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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批判思考融入科學學習的啟示

批判思考教學之研究至少已有三十幾年的歷史,英美國家無論在理論或實際運用 上的研究非常多,國內近十幾年也有許多學者著手研究。由國內相關研究可以發現,

批判思考教學已受到教育界普遍的重視,批判思考教學之知識及技巧實為教師必備的 教學基本素養。但研究者亦發現,目前國內正值九年一貫課程如火如荼實施之際,國 中小階段急需將批判性思考融入教學之中,可是卻未見具體且富本土化之教學課程與 評量工具,此領域亟需進一步的努力與研究。經過前面的討論,以下僅就批判思考在 科學學習上的問題與啟示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批判的精神是科學思維運作的基礎

從事科學學習無不需要運用推論、歸納、質疑與判斷等心理能力,這些能力不但 與批判思考之能力內涵不謀而合,而且最重要的是其背後所蘊含的精神,正是科學思 維運作的核心基礎。因此一個人除了應具備思考的技能之外,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說就 是必須具備類似心胸寬大(be open-minded)、消息靈通(be well-informed)及對他人保持 敏感(be sensitive to others)等態度。國內科教學者曾提出批判性思考落實在科學教育上 的幾個重要方向,正好呼應了此一理智特徵精神的重要性,包括:1.培養學習者與教 育工作者具有批判性思考的胸懷;2.養成學習者有輕批嚴判的胸襟,能以體諒寬容的

態度進行論點辯證活動;3.加強學習者自省能力;4.讓學習者了解批判性思考不是憑 空想像的;5.培養學習者講理性、合邏輯的思考習慣;6.利用批判性思考教學促成科 學教學課程中各學科間的科際整合;7.避免科學批判思考教學與生活產生疏離(盧玉 玲、連啟瑞 1999)。

因此能具有批判的精神(critical spirit)和能批判地思考(thinking critically)一樣重 要,亦即一個人要有批判思考的外顯行為與結果,除了必須具備批判的能力與知識之 外,還必須能冷靜地思考生活的所有面向及個人的內在想法,並且在使用批判思考技 巧時能基於科學邏輯的基礎來行動,也就是能符合科學「講求證據、破除迷信」的批 判精神。

(二)科學式的批判思考需要結合另類思維

學者布魯納(Jerome S. Bruner, 1986)在兩種思維模式「Two Model of Thought」

一文中認為,人類思考的運作不是單一不變的,其具有兩種主要模式,一是典範模式 (paradigmatic mode),另一是敘述模式(narrative mode),它們皆提供人類組織經驗、建 構 事 實 的 特 殊 方 法 。 典 範 模 式 (paradigmatic mode) 又 稱 邏 輯 - 科 學 模 式 (logico-scientific mode),即符合邏輯、科學的思考模式,此模式在本質上就是科學式 的思考,它主要在使用科學的步驟去證實類別的關聯性及驗證事實。而敘述模式又稱 為故事模式,它可以呈現出好的故事、有吸引力的戲劇及可靠但非真實的歷史描述,

此一建立在人類情境的基礎上,因此衍生了悲劇、喜劇或荒謬劇等各種收場。

人類的思考有很多方式,不應滿足或侷限於任何一種思考模式,否則頭腦很容易 窄化或僵化。比較布魯納所提出的兩種思維模式我們可以清楚發現,典範模式一般只 有確定或不確定的兩種結論,相形之下敘述模式就顯得較有彈性多了。

國內學者認為一個具有典範模式思考取向的學生,能對問題進行科學思考;這種 思考傾向的學生較能理性客觀地面對問題,並且能夠以科學理論對問題及現象提出合 理的說明、解釋或預測;而具有敘述模式思考取向的學生則偏向於感性態度的問題,

較敏感於所處的情境(洪文東,1999)。布魯納(1986)更指出我們對於科學及邏輯性推 理的進行瞭解得很多,可是對如何去編造故事卻知道得很少,殊不知後者不僅給予理 論者在詮釋上更大的彈性,同時也讓故事回歸到原始面(primitiveness),亦即回到人類 直覺性的、可立即辨認的、無須詭辨的及不需複雜解釋的思考意圖。Walters(1990)

認為人類具有合理性特徵的認知功能不只限於邏輯分析,還包括非邏輯的部分,傳統 的批判思考教學過份強調正當理由的辯護,而忽略了個人直覺性與比喻性的思考(也 就是敘述模式的思考)。而且學校的思考教學如欲強化學生發現式的思考,可以在現 行的課程中加入以下的教學策略:如角色扮演、視覺心像、音樂教育的創造力、移情 學習、發現學習、與直覺問題解決等,這樣的教學才是符合真正批判思考精神的教學。

學者波諾亦指出所謂批判性思維簡單地說就是檢驗事實,但是只有批判思考是不夠 的,我們還要考慮應該注重正向、積極、且具建設性之多元化思考(芸生、杜亞琛譯,

1999)。

因此在教導批判性的科學思考時,教師必須同時進行敘述模式例如創造性思考等 富於感性、建設性與創造性的思考教學,如此學生才能兼顧理性(科學認知)與感性(科 學態度),避免思考僵化之危機,才能導致典範的遷移(paradigm shifts);換言之,孔 恩(Thomas Kuhn)所謂的科學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因而才有產生之可能,科學發展 才有長足進步的空間。如同布魯納所言,「敘述和典範模式終會並肩地進入生活」,

