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一個階級在取得革命領 導權的同時，還必須掌握文化領導權，只有掌握了文化領導權，才能 把階級或政黨的意志透過宣傳機器提升為國家的意識形態，重要地是
郝朝帥、徐剛，〈近年來“主旋律”影視的流變及其文化分析〉，頁 12-13。
Duara Prasenjit,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27-29.
這種意識形態又在不斷地強制推行中，極力凸顯它的「合法性」、
「普遍性」、「永恆性」。56
從葛蘭西的觀點，使我們理解傳播媒介與政治一直擁有非常密切 的關係，傳播媒介就像是政治權力的延伸，傳播媒介具有強大的政治 力量，而這種力量是由執政黨和政府所賦予。尤其在中國大陸，此種 現象更為明顯，傳播媒介必須擔負著宣揚中共的政策方針、綱領路線 的責任。
「主旋律」成為一種現實的意識形態話語，其權威性確證著現實 秩序的必然和合理，加強人們對曾經創造歷史奇蹟的政治集團和信仰 的信任及信心，主旋律影劇作為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表達方式，是對 置身其中的社會政治文化作出反映和認同，是對現實社會、人生的矛 盾作出想像性的解決。57
因此，中共欲藉由拍攝主旋律影劇，向人民群眾再現何謂合法統 治的社會世界權力，用以強化其執政合法性。同時，中共也希望透過 拍攝主旋律影劇，借助市場力量和產業整合，掌握更大的市場話語 權，獲得國家形象塑造的主動權，以提高國家軟實力的目標，達到塑 造國家文化軟形象的作用，擴展其在世界文化領域的影響力。58
首先，在再現中共的執政合法性權力方面，電影《建黨偉業》即 是最好的例證。該片於 2011 年上映，是為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 90 周年 而製作的獻禮影片，以 1911-1921 年為背景，選擇具有歷史象徵意義的 辛亥革命為重要歷史事件，以辛亥革命失敗後的軍閥混亂、北洋軍閥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p. 5.
鄔光照，〈論主旋律電視劇的貼近化敘事策略〉，頁 4。
尹鴻、石惠敏，〈中國電影與國家“軟形象”〉，《當代電影》（北京），
2009 年第 2 期，2009 年 2 月，頁 17；閻玉清，〈主旋律影視劇與提高國家 文化軟實力〉，《紅旗文稿》（北京），2012 年第 23 期，2012 年 12 月，
頁 19。
的無能導致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後知識菁英崛起及馬列主義廣泛傳 播促成的中國共產黨成立為表現對象，「展現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尋 求救國真理，並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歷史進程，同時重新塑造以毛 澤東、陳獨秀與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形象」。
《建黨偉業》建立在打碎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基礎之上，作為 歷史的選擇，「中共的成立及其歷史正確性是不可質疑的」，也是這 部影片的起源，該片把碎裂的民國故事與影片的起源和目的統一在一 起。59大陸學者認為，這部電影是為了呈現出在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關 鍵時期，社會各個階層面對「國家統一與民族認同」這一重大歷史趨 勢的不同選擇和行動，證明了新中國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歷史必然性 與合法性。60
換言之，《建黨偉業》讓觀眾在藝術享受中「了解歷史如何選擇 了中國共產黨，重溫中共在 90 個年頭裡走過的光輝奮鬥歷程，感受早 期共產黨人的堅定信仰和偉大情懷」，該片將歷史場景與時尚元素結 合，將主流價值觀用當代觀眾容易接受的方式去表現，並通過市場化 的手段、商業化的運作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事件電影」，有助於當代 中國的主流文化建設，亦有助於主流價值觀和審美觀的有效傳播。61
因此，對於中共而言，有感於民眾對於中共的執政地位和政策並 非完全了解，惟有透過拍攝主旋律影劇，為中共的現實狀態提供合法 性的說明，其目的是讓人心安理得地接受現實社會的政治秩序和規 範，以彌合中共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大眾意識形態之間可能出現的裂
李洋，〈《建黨偉業》：形容詞電影及其美學〉，《電影藝術》（北京），
2011 年第 6 期，2011 年 12 月，頁 53。
王瑩，〈民族認同的影像表達─以《建國大業》與《建黨偉業》為例〉，頁 56。
饒曙光，〈國家主流電影建構及其意義─建黨 90 周年獻禮影片評述〉，《當 代電影》（北京），2011 年第 9 期，2011 年 9 月，頁 16。
隙，引導受眾重置生命意義。如此一來，中共才能讓民眾「真正明白 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由歷史形成的，更是完全合法的，只有中國 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
其次，在提高國家軟實力方面，以上海外語頻道為紀念中共建政 60 周年，於 2010 年推出 10 集英語紀錄片《中國通》為例，這部紀錄 片對中共而言，是利用大量的歷史文字和影像文獻，對相關人物面對 面的真實採訪，眾多關聯者的親自見證，「藉以幫助中國回憶自身如 何從封閉走向開放，如何從邊緣走向中心，如何從『小國』成長為
『大國』的歷史進程」。大陸學者尹鴻認為《中國通》這部紀錄片呈 現出一種重要意義，那就是：「中國與世界，在過去三十年中，已經 越來越不可分割地糾結在一起，處在『地球村』中的中國越來越需要 重新看待世界、對待世界的方式。『中國通』幫助了中國走向世界，
『世界通』會幫助中國融入世界」。62
另外，於 2011 年發行的紀錄片《當羅浮宮遇見紫禁城》，依據該 片的立場，表示這是第一次用中國眼光、現代思維和全球文化視野，
縱深解讀羅浮宮與紫禁城兩大文明體的作品。顯示出中共欲透過中外 合拍的紀錄片，使東西方文化相互交流借鑑，在展現不同文化的同 時，也向世界發出中華文化自己的聲音，希望藉此達到紀錄片國際化 傳播的預售機制、全球視野與民族審美的融合、形成貼切的國際表達 和敘事策略。
由此觀之，中共希望透過主旋律影劇，打造出有關中國的國家、
人民、文化體系價值觀、社會狀態、生命力與精神風貌，以重新建構 和塑造出一個富有理想、完美、積極正面的國家形象，達到提升國家 軟實力的目標。
尹鴻，〈溫故而知新─評 10 集大型紀錄片《中國通》〉，《現代傳播（中 國傳媒大學學報）》（北京），2010 年第 2 期，2010 年 2 月，頁 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