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體性孤獨》一書中，Turkle雖然通篇展現一種悲觀論調，但她也提出一個 重點：透過社交媒體的使用，在一個號稱可以代替人類讓世界變得有意義的科技裝置 面前，我們暴露了自己的脆弱——我們需要連結，需要他人的承認， 需要意義。這是 新的人機關係所給出的啟示。正像她在該書最後所說的：關鍵在於，甚麼是「關係」
（relationship）。（Turkle, 2014, p. 305-309）作為受過精神分析訓練的心理學家，
Turkle強調親密和真摯性的關係（relationships of intimacy and authenticity），這必須透 過面對面的、費時的對話去建立，在關係機器人和社交媒體這些備受質疑的關係技術 中，似乎難以重建親密和真摯性。（Turkle, 2014, p. 7）對此，筆者部分同意，畢竟面 對面互動是無可取代的；但行動通訊和網路已經是我們的「現實生活」了，並無全然 退出的可能性。因此，筆者將循著Stiegler（2010b; 2012b; 2013b; 2013c）毒／解藥學 批判（pharmakological critique）的觀點思考這種兩可情境：既然這個具有大規模破壞 社會性能力的技術已經成為我們的生活，就必須思考在這個技術環境中重建社會性的 可能。換言之，行動通信和社交媒體技術既是毒藥，但也能是解藥。如何進行？筆者 認為Turkle和Stiegler兩位學者分別提出的方案，是值得吾人省思的途徑。其一，在社 交媒體環境中重建真摯的人際關係；其二，扭轉現有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建立一種 貢獻的經濟，這種貢獻的經濟立基於關心—對自己與他人的關心，也是對世代之間傳 承的關心。
一、 在社交媒體中重建真摯的社會關係
真摯性（authenticity）從何而來？按傳統的社會學觀點，有兩個方面：展現在 面對面的對話、互動中；同時，必須建立一種尊重人格性的擴散關係。（黃聖哲，
2012；Oevermann, 2000）這種關係不應該只是「我連結，故我在」，或「我擁有人 氣，故我在」這種替代性的心理寬慰。
Stiegler（2013a, p. 20-22）建議，我們最好先將網絡技術設定的「朋友」視為在 動物之間可以看到的相互依偎，或者退而求其次的「替代伙伴」。青年人從社交媒體 中、老年人從關係性機器人身上發現他們先前所錯過的，即友愛（philia）。年輕人需 要另一個年輕人的注目，他們認為這些網絡真正提供了這個條件，這也是何以他們躲 進同儕社交網絡的原因。但是他們何以依舊感到孤單、空虛？關鍵在於，這樣的「朋 友網絡」只是機器連通所構成的，並且由機器驅動妳不斷擴大網絡、累積人氣。這個
「關係」是形式的、空洞的。
如何扭轉這種情況？不是要完全拒絕社交網絡，也不是要忽略其危險。最重要的 是在社交網絡當中與社交網絡一起創造新的可能性。只要我們能夠理解，這些網絡是 科技的，同時也是社會的；在獲得這樣的理解之後，我們便有能力成為反身性的施為 者（agent of reflexivity），像臉書這樣的一種社會網絡，仍然有可能成為一種反身的 個性化（reflexive individuation）的媒介。（Stiegler, 2013a, p. 20）
但是，要形成這種反身的個性化，就必須將社交媒體那種透過機器自動連通的網 絡，轉化為具有社會性的友誼關係。Stiegler（2010b, 2012b, 2013c）所提出的跨個體 化過程（process of trans-individuation）概念對此頗具啟發性。這個概念指的是，在一 種社會關係的過程中，確保某種一直社會性地共同個體化，從這當中可以建立一種相 互共享，同時又能夠傳遞給下一世代的知識遺產。這個跨個體化也是一種雙重的共同 個體化過程（processes of dual co-individuation），是兩個人（當然也可以是一群人）
在交流互動中同時形成他的個性以及集體特質。在這種共同個體化當中，友誼和愛是 形成我們的心理個體的必要場合。
這意味著，跨個體化不是單純的動物層面的情感依偎，而是透過相互連結形成規 則的東西。在社會學領域中，這就是集體連帶（collective solidarity），這種連帶是集
體之間的團結感，可以是成文法律的，更可以是情感乃至無意識的。這樣一種跨個體 化就會形成集體，把共同形成的意義穩定下來。這個文化傳統是一個共同建立的意義 世界，它賦予這個世界一種由那些個體化和共同個體化的人們所共享的一種理解。這 些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中，寓居於其中（dwelling）12，讓意義衍生、演變，把一個單純 的個體網絡轉化成一個真正的共同世界。
這種思考過的、在對話中、在對集體貢獻中以及在對他人的關心（care）中建立 的關係，不是孤單的在一起（群體性孤獨），而是真摯的相互承認的關係。人們會質 疑的是：網際網路能否建立真摯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社會學所說的具有人格 性的「擴散性關係」（diffusive relation），而非「角色關係」（role relation）。這兩 種關係都是社會學所稱的「社會性」（sociality）。具有人格性的擴散性關係具有四 種結構特性：不可逆性、無條件的信任、以身體為基礎，以及愛。（黃聖哲，2012）
