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歷史形勢，帶來了新的歷史想 像。陸賈的《新語》、賈誼的《新書》，
書名冠上的「新」字，正反映了這個現象。
司馬遷的《史記》，寫作的是黃帝以 來至於漢武帝的中國歷史，但是，從某個 角度看來，他所寫的也是當時人觀念中的 一部世界史，這樣的歷史書寫，同樣是在 歷史新局中才可能出現的新思維。
12余英時為《劍橋中國秦漢史》寫作的〈漢朝的 對外關係〉，對漢代中國關於世界秩序的理論 與實際作了清晰的闡述。作者以古典的「五服 論」為基礎，建構漢代人的天下觀念；又比擬 於五服中的「要服」與「荒服」，作為漢代「內 蠻夷」與「外蠻夷」區別的典據。（D. Twitchett, M. Loewe edited, 楊品泉等譯，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B.C.-A.D. 220 《劍橋中國秦漢 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 406-12）當然，追本溯源，以「服」與「爵」
兩項要素說明周代的「封建城邦」的天下秩序 理論，討論得最精闢的是杜正勝的〈關於周代 國家形態的蠡測：『封建城邦說』芻議〉（改 題〈周代的封建城邦〉，收入：《古代社會與 國家》，臺北，允晨，1992）。從整體天下秩 序與天下觀著眼，綜合論述先秦至漢代的夷夏 觀念與服制概念的，亦請參看：邢義田，〈天 下一家——傳統中國天下觀的形成〉，收入：
《秦漢史論稿》（台北：東大，1987）。
從黃帝、堯、舜，經夏、殷、周三代，
乃至於秦、漢，是司馬遷所建構政權繼 承、轉移的時間系譜，在空間上看來，這 又是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世界觀。這些以 黃河流域為中心所建立的國家，自以為居 於世界之中，乃自稱「中國」。
「中國」的意義又不止於是空間上的 中心，同時又被認為是文化的中心，在「中 土」之外的人群，分別被稱為東方的
「夷」，北方的「狄」，西方的「戎」，
南方的「蠻」，或者統稱為「四夷」，司 馬遷以有別於華夏的四裔列傳來交代他 們的歷史。和中土的華夏族群相比，他們 被認為文化低落，甚至像禽獸一般，不太 能當「人」來看待。13
其實，在先秦時，後來作為中國代稱的 華夏和四夷的界線不是以血統劃分，而是以 文化為分別。這裡所謂文化，具體地說，只 是生活習慣與政治形態。華夏是以農耕生活 為基礎的城邦國家，不專務農耕的其他社會 形式，則為夷狄。中國古代的農業區域，好 比沙漠中的綠洲，散落在廣大的地面上。以 周王為中心的封建城邦，內有城郭，外環封 疆，各自構成了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經濟活動 的國家，封疆之外，則往往是以漁獵或遊牧
13 關於先秦儒家區別「人」與「禽獸」的思想史 和社會史意義，請參看：王健文，〈古代儒家 關於「人」的概念：兼論儒墨之爭的一樁公 案〉，收錄於：《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 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臺北：東大圖書 公司，1995）
維生的非農耕社會。農耕與非農耕社會在黃 河流域乃至江漢流域錯雜相間，華夏與四夷 也因此並無明確的區域分隔。
隨著封建城邦的封疆日漸擴大，農業 生產與城郭生活的文化形式，也進一步逼 迫原來散居平原草澤地帶的非農業族群 退入了山岳區，漸漸地，黃河流域，乃至 以楚、越為主的江漢流域，形成了更純粹 的農業城郭的華夏世界，秦的統一只是讓 這個文化圈與政治圈合而為一罷了。
延續到後代，所謂「華夏世界」，其 實也恰好和農業區域一致。秦代雖然在遙 遠的南方，甚至今天的越南設郡統治。但 是直到漢代，嚴格的華夏界限，仍在長城 以南的黃河流域，包括最早形成華夏世界 的中原，和春秋時納入華夏的渭河流域；
以及春秋中晚期才進入華夏的楚越所居 的江淮及漢水流域。至於湘贛之南的閩粵 之境與雲貴高原，在秦漢時代仍然不是真 正的華夏。14
