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學者闡述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壇的文學定位時，多著眼於汪氏 舊中國題材的小說創作。台灣學者同時也是「汪迷」的呂正惠先生即指 出，汪曾祺擅長描寫「正面型的小人物」，語言樸直而精鍊，「汪曾祺不 是一般意義的現實主義作家，他不重視情節，不刻意從衝突中去突出社 會矛盾，……而只是淡淡的寫人物的感受，並在適當的時機，輕輕地『感 慨』一兩句。……寫的都是『事實』，毫無評論，不慍不火。」他不走 魯迅「哀其愚蒙，怒其不爭」的路子，他贊歎苦難中國人民的「美德」
正在於「不爭」、「能忍」，更重要的是不僅「自我憐惜」，還在「相互憐 惜」。「筆記體的汪曾祺，我以為走的是一種『復古』路線：追求一種簡 潔、素淨的記述『文體』，……追求一種感覺式的、印象式的境界，這 也類似古文家。」汪曾祺的創作發展是一貫的，他是「人情的共享者與 品味者」同時也是「文體與境界的追求者」。33
大陸學者陳思和先生認為汪曾祺「以家鄉記事來揭示民間世界」的 短篇小說」，不像「傷痕小說」、「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直接面對 人生、與社會陰暗短兵相接，也不屑與現實政治針鋒相對，他有意偏離 主流，在民間土地上另尋一個理想的寄托之地。由此，「『五四』以來被 遮蔽的審美傳統，得以重新發揚光大」。陳思和認為汪曾祺小說不但具 有民間風情，而且具有深刻的民間立場。他以〈受戒〉（1981）為例，
指出汪曾祺以隨意漫談的閒話文體，鋪陳順乎人性的自然本性，「充滿 俗世之美」，同時又有一種「超功利的瀟灑與美」，作者以一種通達的、
理想化的態度描繪一種「桃花源」式的生活理想，表現得「純樸、溫馨、
清雅」而筆調並不失之甜俗，是「清雅之中隱隱有一點苦味」。他追求 的正是傳統文人追慕的寬厚通脫、率性自然超功利的生活態度與人生境 界，也是五四以來新文化傳統中非主流的思想。34上述兩位學者對於汪
32 本節標題語出汪曾祺：「我的作品和我的某些意見，大概不怎麼招人喜歡。姥姥不疼，
舅舅不愛。也許我有一天會像齊白石似的『衰年變法』，但目前還沒有這意思。我仍 將沿著這條路走下去。有點孤獨，也不賴。」引自汪曾祺，〈我是一個中國人〉，收 入《汪曾祺全集三：散文卷》，頁304。原載於 1983 年《北京師範學院學報》第 3 期。
33 呂正惠，〈汪曾祺──人情與境界的追求者〉，收錄於楊澤主編，《從四○年代到九○
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1994），頁 31-38。
34 陳思和，《當代大陸文學史教程 1949-1999》（台北：聯合文學，2001），頁 231-238。
曾祺文學的闡述，確能具體而微地剴切直指「典型」汪曾祺風格的核心。
汪曾祺發表於後文革時期（1979-1996 年），以「舊中國」正面型小人 物為題材的小說，所呈現的總體風貌──標榜民族傳統為本位，兼融並 蓄的現實主義；推崇和諧的真實的樸素的有希望的美的詩意的《詩經》
「思無邪」、「溫柔敦厚，詩教也」35的境界；小說文體散文化抒情化等 特色。
由於新中國肇建三十年以來諸多運動的全程參與，幾乎造成標榜
「創作自由」的汪曾祺中輟創作，導致五○至七○年代的創作空窗期。
其中大量反映「舊中國」（尤其是四○年代）的鄉土人情，富於抒情、
懷舊風情的舊中國小說，大多發表於嶄露頭角、領意標新的四○年代，
與清新老成、別裁偽體36的八○年代，數量超過汪曾祺小說創作總量的 七成。八○年代是汪曾祺在後文革時期歷劫歸來，重返文壇並且奠定當 代中國文壇重要地位的創作高峰期，而確立個人創作典型意義，將他帶 上創作巔峰的正是集中「舊中國」小說創作的總成績。他曾談過個人創 作在當代中國文壇屬於「別裁偽體」的原因：
對我來說，對舊社會怎樣想像概括都可以（我寫人物都有原 型，舊社會的人物大都死了，怎麼寫都行），對新生活還未 達到這種自由的地步。……37
長期以來，強調文藝必須服從政治，我做不到，因此我不 寫。……我卻認為寫作必須對生活確實有感受，而且得非常 熟悉，經過一個沈澱過程，……才能寫得好，我不能根據調
35 語出《論語‧為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錄自《論語‧
為政》（藝文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卷第2，頁 16。《禮記‧經解》：「孔子曰：『入 其國，其教可知也，溫柔敦厚，詩教也。』錄自《禮記‧經解》（藝文影印阮刻十三 經注疏本），卷第50，頁 845。
36 引自汪曾祺，〈題記〉，收入《茱萸集：汪曾祺短篇小說自選集》（台北：聯合文學，
1988），頁 2。汪曾祺自敘創作心路歷程：「我的小說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可以視為『別 裁偽體』。我年輕時有意『領異標新』。中年時曾說過：『凡是別人那樣寫過的，我就 絕不再那樣寫。』現在我老了，我已無意把自己的作品區別於別人的作品。我的作 品倘與別人有什麼不同，只是因為我不會寫別人那樣的作品。」其中「別裁偽體」
語出自杜甫〈戲為六絕句〉。
37 汪曾祺，〈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收入《汪曾祺全集三：散文卷》，頁287-290。
