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黃金麟曾以「身體的國家化、法權化、時間化和空間化」四層面來展現 身體在近代中國的變化42。從「身體」到「國體」，從保身到保國，由「身體」
衍伸的「醫／病」關係，被提升到國家存亡的位階，晚清時康有為便以為︰
數千年未有之變也。若引舊法以治近世，是執舊方以醫變症，藥既不對，
病必加危。五十年來講求國是者，既審症之未真，故言戰言和，亦施藥 之未當，否則篤守不藥，坐待弱亡，用致割地償款，病日危重，至此傷 寒存裡，病人厥陽，如不講明病症，盡易舊方，垂危之人，豈堪再誤。43 這段話明確指出因應當今「變症」之道，是改易舊方，施以新藥。從民初程小青 的《霍桑探案》，我們也看見了它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映了類似的觀念，小說常批 判時局，援用的也不再只是中國「傳統的舊方」，而是借鏡「西方的新藥」以探 求中國的病根，覓尋醫治良方。例如〈白衣怪〉裡包朗疾言厲色地指出國家目前 的困境需進行「根本改造」，否則將「亡國滅種」。但是，該如何改造呢？〈血匕 首〉指出需要透過「理智」、「科學」、「人權」和「法治」等光明途徑，來進行「革 新」：
自從我將霍桑從事偵探的經驗公開發表以後，在我國傳統上不容諱言的 司法界的黑暗面，多少給予一些刺激而逐漸地革新。例如審案注重證據 而摒棄酷刑；檢驗也已採用法醫，而那些不學無術的講作便逐漸歸於落 伍而淘汰。總而言之，吾國司法界的一般狀況，已漸漸兒從迷信腐化和 草菅人命的惡魔掌握中解放出來，而趨向於「憑借理智」「利用科學」
和「扶植人權」「推行法治」的光明途徑。這固然是我的老友所企求盼
42 參見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1895-1937》（臺北：聯經出版社，
2001）。
43 參見康有為，《康有為政論集》（上冊）（北京：中華出版社，1981），頁 151-152。
第五章 醫學科學層面：從偵察路線圖探討民初上海的醫／病關係
望的，但距離他的始願還不知相隔幾千里！原來所謂「革新」，只限於 幾處通都大邑，而且還是表面而不徹底的，其他的一般情形，距離霍桑 所企求的標的真還差得遠呢。44
文中指出司法界的審案注重「證據」，檢驗採用「法醫」驗證，以及理智、科學、
人權和法治觀念，皆是西方新藥。
然而，援用西方新藥欲革新中國，具體實踐層面上應落實在哪裡？《霍桑 探案》透過偵探對「身體」的偵察鋪陳，指陳「身體」的「外在之死」與「內在 之病」的肇因是人心與社會的問題，再推而廣之，則交織著對「國體」之「病」
的感懷，脫離不了權力與政治的問題。換言之，小說家以對「身體」的偵察相連 上對「國體」的針砭，可見偵探眼中身體的存在和意義，是在近代中國的歷史演 變中，隨著國族命運的更動而被積澱、形塑出來。如〈活屍〉嘲諷了一群庸碌的 舞客，它的背景是國際外交居於劣勢、中西不平等條約簽訂下有辱國威的舊上海 租界，把一個曾轟動過整個上海的案件披露出來：
那時候我們國家的處境真可憐，受足了人家的欺侮，而執政者卻不敢哼 一聲，只能由老百姓用抵制他們的劣貨的辦法來對抗。可是偏偏有一些 奸商，只知自己發財，別的什麼也不管。儘管愛國的老百姓大聲疾呼：
「不買劣貨：不買劣貨！……」可是奸商們不但黑了良心，連耳朵也給 塞住了，他們依舊大販其劣貨，企圖混水摸魚，趁機多撈一把。於是，
有一個愛國少年俞惠芳，在民國路上那一家專販劣貨的茂昌洋貨號門 前，丟擲了一個炸彈。這才引起了那些奸商們的恐慌。這幾天報紙上的 確平添了大批「某某團公鑒……」「某某愛國志士鈞鑒：敝號營業一向 推銷國產商品……」這一類啟事。45
當時上海租界的背景多有近代西方資本主義與殖民政權的印痕，屢屢侵犯中國主 權而擴張在華特權，但是執政者卻無能為力；十裏洋場裡許多「愛國人士」逕多 發起「愛國運動」，痛驅奸商。
晚清乃至近代中國歷經巨大衝擊，一方面力求使一個古老文明恢復生機活 力，一方面思考如何邁向現代化使國家走出挫敗，各式各樣的療救方案紛紛出
