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要形成某種公民意識，公共行政學者也常會引入政治學界自一九九○
年代以來，關於「充分討論民主」的相關論述（deliberative democracy; Dryzek, 2001; Elster, 1998 ） ， 這 種 討 論 也 常 常 與 Habermas 的 「 溝 通 行 動 」
（communicative action; 1984）理論同步出現，因此也常被認為是從「左邊」
25 Rawls 的想法非常簡單，他認為當人有了自我意識之後（性別、種族、貧富……），要談正 義是困難的，因此，他假定一個狀況，是人獲取自我意識之前的狀況，也就是人可以思考，
但是不知道自己的性別、種族、貧富等身分，這就是一種「原始地位」，也好像是在一層
「無知之幕」之後思考問題，也唯有在這樣的狀態下，人們對正義才可能達成共識。
26 個人利益加總成為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問題，就是有「人際間效用比較」（interpersonal comparison of utility）的問題，相關問題請參 Elster and Roemer (1991)。
27 自由是獨立公民的必要條件之一，但是，當這種條件成為一種信仰，它就產生強制意義，弔 詭的是，這種強制常常反而會把自由給催毀了。當什麼是「好公民」的定義權落在國家機器 的手中、或是被賦予某些正當性的意義，即使是由人民所發動的，在人類歷史上已經造成法 國大革命的暴民政治（多數暴力）、毛澤東文革中的紅衛兵、甚至納粹德國統治下的優良日 耳曼公民等實例。
而來對民主政治的重要看法。學者Barber（1984: 171）清楚地描述了由溝通行 動所產生的「群我」（“we” thinking）意識，在這種意識之下，公共利益才能 產生，他說：
那是一種「群我」意識，促使每一個人在一種相互依存的語言（a mutualistic language）當中，重新從利益、目的、規範與計畫的角 度，建構我們對於公善（public goods）的看法，「我要 X」必須 從「X 對我所屬的社群是好的」之角度來重新認識，這是一種藉 由社會算計（social algebra）來篩選 X 的過程。
如果我們從個人偏好的基礎出發，個體主義強調每一個人自有一套方法排 定其對某些事物的偏好順序（preference ordering），這也與公共選擇理論過去 的研究，假定個人偏好是「外衍給定的」（exogenously given）的狀態相符，
這事實上也是效用理論（utility theory）的基礎假定28；然而，這一點也是批評 者無法認同方法論上個體主義的關鍵之一，再加上人與人之間從偏好獨立產生 的角度來詮釋，產生「原子性的社會觀點」（the atomistic conception of social life），從經驗上來說，「偏好是給定的」論述其真實性是值得懷疑的。
然 而 ， 近 來 「 賽 局 理 論 」 （game theory ） 與 「 新 制 度 論 」 （ new institutionalism）的發展，讓資訊與溝通逐漸成為學者研究的焦點，學者因而對 偏好形成的過程產生研究興趣（preference formation; Druckman and Lupia, 2000），或許可以在未來減緩這種疑慮29。
根據賽局理論的觀點，上述的「群我」意識概念，不一定要視為一種先驗 的、獨立的，超越個人層次標準，讓我們只能從規範性的角度限制個人偏好的 選項與偏好的結構，相反的，這種群我的溝通過程，可以視為在「資訊不對 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狀態之下的互動決策問題，決策成員彼此之間 有機會互通訊息，經過某些資訊更新的作為，改變行動者對於行動策略的選擇
28 關於效用理論的討論，請參 Morrow, J. D.（1994: 16～51）的介紹。
29 賽局理論是一種研究策略互動的決策理論，研究者藉由數學語言形式化互動的各種可能性，
分析及預測參與者的集體行為結果；而新制度論的則是以制度規範與個人行為互動為研究核 心，主要關注制度的起源、變遷以及功能等問題，大致可以分為理性選擇制度論、社會學制 度論、以及歷史制度論，相關討論請參陳敦源（2002: 25-66）。
（Farrell, 1987），嚴格講起來，「策略互動」（strategic interaction）的意義深 處，已經隱含個人偏好之間結構上不可分割的概念，學者 Hearth（2001）、
Johnson（1993）、Knight and Johnson（1999）、Schiemann（2000）就對溝通 行動與賽局理論做了理論上的連結。
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結果來看，公共選擇理論比從規範層面提倡充分討論 民主的學者要悲觀一些，因為，如果參與者存在隱藏私人資訊的誘因與可能 性，則公共討論就難達成其所預期凝聚共識的功效（Austen-Smith and Riker, 1987; 1989; Mackie, 1998），除非論者能在事先找到一些大家共同認可的行動 標 準30， 不 然 溝 通 本 身 不 一 定 能 產 生 公 善 的 結 果 （Calvert and Johnson, 1998），而這種「默會共識」（tacit consensus）的存在，常是歷史與文化中既 有的一些元素，誘發爭議問題中產生「焦點」（focal point; Schelling, 1960）的 解決方案，這種「焦點」的解釋與先驗的群我意識之間的理論關聯性，是學界 未來研究的重點。另一些學者應用「審慎思辨民調」（deliberative polling;
Fishkin, 1991）研究，也有一些重要的發現，他們觀察民眾參與討論之後偏好 結構改變狀態（McLean, List, Fishkin, and Luskin, 2000），發現討論不但不一 定帶來較容易形成多數意見的偏好結構，反而有時會造成意見的兩極化，這些 發現讓我們對於在規範層面高抬溝通行動的重要性，卻沒能看見個別差異與選 擇行為的可能性，而忽略溝通本身的策略議題，及其對結果所可能具有的殺傷 力，換句話說，這種「去個人化」的看法不一定有助於我們尋找社會共識的努 力，值得公共行政學界後續關於公共性討論時重視。
上述針對「溝通效應」而來的理論與經驗研究的產出，從公共行政的角度 而言，正不斷回答公共性議題當中，人際互動形成公共意志的過程與內涵的問 題，因此，這些成果當然能夠深化公共行政學界對於包括「民眾決策參與」等 議題的對話與反思。
30 「共同語言」是一種可能的項目，但是並不是指其工具性的層面（如英文、中文的分別），
而是語言應用所隱含的某些共同行為，比方說，在同一種語言之下，口音常常會是連結共識 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