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8 世紀的旺代地區，政治權力是與教區及經濟關係分不開的。首先，
神職人員本就在地方擔任重要的角色，不僅掌控了人口的狀況，也是地方傳播 工具——教堂與鐘的使用者。雖然下層的神職人員本身並不兼任地方行政官 員，但是這些神職人員卻又是政令傳達最末稍的工具，因此，對於地方行政官 員來說，地方神職人員，特別是教區的主教，往往都會影響這些行政官員的派 任與其職務的執行88。而地方政治的掌控者，除了能夠在精神層面影響群眾的 神職人員外，中產階級也是地方政治的主角。對旺代大部分的居民而言，他們 沒有政治生活，不僅因為他們可能沒有身份地位(如佃農或資產不足)，也是因 為他們沒有受過教育。
在舊制度底下，能夠受教育的，除了貴族、富人之外，主要還是神職人員
86 “S’ils rencontraient sur le champ de combat une croix ou une chapelle, tous tombaient, à genoux et disaient leur prière sous la mitraille; le rosaire fini, ceux qui restaient se relevaient et se ruaient sur l'énnemi.” Victor Hugo,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Quatre-vingt-Treize, Troisième partie, Livre Premier, V.
http://www.gutenberg.org/etext/9645, 擷取日期：2008 年 6 月 30 日。
87 David Andres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p. 21.
88 Yves Marie Bercé, History of Peasant Revolts: The Social Origins of Rebellion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p. 7-8.
所要培養的小孩。一般上課的地點，都在修道院中，不然就是在教堂裡，目的 以培訓神職人員為主。89雖然在 18 世紀後期，有些城市已經有公設的學校，
以及私人捐贈專門讓窮人小孩就讀的學校，不過教會學校的勢力依舊相當龐 大，一方面是時人認為神職人員學識與品德都值得信賴(當時以耶穌會的學校 為主)90，一方面也是窮人學校的就讀率不高(問題並非出在學費上，而是少一 個人負擔家計)。
貧富差距的嚴重性日益增加，富有中產階級商人有能力讓自己的小孩接受 教育，在神職人員家中讀書學習91，而農民的小孩卻從小就要在田裡幫忙工 作，沒有讀書識字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掌握地方政治實力者，當非中 產階級莫屬。他們不僅受過教育(不論受教育的程度為何，與不識字的農民相 比，依舊高出許多)，還掌握了經濟實力，行政首長、參事、書記、地方法官 及其他文職官員，通常都由這一批人擔任92。更有甚者，培訓本堂神父的接班 人，其中一個來源也是中產階級的子女。加以在舊制度下，旺代隸屬的普瓦提 耶財政區，其管轄地區不小，首府距旺代頗遠，也讓旺代的行政機關權力較大。
如此一來，旺代的地方政治權力，大抵由中產階級所掌控。
由法國大革命給人粗淺的印象，認為中產階級從大革命發生前，就是站在 反對王權的一邊，最後甚至在大革命發生後主導處決國王的角色，那是以偏蓋 全的。在舊制度時期，做為地方政治權力的擁有者，這些中產階級是效忠王權 的。透過榮耀王室的節日，或者慶祝國王對外戰爭的勝利等，他們所舉辦的慶 典與遊行，不但顯示對王權的效忠，也對群眾宣示自己是王權在地方的正式代 表93。擔任官員與舉辦政治活動，無非是希望自己能夠在社會流動中，從一般
89 Philippe Ariès, 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3), pp. 187-189.
90 Philippe Ariès, 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 p. 191.
91 Philippe Ariès, 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 p. 190.
92 Yves Marie Bercé, History of Peasant Revolts: The Social Origins of Rebellion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 7.
93 Yves Marie Bercé, History of Peasant Revolts: The Social Origins of Rebellion in Early
的中產階級，向上攀升。而依當時的社會結構，雖然中產階級掌握經濟地位，
但只有國王有權力能在身份上，給予不同的政治地位。雖然在旺代戰爭中，中 產階級及以他們為主的地方官員，多站在反對旺代叛亂的立場，但不能以此指 其支持革命，或反對旺代反抗軍所抬出的「上帝與國王」(Dieu et le Roi)大旗。
不論旺代的政治立場為何，處在下層的農民，並沒有參與政治活動的機 會。他們唯一關於政治消息的管道，就是本堂神父在講道中，所順便傳達的資 訊。也因為沒有參與政治的機會，農民便永遠成為受壓迫的對象。領主、神職 人員與地方官員，他們都與農民有關係。領主要求收成、神職人員有什一稅、
地方官員依據人口徵稅，使得農民的負擔在法國大革命前，只有加重而沒有減 輕94。雖然當時旺代的農民相對於中世紀時期已經有了兩個大的轉變，一是自 由農的出現，農民不全然都是佃農95，不過自由農所擁有的土地並不大，通常 只夠勉強應付基本的生存而已96。二是領主與佃農的關係由社會結構轉型為經 濟結構，過去領主所擁有的領主權，與過去農奴所需負擔的義務，都已經大致 轉化為金錢與農作物的支付，但是對於貧窮的佃農來說，這仍舊是相當沈重的 負擔97。在連養育小孩都成為問題的情況下，更不用說有機會送小孩去受教 育，或改變自己社經地位的可能性。
受教育，除了是一種財富與地位的象徵之外，也是讓自己的小孩在未來有 機會透過社會流動，往更上一層階級邁進。在旺代，或者說在舊制度之下的法 國，中產階級便是依靠這樣的途徑，獲取地方政治權力，逐漸超越土地貴族在 地方上的影響。相對的，當時的農民，因為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在經濟上最多 也僅能維持生活所需，並無能力參與政治活動，使得他們始終沒有辦法在法國 大革命前後的社會流動中，突破自己所處的位置向上移動。
Modern France, pp. 7-8.
94 David Andres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pp. 18-19.
95 Charles Tilly, La Vendée, p. 74.
96 David Andres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pp. 7-8.
97 David Andres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p.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