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重構士人行為之合理性的論述裡，〈吏商〉論是其中較為特殊的 一篇，此文運用和傳統道德語彙不同的說服方式，從利益角度出發，肯定士 人任官的積極意義，但也從側面揭露中晚唐政治社會若干值得深入檢討的課 題。這個論點不啻為一向不言利的士人傳統，投下一塊巨石，以致後來評讀 柳文的宋代儒者，猶為之忐忑不安。68
(一) 理性的說服：誘之以利
士人私德不修，影響所及尚微，一旦入仕為官，將直接影響生民苦樂。
《柳宗元集》卷 20〈吏商〉：
吏而商也，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為利也博。汙吏以貨商，
資同惡與之為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 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敚焚溺之為患，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 敚，大者死，次者廢，小者惡，終不遂。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 商，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 賊不得殺敓，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 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
苟修嚴潔以理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
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 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
68 參見《柳宗元集》，卷20〈吏商〉點校本引用宋人黃氏與南宋錢重等人的論點。
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然而舉世爭為貨商，以故貶吏相 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
此論以利益為出發點，結論雖與傳統論點無殊，但已不再是單純的道德訴 求，而訴諸於理性的說服。從文中「貶吏相逐於道」乙語，不難想見當時官 僚貪瀆現象，已激化到某種令人矚目的程度，以致須出之以大利、小利之辨，
說服士人從宦應放棄經營小利的行為。由此觀之，〈吏商〉論反映出當時士 人越來越難以維持其角色的合理性，與民爭利、以公謀私，不僅傷害政治的 穩定性，最終將引發社會對士人(官)合理性的質疑與反彈。
前引〈送薛存義之任序〉裡，柳宗元也表現出同樣的憂慮之情：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 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 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
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 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
得不恐而畏乎？69
不只是貶吏相逐於道，柳宗元更憂慮著「勢」一旦崩解，民將「肆其怒與罰」， 那意味著秩序的全面崩潰，文末甚至出現「得不恐而畏乎」這種帶有威脅性 的口吻，充分流露出他心中的憂懼。
〈吏商〉論從俸祿的角度出發，說服官人們盤算得失，我們不妨順著這 個角度，檢討唐代士人貪瀆問題的制度根源。
(二) 制度變遷與官僚生活的困境
柳宗元誘之以利的作法，其來有自，唐代官員貪瀆之風漸盛，推究其因，
蓋因制度變遷導致官僚生活遭遇實質困難，加上社會變遷帶來的利益多元
69 柳宗元「吏為民役」之論，當係受之於范傳真，而加諸已意而成，參見《柳宗元集》，卷 22〈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化，更增加此類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隋廢鄉官，集流內官人事銓綜之權於中央，不僅徹底瓦解過去士族賴以 存續的地方政治紐帶，也改變了官僚的生活方式。70制度伊始，改革帶來的 副作用尚未表面化，至高宗初年，問題逐漸浮上檯面。首先，入流人數不斷 增加，職位與官員數量失去平衡，最後演變成職位競逐與持續不斷的政治衝 突，衝突背後，更隱藏著社會勢力爭取政治空間的角力。71貞觀君臣尚並未 對此既萌之難題作出有效因應，72至高宗顯慶 3 年，73入流人數已達到應選人 數的三倍，但因茲事體大，「公卿以下，憚於改作，事竟不行。」其後日積 月累，有增無減。74在職位與官員供需失衡背景下，銓選逐漸形成選深、選 淺的慣例，75選數深淺慣例的出現，反映入流者輪流當官的事實。其後，玄 宗朝裴光庭訂「循資格」，將長期以來的慣例制度化，選數深淺依官員出身、
資考而定，甚至有多至十二選者。76安史亂後，藩鎮普遍成立，吏部掌握的 職缺受藩鎮干擾而減少，但入流者仍在增加，問題益形嚴重，故蘇冕有「士 子三年守官，十年待選」之說，77
70 胡雲薇討論唐代士人的宦遊生活，強調守選制對官僚生活的影響，值得參考。參見氏著，
