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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台灣 SARS 時期的省思

1.對風險治理模式的檢視

傳統的風險傳播(risk communication)大致側重在兩個面向:第一,

風 險 傳 播 往 往 被 視 為 一 種 機 構 、 個 人 、 團 體 的 公 關 策 略 (public relations),因此傳統風險傳播研究的關懷重心在於如何運用媒體來達成 自我宣傳,如何在傳播文宣上使用合宜的語彙修辭(rhetorics)來說服大 眾、維護自身權威及形象,使用何種傳播技巧才能有效達成宣傳的目的 等等(如Adams, 1993; Gordon, 1991 等)。這種公關式的風險傳播,是以

35 筆者不擬在此開展審議民主的論述路線,但確實值得未來風險治理研究繼續開 拓。關於審議民主的運作流程,可以參考國內的首次實驗(林國明、陳東升,2003) 至於審議民主中的新聞媒體角色,Dzur(2002)文中有過一番細緻論述,唯其立 場係從政治理論視角出發,有其盲點,筆者不盡同意。

傳播者的利益為出發點,是一種建立在政治、權力的廣告宣傳手法,其 格局有限、動機利己,並非本文所分析對象。

風險傳播的第二個面向,在於「專家對非專家的傳播」,亦即資訊富 者(the information haves)對資訊貧者(the information have-nots)由上 而下的宣導教育。並且,以往的研究往往將傳播者(如政府機構、學術 單位、企業公司)視為擁有資訊的行動主體,將公眾視為被動無知的行 動客體,因此這種傳播行為本質上乃是一種單向的、權威式的公共宣導 活動。部分學者即對此提出強烈質疑與批評,直指這種風險傳播模式乃 是「充滿缺陷的模式」(deficit model)(Hilgartner, 1990, quoted in Frewer, 2004: 392)。因為它等於將一般公民大眾視為無知的、嗷嗷待哺的客體,

殊不知這種作為也相對映射出傳播者自身對於公民大眾的愚昧無知,亦 即如同筆者前方所言,由於當代風險類型繁複,專家體系本身亦可能成 為門外漢,一般公民大眾卻反可能成為另類專家。因此這種單向、上對 下、權威對弱勢的風險傳播模式,本質上乃是一種不民主的風險治理模 式。這種官僚慣用的風險處理模式並不見得時時管用,卻顯露出權力的 傲慢,漠視了公民大眾豐富的生活經驗與多重知識,從而反可能成為影 響社會整體治理風險時的羈絆,也造成風險責任上的分配不正義。

然而,這種模式卻在去年SARS 侵襲台灣時期表露無遺。政府官僚 在面對新型風險時顯得應變遲緩,應用舊的風險傳播模式作為主要策略 概念來面對風險,從而顯得對策慌亂(見周桂田,2003)。由於這種風險 治理模式乃是由上而下、權威者對於弱勢者的需求想像,故而政府官僚 對於民間的實際需求、憂懼仍有著相當的陌生,對於民間的防疫資訊也 缺乏瞭解,從而社會混亂依舊,幸賴民間力量主動提供合宜的防疫資訊、

為群眾解疑釋惑,才逐漸穩定社會對於SARS 的瞭解與防護36

36 例如前述的清大彭明輝教授,以及部分台大醫學系學生籌組「台大醫學系 SARS 學生工作小組」,他們在網路上提供專業的、正確的 SARS 防疫資訊,在 SARS 期間發揮相當功效並廣受好評。

相較於這種舊有的風險治理思維,設若當時政府採取新思維,施行 新的風險治理模式或許可減少社會成本的付出:首先,政府機關在發佈 相關的風險消息上,除了明確宣布已知的處理策略及相關資訊外,應當 連未能確認的疑點一併開誠布公、廣示於眾37。其次,透過 PJ 的運作

(此方可與公共電視合作,可採電訪、網路等方式),一方面蒐集民間迫 切需求的防疫訊息為何(如哪裡可買到口罩、N95 之外還可使用什麼規 格的口罩等),同時,或許也可從公民大眾這些另類專家中集思廣益,反 而尋得更多的風險處理線索。

誠然,台灣社會甫自威權時代轉型,積年的技術官僚習氣、缺乏革 新的行政體制以及乏力的行政監督機制等等,多少亦成台灣社會風險處 理的羈絆,導致去年台灣面對 SARS 的應變遲緩38。這一點,亦值得未 來從國家行政觀點做進一步的經驗研究,深入檢討台灣政府現行的風險 治理機制是否合乎時宜、該如何調整修正等。

2.對媒體報導的批判省思

新聞記者在風險報導上主要有兩項重要任務(Allan, 2002: 91-92;

Cohn, 1989: 38):

1.藉由報導來評估各種風險對環境、人體的傷害程度。亦即,風險 的嚴重性。

2.藉由報導,對那些強調風險存在以及否認風險存在者,進行可信 度上的評估。

37 美國新聞機構在報導 SARS 疫情時,便採取謹慎負責的態度,除了發佈已獲得證 實的相關疫情處理及防疫資訊外,也同時將尚未確知的疑點提供給民眾參考,讓 民眾在使用這些資訊時同時明白這些資訊的適用範圍為何(見方念萱,2003: 2)。

38 周桂田曾在這個問題上做出有力批判:「常見的是,技術官僚仍然以舊的思維來進 行局部的災難搶救,而社會面公民豐沛的行動網絡也未見長期預防性的整合。事 實上,這些既予的風險社會結構卻正是忽略、遲滯、嚴重化全球化風險的源頭,

