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協、亞洲基金會在美國的東南亞宣傳中，試圖建立起更具效率的宣傳 網絡，而該思考來自於他們認為美國新聞總署（USIA）計畫的不足。根據 Shuang Shen 的研究，基金會認為在政治目標的達成、尋求有別於官方的方 式影響亞洲學生和知識分子，以及連接生產與銷售這幾個面向上，USIA 的 計畫不夠具有效力（effective）（Shen, 2017: 596）。亞協、亞洲基金會宣傳網 絡的建置，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東亞各國之間宣傳網絡的建置，二是單 一出版單位垂直式的建構。在東亞各國宣傳網絡的建置方面，包括亞協駐各 地的分部（如表4），各分部除了與舊金山總部保持密切的聯繫，各個單位 之間也透過公文往返交流和協商。
除了東亞各個分部的連結，在1951–1954 年，亞協對於其相關的事業和 行銷網絡，已有初步的規劃與想法（圖1）。基本上以亞協作為各項事業的中 心點，包括「小說事業」（fiction enterprise）、「教育事業」（education prise）、「教科書事業」（textbook enterprise）、「研究事業」（research enter-prise）、「其他出版品事業」（misc. publ. enterprise）和「行銷事業」（distribution
表 4：亞協亞洲分部及負責人（1948–1956）
舊金山總部主席 Ray T. Maddocks 美國退休少將和前任Wedemeyer 將軍參謀長
舊金山總部人員 Richard Conlon James Stewart
東京分部 Noel Buschm 前美國《時代》、《生活》雜誌通信員
香港分部 James Ivy 前臺灣農村復興委員會官員
馬尼拉分部 Fred Shuckman 前伊朗管理參議署官員
緬甸仰光分部 Marvin MacAlister 前美國警政署公共關係官員
吉隆坡分部 Robert Sheeks 前臺北美國新聞處處長
資料來源：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195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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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亞協（CFA）相關事業與行銷網絡
資料來源：Asian Operations Department, 1954b。
enterprise）等，各個事業底下，涵蓋生產端（如編輯部）到消費端（如書 店），可知在亞協時期，跨國文化生產的行銷網絡已大致具備雛形。以亞協 資助的亞洲出版社為例，該出版社包辦寫作（writing）、出版（publishing）、
銷售（distribution）、零售（retail）等工作，被視為是亞協底下最具效率的出 版社（Asian Operations Department, 1954h）。此外，亞協於 1953 年設置「海 外華人傳播公司」（Chinese Overseas Distribution Company），特別負責處理
「非共產」（non-communist）書籍在東南亞的銷售，亞協自稱這麼做的原因是 為了增加宣傳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Asian Operations Department, 1954a）。
到了亞洲基金會時期，更促使出版商和經銷商結盟，成立「香港出版商 與經銷商協會」（Hong Kong Publishers and Distributors Association）。該協會 採取會員制（membership），定期展示與販售出版者（包括作家、藝術家、
電影明星等）和經銷商的作品，定期出版協會刊物，此舉有助於自由世界創 作者販售自身的作品至香港以外的東南亞國家。根據胡佛檔案，我們可以看 到亞洲基金會從一開始便協助香港友聯文化人進行文學生產，培育創作人，
讓很多原本不是「作家」的人成為作家，權力的介入重新調整了創作者在文 學場域的空間分布；同時，亞洲基金會發現出版行銷機制對於文學生產的重 要性，因此，除了前述的出版商與經銷商協會，亞洲基金會甚至在新加坡、
吉隆坡等地開設印刷廠，以節省成本並方便行銷。此外，亞洲基金會積極在 香港以外的東南亞各國建置行銷網絡，從出版社到各地方的小書店；更有甚 者，亞洲基金會還與美國新聞處合作，讓官方來購買他們的出版品，以確保 消費端的銷售無虞。表5 即為亞洲基金會在馬來亞設置的行銷管道。
表 5：區域中心計畫：友聯出版社馬來亞行銷網絡（1956）
區域中心 書店 書報攤 學校書店 總數
新加坡 47 41 22 110
吉隆坡 31 35 12 78
怡保 32 3 5 40
檳城 10 — 3 13
合計 120 79 42 241
資料來源：Asian Operations Department, 1956e。
根據何振亞的說法：「美國新聞處的出版刊物可分兩段，早期的時候，他們可 能謹慎，不敢自己出書，所以他們想了這個計畫。稿子弄好了，給我們（按：
