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藉由春秋、戰國時期以來的禮經內容分析，以及漢唐間所實施 的敬禮的討論，一方面論究禮儀的歷史，另一方面析論漢唐間的皇帝制 度如何利用禮儀以建構政治秩序，尤其是通過儒家經典詮釋。
自西漢後期以來，所謂「儒教國家」逐步形成。自郊祀、宗廟禮的 改制運動起，儒學中的「禮」成為政治制度與官人日常生活的基本規範。
對於皇帝制度而言，它想藉由禮儀的推動以定義其以為合理且有利的政 治秩序。皇帝制度的關鍵在於君臣關係的運作，故皇權想利用儒家禮儀 的推動以建構君臣間的人身隸屬關係，及君尊臣卑的身分原理。漢代以 來，中國的皇帝制度持續「禮儀化」。這種禮儀化具有兩面性。一方面 是配合皇權的擴張，另一方面也表現出皇權的危機。從本文的探討可發 現，漢唐間的皇權努力藉由儒家經典詮釋以獨占一些禮儀符號，甚至是 符號蘊涵的意義與語言。而獨占的企圖是為了彰顯在任何情境與脈絡 中，君臣關係都具有優先性，君臣間的身分等差與隸屬關係都必須首先 被強調。
就拜禮而論，先秦的拜禮作為一種敬禮，在禮經中並不限定為卑者 禮敬尊者之儀節，主要用於賓主間。且依其情境，行禮之雙方，誰欲施 敬意，則先行拜禮，受者亦以同儀節回報。雖然依身分等級，臣拜君為 常態，可想而知。禮經中的拜禮主要是施用於君臣同在一平面之空間 上，如堂上，甚或室內。當雙方皆跪坐時，彼此互相行拜禮，此亦可看 成是應酬的一部分，亦是主客所行之儀式，故「禮尚往來」。但漢代以 後，尤其魏晉以降，拜禮愈被視為尊卑上下間人身關係的禮儀符號，故 無君拜臣之禮。換言之，拜禮從一種情境式的禮儀符號，轉換為人身關 係的象徵。我們發現春秋、戰國的相關禮儀更強調團體內部一體感的創 造與確認。以禮經所反映的君臣間的禮儀而言，其重點在於君臣藉由彼
此行禮以締造君臣間的一體感，雖然此類一體感不排除等級上下之別。
此禮有其歷史脈絡，即春秋、戰國時期，以「國家」為中心的封建體制，
君臣皆作為封建貴族，以行禮表現貴族身分，此兼具一體感（如共組成 一個「國家」）與身分等差。而至漢代以後，當禮制被運用於政治體制，
官方的禮制主要被作為身分官僚制的功能，其目的在藉由禮儀符號以凸 顯君臣身分的差異，並表現官僚制度中的身分位階。
然而，此非意謂春秋、戰國時期的身分等差的原則不比秦漢以後皇 帝制度不嚴格，或不受重視。此反而反映了皇帝制度相較於先前的封建 制，其身分制度，如君、臣、民間的身分等差不是那樣理所當然，更具 有不確定與不穩定性，故更需要藉由禮儀與語言文字加以確認並強化。
「禮儀化」的發展與禮學的演進都表現出統治階級在這方面的努力。宋 儒歐陽修說：「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
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62此「禮樂為虛名」之說，雖有其自身學 術的立場，難言是非。但歐陽修所不能理解的是，漢唐間的皇帝制度的 推動須藉由為臣者一方的身分認同，故禮儀的目的便在創造這類身分認 同。故禮樂不是政治權力的裝飾工具或象徵而已。然而，禮儀符號與其 所指涉的政治秩序間的關聯性，恐有更複雜的現象供探討，本文自有不 足處。
拜禮意義的改變，亦可看出君臣的聚會在先秦有更濃厚的應酬意 義，即君臣藉由祭祀、相見、宴飲等儀式以締造一體感。而皇帝制度之 下，君臣聚會多具形式性意義，重在強調藉由禮儀的功能以創造或確認 官人的稱臣意志。
本文也藉由中日古代禮儀的比較，嘗試說明中國古代雖亦席地而 坐，但從古典禮經所定的禮儀規範以來，在席地而坐的狀態下，其敬禮 的表現有三，一是跪，二是起立為禮，三是拜。本文討論了後二者，並 強調起立為禮的特色。日本奈良、平安時代，當時日本方面稱中國之禮 的特色為「立禮」。所謂中國的「立禮」，是指中國官員在進入禮儀場 所後，以站立為禮，相對於日本的跪或坐；當坐下後，以起立為禮，相
62 《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885），卷11，〈禮樂志〉，307。
對於日本的跪拜。
本文也討論了六朝時期朝廷如何辯論敬禮，並探討儒者如何藉由經 典詮釋以定義禮儀的意義與功能。儒家經典作為知識的最高權威的來 源，自當無疑。經典中可能有曖昧處，但不致有誤。曖昧處則可藉由經 典的分析得到明確的答案。此亦為當時的共識。然而這一類的經典詮 釋，多限於語言符號的舉證，如本文所舉文惠太子所發動的辯論之例，
各方都在舉證何種經典有某特定文字（如「敬」、「慈」、「惠」）的 出現，而非體系、原理性的去理解經典所言為何。在有關敬禮的辯論中，
各方 不明言的 理論預設都是 君臣尊卑 秩序的優先性 的政治秩 序的原 理，而此預設並不是直接來自於當時的儒學傳統。而就此類中國古代的 所謂政治詮釋學而言，儒者是在經典中，舉證其可運用的語言符號以證 成己說。儒學傳統當然是政治人物政治理念的知識來源，此不必否認，
更十分重要，但也是政治理論的資料庫，儒者可以透過類似今日關鍵字 檢索的方式，找尋符合己身理想的經文。
本文的討論，僅限於此課題的一偏之隅，不足之處甚多，自不迨言。
筆者本身可以反省到的問題如下。首先，雖然目前有關中國古代的宮室 基本格局及坐具的演變，學者已有了清楚的認識，但其變化如何影響 立、拜之禮的行禮情境轉變，及其意義轉化，則須進一步討論。尤其藉 由圖像資料，恐是下一步研究開展的憑藉。其次，君臣日常生活的相處 形式也值得再探究。如《禮記》之〈曲禮〉、〈少儀〉、《管子．弟子 職》所描述的禮儀多發生在一個共同生活的團體之內，所謂「群居終 日」。魏晉以來，君臣間的相見愈來愈形式化與儀式化。若然，則其間 的敬禮的方式也會改變。此問題或有討論的空間。
*本文初稿曾以〈六朝隋唐時期君臣間的敬禮及其經典詮釋〉為題，
宣讀於「第七次東亞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研討會」，2001年6 月，廣州：中山大學。再經增刪修訂，而為本文。
（責任編輯：鄭雅如 校對：鍾旻圜 江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