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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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單位行政方面 ᭪ 上級總工會

᭢ 所在單位黨組織 ᭫ 中央政府

᭣ 單位所在地的地方政府 ᭬ 黨中央

᭤ 單位所在地的黨委 ᭭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

᭥ 單位所在地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 全國總工會

᭦ 單位所在地的總工會 ᭯ 社會名流∕學者∕民主黨派

᭧ 上級政府 ᭰ 地方媒體

᭨ 上級黨委 ᭱ 全國媒體

從統計結果看，對實現基層工會和會員的意見和要求影響力最大的機構，排在第一位的選擇有：᭡所在單位行政（73.3%），᭢所在單位黨組織（13.7%），᭦單位所在地的總工會（2.6%）；排在第二位的選擇有：᭢所在單位黨組織（55.8%），᭡所在單位行政（10.3%），

᭦單位所在地的總工會（6.4%）；排在第三位的選擇有：᭪上級總工會（33.9%），᭦單位所在地的總工會（17.0%），᭨上級黨委（9.8%）。

我們發現，排在前面的選擇主要是所在單位的黨政負責部門，這反映了多數基層工會主席能夠現實和理智地處理他們面臨到的勞動關係問題。此外，他們對上級工會幫助基層工會解決工作中的困難寄予更高的期望，這也是向市場經濟轉型對工會工作的必然要求。

什麼是妨礙企業工會工作開展的主要因素？50.2% 的工會主席選擇企業行政對工會的地位和作用認識不足；44.4% 選擇工會的財務狀況比較困難；40.3% 選擇工會幹部的知識和能力不足；34.9% 的工會主席選擇工會幹部的工作積極性不高；25.9% 選擇企業黨組織對工會的地位和作用認識不足；17.9% 選擇工會的活動內容不適合職工的需要；13.1% 選擇上級工會對基層工會的支持不夠。可以說，多數工會主席的選擇反映了他們在面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如何開展工會工作的困惑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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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一點，本次調查主要是一次對企業工會主席的主觀認知調查，瞭解他們對市場化改革以來中國工會的轉型及與國家、企業和勞工相互關係的看法。我們發現，除了他們在問卷中所披露出的企業工會工作的客觀變化以外，一個可喜的現象是，工會主席的工會意識和勞工意識有了顯著的增長。這主要表現在他們對工會突出維權所具有的共識，對工會主席職業化、社會化和工會組織獨立於企業的認同，

對聯合制、代表制等加強工會民主所給予的肯定，等等。本次調查的大多數工會主席是新世紀以來才擔任此項職務的，儘管他們的選任方式仍主要是自上而下，但他們的工會意識在逐步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工會實踐中積累和形成，這將對工會運動的轉型和發展奠定積極的思想基礎。

本次調查最具共識的結論，是工會組織對會員和職工維權功能的加強，這無論在基層企業工會建立的維權機制或是工會主席的維權意識等方面都能得到充分體現。但是，工會維權功能的強化，與其說是工會順應會員和職工的要求、工會組織民主化和群眾化的結果，不如說是執政黨和國家要求工會維護政治穩定、社會穩定和促進工人階級隊伍穩定的結果。這表現在：

首先，雖然有一些推動企業工會內部民主的跡象和做法，但為了保證黨的領導和一元化的工會體制，自上而下的工會組建方式和工會主席“委派＂式的選任方式仍居於主導地位，基層工會主席的直選也要“有控制地＂進行，導致工會組織的官辦性質和色彩仍然十分明顯。其次，在市場化條件下，最能夠喚起勞工意識、凝聚勞工力量、

獨立性更強並有利於維權的工會組織體制是發展行業工會和產業工會，但出於維護政治穩定的目的，這一體制改革任務遲遲未能提上議事日程。這樣，使得依附于雇主的企業工會體制難以支撐起有效維權的重任，導致集體協商和民主參與等維權機制在相當程度上流於形式。

再次，強調突出維權但不搞對抗，放棄罷工權，這也是出於維護政治穩定的需要。二○○六年末，全國總工會提出“以職工為本，主動依法科學維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維權觀＂，認為中國要發展的“和諧勞動關係＂具有主體利益關係一致性和合作性的特徵，

主要體現在勞動關係的主體雙方在根本利益一致的基礎上，尊重和承

認利益差別，追求合作共贏⁸。這意味著，中國在未來一個時期不會為罷工權進行立法，工會也不謀求以對抗的形式為職工爭取利益。在這種背景下，突出維權主要是強化國家對勞動關係的積極干預，通過宏觀層面上的法規建設，來規範勞動關係雙方的權利與義務，實現公平和正義，並且這將成為未來一個時期中國調整勞動關係的主要方式，而企業層面的勞動關係協調只能是一種輔助方式。

所以，從工會維權方式和組織結構的選擇來看，其突出維權的主要目標是維護執政黨的執政地位和政治穩定，發揮工會作為黨的群眾工作部門的作用，做好黨與職工隊伍之間的橋樑和紐帶。工會在多大程度上能夠代表職工做好維權工作，取決於它在黨的全局工作中的定位或者以何種方式維護黨的執政地位。

從與國家、勞工以及企業雇主的關係來看，在構建和諧勞動關係的背景下，我們發現了工會組織向所有勞動關係主體靠近這一頗具中國特色的矛盾現象。除了是執政黨與職工隊伍之間的橋樑、紐帶以外，

工會還是政府的基礎和支柱，在勞工三權不完備、企業工會軟弱無力的情況下，它只能依靠政府以加強勞動立法和執法的方式來突出維權，這被概括為“黨政主導、工會運作＂。工會與企業雇主的接近表現在確認勞資根本利益的一致和通過“促進企業發展＂來“維護職工權益＂，這為協調市場經濟條件下的勞資關係創造了一個特殊先例。

自然了工會突出維權的鮮明宗旨和實踐也在相當程度上拉近了與會員和職工的關係。結果是，工會組織基於自身性質的獨立性被淡化，而出於現實需要和組織利益，對政府和企業雇主的依附性明顯增加。

正像本文的標題一樣，向市場經濟轉型至今，工會在國家、企業、

勞工之間，扮演著極為複雜的多重角色。由於中國的國情，工會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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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演變軌跡與多數工業化市場經濟國家大相逕庭。就中國工會自身而言，二十世紀九○年代與新世紀以來的突出維權亦有相當大的分別，前者主要是基於經濟市場化改革以來勞動關係的變化，使工會必須要明確代表和維護職工利益的身份，而後者更多地考慮到日趨複雜的國內外政治環境的影響，尤其是國外一些勢力將勞動關係和工運領域作為突破口，對中國進行滲透和分化，而國內各種針對勞工階層的民間“維權運動＂方興未艾，因此工會的突出維權更多地被賦予了維護統治穩定和社會穩定的政治功能。上述變化是進程中的，會如何影響到中國工會運動的轉型，尚待進一步觀察。但它提醒我們，工會不僅是經濟利益矛盾的產物，更是政治博弈的工具，必須結合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制度，才能準確把握它在現階段的定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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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檔中在國家、企業和勞工之間：中國工會向市場經濟轉型中的多重角色——對1811名企業工會主席的問卷調查 (頁 3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