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與閱聽者之間存在著「刺激」與「反應」的關係，作品藉由文字表 述傳遞內容信息，再經過閱聽者解讀理解，內化為自身心理效應，然這不代表閱聽 者必須概括承受來自作品的信息，對於作品，他不再處於被動位置，而是具備選擇 閱聽與是否接收文本信息的主動性，擁有拒絕與選擇的權利。因此，作品欲使其被
浦安迪（美，Andrew.H Plaks，-），《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00.0），頁。
閱聽，則必須召喚人們閱讀興趣，整個訊息交流的過程才可能發生，即作品是傳遞 者，也是接收者；閱聽者為接收者，亦為參與者。由是觀之，「刺激」與「反應」
的關係並非單向運行，而是雙向循環模式，文本訊息乃藉作品與閱聽兩者協力而致 之。
於作品如何引發閱讀興趣？關鍵在於能否符應民眾審美經驗。閱聽者內在存著 一種衡量與取捨的標準，驅使其對於作品產生選擇，這不僅發自於本身心理需求，
同時與所處的生活環境脫離不了關係。意即人們運用過往經驗所凝聚成的心理內 容，以作為衡量、區分與取捨事物的參照模式，而人與社會息息相關，其本身所處 的社會生活與文化環境，自然會影響個人面對事物的價值判斷。當其作用於閱讀活 動之間時，不僅使得社會文化對於群眾心理產生影響，同時支配作品與閱聽者之間 所存在的刺激和反應關係。
在早期，歌仔冊的敷唱場所經常是在寺廟廣場、市場間與田間小路中，只要 民眾聚集之處便可見到歌仔仙敷唱歌仔，它是極為貼近群眾的文學載體，也因為如 此，其閱聽者身份便離不開販夫走卒之人，他們身處社會底層，對於社會各種壓迫 力量感受尤為深刻，而欺壓來源正是處於社會上層的統治者（其代表為日警）及大 資本家，更何況，低下階層面對社會壓力往往無能抵抗，使得其對於勇於侵犯統治 階級的人與事蹟產生敏感且有著極大興趣。
廖添丁多次犯下重大搶案，由於其偷盜搶劫對象為富商大賈，甚至警察亦成犯 案目標，此在當時引起政府極大的關注，報章屢屢刊登相關新聞，警方動員大量人 力進行追捕。傳媒大肆報導與警方嚴密追捕行動，使得群眾對於廖添丁產生好奇，
進而注意相關事件發展。但是日治時期，一般民眾識字率不高，受限於自身教育水 準，他們無法自行於報章雜誌與書籍等書面載體中汲取所需知識，口耳相傳便成為 重要傳播媒介，透過那些受過教育的人以口語解說方式，將生活訊息與知識傳達給 民眾，使民眾得以獲取生活所需的各種資訊，而社會中發生的重大新聞事件，尤為 吸引人民關注目光，故那些編自新聞事件的歌仔冊，便擔任廣大人民攫獲資訊與知 識重要來源，組構成一種社會教育系統，使民眾與社會脈動接軌，理解自身周遭環 境事件，產生思考情感作用。
因此，當彈唱者傳唱廖添丁相關故事時，所有聽眾是隨著故事內容而牽動心中 一切情緒。當他與張富共謀犯案，飛簷走壁，人們敬佩他身手矯健、武藝高強；而 被推入水中，千鈞一髮之際，又不禁為之捏把冷汗；其在日警嚴密搜捕下往往全身 而退，聽眾怎能不鼓掌稱快，一吐長期受欺壓之氣憤；又搶劫富商、接濟貧苦，使
身處困苦之聽眾滿足想望、燃起希望，亦是情感的抒解；最後壞人受到報應，窮困 潦倒，疾病纏身，滿足民眾心中「惡有惡報」的觀念。可見，《義賊廖添丁歌》所 敷講內容，滿足廣大聽眾內心需求，人們隨著主角事蹟或喜或樂、又怨又憎，所有 在現實世界不能成真的部分，在歌仔冊中都借主角而實踐，廖添丁成為被壓迫階層 的代言者，替人民完成心中想為卻不敢為的部分，擔負起群眾抒情的管道。
