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亦之* 熊瑞梅**
摘要
高科技廠商面對高度競爭的技術環境，全球與在地技術策略聯盟便成為廠商結合互補性資源 以降低不確定性的關鍵機制及控制概念（concept of control）。本研究蒐集加工區及科學園區 半導體與光電兩種產業共19 家廠商，自 1996 年至 2003 年財務年報中重大契約所揭露的對 外技術連結進行分析，觀察二者在產業技術策略結盟發展模式和軌跡上的差異。結果發現，
台灣作為一技術後進國（late comer），半導體及光電產業廠商的生存及突破結構限制的發展 利基均在於透過策略聯盟或組織間的技術合作學習及移入先進國的技術以遂行其趕超策 略，二者的差異僅在於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屬於較成熟的產業，而光電產業則仍處於技術開發 的前段上坡期（技術移入期）。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利基在於台灣的後進國優勢─承接先進國的 直接技術移入，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技術發展係透過與先進國企業組織的技術合作逐漸邁入成 熟穩定期，技術自主性增加，以及具有及快速學習模仿與漸進式創新的能力及發展出自己的 學習網絡，故受先進國控制程度下降，且佔據全球商品鏈市場結構中游具關鍵性的生產位 置，已有技術輸出的能力。從台灣加工出口區及科學園區重要的高科技廠商在技術網絡的全 球與在地之連結可以看出廠商全球在地技術結盟所呈現的技術網絡結構位置分化的趨勢，對 應分析呈現了半導體產業核心廠商將技術由美國移入，再藉著上下游和分子公司的關係產生 技術擴散，核心廠商隨著技術合作，在台灣本地也生產了許多專利，進而輸出技術。光電產 業的技術雖屬於新興科技，區內廠商仍處於前段的依賴時期，但以台灣特殊的半邊陲橋樑者 位置優勢（直接承襲日美的技轉）及作為交易成本論所謂特殊資產的跨界學習能力，已某種 程度成為夾縫經濟中得利的第三者（tertius gaudens），對先進國（日本）產生技術威脅，因 此除非市場發生重大反向變化，否則在可預見的未來，其路徑勢將隨光電市場快速發展而出 現類似半導體產業的技術發展軌跡，並不必然會出現越發展越依賴的結果。
關鍵詞：半導體產業、光電產業、技術策略聯盟、控制概念、得利的第三者
* 林亦之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email protected])
** 熊瑞梅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mail protected])
一、前言
台灣的加工區及科學園區是一種特殊的計畫式管制型區域經濟體。1960 年代，在尚未有良好 工業基礎的台灣，當局發展工業的方式是採取「出口導向工業化發展模式」（development mode of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的經濟體制，引進島內所缺乏及相對於本土傳統產業的高 科技產業，使加工區在當時台灣產業的發展上立於先驅的地位，然而，由於「加工基地」的 角色，使其被緊密整合於世界經濟分工的脈絡中，隨國際政經局勢大環境的改變而變化（谷 浦孝雄 1995），也形成當時台灣製造業邊陲及依賴的性格。1980 年代，台灣政府複製並改良 加工區經驗，在新竹成立新一代的科學園區。二者成立的主要目的之一均希試圖透過各種篩 選及誘因機制引進外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創造策略性工業的優質產業群聚，再由 點而線面地將跨國企業的外來制度與技術在島內擴散。從加工區及科學園區內的廠商早期以 外商為主體到本國廠商快速增加，以及從技術、制度、人員的流動或連結的角度來看，資料 指出由跨國公司的國外母公司流向兩區子公司，以及兩區之間、區內向區外流動的軌跡均極 為明顯，此為兩區各產業普遍的技術與制度擴散現象，也因此形成了各廠商的委外加工生產 網絡（王逵九 1981； 林亦之 2000）及其他策略性結盟，就區域而言，則逐漸形成一種以 兩區鄰近區位為群聚範圍的網絡化區域製造經濟體系，也因此產生技術與制度的外溢效果
（spill-over effect），使各產業技術快速衍生擴散至本島其他區域。
1990 年代以降，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的年代中，跨國公司及商品供應鏈的全球網絡化影響所 及，使全球化的諸多效應更全面地透過先進國向後進國輸出而展現在台灣企業的制度及技術 諸面向上。社會學家在這一波全球化的熱潮中，選擇了關懷並試圖解釋鑲嵌於本地環境而移 入先進國制度與技術的企業組織，如何在市場、層級、網絡三種交易統理形式同時擴張（鄭 陸霖 2005）的過程中，承受（receiving）、適應（adaptation）、採納（adoption）、轉化
