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傑克同意並稱讚朗西埃的分析，主張難民是政治的主體，他們要政治 化、主體化自身。他比朗西埃多推展了一步，將人權闡述為「非人的權利」
（the right of inhuman），這樣的非人要宣稱自己是普遍性的代表、有權擁有 權利。
紀傑克用「普遍性」來重述鄂蘭提到的人權之悖謬。他反對這種常識性 的看法：將前政治的普遍之「人」對立於特殊的「公民」，這裡是把「普遍」
看作為「一般」，不僅是一種抽象的普遍性，也是無關於政治的。（Žižek, 2006a: 338）鄂蘭的悖謬表明了：當某人不再具有特殊的公民權時，他只是被 還原為「一般」的人時，此時他正應該是普遍人權的承載者，但是他卻被剝 奪了人權，不被視為「人」。33此一悖謬對紀傑克而言，是個開端，顯示了 真實的「普遍性」之意涵：當某人不再具有任何的特殊身分，不屬於任何的 政治共同體時，他是「非人」，唯有「非人」才能體現「普遍人權」的政治 化行動。
這裡先補充說明，紀傑克支持「具體的普遍性」或「普遍的單一性」。
他反對下列三種普遍性。一是反對「中立的普遍性」（neutral universality）
（Žižek, 1999a: 100）：它共通於所有人類，包含任何特殊內容。中立的普遍性 把人權視為人類普遍的、共通的、自然的天賦權利。二是反對「症狀的普遍 性」（symptomatic universal）（Kisner, 2008: 12）：它是馬克思式意識形態批
33 「……以黑格爾式普遍和特殊的悖謬辯證來說，當一個人被剝奪了他的特殊的社會政治同一 性、他的特定公民身分的基礎時，他就不再被承認和╱或被對待為人類。」（Žižek, 2006a:
340）「悖謬」指的是：失落特殊公民權的人，並不會獲得普遍人權，反而不被當成人看待。
這顛覆了過往對於「普遍性包含特殊性」的觀念，因此，需要重新定義「普遍性」。
判，抓出現有的普遍性觀念當中所潛藏的特殊利益之症狀。症狀的普遍性辨 識出所謂的普遍人權，其實涵藏了特殊的布爾喬亞階級的意識形態，它是白 種人、男性、資產家等的權利，保護這些人可以自由地支配市場，剝削工 人、女人、有色人種等。三是反對「霸權的普遍性」（hegemonic universal）
（Kisner, 2008: 12）：它來自拉克勞（Ernesto Laclau）的理論，將普遍性視為
「空洞的」（empty）位置，允許每一個特殊內容以霸權的鬥爭來填補這個空 洞。霸權的普遍性鼓勵各種弱勢族群，如女人、瘋子、非白種人、同志等，
透過社會運動來作鬥爭，為自身爭取進入到那個普遍性的位置中。
在這三種當中，紀傑克和第三種拉克勞的想法最接近，都屬於激進的左 派，站在社會弱勢的那一邊。但是，紀傑克的普遍性並不是一個空白的符指 或空洞的位置，也並非支持這些邊緣的特殊者去佔有那個位置。紀傑克的普 遍性代表是被社會完全排除出去的人，他們沒有特殊利益，他們擁有人性之 中的非人核心。他說：
「普遍人權」不是前政治的，它指定的正是政治化的專屬空間：普 遍人權相當於有權成為普遍性（right to universality），政治的行動 者（agent）肯認他自身擁有徹底與自身不一致（noncoincidence with itself ）（與他的特殊同一性不一致）的權利。也就是說，正 是因為他是「多餘的」（supernumerary）、「非部分的部分」（part of no-part）、在社會體系中沒有專屬的位置，他才能將自身設置 為社會普遍性的政治行動者。（Žižek, 2006a: 340）
這段話需要詳細闡述並加以延伸。首先，「非人」的普遍性不是外在於 特殊性的中立一般性，「非人」的普遍性內在於特殊性當中，34由於他在社 會體系中沒有專屬位置，因此他是特殊同一性當中的那個「與自身不一致」， 是「多餘的」、是「非部分的部分」。非人就如同希臘的人民（demos）：「希
34 舉例來說，常識性的看法是「人」與「英國人」（普遍性外在於特殊性），而紀傑克要標舉 的是「英國人」與「英國非人」（普遍性內在於特殊性）。
臘的人民代表普遍性，不是因為它涵蓋了人口的多數，也不是因為它佔據了 最底層的位置，而是因為它在這個層級秩序中沒有專屬位置……。」（Žižek, 1999a: 224–225） 他是普遍的，因為他不屬於任何特殊階層，不代表任何特 殊的利益。
在社會中沒有任何專屬位置的非人乃是社會的症狀，35他是「活生生的 矛盾」（living contradiction）（Žižek, 1999a: 225），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抗著社 會，對抗社會作為一個整體（Whole），對抗社會作為象徵大它者（symbolic big Other），他是社會、象徵大它者之中的那個裂隙或不一致。不僅如此，他 還是「普遍的單一性」（universal singularity）：「普遍性奠基於主體的單一性，