〈從唐代官員的宦遊生活看其對家庭的影響〉(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4.07)。
蓋就其大略言。設若 30 歲出任第一個職位，
至 70 歲致仕，其間至多只能擔任三至四項官職，仕途之艱，可見一般。
71 谷川道雄，〈武后末年より玄宗朝初年にいたる政爭について〉。
72 參見《通典》，卷18〈選舉六：雜議論下〉卷末「(杜佑)評曰」。
73 《唐會要》，卷74〈選部上：論選事〉「顯慶二年」條引劉祥道上疏。
74 《通典》，卷18〈選舉六：雜議論下〉載禮部員外郎沈既濟議：「當今天下凋弊之本，實 為士人太多。」也是出於相同的背景。
75 《唐會要》，卷74〈選部上：論選事〉「(高宗)開耀元年四月十一日」條右僕射劉仁軌奏 文。
76 《唐會要》，卷74〈選部上〉「論選事」引元和8年12月吏部奏。
77 《唐會要》，卷74〈選部上：論選事〉「顯慶二年」條末載蘇冕議。
為因應選人增加導致的銓選困難，政府組織也趨向於擴大和增加層級，
以滿足不同任官資格者的需求。78同時，人事失衡帶來職位競爭的激烈化，
在政治與社會網絡下，加劇了黨派衝突，上位者請託舞弊，朋比為黨，官僚 底層則充斥著與社會有力階層的利益交換。職位的競爭，不僅雜色入流者竭 力爭奪，公卿子弟也運用人事關係，爭取好出身，占好缺，以至阿私朋黨，
政局因而紛擾不已。79
制度變遷的影響不完全表現為上層政治的朋黨問題，人數居多、散布各 地的中下層官僚，為了追求任職機會，能運用的政治資源較少，選擇機會有 限，因此，逸出常軌、追逐分外之利的可能性反而相對較高，中晚唐地方政 治不穩定，與此頗有關係。趙匡〈舉選議〉指出：
武后以降，以迄唐亡，始終彌漫著濃厚的黨爭氣息，
可謂制度使然。著名的牛李黨爭姑且不論，安史亂前即以任官問題為核心，
引發武后至玄宗朝長期的政治衝突。士人請託、阿私與朋黨等行為，非其天 性，「勢使然也」，「勢」正是制度變遷的後果，士人行為的合理性也在這個 過程裡受到侵蝕。
大抵舉選人以秋末就路，春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糧未辦，即又及秋。
事業不得修習，益令藝能淺薄，其弊六也。羈旅往來，縻費實甚，非 唯妨闕生業，蓋亦隳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以空，其弊七也。貧窶 之士在遠方，欲力赴京師，而所冀無際，以此揆度，遂至沒身。使茲 人有抱屈之恨，國家有遺才之闕，其弊八也。80
趙匡站在中下層官僚的立場，指出他們待選期間面臨的困境，待選官僚為了
78 唐代州縣等級的分化，除了翁俊雄指出受社會經濟變動影響外，亦與銓選資序的考量有 關，參見《通典》，卷15〈選舉3：歷代制下〉「大唐」、《通典》，卷18〈選舉六：雜 議論下〉引禮部員外郎沈既濟論。關於州縣等級制度的討論，參見翁俊雄，〈唐代的州 縣等級制度〉，《北京師範學院學報》，1(1991)。
79 《通典》，卷17〈選舉五：雜議論中〉引開元3年左拾遺張九齡上書、《通典》，卷18〈選 舉六：雜議論下〉洋州刺史趙匡〈舉選議〉的第五弊。
80 《通典》，卷18〈選舉六：雜議論下〉洋州刺史趙匡〈舉選議〉。
獲得任職機會，奔走於道路，以致藝實未精；往來奔波，更使其家室屢空，
甚至造成遠方有才之士未能參選之憾。趙匡只是含蓄地指陳現象，未觸及現 象背後可能衍生的弊端。與趙匡同時的沈既濟，就不客氣地指責選官之弊造 成的問題。《通典》卷 18〈選舉六：雜議論下〉載沈既濟論曰：
自隋變選法，則雖甚愚之人，蠕蠕然，第能乘一勞，結一課，獲入選 敘，則循資授職，族行之官，隨列拜揖，藏俸積祿，四周而罷，因緣 侵漁，抑復有焉。其罷之日，必妻孥華楚，僕馬肥腯，而偃仰乎士林 之閒。及限又選，終而復始，非為巨害，至死不黜。
職位既辛苦而得，總不能入寶山空手回，罷官時的華麗衣冠，除俸祿所積外，
公私侵漁、中飽私囊乃至剝削下民者諒亦不少。81
結合守選制與俸祿問題，
合法收入外，公私費用的 侵漁成為官僚可能的選擇。否則未來不算短的待選歲月，一家人賴何維生？
由此觀之，守選制正是催生營私舞弊、官吏貪污現象的關鍵，一如趙匡所言：
「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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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中唐李翱引用盧坦所言：「凡居官終始廉白，祇入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蓄以傳；其 能多積財者，必剝下以致。」(《全唐文》，卷640李翱〈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坦)傳〉)依此 文意，唐代官僚在滿足自身與親人生活所需之餘，俸祿當所剩無幾。
才能真正認識唐代士人面臨的生活困境。俸 祿是官員合法的收入，俸祿豐薄自然直接影響官員的經濟生活。士人入仕，
除了光耀門楣、奉養親人等原因外，官僚來源的變化與制度變遷，使官僚益 加仰賴俸祿收入。過去鄉官辟召制度下，大多數官僚任職於家鄉，流動各地 的品官頗多出身士族，尚具有一定程度的經濟能力，故表現為魏晉至隋代俸 祿制度的簡單形式。但自隋廢鄉官，流動於各地任職的官員數量大增，其社 會來源又趨於多樣化，經濟背景不一，官員對俸祿的依賴程度有所加強。士
82 隋文帝廢鄉官辟召，一命以上官員之任命權咸歸吏部，加上本籍迴避制，官員必須往來各
82 隋文帝廢鄉官辟召，一命以上官員之任命權咸歸吏部，加上本籍迴避制，官員必須往來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