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ssbaum引用Aristophanes寫於西元前423年的《雲》（The Clouds），該齣 喜劇描寫當時的舊式教育在於教導年輕公民欣然接受城邦的傳統價值，並且從不 讓年輕人去質疑這一套傳統價值。由於Socrates不接受任何既定權威，他只相信 理性，甚至對於希臘諸神的意旨與命令都要求必須給出有道理的解釋，這樣的態 度自然讓他被當成舊式教育的最大反對者。也正因如此，在《雲》中的Socrates 被Aristophanes戲謔成一個怪異且惡名昭彰的傢伙，年輕人在他的「思想學院」
（Think-Academy）中只會學到如何為毆打父母找一堆詭辯的藉口而已。有關 Socrates被控「褻瀆神明；毒害青年」以及最後處死的經過，這個故事或許可以 說明發生在Socrates身上的「道德運氣」問題。7 Nussbaum認為，我們應該學習 以批判的態度面對「自我與自身傳統」，唯有具備這樣的能力，我們才有機會過 有意義的人生。
二、 不僅僅只是將自己歸屬於某一個特殊地區或群體的公民而 已，同時，任何個體均應清楚認識自身早已透過交互肯認與 人際關懷，而將所有人類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自己必須轉而 成為全球社會的公民
Nussbaum藉由犬儒主義（Cynicism）與斯多葛學派（Stoicism）等古典哲學 思想來闡述此一能力內涵。所謂犬儒主義，意味著某種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它最 早出現於西元前五世紀的雅典社會。它雖然代表一種蔑視世俗成規的態度，或者 是一種玩世不恭、憤世嫉俗的傾向（Bewes, 1997），不過，Nussbaum認為，犬
7 我所以用「或許」一詞來說明加諸Socrates身上的不幸，這是因為Socrates在《申辯篇》
（Apology）中對各種控訴的辯護，即已充分展現「理智之德的最高境界，即所謂思中 之思」，而這正體現著「至高善」與「幸福」。就過程來看，「道德運氣」的影響是存 在的，但是，就實踐的結果來看，Socrates則是排除或降低了「道德運氣」可能產生的 影響。
儒學者的行為或許荒誕，但是諸如Diogenes「我是世界公民」（I am a citizen of world）的說法，則有助於我們探索什麼樣的生活對全人類而言才是有意義的。
也就在說，理解犬儒主義的相關論述會有助於我們掌握斯多葛學派之哲學主張。
其實，與「世界公民」相關的“cosmopolitan”一詞，它最早便是由斯多葛學派所 提出的，它的意思是「世界公民」，例如：Aurelius曾說，「不管人們寄寓何 處，這是沒有任何差別的。我們應該如此設想：無論如何，我們是住在世界之中 的公民」，它所指涉的是每一個人對所有人類應有的關懷與責任，而非侷限在某 個特定區域的認同而已（王俊斌，2010c）。換言之，對於「道德運氣」因素所 造成的不幸，當我們能夠採取「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立場，將自己 與所有人類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也就是能排除他人所面臨的「道德運氣」障礙，
此即為「能力取向」正義觀的道德動力根源。
三、 與前述兩種能力有著緊密關聯的「敘事性想像」（narrative imagination）能力
就第三個能力而言，Nussbaum認為，除了必要的知識基礎外，要能夠成 為「世界公民」自然要培養人們豐富想像的同理能力。透過這樣的能力，人們 才不會僅注意差異，而將他人看成是異類。基於「善」是脆弱的，若能嘗試透 過文學小說討論來培養同情心與關懷他人的能力，也才能儘可能避免對他人不 幸的冷漠或加諸他人身上的殘忍行為。如同她引述了Aristotle《創作學》（The Poetics，或譯為《詩學》）第九章的說法，文學所能帶給我們的「不是已經發生 的事情，而是事情會怎麼發生的」，亦即，透過文學閱讀所開啟的想像力，這才 能真正讓我們學著體會不同的生命境遇。如同像是在她的《愛的知識》（Love’s Knowledge）這本極著名的著作之中，她認為文學的本質是具有哲學性的，也就 是我們的閱讀是可以透過一種亞里斯多德式提問（Aristotelian question）來思考
「人應該如何生活？」之問題。就以她對Dickens《艱難時代》（Hard Times）的 閱讀為例，她並未從哲學論證的角度來批判理性思維邏輯，而是藉由文學想像 的過程來體會故事主角Gradgrind錯將自己認定的「善」等同於「至高善」之謬 誤：
Gradgrind在面對所有學生時說道：「現在，我要的就是對真相的實事 求是。我唯一要教你們的，無他，唯真相而已。我們的一生應以追求 真相為目的，其他只是過眼雲煙罷了！……我不但以此來教導我自己 的孩子，現在我也要把此一原則教給你們。」……。在談完自已的觀 點後，他問道：「第20號女學生，妳叫什麼名字？」女學生怯生生地 站起來回答道：「先生，我是Sissy Jupe」。Gradgrind斥責道：「怎麼 會有人用這樣的名字，妳應該是稱自己Cecilia，而不是Sissy」。女學生 答道：「可是我父親都這樣叫我」。Gradgrind更生氣道：「妳的父親 是不清楚該有的分寸嗎，Cecilia Jupe，回去告訴妳的父親他不應再如此 稱呼妳，妳告訴我，他是做什麼的？」……Gradgrind接著說道：「很 好，我的目的就是要訓練大家能夠實事求是，唯有藉由數理與科學證 據得出的真相，這才能經得起考驗，這種真相也方是偉大的……。」
（Dickens, 2001, pp. 1-4）
讀完Dickens這一段文字，或許會有許多想法浮現，像是為要學生在教室中 僅以座號代碼來叫喚學生？為什麼要以學生有個粗鄙的名字來汙名化她及其父 親？為何教育的目的就在於追求如科學一般的客觀真相？……。顯然，透過絕 對善（absolute goodness）的追求（也就是擇善固執），人才有可能拒絕惡的 誘惑，並避免再次犯下不幸的錯誤（White, 2010, pp. 13-33）。然而，問題卻在 於Gradgrind將個人堅信的價值直接等同於「絕對善」，而在他的眼中，人只是 理性算計的對象，而不把人本身當成目的，這樣的偏執態度便使其欠缺對他人 處境的體恤與應用尊重。因此，當我們在探索真理與幸福生活的可能意涵時，
Nussbaum主張文學是可以扮演某種角色的，而且小說與倫理學兩者根本是可 以連結在一起（Nussbaum, 1990, p. 228）。亦即，透過文學文本的敘事想像，
Nussbaum認為，唯有正視「善」的脆弱性，才能保有人性豐富性的最大可能 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