44 〈血匕首‧一、萍水相逢〉，《霍桑探案集五》，頁 54-55。
45 〈活屍‧一、闊佬架子〉，《霍桑探案集二》，頁 133。
程小青偵探小說中的上海文化圖景
籠，恰好回應了一個沉屙在身的中國被診治的歷程。這樣的診治歷程，烙印於《霍 桑探案》中對「身體」自覺或不自覺的凝視，身體滲入了政治因素，連繫於社會 關係、政治歷史和國族國體，具有雙重的隱喻──「身體」的意義被「放大」用 來影射「國體」，「國體」之病被「微型化」濃縮成為個體身上的綜合症──就此 觀點而言，「身體」遂成為一門可被延伸解讀的政治解剖學，《霍桑探案》不啻勾 勒了一幅民初上海的病體╱國體圖像。
第五節 小 結
民初上海是一個急速地成形的現代化社會，在各個層面上傳統和外來的潮流 並行、交錯、撞擊、背反，激盪不已。《霍桑探案》的背景就是立基於民初上海 的租界文化，一方面具有冒險、前衛、時尚、日新月異的特色；二方面也傾向於 征服、侵略、冒險和放縱，造成了瘋狂、暴力和冒險的行為、租界風氣和社會心 理。此外，資本主義的盛行，加劇了人向「錢」看齊，唯「利」是圖的取向；科 學與技術的進步，謀財害命的慾望藉著更高明的行動進行擴張與膨脹；傳統良好 價值觀的失範與崩解，更使人心迷茫，憂鬱精神病者遽增。
首先，從「敘事層面」觀察，小說設定「霍桑包朗」一組人物穿針引線，包 朗的「我」敘述出黑暗的亂象，帶出第一層次的「病」──意指「民初上海的犯 罪案件」；而「霍桑」出現之處，則帶出第一層次的「醫」──即「偵探霍桑的 雙重身分」（「現代文明的尋路者」和「身心家國的療救者」），霍桑的出現必適時 拯救社會之「病」。因此，第一層次的「醫／病關係」是通過「我」的敘述來呈 現民初上海的犯罪案件，並透過「我」投射在偵探霍桑的欣慕眼光，打造一個相 對黑暗（犯罪）的光明（拯救）契機。
其次，從「地理層面」來看，小說雖以「正面」描寫西方「殖民」下的西洋
第五章 醫學科學層面：從偵察路線圖探討民初上海的醫／病關係
奇器、華美服飾、花園洋房等強調「現代文明」地理景觀，但又語帶「諷刺」其 奢華與浪費，並以「負面」描寫國勢傾頹的破敗，帶出第二層次的「病」──即 民初上海租界地的華洋地位不平等，國家對外主權喪失；小說環顧上海景觀的眼 光圈閉在家國內的地理格局，所衍生的感時憂國情懷，反映出第二層次的「醫」
──即以國家喪權為前提的憂患意識，帶出企圖對家國的療救。
第三，從「身體空間」來看，小說出現的兇殺案件最多，偵探實際偵查案件 的起點就在於「人的身體」，帶出第二層次的「病」──即人身體的「外在之死」
與「內在之病」；偵探屢屢以臨床醫生和科學家的觀點，提供一個病名、一組診 斷標準、一套治療方法、幾個數據，即帶出第二層次的「醫」──放置在民初上 海的時代語境中，啟蒙意識與大眾文化的內部已共構成一個動態性的協商過程，
轉變成對「身體」的偵查處處顯露「科學主義」鑿痕的樣貌。
綜合以上「敘事層面」、「地理景觀」、「身體空間」三層面探討的「偵察路線 圖」（Scoting Road Map），可歸納出《霍桑探案》不只勾勒偵探個人的「探案歷程」， 還過渡到對社會「醫／病關係」的想像。《霍桑探案》的背景設定在民初上海的
「租界」，在在刻畫了上海租界裡孿生的雙重性，由西方列強「殖民」所引進的
「現代文明」，既帶來「光明」的高峰，也帶來「黑暗」的深淵。從「敘事」、「地 理」與「身體」這三層分析《霍桑探案》中民初上海的「醫╱病」關係，我們還 能讀出作者特意突顯作為尋路╱療救者的「偵探」在小說中發揮的作用，其實是 要反襯民初上海的貧富差距加大、犯罪案件層出不窮、人心價值體系崩潰等諸多 問題。這種描繪民初上海「醫／病關係」的現象，與其說出於「誇飾修辭」加上
「現實筆調」，毋寧說是程小青通過冷色調，將民初上海的罪惡世界塗抹成一面 灰色，現實世界愈是顯得空間雜亂和時間失序，便愈能凸顯偵探人物所帶來拯救 空間和重建時間的療救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