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會三百多年來，在牛頓物理學典範的指引下，形成了重視成長、執迷於 效率、控制世界的欲望，並崇信邏輯和理性，偏向男性價值，忽略了生活潛在面向 的情感，這即是所謂的「A 型社會」（Type A society）（Russell and Evans, 1992:
105）。這一社會所形成的人格特質即「A 型人格」（Type A personality）重視效 率、成就、時間、競爭，或出人頭地（Ibid.: 104-105），這種偏執的人生態度或思 惟習慣即是西方傳統教育的主要特徵。
理性或知性只是人類認知方式之一，並非唯一或主要的途徑，當代存在主義哲 學大師海德格（M. Heidegger）（1976 年去世）即認為：從亞里斯多德、多瑪斯、
笛卡兒乃至當代的實證論及胡塞爾等思想，都以為知性是人的主要特色。「用海氏 的語言來表達，這些見解都以為理性認知是此有開顯的唯一或主要途徑」（項退 結，1989：78）。由此可知，行政學研究自威爾遜一百多年以來，在實證論的影響 下，過於重視理性分析的途徑，忽略或根本不理解直觀能力的重要性，的確有其西
方文化背景因素存在其中。此在東方文化偏重直觀能力的教育，顯現了兩種不同的 思惟方式，而東方文化的直觀思考目前在西方社會的高階層主管愈來愈為重視，尤 其是在因應複雜的、高度不確定的企業決策時，更為重要（Senge, 1990; Naisbitt and Aburdene, 1985）。
西方社會開始重視高階層管理人員直觀能力的培養，主要還是新物理學典範的 影響，理性已非唯一的認知途徑，直觀不但不影響科學的發現，反而是創造力的重 要來源（Russell and Evans, 1992）。尤其是自一九五○年以來，神經科學的研究，
發現人類的左右半腦各具有處理資訊的不同風格，以及觀察和思考的不同方式。
左半腦的特徵是著重語言文字的運用，是一種直線的（Linear）、分析的
（ Analytical ） 、 數 學 的 （ Mathematical ） 、 序 列 的 （ Sequential ） 、 邏 輯 的
（ Logical ） 、 計 算 的 （ Computational ） ； 而 右 半 腦 的 特 徵 則 是 非 線 性 的
（Nonlinear）、全觀性的（Holistic）、圖像的或格式塔的（Pictures or gestalts），7 若以 Bogen（1977）的述語來說，前者是大腦的「命題的面向」（Propositional side），以分類（Categories）和方法上的因果關係來思考，尋求瑣細的分析，而非 整體把握；後者則為大腦的「非命題的面向」（Apropositional hemisphere）。這種 區分，和方法學家 Michael Polanyi 所謂「命題的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
和「默會的知識」（Tacit knowledge）（Polanyi, 1966），一重語言文字，邏輯思 考；一重直覺思考，超越語言文字，頗有異曲同工；前者是知性的連續思考，後者 是情的飛躍思考。（張淑懿譯，1988：11）大部的人都居於邏輯型思考與直覺型思 考之間，前者在思考進行時有一定的程序可循，後者並不經過思考過程而是直接感 覺的心理活動。（同上）誠如 David Galin（1977）指出（Galin, 1977: 29）：
這種語言──分析的風格處理客觀世界極為有效。吾人現代的技術、生活水準
、與科學的成就大部份有賴於高度發展的、直線的、分析的方法。
這一偏重理性分析的思維方式，促使西方文化三百多年來科學技術卓越的成就，也 是人類文化三百多年來居於強勢的主流思維方式，雖然對人類的物質文明頗有貢 獻，但也帶來了嚴重的文化危機，使東方式重視直覺的、體悟的、非言傳的、陰性 的價值未能獲得平等相待，表現在行政管理上即為一種強調效率、生產力、控制體 系等價值，成為一種非人文或反人文的管理風格。
7 此一問題尚可參考蔡敦浩、方之光，〈決策、左右腦運用與管理教育〉，第四屆全國管 理教育研討論文，臺北，1992 年。
直觀思考的價值，十多年來在新物理學、演化生物學、認知心理學等學科均獲 得 相 當 的 重 視 ， 美 國 核 能 物 理 學 家 Jeremy W. Hayward 在 一 九 八 四 年 出 版 Perceiving Ordinary Magic: Science and Intuitive Wisdom 一書即對直觀思考賦予高度 的重視。目前有關直觀能力的培養亦在最近十年來，在心理學和行政學界亦予相當 的重視，在社會科學方法論上有了極大的重要啟示（Galin, 1977: 30）：
