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翼贊會文化部發表於 1940 年 1 月的「地方文化新建設的理念與當前的 方策」，強調在全體國民的基礎之上，振興地方文化，其要項為1.尊重鄉土傳統 與地方特殊性、2.昂揚鄉土愛與公共精神，發揚集體主義文化，確立地域性的 生活協同體、3.矯正文化發展的地域不均衡現象，促使中央文化的健全與地方 文化的充實，以及兩者的均衡交流51。站在官方的角度，這項政策自然是想深 入動員地方的活力與生產力，以吸納戰時的精神與物質需求。但對於台灣作家 而言，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時機，透過發揚地方文化，暗寓地方文化動能。
也可以說，這時的台灣日語文壇，因為在政策的推動下加快在台日人作家，與 台人作家的整併，乃至於競爭的態勢52。
51 參吳密察，〈《民俗台灣》發刊的時代背景及其性質〉，頁 66。
52 參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2009 年），頁 368-369。
張文環曾在1940 年時指出中央文壇因面臨發展的困難而欲向地方取經。他 說：「筆者認為這個傾向的發端，應該是從打出農民文學口號的時候就開始了 吧。另外又因為日本現在正在戰爭期間。在這個興亞的大業之下，當然中央文 壇也不能像是過往一樣的畫地自限。筆者覺得為了擴充文壇，中央自然也開始 醞釀一種接納地方的氣息。」53而西川滿於1939 年時已在〈新體制下的外地文 化〉（〈新體制下の外地文化〉）中指出：「萬事皆為新體制，外地文化往後也會 得到正當的評價，該助長的予以助長，或予以根絕，我們將會看到前所未有的 活潑發展。」西川欲利用國策推動深植地方文化的面向，藉以實踐屬於自己的南 方文學憧憬。他於該文結尾處說：「總而言之，在新體制下，身處外地的文化人，
千萬不要錯失這千載難逢的良機，在文化方面率先效忠大政才是」54。
台灣的日語文壇可因作家的出身背景而分成兩組社群，一是以在台日人為 主的文化人士，另一是以台灣日語作家為主。在「糞寫實主義」論戰發生之前，
關於台灣文壇的評論，常見同時以這兩組社群中的重要作家為內容的文章。也 就是說，原先在島田謹二論述中，分屬「殖民地文學」、「外地文學」定義下的 台、日作家，隨著台人日語文學的深化發展，日漸被統合發展為一個整體，指 向以日語為主的文壇。原先在「台灣文學」與「外地文學」間的細縫55，因寫 作語言的通同而被同一討論，掩飾掉原先區分彼此的身分差異。這是島田的文 學史論述在後續發展上，第一個面臨到的變化。
53 參張文環，〈關於台灣文學的將來〉（〈台湾文學の将来に就いて〉），《台灣藝術》1 卷 1 期（1940 年 3 月 4 日），中譯出處見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
第二冊，頁464。
54 參西川滿，〈新體制下的外地文化〉，原刊《臺灣時報》第 258 期（1940 年 12 月 1 日），
中譯出處見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頁47。另外，
在更早的時候，西川滿業已透露對於建設南方文化的期待。他說：「日本不久就要以台灣 為中心往南伸展了，吾人若沒有深度的自覺而來從事文藝的事業，以後將要以什麼樣的 面目面對後代子孫？而我們的天職，便是使得華麗島文藝像南方的婆娑之洋，如聳天而 立的巨峰。」見西川滿〈台灣文藝界的展望〉（〈台灣文藝界の展望〉），原刊《台灣時報》
第230 期（1939 年 1 月 1 日），中譯出處請參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 誌篇）》第二冊，頁344。
55 如西川滿〈台灣文藝界的展望〉一文中，除了討論在台日人作家的作品，也點評不少台 灣日語作家，如楊雲萍、黃得時、龍瑛宗、楊逵、呂赫若、張文環、翁鬧等台灣作家，
並對他們的作品表示期待。原刊於《臺灣時報》第230 期（1939 年 1 月 1 日）。另關於 此一時期台灣（日語）文壇的編整，使外地文學與台灣文學定義交混，至1941 年後已經 混用。可參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頁144-146。
另外，從地方文壇與中央文壇之間的關聯來看，地方文壇從其文學題材來 說，似乎只是一個作為遙遠趣味的「異國情調」而存在的地方56，但如此一來 外地文學要如何自治？因此在「糞寫實主義」論爭之前，台灣文壇對「異國情 調」亦有過辯論。同時，也可見島田謹二外地文學指涉中的「異國情調」在此 時得到回響57。
有關「異國情調」的討論，是殖民地文學終須克服的寫作難題，是台、日 作家在文壇基盤重整時，必須面對的重要議程58。書寫外地生活是否過於「異 國情調」的問題，可以說是因殖民地作家使用「國語」寫作，以至於位居中央 的讀者成為一個無法避免的預期受眾。因此，對於居住於殖民地者而言並不稀 奇的描寫，卻可能吸引遠在「本土」的讀者。對外地的描寫若越深入，就越無 法避免成為「本土」讀者預期的「異國情調」。是以出現在台灣文壇的「異國情 調」的討論者，多看出了「異國情調」與「寫實主義」相互糾葛的兩面性。
