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律尚親親尊尊，令主教民養民

（二）律尚親親尊尊，令主教民養民

律令制是以律為主幹，律發展的特質，不外樹立尊長的綱紀，自家 刑國，終於尊君。所以刑律格外保障皇帝及其代表物如乘輿、宮闕、宗 廟乃至於臣僚等，同時也重視家族關係。易言之，重視家族主義與權威 主義，所以律由親親而尊尊。此由唐律所見的十惡（謀反、謀大逆、謀 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諸規定，以及議、

請、減、贖諸規定等，可獲得說明。

至於令主教民、養民，是因為令本來具有教之意，《鹽鐵論．詔聖》

卷十云：「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為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為法。故令 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二者，治亂之具，

存亡之效也。」西晉以來，納禮入令，更具教化作用，正如前引《晉書．

刑法志》說：「（前略）故不入律，悉以為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

違令有罪則入律。」又，杜預奏事云：「（前略）凡令以教喻為宗，律 以懲正為本。此二法雖前後異時，並以仁為旨也。」（日本《令集解．

官位令．序》卷一）⁴⁴《大唐六典．刑部．刑部尚書侍郎》卷六云：「令，

44 一般以為《令集解．官位令．序》，卷1引述這段話為杜預所說，如前引堀敏一，〈晉 泰始律令の成立〉，50~51。但池田溫以為杜預在拙稿正文中所引用的奏事文中的「前 略」部分，證諸《晉書．杜預傳》，卷34、《藝文類聚》，卷54、《北堂書鈔》，卷45 所引杜預之文，該等文字才是杜預奏事文，但拙稿正文中所引用的文字則為他處所出，

可能是日本人所書寫進去的。拙稿所謂「前略」部分，因為與正文主旨無關，所以引 文省略。茲再將全文引述如下：「杜預奏事云：『古之刑『部』（『部』字或衍）書，

銘之鼎鍾，鑄之金石，斯所以塞異端，絕異理也。（下接『凡令……。』同正文所引）』」

按，《晉書．杜預傳》記載杜預之上奏泰始律令之注解文時，相當於此段曰：「古之 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 之以名分。（下略）」《藝文類聚．刑法部．刑法》，卷54「書奏」條曰：「古之刑 書，銘之鼎鍾，鑄之金石，斯所以遠塞異端，絕異理也。法一出門，然後人知恒禁，

吏無淫巧，政明於上，民安於下。」《北堂書鈔．律令》，卷45「銘之鍾鼎」條引杜 預奏記云：「古之刑書，銘之鼎鍾，刊之金石，所以塞異端，絕異理也。」明朝張溥 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所收〈晉杜征南集目錄〉「奏」著錄〈上律令注解奏〉

文與前引《晉書．杜預傳》同。根據以上之引述，下列三點值得注意：一、《令集解》

引文同於《藝文類聚》，但《藝文類聚》往下尚有引文；二、上述諸書引文內容不盡

〈貢士〉諸令居前，並非偶然現象。若參照杜佑《通典》以「食貨」居 首，更可明瞭儒家政治理念以教化民生為優先，《通典．序》卷一說明 其事曰：「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足衣 食正是令制中戶令、田令等篇目的內涵；行教化也是〈學令〉、〈貢士 令〉、〈祠令〉等篇目的內涵。所以取足衣食、行教化的目標，懸為令 制的篇首，自寓有教民養民的信念，這當是編定晉令時的本意，而在令 制篇目中充分反映儒家的政治思想。⁴⁵

但自隋開皇令以後，直至明令，則取官僚制度的相關規定（如〈官 品〉、〈職員〉、〈吏部〉等），置於〈戶〉、〈學〉、〈禮〉等篇目 之前，而作為篇首。這個變化，當與隋開皇律設定十惡之科，以保障君 權有關。蓋西晉制定律、令之初，儒臣雖有鑑於律在長遠的歷史背景中，

具體呈現尊君卑臣的效用，此時為求實現仁政於法制中，乃順著漢末曹 魏的時代潮流，而將令典確立為與律典對等，成為性質不同的獨立法典 體系，進而有意藉令典的實施，使中國政治走向儒家的法制化。這樣的 成果，的確使中國法制發展邁進一大步。