直觀特別擅長於理解各種關係的模式。這種思考方式能同時整合許多的投入（
Inputs），而非一次處理一件事，像分析的方式那樣連續性的處理。這對於許 多情境，其本質意義要由各要素之間整體關係模式所賦予，而非由其各要素本 身所賦予，特別重要。……資訊過程的全觀模式有助於彌縫各項漏洞；即使某 些片斷脫鉤，吾人也能感知此一模式。相反的，邏輯的、連續的模式無法跳過 各種鴻溝。因為我們通常是以不完整的資訊在此世界中操作，吾人極需具有認 知一般性模式的能力，並在目前的知識中跳過那些鴻溝。
從以上的說明可知，直觀思考與邏輯思考同等重要，它們是互補的而非互斥 的，過去行政學的理論建構，在方法上和社會科學其他學科一樣，都過於偏重理性 分析，這一現象到了本世紀七○年代有了重大的轉折，誠如 Hayward 所說，七○年 代超越了唯物主義（Materialism）和行為主義（Behaviorism），並超越了精神治療 家的病態的取向（Beyond the disease orientation of therapists），許多人並轉而朝向 東方傳統，尤其是印度教（Hinduism）和佛教（Buddhism）來尋找理解和體認世界 更大的領域（Hayward, 1984: 16）。因此，今後行政學的發展，吾人更應以批判的 態度來吸取西方的知識，不必盲從執著於那些理論，而應以更寬廣的文化視野，從 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吸取源源不絕的靈感，重新出發以建構適合我國社會人情的 新理論。
作為一位有創造力的管理人員，今後除了過去傳統教育所習得的數字、模型、
理性分析等邏輯思考外，尤應認識直覺思考的重要性，這種思維傾向的轉換或調整 相當重要。Gareth Morgan 在《駕御變遷的波浪》（Riding the Waves of Changes）
提出這樣的問題（Morgan, 1988: 54）：
如何鼓勵人們讓你的組織成為有彈性，面對問題，使你能有競爭性地接近一個 競爭的情境？你如何做呢？我認為那是關鍵的問題。過去，管理的才能與具備 特定的技術和能力相等同，現在則所涉及者不止這些。它愈來愈在於發展態度
、價值，與思惟傾向，使管理人員去面對、理解、並因應組織內外許許多多的
因素。
直覺能力的培養方法很多，例如階梯思考法，結合直覺與邏輯交互思考；團體 思考法又稱腦力激盪法（Brainstorming）等都是（張淑懿譯，1988：97-101）。此 外，尊重民間習俗及常識經驗，例如農漁民對颱風和地震的預測方法，均能作為直 覺思考的來源；還有中國的靜坐方法（Meditation skill）也是培養直覺能力的最佳 方法，例如《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上「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 皆空」這種觀照的功夫即是一種直覺能力。
中國儒家思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所說的不慮而知的良知，
不學而能的良能，雖愚夫愚婦亦能，此皆為吾人所謂的直覺。梁漱溟亦謂孔子所謂 仁，就是一種敏銳的直覺（梁漱溟，1968：126），它是非理智的、非打量計較的 心理狀態，極有活氣而穩靜平衡的一個狀態。（同上）《莊子》：「聖人之心靜 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天道篇〉）。又說：「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 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應帝王篇〉）。這些話都充份顯示東方文 化擅長直覺思考的方法，這也是羅素所謂的「內容真理」（Intentional truth），以 實踐的功夫來體認真理的意涵，這種真理是有其深度和強度的，隨著功夫的加深，
體 會 也 愈 深 ， 愈 難 以 用 語 言 文 字 來 表 述 ， 有 別 於 西 方 人 的 「 外 延 真 理 」
（Extentional truth）。
有創造力的管理人員允宜向中國傳統思想尋找靈感，培養直觀思考的能力和理 性思辨的能力，相輔相成，以臻於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