原載於1983 年《新疆文學》第 2 期。
查資料，編個情節去寫。……有人說我從來沒有對現實生活 進行過嚴格的拷問，我是沒有這個勁頭。……我追求的不是 深刻，而是和諧。……我要寫的就是這些東西：樸素的、有 希望的。……這是思無邪，詩經裡的境界。……多年來我們 深受思想束縛之害。……我寫〈受戒〉主要想說明人是不能 受壓抑的，反而應當發掘人身上美的、詩意的東西，肯定人 的價值，我寫了人性的解放。38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 哀以思，其民困。……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
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 情性以風其上。」39從詩有正變之說來看，詩的內容風格，實可看出時 代盛衰之跡。其實，歷劫歸來的汪曾祺，從復返文壇的七○年代末至八
○年代全盛時期，除了「舊中國」小說的集中創作之外，也從事「新中 國」小說的零星創作，約有 12 篇。尤其在進入九○年代後，汪曾祺開 始自覺地「衰年變法」，似乎有意效法「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 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以小說著史，著力創作紀錄「新 中國」歷史的小說，計有 10 篇。唯相對於前時期擅寫「舊中國」的汪 曾祺典型已經確立，並且盛名遠播，加上新時期「新中國」小說的創作 流派紛繁、眾聲喧嘩，「傷痕」、「反思」、「改革」、「尋根」、「先鋒派」、
「通俗」、「新寫實」前仆後繼40，因此風格丕變的「非典型」汪曾祺的 新中國小說，遂掩匿在「小說爆炸」和「小說熱」的創作狂潮中。
基於抉取新中國建國三十年的民間史料，以進行歷史詮釋的需求，
復以汪氏實全程參與三十年運動者，並以文錄史，留下珍貴的文學性史 料，因此，本論文實著意於聚焦並探討較少受到研究者關注的「非典型」
的汪曾祺小說及風格。從前文所開展的三系列人物群像與歷史敘事的相 互參照，一路撿拾、細讀汪曾祺創作路途上被遺忘的「小石子」41，細 心的讀者將赫然發現：佔汪老全部小說創作量才 18%（約 22 篇）的新
38 施叔青〈散文化小說是抒情詩：訪汪曾祺〉，《文壇反思與前瞻：施叔青與大陸作家 對話》，頁114-157。
39 引自《詩經‧毛詩序》（藝文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卷第 1-1，頁 14-17。
40 施淑，〈小說熱〉，收入《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頁252-274。
41 語出汪曾祺篇名：〈撿石子兒（代序）〉，收入《汪曾祺全集五：散文卷》。
中國歷史敘事的小說，相較於數量較多的舊中國人情懷舊小說，從創作 動機、題材到風格上，居然產生了「顛覆性」的逆轉。其實，汪曾祺在 揭露少寫新中國新社會題材的原因時，早已經預留伏筆：「因為我還沒 有較多地發現新的生活中的美和詩意」42，「我的作品和政治結合得不 緊，但我這個人並不脫離政治。我的感懷寄托是和當前社會政治背景息 息相關的。必須先論世，然後可以知人。」43「我的感情是真實的。一 些寫我的文章每每愛寫我如何恬淡、瀟洒、飄逸，我簡直成了半仙！你 們如果跟我接觸得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44壓 抑不住的真實感情「並不總是很閑適，有時甚至是憤慨的」45。基於長 久以來所抱持的一貫的人生態度與寫作態度，當汪曾祺在面對新中國及 其歷史現實時，不可避免地將產生嚴重的心理掙扎與衝突。因為，回顧 慘酷的新中國建國歷史的社會現實是醜惡荒謬的；人性人情則絕大多數 是扭曲寒涼的；汪老過去所極力推崇的和諧的、真誠的、樸素的、有希 望的、美的、詩意的「思無邪」和「溫柔敦厚」的境界是盪然無存，所 剩無幾的。
因此，在汪曾祺新中國小說的創作初期，首先登場就是小人物系 列，透過小說為最令人哀憐痛惜的，廣大、善良、無聲的小民百姓們留 下歷史身影。並且深具「過渡性」地保留汪曾祺舊中國小說中的部分色 彩，即慘苛的歷史現實的逼迫下，所幸善良的小人物們身上還殘留著難 能而可貴，卻足堪救贖苦難的詩意的美麗的溫暖和人性，如〈騎兵列傳〉
（1979）〈黃油烙餅〉（1980）、〈七里茶坊〉（1981）、如〈寂寞和溫暖〉
（1981）、〈皮鳳三楦房子〉（1981）。其次，在知識分子系列中，寫〈寂 寞和溫暖〉（1981）則直陳「土改」官員濫權貪污的劣行敗跡，揭示了 中國官方和歷史學界所避重就輕的歷史事實；寫〈天鵝之死〉（1981），
象徵慘遭文革迫害的藝術工作者，作者的用情至深，「淚不能禁」；〈八 月驕陽〉（1986），細節地揭露了文壇作家老舍遭受紅衞兵集體羞辱，對
42 汪曾祺，〈道是無情卻有情〉，收入《汪曾祺全集三：散文卷》，頁278-281。
43 汪曾祺，〈晚飯花集自序〉，收入《汪曾祺全集三：散文卷》，頁325-327。
43 汪曾祺，〈晚飯花集自序〉，收入《汪曾祺全集三：散文卷》，頁325-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