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稅契與推收在田產買賣結構的地位

關於稅契和推收，《大清律輯註》說得很明白：「稅契者，典買之契，

當報官照價納稅，印發存照也。過割者，典買之後，當報官推收過戶，

納糧當差也。」²¹¹從前文所介紹的稅契制度與推收作業可知，稅契是朝廷課徵民間田產買賣的交易稅，推收是朝廷為確定田糧差役對象的登記作業，此兩者均直接或間接與賦稅有關，是故《戶部則例》將之置於田賦門之內。那麼，屬於賦稅制度一環的稅契與推收，與整個田產買賣行為之間有何種關係？關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本文擬從兩個角度切入：一是解讀《大清律例》對於「不稅契」與「不過割」的懲罰方式，一是稅契與推收是否存在徵稅以外的其它功能。

（一）稅契在田產買賣的作用

清代田產買賣如經官方的規定進行稅契，該賣契即稱為「紅契」，未經稅契者即稱為「白契」，可見在官方眼中，稅契是田宅買賣的過程中是一個必經的階段。然而，「稅契」這個步驟在整體的田產買賣結構中到底扮演什麼角色，近人的解讀大多認為稅契除了徵稅之外，尚有官方認證的作用。例如《台灣私法》認為是對於業主權的移轉與典買事實的公證；

212學者周紹泉主張契尾不只是稅契憑證，更是官府對於田宅私有權的法律保證書。²¹³其弦外之音，似乎暗示稅契只是附隨於田產買賣的制度，

而與買賣的成立或生效無太大的關係。民國初年的大理院對於稅契在買賣中的地位倒是有一致的見解，例如四年上字第一三四九號表示，「讓與不動產，未交貼身紅契，不為無效」；²¹⁴四年上字第二二五九號說明「不動產物權之移轉，不以稅契過割及交足價銀為要件」；²¹⁵五年上字第一四九號、七年上字五七六號均明確地表示，稅契非私權關係成立之要件。

211 沈之奇撰，懷效鋒、李俊點校，《大清律輯註》，頁 235。

212 《台灣私法．第一卷上》，頁 223。

213 周紹泉，〈田宅交易中的契尾試探〉，《中國史研究》1987 年第 1 期，頁 108。

214 郭衛編，《大理院判決例全書》（台北：成文出版社，1972 年 6 月台一版），頁 155。

215 同上，頁 156。

清代民間買賣田產法規範之研究

216由於民國初年尚沿用清代民事規定，故前開幾件判決的意見極富參考價值。就前述大理院的見解而言，稅契並非買賣的成立要件，而且似乎也不屬於買賣契約的生效要件，準此，買主縱使沒有投稅，田產買賣契約仍然有效。對於大理院的看法，日本學者仁井田陞氏大致接受，但與大理院不同的是，他認為稅契與田產買賣的效力仍有某種連繫。這主要是他認為紅契係官方透過買賣合法性審查的認證，基於此點，他指出：

官府拒絕授與印契的證明，係買賣契約應該當然失效、而其所有權也解除的附條件法律行為。²¹⁷對於大理院與仁井田氏之間見解的差異，也就是稅契在田產買賣結構中的地位為何，本文認為清代官方的法令及相關闡述或可作為尋找解答的起點。

1. 繳納契稅與田產買賣的關係

按《大清律例》於戶律的典買田宅門規定：「凡典買田宅，不稅契者，

笞五十；^仍_追契內田宅價錢一半入官。」該罪的受刑主體，依照《律例箋釋》與《大清律輯註》的看法，是田宅買賣的買主；²¹⁸處罰的行為是不稅契的行為。那麼，買主逃漏田房契稅會受到何種處罰？在此，清代律法係以五刑之一的笞刑繩之，另外再把賣契所載田宅價錢的一半沒收入官。從這則規定來看，買主不為稅契是一個需要動用到五刑予以制裁的行為，儘管只是處罰最輕的笞刑。但「人有小過，法須警誡，以小荊條決打，使之恥而知改」，²¹⁹因此不稅契是一個須「警誡」的小過。值得注意的是，對於不稅契的小過，律文除了規定以小荊條決打五十下，折責二十板外，²²⁰尚對買主科處價值高達田宅價金半數的金錢，換句話說，由於稅契的稅率是 3%（每兩抽三分），而官府對於逃漏田房契稅可以科處田價 50%的金額，其間相差幾達十七倍。從這個比例來看，所謂

「仍追契內田宅價錢一半入官」的處罰，雖不屬於五刑，但基本上也是一種懲罰，其原因無非是田產買賣交易金額越大，則笞五十的懲戒效用

216 郭衛編，《大理院判決例全書》，頁 156、 157。

217 仁井田陞，《補訂中國法制史研究：土地法．取引法》，頁 346。

218 同上，頁 236。

219 沈之奇撰，懷效鋒、李俊點校，《大清律輯註》，頁 1-2。

220 同上註。

第二章清代田產買賣的程序

愈輕，倒不如責令逃匿交易稅之人付出比逃稅金額更高的代價，才更能有效遏止漏稅行為。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筆款項只是入官，並未終局地改變買賣雙方之間的關係。準此，適足以說明這個五刑以外的處分是一種針對逃漏稅契的懲罰。

