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從社會變遷的角度，探討在1995年到2005年十年間，台灣民 眾的心理需求、疏離感與身心困擾的程度是否有所改變，答案是肯定 的，且其改變並非純然的線性增減，因時期、世代、年齡而呈現深富意 義的變遷特色，為了能更清楚呈現時期、世代以及年齡的效應，首先將 本研究的主要結果整理於表6，以配合各表的詳細結果進行討論。
表6 時期、世代、年齡效應一覽表
自我實現需求 穩定安全需求 社會疏離感 人際疏離感 身心困擾
時期效應 下降 下降 U型 上昇 上昇
世代效應 微 無 無 微 無
年齡效應 無 無 無 無 U型
（最低點40歲）
圖2 各變項在各出生世代之隨機效應（加入人口變項後）
就1995年、2000年、2005年三個「時期」的效應而言，交叉分類隨 機效應模型（CCREM）的結果顯示自我實現與穩定安全兩種心理需求 隨著此三時期有減少的趨勢，不過平均分數的差距並不大，且若以四點 量尺來看，受訪者的平均分數均超過3，意味這兩種心理需求都在「符 合」與「非常符合」之間，我們推測可能台灣民眾的心理發展已臻穩 定的狀態，因而無太大變動。各時期兩種心理需求間均有顯著差異，
穩定安全需求均高於自我實現的需求。朱瑞玲、楊國樞（1988）的研 究結果中，台灣民眾的生活安定需求最高，其次為自我實現需求，最低 為人際安全需求，由於本研究採取因素分析後合併生活安定與人際安全 需求成為穩定安全需求，無法直接與該研究進行比較，我們嘗試將穩定 安全需求拆成生活安定與人際安全需求時，發現三個時期間基本上也符 合生活安定＞自我實現＞人際安全這個次序。不僅如此，自我實現需求 愈高者，其人際安全需求及生活安定需求亦愈高。因此，我們可以說朱 瑞玲、楊國樞（1988）的結果再次獲得呼應，也就是說，在華人社會，
生活安定需求與人際安全需求未必是一種匱乏需求，而是可以不斷地持 續滿足且繼續被需要；自我實現需求未必是前一階段的需求滿足後才出 現，乃伴隨著其他心理需求共同出現。
社會疏離感隨時期呈現U型變化，其分數在2005年最高、1995年居 中，2000年最低。我們推測，2000年總統大選後，政權和平轉移至民 進黨，對台灣民眾而言，這意味人民擁有影響社會政局的力量，因此 社會疏離感最低。不過，到了2005年，台灣民眾的社會疏離感反成為 十年來的高點，是否反映人們對政府或公眾事務的期望與現實落差增 大而導致失望，有待日後更多資料持續觀察檢討。控制人口變項後，
人際疏離感隨著此三時期而日益增加，其分數亦在2005年最高。從表 6的結果可知，人際疏離感因教育程度及個人月收入而不同，教育程
度愈低或是收入愈低者，其人際疏離感愈高。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資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 811,338元 891,445元 894,574元 按戶數五等分位組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平均每戶儲蓄
第一等分位組 296,166／ 25,307 315,172／ 14,733 297,694／ -1,948 第二等分位組 525,749／ 73,759 571,355／ 68,572 556,117／ 39,360 第三等分位組 704,713／137,276 778,556／143,820 779,044／ 90,494 第四等分位組 948,484／263,094 1,043,508／262,601 1,043,131／181,829 第五等分位組 1581,580／602,083 1,748,633／653,888 1,796,884／657,753 本表整理自行政院主計處（2006）之資料，表中數字單位為「元」
也並不相同。1995年時，自我實現與穩定安全需求均最高，社會與人際 疏離感最低、身心困擾也最低；2000年居中；2005年則完全相反，自我 實現與穩定安全需求最低，社會與人際疏離感最高、身心困擾也最高。
可見這十年間台灣社會明顯出現轉折與變遷，經濟成長減緩、家庭所得 分配逐漸惡化、貧富差距加大、民眾經濟壓力加劇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經 濟面因素（如表7所示），人口結構漸趨老化、失業率持續增加、民生 及金融痛苦指數有上昇趨勢（李誠等 2004），則為另一個重要的社會面 因素。在經濟穩定成長的社會，人們生活較為富足無虞，對未來抱持較 樂觀的看法，較有可能「行有餘力」去追求自我實現，也因此疏離感及 身心困擾降低；然而若經濟衰退社會陷入不安定的狀態，則將使人們降 低生活、自我實現等心理需求的水準，也容易對未來產生悲觀想法，增 加疏離感及身心困擾。