在這兩種模式相輔相成下,人類的思考將是豐富且多樣的。

(三)成為批判思考者需從化解迷思概念著手

科學學習裡稱學習者對於世界最初的看法為另有架構(alternative frameworks)、迷 思概念(misconceptions)或認知結構(cognitive structure),如同皮亞傑所指的認知基模 (cognitive schema),也就是個人已有的經驗或概念,此一概念常常影響學習者的思考 與學習成效,伴隨一生難以改變,甚至可能是人類進行批判思考的一大障礙。其原因 在於個人運用思考解決問題時,由於過去經驗的累積,形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習慣,

於是產生習慣僵化(habitual rigidity)(張春興、林清山,1989),亦即完形學派(Gestalt psychology)所稱的功能固著(functional fixedness),它會影響個人進行問題解決與思考 的運作。事實上我們必須了解,大腦並沒有掩蓋錯誤信念的機制,換句話說,我們的 大腦中皆帶有來自於文化、出生及養育環境、父母、朋友及同事的偏見。找出確認這 些錯誤信念的方法並以較合理的觀念取代,是批判思考有待討論的議題之一(Elder &

Paul, 2001)。尤其,科學不代表事實的集合體,科學是人類想法的建構,人類的想法 會不斷的改變,所以思想改變的過程是教育活動的核心(王靜如,2002),因此如欲教

導學生批判思考,並先得從化解個人的迷思著手。

如果個體不能接受主流的科學觀或同儕的想法,甚至在與他人討論後仍不願意放 棄錯誤的想法或做任何改變,那麼他便不可能建立較正確的科學觀;再者,如果教師 不能給予學生直覺思維與大聲思考的充分時間與機會,在思考受限或囫圇吞棗之下,

學生可能會隱瞞自我想法或倉促下結論,通常都會產生錯誤的思考。

(四)批判思考受個體背景與事件脈絡的影響

McPeck 極力反對批判思考可以脫離思考內涵,獨立成為通則性的思考架構,主 張應從與特別知識領域有關的認識論,去理解批判思考(王秋絨,1991)。由此,一個 人要能批判地思考必須先具備一定的知識基礎。批判思考並非存在於真空(vacuum),

思考的運作不但離不開個體使用他們對於主題內容的所知,而且還要善用他們的常識 及經驗,所以學生的先備知識、認知風格或興趣態度都會強烈影響他們做正確推論的 能力。在科學學習中,學生的常識與經驗一方面來自教室課程中對於科學的認知、過 程技能的習得與科學本質的理解,另一方面則來自於教室外學生與外在社會環境與文 化互動下產生的知識,所以期望學生具備批判思考的能力,便不能忽略學生對於基本 知識與經驗的認知,否則學生只能天馬行空、漫無目的的空思妄想罷了。

學者認為批判思考是基於許多考量的綜合體,它需要個體評價自己及他人的觀 點、尋找其它的選擇、做推論、具備能批判地思考(think critically)的意向(Norris, 1985)。也有學者研究影響個人從事批判思考的因素,包含:1.個人外在因素:如性別、

年齡、城鄉別、學業成就;2.個人內在心理因素:如認知風格、認知能力、認知意向、

後設認知、觀點偏好、智力等;3.環境因素:如社會互動、家庭因素(家庭社經地位、

父母管教態度)等(陳密桃,1996;許崇憲,2000)。故批判思考教學理論受到建構主義 和情境認知思潮的影響,已經漸漸注意到學習的情境、個體的信念、情感、動機,以 及個體內在能力發展階段對批判思考能力發展的重要性(粘揚明,1997)。這些因素都 應在教學時加以重視,其中的關係也是未來值得研究與了解的方向。

可見,如何營造一個鼓勵學生思考的情境可說是相當重要的課題,科學教師除了 必須提供一個利於批判思考的教室環境之外,教師本身也需以身作則,應先成為一位 批判思考者。此外,設計評量工具時也應謹慎考量是否做到鼓勵學生思考的原則,如

此學生才不致受考試的引導與限制,窄化其思考的角度與面向。

(五)批判思考的目的並非求得一個形式上的解答(formal answer)

誠如孔恩(1962)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書 中所說:「無論投入多大的努力和才幹,乃至辯證或困思的學問,都不曾正確地指出 某一特定的發現到底在何時、何地發生以及它是由何人所完成。」關於這一點,孔恩 更進一步指出:「許多科學發現,尤其是那些最有趣、最重要的故事,並不是那些可 以簡要地詢之以發生在何處甚或何時的事件;即使擁有一切可信的資料,這些問題也 未必有正確的答案。然而我們卻一再地被迫問這些問題。這實在可說是我們對『科學

誠如孔恩(1962)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書 中所說:「無論投入多大的努力和才幹,乃至辯證或困思的學問,都不曾正確地指出 某一特定的發現到底在何時、何地發生以及它是由何人所完成。」關於這一點,孔恩 更進一步指出:「許多科學發現,尤其是那些最有趣、最重要的故事,並不是那些可 以簡要地詢之以發生在何處甚或何時的事件;即使擁有一切可信的資料,這些問題也 未必有正確的答案。然而我們卻一再地被迫問這些問題。這實在可說是我們對『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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