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府際關係而言，中央推動跨域加值方案，是否有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予以考 量，不無疑義。跨域加值方案在實務推動上確實有中央與地方認知不一致的問題，
係因中央認為制度推動實為擴大建設效益，對地方有利；而地方則反而認為將加重 地方負擔。如同 2012 年自償率門檻研訂會議中，台北市、台中市與高雄市政府皆 表示 TIF 與 TOD 屬不確定財源，且自償性財源亦屬地方責任，故實際上需負擔之 經費反而較當時補助制度為多。符合 Shleifer & Vishny（1998: 3）的「掠奪之手
（grabbing hand）」政府模型特徵，即認為上級政府可能會不顧及下級政府的財政 困境，而將本應由上級政府提供公共財的責任轉移給下級政府（劉劍雄，2009：
38）。舉以下的財源分攤示意圖（圖四）為例，左邊為未訂自償率門檻的公共建設 經費分攤比例，中央補助佔 70%、地方預算 20%、自償性財源 10%，而當自償率 門檻制度訂定後，要求自償率提高，亦即增加自償性財源，其比例提高至30%，增 加兩倍，而中央補助則較原分攤比下降 10% 為 60%，確實有紓緩中央預算編列壓 力的效果。然而，應注意的是，自償性財源亦屬地方政府的自籌配合款，即使其未 來會產生現金流而逐年回收，但預期收益皆是建立在許多假設參數上，當預估與實 際結果有落差時，自償性財源將會變動，且落差越大，缺口越大。而中央在此新的 分擔制度下，對該缺口並不負責，相反的，地方政府即需挪用既有預算予以補足，
顯示當自有財源不足，未來地方財政負擔反而增加。尤其當地方既有預算被動用，
則勢必排擠其他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進而產生財政排擠效果。因此，尚不深究中央 推動制度之真實目的，自償性財源為地方需承擔責任則相當的明確。
地方預算 20%
中央補助 70%
自償性財源 10%
未訂定自償率門檻
地方預算 10%
中央補助 60%
自償性財源 30%
訂定自償率門檻後
圖四 自償率門檻訂定前後之公共建設經費分攤變化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就計畫審查的過程而言，公共建設財務計畫主要的執行者是地方政府，且充分 掌握地方發展情況，相對而言，中央政府難以掌握，以致財務計畫的相關假設與參 數，實難以判斷是否合理，雙方具有明顯的資訊不對稱問題。資訊不對稱係指一方 擁有另一方所未知的資訊，故弱勢一方須付出額外代價方能取得資訊，亦即中央如 希望合理審查計畫的可行性，則必須尋求專家學者提供專業意見，以及花費更多時 間與人力進行審查。如同現今所成立的「大眾捷運系統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審 查會」，藉由各方專業予以檢視。
另外，資訊優勢的一方，亦可能會有隱瞞、欺騙之情事，而弱勢一方則無據查
證。基於資訊不對稱問題的存在，於地方確有高估效益而中央不得而知的情況下，
當計畫與實際情況出現大幅落差時，將產生道德危機（moral hazard）的問題。道 德危機係指契約簽訂後，代理人知道自己的行動，而委託人由於資訊不對稱，無法 觀察代理人行動，此種情況下，代理人可能採取滿足個人利益最大化而有害於委託 人利益的行為。本文認為跨域加值制度所涉及的道德危機面向有二，第一為中央與 地方間，第二則為地方政府與居民之間。首先，當公共建設計畫通過，地方獲得補 助，即中央與地方雙方契約成立，由中央依核定分擔金額出資補助地方進行公共建 設，而地方則負責部分分擔款與自償性經費的籌措。然而，在經費分擔的協商中，
中央難以充分了解地方市場與發展狀況，而地方如為契約達成，於事前藏匿資訊、
故意高估計畫效益，而當計畫開始執行後，地方在擁有中央資金補助的保證下，容 易產生財務風險分擔的投機行為，反而不積極籌措財源。當地方無法依承諾籌集足 夠資金，以致公共建設計畫擱置，最終造成資金浪費，此為中央與地方間的道德危 機問題。
中央與地方的道德危機在實務上已開始浮現。「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 畫」是第一個納入經建會跨域加值概念而核定之計畫，惟高雄市政府目前不願分攤 其核定之經費，未來需另案提送財務修正計畫（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2012：5-9）。換言之，地方政府對於規劃之自償財源可能會反悔，尤其鳳山計畫原自償率 為 4.46%，而納入各項預期性收益後，其自償率大幅提升至 36.50%，新增的自償 性淨收益共計 84.65 億元，約佔總建設經費（176.25 億元）的 1/2。其中，高雄市 政府除需編列預算分攤6.83 億元外，另預期產生 27.96 億元的開發效益。然而，預 期效益是由地方政府承諾，倘若無法達到預期，將發生相當大的資金缺口，地方政 府無力承擔，此資金填補責任可能需轉由中央政府承擔。
另一方面，就地方政府與居民間關係而言，地方政府與居民是為政治事務的委 託－代理關係，但跨域加值所推動的創新財務機制，部分財源籌措方式係以挪用未 來收益的方式，亦將形成道德危機問題（Youngman, 2011: 322）。9 亦即現今地方 政府為求建設，而將未來預期收益提前挪至今日使用，但當預期收益無法實現時，
將造成未來世代的財政負擔，而政府官僚（代理人）可能已更迭，實由居民（委託
9 TIF 即以公共投資所促成再發展的未來稅收，提前運用至現今的公共投資建設，而因每 年稅收無法一次支應期初投資經費，故常以發行公債或借款方式，先行籌措建設財源。
以運作TIF 最早的美國加州為例，在運作近 50 年後的今日，其州長 Jerry Brown 鑑於資 金易被挪用，隱含道德危機問題，而宣布停止運作TIF。
人）承擔責任。
桃園捷運綠線之交通部審查會審查意見（100.07.06）亦提及此看法：
以TIF 做為捷運經費籌措方式，是一項新的嘗試，它的風險及不確定 性都很高，而且是標準的「寅吃卯糧」、「債留子孫」，並且涉及倫 理問題(現代的人替後代決定如何使用未來的收入)，它更會產生排擠 地方政府未來辦理地方福利事業的效果。
尤其公共建設不以價格形式出售，缺乏明確的投入產出標準而難以評價，加上 資訊明顯不對稱以致監督成本高，使民眾對預算公共對預算監督缺乏著力點（蔡美 娜，2008：96），而給予政府官僚採取投機行為及怠忽職守的空間。綜觀目前大部 分建設計畫書，多未有資金缺口之風險因應機制。雖然道德危機難以由法律對行為 者實施強制性的約束（韓建新，2000：60），但仍可從制度調整與重新安排，降低 其事前隱匿資訊與事後投機行為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