到了隋代以後，為配合中央集權政策的實施，以早日完成中國統一

相同，尤其《令集解》與《晉書．杜預傳》出入較大；三、律與令並舉解說，且強調

「以仁為旨」，就當時看來，仍然以杜預較具有這種儒家的法制思想，蓋杜預曾著《春 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春秋釋例》十五卷等，當時堪謂為《左傳》學專家。而 日本即使到九世紀完成《令集解》，諸注解家似不易見到如此明確的律令定義。由此 看來，《令集解》與中國典籍各書所引述杜預文字並非全文，而且節略不一。所以《令 集解》以外的中國典籍，雖無著錄《令集解》所見：「（前略）凡令以教喻為宗，律 以懲正為本。此二法雖前後異時，並以仁為旨也。」相信是被省略之故，此段恐非出 自日本人之手，仍可視為杜預奏事的一部分內容。

45 堀敏一以為晉令篇目可分為三組，一是戶令至雜令，二是規定中央官職的門下散騎中 書到贖令，三是最後的軍戰以下十篇。這種三分法，看來受到曹魏州郡令、尚書令、

軍中令等篇目的影響。同時也與下列兩者行政的發達有關，一為曹魏所實施的九品官 人法，一為國家欲直接支配民眾。這些說法也有其道理，但筆者認為最根本的法思想，

仍在於儒學的法制化。參看前引堀敏一，〈晉泰始律令の成立〉，44~47。

大業，在積極整理律令法制事業過程中，對西晉以來的法典系統作了重 大修正。此即在北齊影響下，於律典確立侵犯君權以及社會倫理的重大 罪行，列為「十惡」。同時在令典方面，將晉、梁令以來的編目順序，

調整為〈官品〉、政府各級〈職員〉為優先，其次才是〈祠〉、〈戶〉、

〈學〉、〈選舉〉等令篇。唐以後諸令目順序大致不變。

宋代以後，令的特質又再褪色，而已少作全面性制定；相對的，在 尊君主義的前提下，除了律以外，乃將敕提高到第一位。

整個說來，從春秋、戰國以來到明清時期，中國一貫發達的是刑、

律；其中晉至唐的這一段期間，令典發展成為與律典對等地位，看似為 實現儒家法制化政治的時代。但因隋唐中央集權政體建制完成，使西晉 以來對於建立儒家式的令典為之一變；再經唐宋間的變革，令典又退居 不重要地位，至明初僅制定一卷本，形同廢棄。所以論律令同時存在的 時間，逾千年之久（268~1367），但實際施行到唐朝為止，則有六百多 年（268~907）。這六百多年，也可認為中國政治走向法制化時期，至 少理論上是如此。基於此故，中國史上有少數所謂「治世」時代，唐朝 已有其二：此即貞觀與開元，絕非偶然現象。為何如此？也就是說，中 國史上在晉唐之間為何會出現法制化傾向，而宋以後則走向獨裁化？這 是一個大問題，歷來似少作分析。

今若試圖提出解答上述問題，可考慮的方向有四：一、魏晉皇權衰 微，故有識之士（來自士族）可利用此機會建立君民共守的法制；二、

此一法制，係指儒家化的法制，何況西晉皇室司馬氏亦是士族，較容易 被接受；三、隋唐雖極力建立中央集權化，但隋唐時代仍是門閥士族社 會，所以令典雖有篇目順序的調整，但因其內容實質不變，所以仍可視 為法制化時期。四、就法制的立法精神而言，自西晉以來所要建立者，

是有罰則與無罰則的法律系統，皇帝地位則為超然，甚至走向獨裁化，

令典終於受挫。前引《晉書．刑法志》說：「（前略）故不入律，悉以 為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再者，《新唐．刑法 志》也說：「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 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 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

罪戾者，一斷以律。」這些規定，說明以「律」定罪名，以「令」定制 度，律有罰則，令無罰則，所有成文法典都可稱為「刑書」。晉唐之間 所建立的法律系統如此，即使宋代以後，令典不發達，而有會典、則例 等，但以律來定罪名的原則不變。皇權所要掌握的正是刑律，以及格、

敕的效力。從這個觀點出發，進行立法時，乃將成文法典統稱為「刑法」

或「刑書」，而史書遂有「刑法志」。若要用今日法律觀念去尋找傳統 有無民事法典，當然找不到。而學界要辯論傳統法律是否「諸法合體、

民刑不分」或者「諸法並存，民刑有分」，似無多大意義，但對皇權的 變化則有意義，此即必須掌握具有懲罰性質的敕、格、律，於是宋以後 令典不發達，而皇權則更加獨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