然而，島田謹二指出「異國情調」並非娛樂內地讀者的，屬於舊型的印象 主義式的異國情調，而是要能以精細而客觀的作家之眼，找出外地人民已麻痺 的感覺，捕捉外地風土、外地生活者的心情，著重於對人物內心的刻劃59。也 就是，外地文學者如要克服心中預想的中央文壇，更應該將寫作重心專注於殖 民地。附加一提，雖然島田的論述是以在台日人為其預設讀者，不過他的文學 意見還是被台人作家、在台日人所共同援引，激發對話。
龍瑛宗即直接指出「異國情調」不是外地文學中最主要的要件：「雖然我們 要求外地文學的氣質只要具有異國情調，但我認為它到底不是主體的條件而是
56 這可從島田謹二在〈明治時代內地文學中的台灣〉一文可知，島田謹二提及台灣之所以 成為明治時期日本作家筆下的素材，主要是因為台灣乃日本第一個海外殖民地，是時人 關注的焦點。而自日露戰爭之後，日本人又將眼光北移。頁368。
57 在此指的是〈佐藤春夫的〈女誡扇綺譚〉〉（1939）、〈外地文學研究的現狀〉（1940）。而 島田在〈台灣的文學的過去、現在未來〉一文中更具體的指出：「融合 exoticism 和心理 的現實主義渾融為一體，才會成為萬人肯定的大文學。那時，此地的生活的文藝解釋才 能真正成立。」則登載於《文藝台灣》2 卷 2 期（1941 年 5 月 20 日）。
58 橋本恭子亦指出：「進入 1940 年代以後，『外地文學』和『台灣文學』變成指示同一概念，
『外地文學的附屬品就是異國情調』（案：出自濱田隼雄〈台灣文學の春に寄せて〉，《台 灣日報》（1943 年 3 月 8 日））它作為『台灣文學』的一個要素受到不管是本島人或是內 地人的廣泛認知，並且也招致了40 年代牽涉廣泛的『異國情調』批判。」見橋本恭子，〈島 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頁165。
59 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頁 26。
附帶的條件。」龍在此將寫作出發點放在寫作的本質，而不刻意突顯異國情調 的問題。他指出：「所謂外地文學的主體是生活的文學。探討外地的人們與自然 之應有的狀態與相關關係，是重要的課題。而且與本土文學相形之下，前者較 複雜與奇異亦屬自然，異國情調只不過是次要的問題。」此一說法與島田謹二 對於外地文學的看法相近，也就是異國情調不是外地文學最為重要的要素，關 鍵點在於搭配、掌握外地人的心理感受，無須因為異國情調問題而多做解釋。
此外，龍瑛宗注意到作為殖民地的作家其感受必定與本土者有所差異，因此所 謂的「本土」，反而更可能是「異國情調」的來源：
對永久居住在外地的人而言，與本土相形之下而突顯出特異的自然與社 會，已使異國情調的概念改變，尤其是出生在外地而不知本土者，不僅 不會感覺是異國情調，甚至反將本土視作異國情調也說不定。60
黃得時則在〈台灣文壇建設論─地方文化的確立〉61中批評異國情調文 學如果只是處理建築、風俗之異，那麼其表現只停留於表相之美。他表示：「也 就是說異國情調的東西，例如紅色屋頂的廟、或是城隍爺的祭典、媽祖的祭典，
因為大都選擇這樣的東西，雖然外表上看起來非常地美又稀有，但是比較沒有 深深打動人心的潛力。」批判流於表淺的異國情調書寫。
而中村哲在〈外地文學的課題〉一文中，在文題上呼應了島田謹二〈外地 文學研究的現狀〉一文，但是在討論內涵上模糊了外地文學與殖民地文學的界 線。他以為：
外地文學誕生的時期，最重要的是寫實主義的精神。……如果追尋寫實 主義，而結果使其創作被評為異國情調的話，就不是作家的責任了。所
60 引文及前述意見出自龍瑛宗著，林至潔譯，〈台灣文學的展望〉（台灣文學の展望），原刊 於《大阪昭日新聞》台灣版（1941 年 2 月 2 日）。現收於龍瑛宗著，陳千武、林至潔、
葉笛譯，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中文卷5）（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年）頁80。
61 參黃得時，〈台灣文壇建設論〉，《台灣文學》（1941 年 9 月）。黃得時此一文章皆在島田 謹二發表〈台灣に於ける文學について〉〈台灣の文學的過現未〉之後，可以說兩人對於 寫實主義文學的期待，是相近的。參黃得時，〈台灣文壇建設論〉，現收於黃英哲主編，《日 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頁166。
謂異國情調，多半指的是第三者對該作品所持的印象。……但此種異國 情調並非作家故意著力的結果，而是從其真摯的描寫精神中自然流露的
謂異國情調，多半指的是第三者對該作品所持的印象。……但此種異國 情調並非作家故意著力的結果，而是從其真摯的描寫精神中自然流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