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仁齋思想學說的評價，在他生前到死後，乃至於三百年後褒貶 迭出、正反對立的情況，大概是儒學史上相對少有的。最主要的原因，
如同其〈讀予舊稿〉61及〈同志會筆記第 27 條〉所述，是其一生「昨我」
54 德川家康在 1600 年關原之戰，結束了日本歷史上殺伐戰亂最慘烈的戰國時代，繼而於 1615 年斬草除根地消滅了豐臣秀吉的孤兒勢力，開啟了「元和偃武」之時代，距《童子 問》文本問世大約七十年。
55 伊藤仁齋，《童子問．卷之中》，第二十五章，頁 227。
56 伊藤仁齋，《童子問．卷之中》，第二十四章，頁 227。
57 伊藤仁齋，《童子問．卷之中》，第二十六章，頁 228。
58 伊藤仁齋，《童子問．卷之中》，第三十三章，頁 229。
59 伊藤仁齋，《童子問．卷之下》，第五十章，頁 232。
60 伊藤仁齋，《童子問．卷之下》，第五十一章，頁 232。
61 伊藤仁齋，〈讀予舊稿〉，收入三宅正彥編，《古學先生文集》（東京：ぺりかん社，
1985），卷 6，頁 125。
與「今我」的鬥爭變化太過頻繁太過劇烈了。對於如此曲折多變、起伏 迭出的思想體系，後人在有限篇幅與一時一地研究視點的侷限之下，往 往執其一端而擴大渲染，研究者自身很容易陷入「仁者見之謂之仁，知 者見之謂之知」62的盲點陷阱中。進而言之，研究者也許無心，閱讀者 卻往往陶醉其中，擊節嘆賞之餘，不知不覺間以為眼前拜讀論文所見，
即為伊藤仁齋思想之全體。不只客體研究者及閱讀者難於擺脫這種知識 論盲點的宿命，即使作為思想者主體的伊藤仁齋本身，對於自己的思想 著作與論述主張也無法首尾相顧，達到完全自圓己說的境界。63雖然如 此，如果兼容並顧思想發展的兩個主要面向──思想的內在邏輯理路，
與思想家對外在生活環境變化的刺激與回應，也許較有機會逼近其思想 的動態全貌，解釋其思想體系裡落差斷裂的原因與產生的機制。
然而至目前為止，有關伊藤仁齋不同人生階段異我間鬥爭何以如此 激烈的問題，長期以來學術界多根據其遺世筆記或著述，作思想內在邏 輯理路的分析立論而已。這主要是因仁齋一生未仕，現代研究者思辨的 注意方向被其看似平靜單純的人生經歷所吸引。然而細究其交遊徒從的 身分，以及這些交遊徒從者在政治與社會層面的影響力，我們恐怕必須 重估伊藤仁齋思想成長與政治力、社會脈動力之間互動的因素。
根據《先遊傳》、《盍簪錄》、《門人帳》、《仁齋日記》，以及長子伊 藤東涯之《日記》等有關伊藤仁齋交遊徒從的傳世記錄所見，除了一般 儒生、土豪、地方官僚化的武士之外，尚有兩組特殊人物：其一是京都 天皇朝廷的高級公卿，其二是元祿時代京都的豪商鉅賈。
高級公卿的交遊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幕府官職制中常設的兩 名「武家傳奏」。在表面上的職份來看，「武家傳奏」是負責江戶幕府 與京都朝廷間的聯繫。然而，進一步從實質的運作、政治的鬥爭層面上
62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為《易經》認識論名言。臺灣開明書店斷句，《斷 句十三經經文．周易》（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91），〈繫辭上〉，頁 22。
63 竹內整一，〈「古學」の思想．〈古學〉的知の特質─伊藤仁齋に即して〉，收入竹內 整一等編，《日本思想史叙説．第 4 集》，頁 69。
而言，可以想見，武家傳奏來往於日本近世二元政治形態的兩大中心─
─權力的江戶與權威的京都之間，在權力中心與權威中心發生對立危機 時，依其個人的政治認同取向，隨時可以向自己傾好的一方通報敵方的 情報。可以說，「武家傳奏」是公卿朝臣中，最有機會掌握天下大勢、
政治機兆的變化先機的人物。伊藤仁齋曾在五十七歲（天和二年到三年，
1682-1683）的日記中，透露出當時政制體制內的兩位武家傳奏──四十 五歲的花山院定誠氏（1640-1704）與六十九歲的千種有能氏（1615-1687）
──都是他講學交遊關係深厚的人士。
而豪商鉅賈當中，經常在伊藤仁齋的日記及詩文中出現的有那波九 郎左衛門（1633-1697）。此人是當時京都數一數二的高利貸富商，所謂 的「大名貸」那波素順之長子。那波家資金貸放對象是來自日本各地的 大名，可見其家富可敵國的氣勢。那波氏與仁齋關係之深厚與其家世之 富有，可從下面一段敘述知其梗概：
頗好文字。居常陪侍耆儒碩師之門親炙之，醉經飫史，哦詩綴歌以 自樂。所謂以文章為園囿，以詩書為鼓吹者也。宅居本地之外，更 於鷹峰、東山八景勝之地，營建名為知還堂、耕雲庵等閑寂別莊，