雖然「面對面」這個結構條件特性在網路上無法滿足13，但其他三個結構條件有可能
12 這個字眼的靈感來自著名的傳播學者克裡斯琴斯教授（Clifford G. Christians）在「全球 媒體融合時代的挑戰與機遇」國際學術論壇（2015年10月17日，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專題 演講中所提出的概念。他主張，在媒體融合時代的倫理不能忽視對人本身的研究，而這個應 該著重在dwelling這個角度。Dwelling是借自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概念，德文aufhalten，意為棲居、寓居、逗留等，一直是海氏哲學，尤其是論 藝術作品起源的核心概念。（海德格, 1994）從現象學的角度講，dwelling就是人的條件，就 像藝術作品是把自身閉鎖著大地帶入一個敞開的世界一樣，人也在其熟悉的生活視域中擺脫閉 鎖的孤單（alone）、單向的關係，建立一個敞開的、具有相互性的意義世界。這也是一種真 摯性的關係。克里斯琴斯教授的觀點與本文的核心論點不謀而合。顯見，即使在大數據翻天覆 地的潮流下，新聞和傳播依舊需要立足於人本身，才有意義。
13 這或許是Turkle強調離線的原因。她自承是個談話的擁護者—除了談話的空間外，必須記 得，談話就是傾聽他人，即使大部分時間都是無聊的片段，未經思索、編輯。她提到自己的一 個經驗：每年夏天，她都會到麻州的鱈魚角度假，漫步在梭羅也同樣走過的沙灘上，以前，看 到每一個漫步的人都抬著頭望著水、天空、沙灘，談話；現在，每個人都低著頭滑手機、打 字，即使身旁是親友陪著，每個人也只顧著自己的通信設備。見Turkle（2012）。
在網路（包括社交媒體平台）上重建，重點在於選擇。不要忘記，人們在網路發展初 期積極參與社群的建構，在Web 2.0初期發動自由軟體運動和使用者即生產者的貢獻式 參與，讓這些社會化的創造潛能受到抑制的是經濟體制—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那種徹 底實現「萬物商品化」，對社會後果不負責任的經濟模式。因此，喚醒並推動讓使用 者的關注點從連結性（connectivity）轉向真摯的承認（authentic recognition），轉向 對關係的自主取捨和投入，也就是一種基於關心的友誼關係，這個環境的轉化依舊有 其前景（Stiegler, 2012）。
二、邁向一種貢獻的經濟
對社交媒體能否重建真摯的社會性關係，認為必須離線以重建面對面關係的論者 多半持否定態度，但有另一群學者主張可以在社交網路中重新建立Web2.0初期那種同 儕協作、無私貢獻的模式，Stiegler即是其中之一。社交媒體確實具有潛力，但因追逐 利潤的商業取向抵銷掉和他者的真摯邂逅所形成的創造性。我們只要回想一下網際網 路發展的歷史，便明瞭這種潛能如何一再受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壓制：從公共網路時 期的駭客文化、禮物分享的文化變成網路公司所凸顯的消費者形象；從Web 2.0初期的 雙向互動、使用者生產內容的貢獻式互動，到臉書、推特將使用者的無償貢獻剝削成 社交媒體平台的私人利潤來源。
要扭轉社交媒體當前的商業邏輯，首先要區分資訊（information）和知識
（knowledge）。雖然我們看到「知識社會」、「知識經濟」這樣的術語充斥在學術 和日常生活領域，但這種術語中的「知識」實際上指的毋寧說是「資訊」，它基本上 隱含的是商品潛力以及可以從不斷產生差異中形成新的商品。
按照控制論始祖Norbert Wiener的定義，對資訊是「從周圍世界的噪聲中所完 成的一種統計選擇，這隱含著有一套能夠進行真正選擇或取捨的裝置。」（轉引自 Gallowy, 2010, p. 284）資訊理論強調量的資訊觀，甚至犧牲了質與內容的維度。資訊 不應和（語言的）意義混淆：兩個訊息，一個充滿意義，一個毫無意義，從資訊的角 度可以完全等值。因此，這種資訊觀對語意內容及解釋較不關心，其重點不是詮釋，
而是控制論的解析、掃瞄、重新排列、過濾以及插入。這就是社交媒體平台後端的演
算法所依據的資訊觀。演算法把當每一件事都實時紀錄下來，成為龐大的數據庫，再 運用數據挖掘的方式，從中建立各種差異，也就是資訊，然後化為商品銷售；當然，
這些數據可以經由重組形成一份細膩的個人數據分析，進行商業的和政治的循跡監控
（Pasquinelli, 2009, 2016; Rouvroy, 2011）。
當社交媒體的數據量每天以難以估量的數量累積，被紀錄的事件和光速一樣快，
但其消失（實際上是沒有辨別出差異，沒有產生資訊）也和光速一樣快，資訊商品的 價值隨著時間的過去而貶值。但知識不同，按照Stiegler（2010a, p. 67）的論點，知識 也是一種記憶技術外化的結果，它是「經由痕跡的形式把人的思維外化，藉此把思維
但其消失（實際上是沒有辨別出差異，沒有產生資訊）也和光速一樣快，資訊商品的 價值隨著時間的過去而貶值。但知識不同，按照Stiegler（2010a, p. 67）的論點，知識 也是一種記憶技術外化的結果，它是「經由痕跡的形式把人的思維外化，藉此把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