接下來，關於「世代效應」，表4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第一階段 的分析結果顯示，不考慮人口變項的影響，單純觀察台灣民眾的世代間 差異時，似乎可依出生年代將台灣受訪民眾分為三群。第一群為出生於 1920年至1944年者，此群受訪民眾的穩定安全需求高於自我實現需求，
人際疏離感最強，而身心困擾較多。第二群為出生於1945年至1959年 者，他們的兩種心理需求差距不大，且人際疏離感居中，身心困擾相對 較低。第三群為出生於1960年至1984年者，此群受訪民眾的自我實現需 求高於穩定安全需求，他們的人際疏離感最低，身心困擾次多。然而，
在進一步控制人口變項的影響後（表5），前述世代效應明顯減少，自 我實現需求與人際疏離感雖仍有些微波動，但穩定安全需求、社會疏離 感及身心困擾的世代隨機效應已不顯著，意味這些變項在控制人口變項 的影響後，因出生世代而來的差異趨近於無甚至消失。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程度或收入愈高者的自我實現需求愈高且
人際疏離感及身心困擾亦愈低、教育程度愈高者的穩定安全需求愈低。
黃毅志（2002）指出，對台灣人民而言，教育不僅代表人力資本更代表 文化資本，透過教育能夠提升專業技能與學識，獲得較多上層文化之薰 陶，因此容易促使相同教育程度的人展現出類似的生活形態、生活態 度，乃至於相似的價值觀與想法。朱瑞玲、楊國樞（1988）、楊國樞
（1988）推測，教育對民眾有育化作用及增進個人能力（competence）
之功能。對照來看，育化作用即文化資本、增進個人能力為人力資本，
本研究的結果與這些觀點相呼應，受過愈高教育的民眾顯得更為重視自 我的實現，減低對較低層次需求的追求，同時也較有能力面對生活中的 各項事務，減少疏離感以及身心困擾程度。
女性有較高身心困擾，已婚者的穩定安全需求較高，均有其特別意 義。然而，世代效應仍小幅地存在於自我實現需求及人際疏離感等變項 上，呈現的起伏狀態各異，其原因有待日後進一步探究。此外，同時考 量了時期效應與世代效應之後，「年齡效應」仍存在於本研究的依變項
「身心困擾」上，且並非單純線性增減。隨著年齡增加，身心困擾成U 字型，40歲為最低點。此結果與Mirowsky and Ross （1992）相呼應，他 們發現美國成人的憂鬱度隨年齡增加而成U字型，以40-49歲左右的中年 人憂鬱度最低。我們推測，40歲左右的台灣民眾，家庭與事業都處於顛 峰時期，雖然忙於家庭、工作，但身為一家之支柱、工作上的棟樑，獲 得較多成就感，故而其身心「困擾」最少。
Maslow（1970, 1971）指出成長需求與匱乏需求在本質上的差異，
匱乏需求愈強意味著需求尚未被滿足，故其身心適應狀態將愈不好；相 反的，成長需求愈強則愈能促進身心健康。本研究關於自我實現需求
（即成長需求）的結果符合理論的推測，穩定安全需求與心理健康的關 係並未獲得支持。本研究的「自我實現」只側重於內在性、個人性自我
面向，如同楊國樞、陸洛（2005）所主張，華人重視與他人的關係，強 調在家、國、天下的大我中安身立命，會呈現出社會取向自我實現的面 貌，日後研究亦可加入社會取向自我實現的觀點，探討社會取向自我實 現與身心適應之關聯。最後，根據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第三階段的結 果，我們得知在同時放入心理需求與疏離感時，社會疏離感或人際疏離 感愈高者之個人身心困擾愈嚴重，而自我實現需求已無顯著效果。華人 社會重視人際和諧，對台灣民眾而言，人際疏離顯然是個人心理健康的 重要預測指標。
總結而言，本研究探討台灣民眾的疏離感、心理需求與身心困擾間 的關聯及其變遷因素，所得研究結果豐碩且頗具深意。首先這三類變項 隨著調查時期有顯著變化，在十年間，民眾的心理需求逐漸降低、身 心困擾增加、社會疏離感則成U型改變。其次，當控制人口變項後，世 代差異已減低甚至消失。本研究對於世代的區分，與國內外研究相仿
（如：Krueger and Preston 2008；呂朝賢、王德睦、王仕圖 1999），採 取以五年進行一個區隔的方式，其優點在於清楚明瞭，然而此種區分方 式可能無法凸顯真正的「世代效應」，若能以台灣百年來的重要歷史事 件或經驗作為區分的依據、與生活經驗背景相結合，將更能展現時代 脈絡的意義。由於目前只能運用十年間三個時期的社會變遷資料，相信 隨著經驗資料的累積，世代效應將可進一步釐清。另外，我們仍對心理 需求因素間的次序性或優先性存疑，或許日後可以分析個人心理需求的 類型，以另一角度檢驗需求階層論的適用範圍。至於不同世代裡心理需 求、疏離感與身心困擾間更細緻的可能關聯，應是另一個值得重視的議 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