的英明预言。

居安思危,善始慎终

魏徵在与唐太宗等人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

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 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

以斯而言,守成则难。”

这里,虽然魏徵对披坚执锐、出入生死的创业之难 估计不足,但分析守成之难却是鞭辟入里的。

魏徵认为,要守成帝业,使国家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居安思危。贞 观五年,太宗谈到虽然国内相安无事,四夷宾服,但自己仍“日慎一日,惟 惧不终”。魏徵则回答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魏徵熟谙历史,见历史上不少帝王都以居安忘危、骄奢怠惰,因而天下大乱,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五年。

《贞观政要》卷三。

《贞观政要》卷三。

《魏郑公谏录》卷一。

《魏郑公谏录》卷二。

《贞观政要》卷一。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五年。

因此在贞观六年与太宗谈论古代帝王兴衰时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 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

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

他认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是由于帝 王忘乎所以,无心政治,因而导致了国家的危亡与覆灭,以此提醒太宗,要 小心在意,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魏徵常以亡隋为借鉴,以说明居安思危的迫切性。贞观十一年(637),

他接连上疏,反复强调“以隋为戒”的重大意义。在奏疏中说:隋“统一寰 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土崩瓦解,原因何 在呢?是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因此他告诫太 宗“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并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为鉴,

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

思其所以亡,则存矣”。魏徵总结隋亡的教训,作为太宗治理国家的一面镜 子,以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诗经》所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几乎成为一条规律。魏徵明 了这一点,他在奏疏中说古代帝王“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 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原因何在呢?他解释说:“夫在殷忧,必竭诚以 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当志得意满之后,玩物丧志,骄奢淫逸。

因此,他特别告诫太宗“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他这种慎终如始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是保证帝业兴盛不衰的重要因素。

从善始慎终的政治思想出发,魏徵特别留意观察太宗政治上的变化,及 时提醒他注意。贞观六年,太宗与侍臣论安危之本,近来政事如何时,魏徵 认为政事不如贞观之初。他比较说:“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

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魏徵有的放矢,太宗听了 心悦诚服,拍手大笑说:“诚有是事。”

此后,魏徵还经常劝谏太宗要保持即位之初孜孜求治的思想作风。贞观 十一年(637)五月,他上疏说:“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 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批评了太宗政事不如贞观之初,并指出:

“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他列举了不 少太宗勉强从谏的事例,说明与贞观之初从谏如流的作风大不一样。太宗听 后很满意,褒奖他说:“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贞观十三年五月,魏徵乘太宗诏五品以上官上封事之机,全面地、系统 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上奏太宗,这就是著名的《十渐不克终 疏》。疏中列举了太宗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崇尚 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批评了太宗的 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太宗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对他说:

“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 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

遂赐黄金十斤、马二匹。

《贞观政要》卷一。

《贞观政要》卷一。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一年。

《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助成文治,名垂后世

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尽股肱之力,辅助太宗理政,已成为太宗的左手 右臂。魏徵建言行事,匡正朝政失误,助成贞观之治。太宗曾说:“贞观之 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

古之名臣,何以加也。”并亲手解下佩刀,赐予魏徵。

贞观十六年(642)七月,魏徵染病,卧床不起。太宗手诏慰劳,并说:

“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

魏徵不顾疾病在身,又上言数事,对太宗近来临朝时“常以至公为言,退而 行之,未免私辟”的言行不一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魏徵平素为官清正,生活 简朴,以至家无正堂。太宗下令停止营造小殿,用其木材为魏徵建造正堂。

建成后,又根据魏徵的好尚,赐给他素屏风、素被褥、几、杖等家物。

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徵病情恶化,太宗命一中郎将住在他家中,

及时通报病情,所赐药膳无数,中使相望于道。太宗与太子两次亲临病榻看 望,并而许将衡山公主下嫁给他儿子叔玉。十七日,魏徵病卒。时年六十四。

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陪葬昭陵。安葬时,其妻裴氏遵照魏徵的夙 愿,以布车载着灵柩。太宗悲恸之极,登苑西楼望丧痛哭,还诏令百官送丧 至郊外。并亲自撰写碑文,亲笔书写。他思念魏徵不已,对侍臣说:“人以 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 徵没,朕亡一镜矣!”

太宗论定功臣,魏徵得以图像于凌烟阁。他望着魏徵 画像思绪万千,遂吟诗曰:

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

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③

太宗对魏徵的特殊礼遇与尊宠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嫉,经魂徵举荐入相的 杜正伦、侯君集或以罪被黜免,或以叛逆受诛,因指摘魏徵有朋党;又扬言 魏徵将前后谏诤之语抄录给史官褚遂良,太宗信以为真,很不满意,遂终止 了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事,并下令推倒了亲自书写的纪念碑。

直到贞观十 九年(645),太宗亲征高丽,战士死伤数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他深 深悔恨这一举动,不禁慨然叹息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于是 立命驰驿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又重立纪念碑。

魏徵是唐初卓越的政治家,他刚正不阿,素以有胆有识、犯颜直谏而著 称,辅弼唐太宗拨乱反正,以成贞观之治。太宗曾说:“为政者岂待尧、舜 之君,龙益之佐,自我驱使魏徵,天下乂安,边境无事,时和岁稔,其忠益 如此。”

史家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他“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 阿权幸,中不移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这并 非是谀美之辞。魏徵的名字与贞观之治将同垂于青史。

魏徵是唐初卓越的政治家,他刚正不阿,素以有胆有识、犯颜直谏而著 称,辅弼唐太宗拨乱反正,以成贞观之治。太宗曾说:“为政者岂待尧、舜 之君,龙益之佐,自我驱使魏徵,天下乂安,边境无事,时和岁稔,其忠益 如此。”

史家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他“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 阿权幸,中不移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这并 非是谀美之辞。魏徵的名字与贞观之治将同垂于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