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結論

如果從更長時期的角度來看，不只十八世紀，法國歷史上還 有另外一個時期也曾經有人倡議「真宗教」：在 1572 年聖巴托羅 謬大屠殺之後，布丹（Jean Bodin, 1530-1596）曾經構思「真宗教」

的概念，以試圖消弭社會動盪不安的局勢。英國歷史學家史堅納

（Quentin Skinner, 1940-）的研究指出：1576 年，布丹在《共和六 書》曾經表示，沒有不容置疑的宗教信條，所以面對不同的宗教 主張應該互相尊重；但是，布丹在《共和六書》中的激進暗示並 沒有清楚說明，反而要等到 1588 年的《七人討論會》（

Colloquium

of the Seven

一個討論會，與會的七位人士分別代表七個不同教派：自由天主 教徒、路德派、懷疑論者、自然宗教的支持者、喀爾文派、猶太 人、改信伊斯蘭教者。在對話的結尾，布丹使所有參與對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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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ntin Skinner,

,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48.

但是從未出版，當時只以手稿的形式流傳。

都承認：沒有任何人能夠說服其他人接受自己的信仰。⁴⁰在最後一 個對話的結尾，藉由懷疑論者賽納摩斯（

Senamus

寬容的想法清楚出現：當討論宗教不寬容的危險時，賽納摩斯請 求在場的所有人士承認，他們其實在一個最重要的看法上有共 識，也就是「上帝是諸神的父親」，所以沒有任何事物能夠阻止他 們「使用共同的祈禱文以滿足大自然共同作者與共同之父，使祂 能可以引導我們進入真宗教的知識中」。⁴¹史堅納認為，這等於暗 示一旦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信仰共同基礎，任何宗教迫害、宗教 不寬容將不再發生。⁴²

處身於十六世紀後半期的法國宗教戰爭期間，布丹深切體 認，沒有任何宗教信條具有足夠的確定性，所以在各自都缺乏確 定性的情況之下，當然沒有人可以宣稱自己的宗教信仰比別人的 信仰更為正確、更具有優越性，面對差異只能互相尊重、彼此寬 容。然而，伏爾泰的時代不同了。在科學革命之後，牛頓哲學的 出現證明了規律運作的大自然是由一個全能聰慧的造物者所創 造，而數學法則的確定性具有超越時空、不分派別都承認的事實。

於是，在伏爾泰的眼中，自然神論（自然宗教）具有其它知識無 法企及的確定性。這位十八世紀的法國哲士在自然神論中找到沒 有教義爭論、沒有教派糾紛、沒有宗教戰爭、沒有宗教迫害、沒 有宗教狂熱而只有哲學精神的「真宗教」。這個「真宗教」在

1572

年，聖巴托羅謬大屠殺發生之後的布丹企圖要找；

1760

經歷約翰．卡拉與德拉巴赫騎士事件的伏爾泰也企圖要找。這兩 位法國近代人士尋求真宗教的目的都在企圖找出基督教內不同教

40 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 2, p. 249.

41 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 2, p. 247.

42 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 2, p. 247.

派，甚至世界上不同宗教都承認的「最大公因數」，以避免社會對 立、新舊教分裂所引發的衝突與不安。雖然布丹和伏爾泰都認為 一神信仰是所有宗教的共同看法，但是他們得出結論的方式畢竟 有所不同：布丹的推論建立在邏輯思辨之上，論證帶有相對主義 的色彩；伏爾泰則從數學的確定性立論，倡議規律秩序的自然宇 宙有一位造物者，這種理性化的自然宗教明顯是科學革命之後的 產物。

十七世紀後半期，以牛頓為主的科學革命提倡機械宇宙的自 然觀，主張人類經由數學法則理解造物者的智慧與大能。這種理 性化宗教的論證方式與傳統天主基督教相當不同：前者以數學為 工具，歸納並分析各種自然現象之間的關聯，企圖凸顯基督教的 理性面向，降低論證的主觀色彩可能引發的神學爭辯。面對當時 法國國內宗教對立的情況，伏爾泰引進牛頓學說，想藉由理性的 自然神論找出天主教與新教都能接受的核心信仰，在求同存異的 狀況之下，達到尊重不同信仰的宗教寬容，化解社會衝突的根源。

引進牛頓學說之時，伏爾泰注意到中國政治與宗教的狀況，與他 構想的「真宗教」非常類似，於是大力讚揚中國有長遠的天文觀 測經驗，中國文人重視理性，沒有宗教派別，只信奉創造天地的 造物者。伏爾泰眼中的中國，以及對於中國古代典籍、文學作品 的興趣，都與他個人的宗教觀緊密相聯。於是，自然神論、理性、

寬容、信仰自由以及中國風的流行，彼此環環相扣，密不可分，

全都與歐洲當時的政治、文化與宗教現實環境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