友聯）出版，照他們的原稿排版校對，出版後他們買一大批回去，分到各地 去發行。」（盧瑋鑾、熊志琴編著，2014: 24）何振亞的理解和亞協的初衷存 在落差，其實美國人可以一手包辦編輯、印刷和銷售，為什麼需要透過在地 的文化人？本文認為，這不是美國權力的謹慎，相反地，這是美國權力的理
性算計，必須讓這一切看起來是亞洲人自己的意願。易言之，透過亞協、亞 洲基金會，讓文化生產端和消費端得以建立與維繫，也讓「政治端」和「文 化端」得以「自然而然」地呈顯，讓「由上而下」運作的權力軌跡，看起來 是「由下而上」的行動者自主。
整體而言，在1950 年代，亞協、亞洲基金會包辦出版體制的生產端至消 費端，甚至最後產品的問卷調查和報告也一併處理。易言之，在現代市場機 制中從出版到消費的各個端點，原本創作者、出版商和消費者各司其職，在 冷戰時期的非政府組織身上，我們則看到各個端點全部匯聚在亞洲基金會。
然而，這不是亞洲基金會長久的打算，只是短暫的權宜之計。1955 年，亞洲 基金會在提及《中國學生周報》時表示，基金會贊助的這些刊物，最後都將 鼓勵他們走向自給自足的目標（goal of self-sufficiency）。又例如在 1956 年亞 洲基金會〈中文出版品的傳播〉（“Distribution of Chinese Publications”）報告 中指出：
基金會必須在初始階段承擔銷售系統的財務負擔，並在兩年的時 間內補貼其運營。屆時，出版社應該處理出版物，以確保在這個 過程中獲得的利潤可支付其正常運作。此後，基金會的援助會減 少到小額贈款，僅幫助推廣活動。（Asian Operations Department, 1956a）
換句話說，亞洲基金會扶植在地出版社存在階段性的區分，其最終的目標是 要協助亞洲人自立。美國學者David C. Korten 將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劃分為三 個階段：第一階段，典型的非政府組織發展關注救助和福利，直接為需要的 個人或家庭提供救助服務，例如提供物資和醫療服務。第二階段，非政府組 織以社區為對象，協助在地社區發展自助的能力，非政府組織從直接幫助者 轉為間接協助者。第三階段則以區域或國家為對象，意圖建立「可持續發展 的體制」（Korten, 1990: 118）。以此三階段觀察亞協、亞洲基金會，首先是資 助在地的創作者，協助他們的生活和創作；其次則是扶植文學群體、文化群 體，並建立相關的生產和消費機制。這些作為終將帶領非政府組織成為一個
「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此乃亞協的思維，也是美國官方認同的策略。對美國 官方來說，他們想要持續進行海外文化宣傳，但這不意味著他們想要持續挹 注經費，更理想的是，能讓在地人用自己的經費宣傳美國和美國價值。非政 府組織和美國官方在文化運作上取得一致的看法，這也是為何兩者可以持續 合作的原因。
然而，從行動者的角度來看，友聯內部對此卻存在「企業派」和「文化 派」的分裂，顯然與亞洲基金會原本的期待有所落差。企業派認為友聯出版 社不能一直倚賴外援，必須以企業化的方式經營然後自立；文化派則偏向高 深而抽象的思考，讓文化往似哲學又非哲學的方向發展（盧瑋鑾、熊志琴編 著，2014: 45）。何振亞覺得亞洲基金會的經費最後是無疾而終的，他說沒有 理由，經費越來越少，我們得另外想辦法（盧瑋鑾、熊志琴編著，2014: 36）。
何振亞認為這與美國對亞洲的政策改變有關係，也或許靠文化工作宣傳意識 型態的方式已經落伍。他認為：「友聯不能生存下去不能怪他們（按：美方）， 是我們自己為什麼不能生存下去。」在何振亞的思維中，即便是文化人也不 能一直仰賴外在的補助，而要想辦法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何提到不管是 文化派或是企業派，要搞文化，也不能不面對現實問題（盧瑋鑾、熊志琴編 著，2014: 36）。根據口述歷史，在地文化人曾站在自省的角度思考亞洲基金 會經費越來越少這件事，並將資助減少背後的因素歸咎於行動者自身；然而 透過檔案資料，本文則要揭示和過往口述歷史不同的論述取向，進一步指出 亞洲基金會運作的邏輯。根據亞洲基金會內部的通信記錄，總部的Robert Blum 寫給 James Ivy 的信件中提到：
誠如你（按：James Ivy）所指出的：效率（effective）乃是組織 的策略（structure technique）。但我（按：Robert Blum）認為我 們（按：亞洲基金會）不應該只倚賴某一兩個組織（按：友聯出 版社和亞洲出版社）……我們必須面對，不管我們如何極力迴避 地宣傳，我們資助友聯出版社和亞洲出版社這件事仍會被知道，
或是終將被知道。（Blum, 1956）
基於亞洲基金會組織的效率原則，以及運作過程的隱蔽化，總部建議未來的 發展方向有二：一是「將目前的組織小規模化，並納入更多有行動力的人」； 二是總部希望「各地現有的組織融入在地，例如將孟氏基金會發展成在地區 域組織，以符合當地對於圖書館或其他教育方面的需求」（Blum, 1956）。易 言之，從1950 年代中期後，亞洲基金會各地的組織轉向小規模化和在地化 經營，藉此讓宣傳工作可以更廣泛，且看起來更在地、更民間而不引人注 目，以達到權力運作的隱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