就此以觀，《大清律例》「不稅契」一條，無論是笞五十，或是仍追契內價錢一半入官，俱是對於逃漏田房契稅的處罰而已，該條文的法律效果尚未涉及田產買賣本身的效力，似乎承認買主即使未稅契，仍不影響雙方已完成的買賣。準此，單就《大清律例》對於不稅契的規定來看，

可以認為買主稅契與否，基本上與田產買賣的成立或生效無關。

2. 稅契對於田產買賣的認證功能

不能忽視的是，稅契──尤其是賣契粘附契尾的辦法──使得稅契與田產買賣巧妙地聯結起來，而這會對田宅買賣產生何種作用呢？由於稅契本為交易稅，契尾一開始即被當作納稅憑證，許多防弊的措施即圍繞著這種憑證的周延性而加以設計，可是稅契這種官方介入民間買賣的課稅制度竟超出了原先徵稅的目的，反而附隨著官方認證的「意外效果」。明代萬曆年間順天府尹王之垣即謂：「凡民間置產為子孫謀，而貽以白契，其心必有所不安，且恐有生奸以爭之者，是稅契又民之所欲也。」

221《大清律輯註》亦云：「必稅契，所以杜異日假捏之弊也。」²²²可見稅契過後的紅契，是具有一定的公證效果，這和《台灣私法》的觀察不謀而和。而清代官方的文獻更指出這種公證的功能，在於確認賣契的真實性。《藩司定例》所載雍正十三年（一七三五）十二月初六日的一道諭旨即稱：

民間買賣田房，例應買主輸稅交官，官用印信鈴（按：係「鈐」

之誤）蓋契紙，所有（按：似為「以」之誤）杜奸民捏造文卷之

221 沈榜，《宛署雜記》，卷 12〈契稅〉。轉引自周紹泉，〈田宅交易中的契尾試探〉，《中國史研究》1987 年第 1 期，頁 108。

222 沈之奇撰，懷效鋒、李俊點校，《大清律輯註》，頁 235。

清代民間買賣田產法規範之研究

弊，原非為增國課而設²²³。

戶部於乾隆二十四年（一七五九）議覆江蘇布政使常亮條奏時也指出：

伏思民間契紙令其輸稅者，蓋以杜爭訟之端而絕假契之弊。²²⁴

嘉慶十九年（一八一四）戶部核議吏科給事中辛從益條奏，亦重申該上述的內容：

查民間置買田房，自應遵限投稅，收執印契，以防假冒而杜爭競。

225

而一則光緒十五年（一八八九）台灣彰化縣的諭示，亦表明稅契具有對抗第三人的功能：

況置買田園產業，推收入戶，完納稅契，係杜絕賣主找價以及重賣情弊，是則契已投稅，名曰紅契，管業誰敢霸佔，……無如該業主……匿不投稅，不自知為要緊，因是盜賣找價之案層見疊出。

為此，諭仰合邑紳耆士庶人等知悉：所有舊存白契，以及新置產業契據，……一概檢出，來縣投稅，俾免賣主找價以及重賣盜賣情事，不但目前無事，且能杜絕子孫後患。²²⁶

質言之，經過稅契而粘附契尾的紅契，其契紙的真實性即受到確認，

所以紅契更加鞏固了新業主（買主）對系爭田宅的執業地位。相對地，

未稅的白契被斷定為假契的可能性就提高，乃至於在對抗第三人就系爭田房的主張時，其強度即有所不足。

223 《藩司定例》，卷 9，頁 55b。

224 《藩司定例》，卷 9，頁 56b。

225 《藩司定例》〈嘉慶十九年〉，卷 3，頁 4a。

226 台灣灣行經濟研究室，《台灣私法物權編（第一冊）》（台北：台灣銀行，1963 年），

頁 204。

第二章清代田產買賣的程序

雖然賣契粘連契尾擁有防止假契的功能，實際上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力，但是否可以據此即謂稅契具有對抗他人主張系爭田產的法律效力？依照大理院四年上字二二五九號判決例的見解：「不動產物權能否對抗第三人，不以賣據有無投稅，及是否官紙為斷。」²²⁷（四年上字二二五九號），可見大理院認為稅契對於田產買賣並不產生對抗第三人的法律效力。誠然，民初大理院時期仍舊沿用《大清現行刑律》中民事有效部分，從而其對於中國傳統田產買賣的見解不無參考作用，但當時畢竟已繼受近代西方法制，法律界奉民刑分離為圭臬，並接受「民法」應係作為一種有別於其它法律的獨立法典之觀點，而這種觀點，與清代將吏律、

戶律、禮律、兵律、刑律、工律匯集成《大清律例》與《大清會典事例》

的立法／編纂思想有著根本上的差異。故而大理院五年上字第一四九號即說明「蓋現行法上，於典賣田宅而不投稅者，雖有制裁之規定，然此係為國課起見，非如他國登記制度之對抗要件可比」，²²⁸嚴格地將稅契歸於稅法的範疇，撇清了民法與稅制的關聯，因此大理院認為稅契並非取得不動產物權的對抗要件，自有當時存在的理由。可是在《大清律例》

體系的眼裡卻不作如是觀：雍正十三年十二月初六日的諭旨稱紅契制度在「杜奸民捏造文卷之弊」，且「原非為增國課而設」，戶部在乾隆二十四年議覆常亮條奏時也說稅契可「絕假契之弊，本非國家計些微之課也」，清高宗和戶部都認為稅契認證的功能高於稅收目的，也就是他們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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