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對於前述（五）、（六）兩項發現來說，不論是Bowles與Gintis（1976）、
Carnoy（1972）等人主導的經濟再製論，或是Bernstein（1977）、Bourdieu與 Passeron（1977）等人引發的文化再製論，似都只能提供部分的解釋。不錯，學校
內部的社會關係，可能在結構上符應或反映產業內部的社會關係，讓不同階級的 學生習得各安其位的知能、舉止與身分認同（此為經濟再製論的說法）。同時，學 校的課程與教學，往往頌揚優勢階層的一切種種，彰顯代表中上階級利益的語言、
知識、價值與文化，因而壓抑了勞工階級發展的可能性（此為文化再製論的說法）。 不過，當我們從實際的教育情境來檢視這兩種說法時，卻可發現能夠支持他們概 念的學校，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大部分的學生都具中上階級背景的學校，不論 學校之內有無能力分組或課程分流的措施，勞工階級的學生大都處於邊緣的位 置。第二類是學生之階級比例相當均衡或符合社會階級結構的學校，如果學校之 內又有能力分組或課程分流的措施，那麼勞工階級的學生也難跳脫階級再製的命 運。第一類的學校，就是本文獲得第（五）項發現的學校，由前節的敘述來看，
經濟再製論或文化再製論都有一定的道理。至於第二類的學校，雖不在本文的分 析範圍內，但國內最近完成的一篇論文，從文獻探討到經驗研究發現，都有可供 參考之處（許殷宏，2005）。
問題在於，本文獲得第（六）項發現的學校，很難從經濟再製論或文化再製 論的觀點，提供完整的解釋。這所勞工階級學生占多數的小學，其所實施的課程 綱要及所使用的教材版本，或係中上階級學者的產品，且教師最初所呈現的教學 方式及所規定的作業類型，也都具有中上階級學校的風格。然而，經過一段短暫 的磨合期之後，由於大多數家長及學生的配合度不高，教師只得改變策略，開始 簡化教材，轉以實作練習的方式，灌輸一些基本的知識，從而擱置高層次的思考 與整合。就這整個過程來看，一開始的前半段，文化再製論的說法比較講得通，
到了例行性的後半段，則屬經濟再製論的說法比較說得過。惟若不看過程只看生 涯管教的結果，或是併同該校注重團體紀律的行為管教來看，那麼經濟再製論的 觀點，顯然要比文化再製論具有解釋力。但不論何種解釋較有效力，本文所欲強 調的重點是，家庭文化之連通學校文化，或是說，學校文化之接續家庭文化，對 於勞工階級的學生來說，不見得帶來適應較佳、成就較高、未來發展也較順暢的 結果，反而可能造成階級的再製。
其次，關於前述第（一）至（四）項發現，似乎卑無高論，因為過去的研究 之中，或許所用的名詞、所分的類別不盡相同，但是可以相互引申的發現其實多
158 教育研究集刊 第52輯 第1期
如牛毛，不勝枚舉（例如李威伸，2003；林湘慧，2003；陳怡潔，2005；陸洛譯，
1997；黃毅志，1999；Bernstein, 1977; Bourdieu & Passeron, 1977; Brantlinger, 2003;
Kohn, 1976; Lareau, 1987; Reay, 1998等）。而本文基本上也只是參酌有關文化資本 之累積與傳遞的方式，在概念上將之區分為生涯管教與行為管教兩大類，用以進 行比較具體的分析罷了。儘管如此，若將前述第（一）至（四）項的發現，加以 統合之後，亦有若干矛盾的現象，必須在此作一說明。
也就是說，何以中上階級的生涯管教看似較嚴，行為管教看似較寬？同時，
何以勞工階級的生涯管教看似較寬，行為管教看似較嚴？這些表面矛盾的對立現 象，何以能夠並行不悖？根據學者們的相關討論（如Kohn, 1976; Kohn et al., 1990），原因可能是在他們各自一寬一嚴的管教之間，一直有個更高層次的統一作 為調和，而且跟不同階級的工作特性有關。中上階級的家長深知自己的工作，既 需周密嚴謹的教育，以利分析思考、獨立判斷，復需內在控制的人格，以利溝通 協調、自我負責。故當其期待子女也能從事類似的工作時，在生涯管教上自然要 求較高，在行為管教上則儘量民主。勞工階級的工作，剛好相反，通常都是在嚴 密監督的情形下，從事規律性的、重複性的單調活動，講求的不是教育的功用，
而是服從的價值。故當他們發現子女無力攀爬教育的階梯，很有可能繼續承襲類 似自己的工作時，在生涯管教上自然不加勉強，但在行為管教上則傾向於嚴加看 管。
最後，必須承認的是，本文之分析，依據的是一份原以探討小學生文化資本 為目的的質性研究資料，因此不免受到既有資料的限制，無法完整呈現管教方式 可能存在的各種面向。例如，在生涯管教與行為管教之外，是否尚有其他的管教 面向？或是說，如果生涯管教可以區分為生涯期望與課業指導這兩個面向，那麼 由本文所蘊含的訊息來看，行為管教的內涵是否可以擴大為所謂的「人格管教」， 並區分成人格期望（內在控制的自主性格vs.外在控制的服從性格）與行為管理等 兩個面向？另一方面，本文之撰寫，主要是在「突顯」中上階級與勞工階級的管 教差異，這樣的做法，也不免忽略一些重要的事實，例如同一階級之內由於性別、
族群、地區及其他因素所可能造成的差異，以及介於這兩個階級之間的研究對象 所可能具備的特性等。很顯然地，這些問題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予以釐清。筆者
愷切期望本文能夠拋磚引玉，藉由更多後續有關階級管教的研究與討論，增進大 家對於「階級與教育機會」的另一層認識。
致謝：本文之完成，感謝審稿教授的建議與鼓勵，以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連 續兩年之專題計畫補助（計畫編號NSC91-2413-H-003-014和NSC92-2413- H-003-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