（transformation），以及重構（reconstitution）這些外來事物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
現象。
早期台灣關於產業方面的社會學研究多聚焦於中小企業或技術層次較低的傳統產業網絡關 係，當時的研究大都未著墨於產業技術；1990 年代中期以後，台灣國資、合資的資訊（IT）
及通訊產業興起，一方面使得技術作為一種影響生產網絡的重要因素受到重視，因而產生了 對產業網絡關係及生產模式的不同認知與詮釋，也開始了台灣產業研究的多元路線；9另一 方面，兩區雖透過特殊篩選機制引進在當時獲利率高的高科技廠商作為標竿組織，但因國家
9 然而，這種以技術層次高低的二元、籠統的方式來分析產業生產網絡的適當性仍有待商榷，一方面，技術高 低的界定並不容易，例如半導體業者為外商代工，究竟技術層次是高抑低仍眾說紛紜；另一方面，由這種方式 所推論出的結論：高技術與經濟理性相關、低技術與人情關係相關，似乎化約了生產關係及生產網絡的複雜性，
也較看不出組織行動者之間面對不同情境與條件時的互動情形以及時間因素的影響；此外，關於全球化程度極 高的外商在台灣投資設廠或與台資企業的策略聯盟，其制度及技術差異導致生產網絡異同與變遷的相關文獻，
仍然付之闕如。
干預力量逐漸淡出市場，10使得這兩個產業聚落面臨更大的全球化市場機制篩選，而其中這 些高科技廠商在面對高度競爭的技術環境時，全球與在地技術策略聯盟網絡便成為其突破結 構限制、降低不確定性的關鍵機制。
進一步而論，在宏觀的市場結構與微觀的個體行動之間的互動上，從組織行動者的角度來 看，全球化時代市場賽局結構的複雜性與高度競爭性使得組織決策者對外部環境的認知結構 產生改變。Fligstein（1996, 1997）認為，作為場域中核心權力廠商和關鍵行動者的制度企業 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會透過制度設計，進行組織創新的行動，即試圖採取有別過 去的新的控制外部因素的降低風險策略，藉組織間多重同質、異質性網絡間的互賴及結盟關 係（Powell et al. 2005）（如透過組織間董監事連結與技術結盟創造財務、制度及技術的移植）、 內部權力結構層級與運作上的彈性調整（Burt 1983, Pheffer and Salancik 1978）、區域聚集的 地理親近性及優勢，試圖突結構限制，並希望在技術環境上以跨異質性網絡結構的策略引入 創新機會以搶佔市場利基，或動員更多資源及個人網絡（personal network）參與政治和遊說，
或以社會運動的方式增加對制度及政策的影響，以期獲得較多高科技產業的獎勵，增加產業 競爭場域中的機會；再者，因人才、知識、技術、專利、資本、原料等廣義資源因素的限制，
複雜系統中的創新與利基商品之開發往往來自網絡中跨同質、異質組織的合作而非個別公司 所能獨力完成，因此，基於外部性的組織互賴及內因性的結構鑲嵌能使組織獲致關鍵性資 源，組織會傾向出現具系統性的結盟行動（Gulati and Gargiulo 1999）。
事實上，策略聯盟並非新的觀念，不過當這種以策略聯盟作為降低內外部不確定性的重要組 織控制策略成為具普遍性的共識時，便形成市場中具有類社會運動性質（social movement like）的「控制概念」（Fligstein 1996）。控制概念的運用，是台灣產業轉型中核心組織制度擴 散及邊陲組織學習模仿的極佳概念，這種帶有社會運動意味的標竿學習（benchmark learning）
與其所產生的路徑依賴效果，也是技術後進國重要的企業組織轉型機制，例如早期聯電及台 積電以代工製造作為一種控制概念，對於台灣各產業後來的發展均具有深遠的影響，實際 上，社會運作即是一種組織的過程。技術策略聯盟作為一種能夠提升內部效率、獲取外部資 源的新制度之移植、採借與擴散，更是此控制概念所造成的一種制度化過程─不論其是否僅 止於一種迷思或僅適用於某種規模或形式的組織，這種技術網絡形式已成為公認具有正當性 及效率的降低交易成本與不確定性之重要組織策略。
10 早期國家的角色透過威權統合的官僚統理機制，在台灣產業轉型的各分水嶺上扮演關鍵的角色，一方面國家 透過創造正式制度如政策、法規等誘因機制，以火車頭產業（策略性工業）、經濟特區（加工區及科學園區）
以及扶植樣板大型企業作為技術及制度擴散的政策，是形塑台灣產業發展及企業組織型態的最主要因素（陳美 智 2001），然而，國家的干預除了在制度面以誘因優惠高科技廠商（如早期1960 年的獎勵投資條例及其後 1990 年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促成產業群聚現象以外，在技術及其策略聯盟並沒有任何效果，從許多訪談稿中歸
以及扶植樣板大型企業作為技術及制度擴散的政策，是形塑台灣產業發展及企業組織型態的最主要因素（陳美 智 2001），然而，國家的干預除了在制度面以誘因優惠高科技廠商（如早期1960 年的獎勵投資條例及其後 1990 年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促成產業群聚現象以外，在技術及其策略聯盟並沒有任何效果，從許多訪談稿中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