抽離掉所有特殊的性質，在單一和普遍之間產生某種直接的短路，繞過特殊 性。」（Žižek, 2008a: 16–17）「單一」（singular）不同於「個體」（individual）。
個體是不可分割的，並不存在這種不可分割性。而單一是可分割的（ divid-ual），他接受自身的分割與匱乏，用拉岡的術語來說，單一就是「被罷掉的 主體」（$），他不具有任何特殊同一性，他是普遍的。「普遍的單一性」不是 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具體的普遍性，「單一性直接參與了普遍性，因為它打 破了特殊的秩序。你可以直接就是人，而不必首先是德國人、法國人、英國 人等。」（Badiou & Žižek, 2009: 72）普遍性由非人這個具體單一的主體活生 生地展現出來，他被抽離掉所有特殊性，不利屬於任何特殊共同體，因此他 的主體性能體現出普遍性。36
其次，上面那段引文強調，普遍人權不是超歷史或自然的天賦人權這種
「前政治的」人權，但卻也無法被具體的制度（公民權）所涵蓋，鄂蘭已經 證實了這一點。因此，普遍人權必須是「政治化的專屬空間」，要以政治化 的行動來爭取，而誰最有資格來爭取？正是那些被排除的非人，他才有資格
35 「症狀」（symptom）有三種意思。一是心理病理學的，對比於「正常」。二是馬克思的症狀 式閱讀，即在一般的普遍宣稱當中，揭露出它所隱藏的症狀性內涵（特殊內容），例如，
一般所宣稱的普遍人權，其實是屬於白人、富人、男人這些特殊者的權利（Žižek, 1999a:
179–180）。三是把症狀（社會中的被排除者）視為普遍性的代表，紀傑克是屬於這一種。
36 紀傑克跟隨拉岡，主張主體性乃是「被罷掉的主體」（barred subject, $）：不僅在所有共同 體當中都有此一非人的核心，甚至在我們所有人之中，也有非人之核心，那是我們的主體 的存有之匱乏（lack of being）。
成為「政治的行動者」，要由他來宣稱：「我是人民，我是普遍的，我有權擁 有權利」。簡言之，人權是非人的權利，他有權透過政治宣稱之行動來主體 化他自身。一旦由其他人（例如人道主義者）來代理非人，則他就無法進行 政治的主體化之行動了。
除了批評「前政治的」自然或天賦人權之外，紀傑克也批評「後政治的」
協商管理式人權。他說：「當我們嘗試構想公民的政治權利而沒有考慮到普 遍的『後設—政治的』（meta-political）人權時，我們就失落了政治本身，
我們將政治縮減為某種『後政治的』（postpolitical）特殊利益協商的遊戲。」
（Žižek, 2006a: 340）所謂的「後政治的特殊利益協商遊戲」，指的是拋棄各 政黨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由技術官僚和專家知識來進行利益協商，把各種 需要都納入政策的考量，形成折衷方案的共識。這並不是「本真的政治」
（authentic politics）之行動，只是「社會事務的管理」（Žižek, 1999a: 199）。
針對被排除者，「後政治的」運作只考量「包含╱排除」（ inclusion/exclu-sion）二者中間的那道界限，例如：如何讓這道界限變得寬鬆（讓非人被包 含為公民）、如何調整界限來分配彼此的最佳利益等。37界限協商並不激進，
只是道德化的傾向，並沒有碰觸到「後設政治的」人權，並沒有考量到根本 性的問題，亦即，沒有去質疑那個包含本身（層級的社會體系、象徵大它 者38），例如：為何主權國家（以及公民身分）是合法的條件？為何資本主 義體系可以合法地進行排除？用心理分析的概念來說，「後政治的」協商或 管理只是一種「防衛性結構」（defense-formation）（Žižek, 1999a: 190），拒認 並掩飾社會中的創傷面向，防止作為社會裂隙的非人發展出推翻既有秩序的 潛力。
我們需要的是「後設政治的」人權，它是本真的政治，是「不可能者的
37 前面提到的，把公民身分變成「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的形式，就屬於這一種。這樣 的主張仍然傾向於「制度主義」，即把現有制度擴大，使其包含更多。這對紀傑克而言，仍 然是消極的，並未把有問題的制度給拆解掉，還不是「有權擁有權利」的激進政治意涵。
38 在心理分析的脈絡下，「它者」（Other）有兩種意思。一個是指人，用「它者」來指稱具 有陌生性和異質性的某人。另一個是指象徵秩序或社會架構，用「大它者」（big Other）
或「社會—象徵大它者」來指稱制度或體系。
藝術」（art of the impossible），「它改變的正是被認為『可能』的那個現存框 架本身」（Žižek, 1999a: 199）。它不再只是將眼光侷限於那條僵化的界限，不 是要挑戰界限，而是要挑戰那個「包含本身」。要把被排除者引回到那個「包 含本身」當中，讓裂隙來摧毀或瓦解象徵大它者，突顯「大它者不存在」或 大它者之中的匱乏，並重構社會體系與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