與富商、專門文化人等行學問、詩歌、茶道之社交以為樂。仁齋時 訪其本宅湛然居。頻繁應邀往訪別莊。時或搖輿至鷹峰，時或招行 廚與其遊北野。仁齋批點九郎左衛門吟卷，社交席上每與之作詩和 韻。亦且同席講釋《語孟字義》。九郎左衛門屢屢造訪仁齋居宅，
仁齋亦以「吾友」呼九郎。64
廟堂上的名公巨卿與市井中的殷商巨賈同在醇儒仁齋古義堂內，有何媒 介可以同聲相交、同氣互集呢？1681、1682 兩年（仁齋五十五、五十六 歲之年）及 1691 年（仁齋六十五歲），發生於江戶政治史、社會史上三 件大事也許可以提供一些消息。
天和元年（1681）五月二十八日，篤好儒學、賞罰嚴厲的五代將軍
64 石田一良，《人物叢書．伊藤仁齋》，頁 96-97。
德川綱吉剛即位不久。他在參拜祖先靈廟途中，瞥見道旁江戶豪商石川 六大夫妻孥全身上下驕奢僭越的妝扮，一怒之下，下令沒收石川六大夫 在江戶城內的宅地，並將全家放逐出江戶城外。
隔年二月二十二日，橫須賀藩五萬石藩主本多利長因為對將軍派出 的巡見使的無禮事件，以及本多利長剝削苛榨農民太過的藩政，被德川 綱吉下令減封成一萬石，並移封偏遠的出羽村山藩。
元祿四年（1691）十月，江戶一名町醫師山口宗以町人間流傳有關 幕府政治醜聞、市井間的亂象，寫出諷世書《百人男》，因觸怒幕府當 局而遭致死罪。
上述三件聳動世道人心的政治與社會的大事件，必然會成為兩位武 家傳奏的學友，在古義堂內讀經講筵、譯文聚會中深入權威的一手報導，
進而成為攸關堂中公卿名紳、豪商巨賈關切身家性命的討論話題。依常 理而言，也必影響到儒者講學論政時的心態。德川時代最為察察而明的 綱吉時代初臨，各地的藩主及朝廷中的名公巨卿，雞死猴儆、下從上好，
急於向儒門求取保身從公之道；而京都的豪商巨賈見江戶所發生的前 例，兔死狐驚，亦急向儒門乞求保身立命之道。作為京都城中與古義堂 內眾所仰望的碩儒伊藤仁齋，於消極被動而言，應該會回應其門下公卿 藩士們之請求，指導他們如何逢迎最高權力者德川將軍，以求護藩保身 之道；或者應豪商鉅賈的門徒之請，指導如何觀察新將軍尚儒倡儉的統 治傾好，作為自身避凶趨吉，免受抄家充公之害的避禍妙方。於積極主 動而言，君子誘人以道，愛人以德，傳授自己得自中華上國兩千年治道 之鑑的智慧，為這些紆尊降貴的公卿大夫、富商巨賈們未雨綢繆，以管 仲逢君之好以成霸業的治鑑為教，迎接察察為明的綱吉時代來臨，這些 都在人情之常內可以推想得見。誠如荻生徂徠所謂「世載言以遷，言載 道以遷」的名言，65歷史文明豐富化、複雜化的演變，作為表述工具的 語言與之俱變，而語言又再度承載文明內容昇華之後所形成的道理學說
65 〔日〕荻生徂徠，《學則．卷二》，收入吉川幸次郎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 36．荻生 徂徠》（東京：岩波書店，1982），頁 190。
而變。作為「吾生也有涯」，在壽命、智力與體力各方面都受到時空侷 限的「有限之人」，於思想的內在邏輯理路與外在挑戰刺激的回應之間，
不可能無落差而同步圓滿地滑順嚙合。仁齋的《三書古義》尚且經過自 己二十餘年不斷地刪改增補，身後固然得到許多好評，但也同時受到無 數論敵與論友的質問。《童子問》一書大約從仁齋六十歲開始起草，66到 其死前七十八歲時終止《童子問》一書的講論會為止，其間經歷了德川 綱吉政治的四大方針：尊王（皇）系列措施，禮遇與迫害並行的待儒政 策，嚴厲慘刻的儉約令，以及人不如畜的「生類憐令」。《童子問》二 十餘年的撰寫期間，如果有主動的意願，伊藤仁齋應該有充分的時間與 精力，以孔孟在《論語》、《孟子》兩部聖經中所垂示的聖教來對時政 作回應才是。
然而，實際在《童子問》一書裡，只看到孔孟共同主張的論「儉」
主題得到相當篇幅的深入討論。在仁齋交遊圈裡，滿是京都豪商、公卿 貴人的情況下，毋寧是既能發揮「以友輔仁」、「愛人以德」的善舉，
又能迎合高壓統治者政令，可謂是一舉兩得的必然反應。
相對的，孔孟價值共通「仁民而後愛物」的聖教主題，67卻絲毫沒 有被提起來針砭當時顛倒人畜價值的「生類憐令」。伊藤仁齋平生學術 思想的立場，對孟子推崇的程度，甚至於讚其「有功于萬世學者」，《童 子問．卷之上》謂：「設欲去孟子，而特據論語字面解之，則不惟不得 其義，必至於大錯道。……所以孟子之書，非徒有功于論語，實有功于 萬世學者也。其得與論語竝稱者，良有以夫。」68然而「說大人則藐之」、
「誅一獨夫」與「視君如寇讎」的孟子精神，也未見伊藤仁齋發揮在對 時政之針砭。69
66 現存《童子問》最早版本為伊藤仁齋六十五歲時的自筆本，據此往前五年推斷。
67 對照《論語．鄉黨》所載孔子之仁民愛物先後關係：「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
67 對照《論語．鄉黨》所載孔子之仁民愛物先後關係：「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