亟需觀念與制度行動的改造(周桂田,2003: 6)。」此外,立委羅志明亦對政府 官僚在風險處理的疲弱多所批評(見羅志明,2003)。

然而,綜觀台灣媒體在 SARS 時期的表現,委實令人感慨萬千39。 媒體除了依據政府機關所發佈的資訊來作公共宣導外,大部分的媒體版 面卻著眼在聳動、驚恐、血腥的疫情報導,不僅諸多唯恐天下不亂的驚 聳報導大量出現40,許多新聞更是未經查證便披露而出,並且記者侵犯 病患及受難者隱私、侵犯人權的情形更是屢見不鮮41

或許部分記者認為,若不強調風險的恐怖面、傷害面,將使得民眾 低估風險的危害,甚至認為風險沒有殺傷力,最後受害的還是公眾。因 此,這種強調風險傷害程度的報導,乃是必要之「新聞罪業」(journalistic sins)(Cohn, 1989: 42)。但是,媒體固然應當強調風險的傷害性以刺激 公眾的警覺意識,但也不應一味走向極端,以極度驚聳的文字、圖片來 刺激閱聽大眾的感官神經,特別是當社會籠罩在SARS 巨大風險下,這 種各家媒體「新聞飆車」的作風,將帶來更多反理性、反智的副作用。

歸根結蒂,這種報導錯焦的現象與台灣高度競爭的商營媒體環境密 切相關。為了競逐收視率、閱聽率,商營媒體紛紛選擇最廉價的羶色腥 新聞作為爭取悅聽眾的利器。當SARS 席捲全台,全國上下陷於一片恐 慌之際,對於大眾媒體的資訊有著更高程度的依賴42。然而媒體握此「良 機」,提供大量聳動、嗜血報導來刺激大眾感官,不僅無益於協助民眾防 疫,反而形構出龐大的集體驚怖氛圍,徒增台灣社會的紛亂與不安,徹 底背離「準專家機制」理應提供人們生活資訊導引與本體安全感的職能。

39 直至本文寫作為止,國內尚未出版關於 2003 年 SARS 媒體報導的大規模實證研 究,因此筆者無法於本文中提出具體數據來呈現媒體在 SARS 報導上的分佈趨 勢。這或許與SARS 新聞量過多、涉及領域甚廣導致不易於短期內進行全面分析 有關:「3 月下旬,(SARS)新聞陡增到 391 則,進入 4 月,每五天的 SARS 相關新 聞量總在300 則到 500 則之間,相關新聞的出現版面從政治社會國際到體育娛樂 消費藝文,日日媒體都似SARS 專刊(方念萱,2003: 1)。」

40 例如《中國時報》去年五月一日的頭版新聞標題為「一口痰 藏一億隻病毒」。

41 可 見 「 SARS 媒 體 觀 察 」 網 站 上 所 載 的 諸 多 紀 錄 與 批 評 。 http://mediawatch.yam.org.tw/。

42 此即所謂的「媒介依賴理論」(media dependency theory),當社會結構進入不穩定 狀態,人們愈感不安定,仰賴大眾媒體提供訊息的需求也相應提高(DeFleur &

Ball-Rokeach, 1982, 引自林東泰,1999: 453-456)。

設若,在SARS 期間,媒體(不論是商營或公共媒體)能夠依據前 述 PJ 理念,執行某種程度的公共新聞報導,例如:透過不必公民親身 集會的電訪民調方式來瞭解民眾當前迫切所需為何、所欲難題為何;媒 體同時蒐羅來自非官方的專家意見、相關防疫資訊,在進一步彙整後直 接向專家系統、技術官僚進行提問,反映輿論、提供資訊,勢將有助於 專家系統更有效率地生產風險知識,並有益於安定社會人心,充實社會 整體在物質上與心理上的風險治理能力。

小結

在風險社會中,Beck 將社會變革的契機寄望在個人的在地次政治

(sub-politics)行動,期待個人的次政治終能透過公民社會的集結,聯 合成為跨國的次政治,成為風險社會中人類行動力的來源,以此對抗種 種社會不平等並要求工業社會減少或甚至停止對自然環境的生態剝奪

(Beck, 1999: 39-40)。可以預見的是,風險的定義及決策過程必然是次 政治行動的重要抗爭基地,然而除了民間 NPO、NGO 自發性的組織與 街頭抗爭外,我們是否有其他民主管道來體現個人自主行動、由下而上 的次政治?

筆者以為,大眾媒體正是次政治的一個重要介入場域,特別是在 PJ 理念的引入操作下,公民得以與媒體聯手生產更為民主、更能反映公共 利益的新聞產品;並且,在媒體的介入協助下,公民得以獲權親身參與 風險決策過程,親自與科學專家、技術官僚、政治人物等進行更為平等 的溝通討論。

「如果我們仍然把界定風險的知識當作是科技專家的問題,那麼,

我們的民主制度、傳播媒體、公民權利都將在天真中死亡(朱元鴻,1995:

196)。」Beck 始終念茲在茲者亦是我們是否能夠以更為民主的方式來 面對風險(Beck, 1999: 70-71)?而 PJ 顯然創造了這樣的契機。

首先,PJ 的媒體策略可以帶來更為民主的風險定義與決策參與;PJ

首先,PJ 的媒體策略可以帶來更為民主的風險定義與決策參與;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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