14 關於華夏世界的形成，最重要且是開創性的研 究是王明珂的《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 同》（台北：允晨，1997）王明珂在這本90年 代臺灣史學中的重量級著作中，一反傳統直接 陳述「華夏」內涵的舊途，改弦易轍由邊緣探 問族群認同的疆界。王明珂如是說：「當我們 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圓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 緣』讓它看來像個圓形。」因此，作者由「中 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與變遷，來解答『什 麼是中國人』。」（頁11）王明珂以為，「族 群內部的人不用經常強調自己的文化內涵；反 而是在族群邊緣，族群特徵被強調出來。因 此，邊緣成為觀察、理解族群現象的最佳位
由於新的帝國秩序，打破了先秦諸國之 間的界線，人才的流動固然在戰國時就無國 界之別，商賈、游士、客卿，游走各國之間，
華夏世界在某個意義上，早已成為一體。然 而，秦漢帝國相繼百年對「一致化」的追求 和努力，新的帝國，造就的是內涵有別於先 秦的「新」「華夏世界」。
許倬雲曾提出「單純社群」與「複雜社 會」的說法。許倬雲以春秋至秦政統一之間 為古典中國，春秋時期近乎「單純社群」但 不十分純粹；到了戰國時代，則由單元性的 春秋轉變而為多元性的戰國。整個漢初社會 仍然存在著高度的多元性，然而在漢初一個 世紀之內，這個「複雜社會」被改頭換面成 為巨大的「單純社群」。15
眾多並立的單純社群和複雜社會，都不 易形成強烈向心的族群認同，春秋戰國時代 的「諸夏」意識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之上，因 此它與後來建立在巨大單純社群上的「中國」
意識，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另一方面，張光直指出：「國家是從不 單獨產生的；它們是成對出現的或是在一個
置。」（頁77）在這樣的研究取向上，王明珂 選擇了「時間上的邊緣」、「地理上的邊緣」、
「認同上的邊緣」的周族、吳國、西南的羌族、
現代的臺灣等，作為該書的觀察對象，從「資 源競爭」、「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這三 個主要的研究視角切入，對中國歷史上的「華 夏」主題，展開綿密又深刻的論述。
15 許倬雲，〈試擬中國社會發展的幾個論點〉，
《求古編》（臺北：聯經，1982），頁3•
多成員的網架中出現。」16張光直並以李宗 侗所繪的「春秋列國總圖」為基礎，分別繪 製在不同年代間，春秋主要列國城邑的姓屬 關係及政治隸屬形勢圖。發現雖然列國理論 上是「平等的保持著它們在周王國這個客觀 環境之內的虛構的地位。」但是，三百年間，
這些春秋列國及大小城邑之間的政治從屬關 係已發生了無數的變化。因此張光直指出：
「所謂『三代』在某一意義上正是指中國古 代歷史上一些城邑和列國作了不同的分級安 排的三個時期。」「城邑之間與城邑的網狀 結構之間在間上的關係始終未變……但是它 們之間的分級分層關係則經歷了劇烈的變 化。而這些變化才真正影響到權力與經濟資 源的流動。」17張光直的三代城邑分級系統 變化理論，到了帝制中國成立後，新的城邑 分級系統出現了，但卻不再如先秦時是眾多 系統並立（儘管系統大小可能有別）的局面，
而是「單一」而嶄新的「巨大城邑系統」。
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 形成》這部討論帝制中國形成期政治社會課 題最重要的著作中談到：「國都以外的鄉大 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 的『國』被縣取代，而封建時代具有獨立意 味的『邑』，也紛紛改作『里』，全國散置
16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臺北：聯經），
頁29、62
17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頁128-37
的聚落於是產生普遍的階層隸屬關係。」18當 封建時代的「國」、「邑」成了帝國時代的
「縣」、「里」，這樣的城邑分級系統，產 生了關鍵性的質變，展現出有別於三代的意 義，也為促成一個新的「中國（華夏）」意 識，提供了重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