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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過去20年臺灣高教治理多反映市場治理邏輯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可發現,我國高教改革的問題並非是政府政策工具箱的選 項不夠,更大的隱憂是,政府多習慣性依賴權威型政策工具作為改革高教的手 段。Howlett(2009)強調,政策工具的選擇必須配合政府能力和當時政策脈絡 的特性,才能發揮政策工具預期的效用。詳細而論,當政策次級系統的複雜程度 低(亦即行動者的種類與數量均少)且國家能力強(亦即有足夠的資源進行管 理)時,適合採用規制、直接提供服務、命令性等呈現強制性的政策工具;但若 國家能力弱,則應視情況採用混合性政策工具,像是補貼、稅收、契約等。另 外,當政策次級系統的複雜程度高且國家能力強時,比較適合使用具有市場競爭 導向的自願性政策工具;但若國家能力偏弱,政府則應倚賴家庭與社會等自願性 組織政策工具。回顧我國的狀況,自1990年代高教機構開放以來,數量大幅增 加,涉及的行動者包含教師、學生、家長、企業雇主,不僅數量大且差異性大,

顯示政策系統日益複雜;此外,我國當前的財政資源也不若過去充裕。若依據 Howlett的理論反省我國現況,我國長期仰賴的權威性政策工具,比較適合用於 政策系統複雜程度低且國家能力強的脈絡,當前有減少使用的必要;相對地,應 多加使用自願型高的政策工具,如組織型工具。

二、我國高教治理的特性

(一)過去20年臺灣高教治理多反映市場治理邏輯

依據研究結果的分析可以發現(參見圖1,高教改革總計),臺灣在進行高 教改革時,多展現市場治理的邏輯。若進一步依據政策文本的來源分析,來自立 法部門的政策,例如:1994年和2005年的《大學法》修正案,相較於行政部門 的政策,例如:2001年的《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以及2013年《人才培育白皮 書》,有較為明顯的市場治理邏輯。其次,若從時間的發展來看,2000年之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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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治理邏輯運作的情況最明顯,其次為網絡治理;但2001年以後,採行法制治 理邏輯和法人治理的比例則明顯增加。再者,若針對改革議題進行分析,則發現 像是「建立大學評鑑制度」、「調整高教結構」、「追求卓越教育品質」這三項 改革,確實顯示市場邏輯。至於「高教國際化」則偏向網絡治理邏輯,「強化大 學自主」沒有明顯的治理邏輯特徵。

回顧臺灣的高教改革經驗,政府1990年代起仿效國際趨勢,高舉市場治理大 旗,期望透過引進新式政策工具,解決政府失靈(如教育機構績效不彰)的問 題,然而20年過去後,我國的高教改革仍然明顯存在著問題。就公共政策的觀點 而論,政策工具是連接政策目標與政策產出之間的中樞,是政府能否達成政策目 標的關鍵性手段。Howlett(2009)指出,環顧當前國際發展,不少國家紛紛從 法制治理、法人治理模式轉變為市場治理,在歐洲甚至呈現朝向網絡治理的趨 勢;治理模式的轉變,不僅影響著政府政策方案的目標設定,也牽動著政策工具 的選擇。然而,本研究的結果指出,我國高教改革雖呈現市場治理邏輯,但整體 而言仍習慣性地依賴權威以為政策執行的主要治理資源。

若從政策工具的性質來看,不同類型的政策工具仰賴不同的治理資源,因此 政府在選擇或設計政策工具時,多會依據其能夠掌握的最佳治理資源,作為選擇 政策工具的依據。依據理論反省臺灣,提醒政府在改革高教時不能偏愛特定類型 的政策工具,而應積極開發不同的治理資源,或是適當採用不同類型政策工具的 組合,將其擅長的治理資源配合其他類型政的策工具一起使用。此外,Howlett

(2011)亦表示,多數國家的發展經驗多少透露治理邏輯固著的現象。因此,政 府在選擇政策工具時,必須意識到治理邏輯和政策工具實際執行之間可能存在的 時間落差與成效落差。換句話說,治理模式的轉變並非一蹴可幾,教育改革亦難 單憑引進所謂的「新式」政策工具即可達成。

另外,每種治理模式都有其特殊之處與限制;舊的模式或制度一旦被取代或 揚棄之後,不應就此不屑一顧。Peters(1996)提醒對於治理有興趣的學者,必 須關注不同取徑之間的矛盾。例如:不同改革者雖採用相同的術語,但不代表彼 此敘述的是同一件事情,像是「消費者主義」和「選擇」,都是市場治理的重要 概念,兩者也都強調公民參與政策過程的角色,但是前者著重消費者於提供服務 的(準)市場中從事個別選擇的權利,後者則泛指政策過程所進行的集體式選擇

的權利。無論學術界或實務界,都有必要了解不同治理模式的假設與理論,以及 這些假定所能夠衍生的改革方案。

(二)我國政府在進行高教改革時,混合使用不同治理邏輯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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