在歌仔冊內容中，與日警周旋和劫富濟貧是廖添丁敘事中相當重要的部分，日 警代表著殖民政府，被搶劫的富商則是當時依憑殖民政府而有錢有勢的台人，這些 人屬於統治階級，佔有極大社會資源，對當時貧苦大眾而言，如此利益分配不均，
正是他們困苦生活的根源，因此，當他們聽到廖添丁相關敘事，如：令日警束手無 策；將搶自富商的錢財援助貧苦之人。凡此種種，無不引起群眾內心的情感，廖添 丁的事蹟似乎帶來一絲曙光，撫慰民眾面對社會不公義所產生的無助感，使人民感 覺到俠盜可以實踐社會公理，進而產生心理想望。霍布斯邦即論道：
盜匪是一種較為原始的組織化的社會抗議形式，或許是我們所知的最原始形 式。無論如何許多社會中的窮人的確如此認定。所以他們保護盜匪、視盜匪 為他們的鬥士、將盜匪理想化成為一個神話。
視盜匪為他們的鬥士，即是將盜匪視為替廣大受壓迫的階層爭取正義公理、反 抗壓迫的代表，亦為人民自身心理的投射。人民將自身所不敢、不能做的行為寄望 於盜匪身上，盜匪的所作所為正是人民自身心靈深層的反抗強權的衝動欲望，藉由 盜匪，人民得到心理上的抒發與慰藉。當歌者傳唱廖添丁與日警周旋的情節，或將 日警撂倒於地；或在嚴密偵察、緝捕之下從容脫逃，以聽眾角度觀之，這無疑地提 供撫慰其內心不平之作用，使其獲致心理補償，故進而將盜匪人物的不法行為轉化 為正義。
因此《義賊廖添丁歌》形塑出的俠盜形象，雖然其行事作為不完全合乎傳統 道德，但由於深切地符應民眾內在情感，切中內心對理想生活的渴望，使得俠盜敘 事，為閱讀者普遍接納，甚至給予崇敬。如龔鵬程所言：
崇拜俠的人，並不是因為俠有什麼值得仰慕之處而崇敬他，而是由於內在有 某種道德的需求，才會將俠神話化，形成迷思。這種道德的需求，可能即是 人在政治社會方面對正義與公道的渴望。0
艾瑞克‧霍布斯邦著（Eric Hobsbawm，-），楊德睿譯《原始的叛亂：十九至二十世紀社會運動的古 樸形式》（臺北市：麥田出版，），頁。
0 龔鵬程，《俠的精神文化史論》（臺北市：風雲時代，00），頁0。
正義公道是人面對社會生活的基本要求，俠為公眾主持正義、維護公理，此作 為無疑具備心理撫慰功能。當歌仔冊將廖添丁塑形成充滿俠意味的人物，無形中滿 足貧苦群眾心靈欲念，因為整體社會文化所產生的壓迫，群眾們有著極深的無力感 與無助感，人民期盼正義公理能夠實現，故廖添丁的違法亂紀便成為一種不法的正 義，促使民眾支持與崇拜此類盜匪人物。
藉由歌仔冊傳唱與閱聽，民眾個人情感與意識進行再內化和再結構化過程，群 眾透過閱聽敘事文本內容，結合本身得自社會生活的心理情感，建構出評斷廖添丁 行事作為所需要之感知模組，這是基奠於廣大人民反抗強權的情緒上。民眾透過歌 仔冊，抒解得自生活壓力的不滿，將之視為心靈寄託與抒解的管道，因此衍生出人 們對廖添丁的認知和崇拜心理。胡萬川提及：
廖添丁偷大戶的事情，在以貧苦大眾為主的民眾想像中漸漸的就會加上濟貧 苦的情節。而日本警察追緝不到，在口耳相傳之下，就可能會被轉化為武功 高強敢與強權（日本人）對抗的行徑。
廖添丁的事蹟所以能引起群眾注意，並廣泛流傳於坊間，原因在於他帶給貧苦 大眾一種想望，讓人民期待自己某天亦能得到廖添丁的救助，脫離自身苦難，而廖 添丁屢屢逃脫日警嚴密緝捕，令官方頭痛不已的行為，更讓民眾認為其勇於對抗強 權，為之欽佩、崇敬，職此之故，廖添丁是群眾面對社會困境的寄託與渴望，具備 濃厚社會實踐意味，反映出當時民眾心靈需求。故其義賊形象認同顯現著群眾情感 意念與群體認知集合形式，並內化為自身適應社會生活的生存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