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有必要發展「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懷特（Matin Wight）指 出，西方/非西方或西方/東方的對比通常是在冷戰的脈絡而非在文化的 脈絡下被理解 80
80 Martin Wight, “Western Val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Allen & Unwin, 1966), p. 89.
。因此從單一本體論出發的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以西方歷 史經驗發展作為理論來源，忽略非西方世界發展的哲學、文化以及史觀，
無視理論背後的價值承載（value-laden）問題。作為當前美國主流國際 關 係 理 論 之 新 現 實 主 義 與 新 自 由 制 度 主 義 皆 採 取 基 礎 主 義
（foundationalism）本體論以及實證主義（positivism）認識論。基礎主
義本體論相信物質世界的客觀存在，亦即認為知識的產生依賴於四個主 要假設：相信自然科學的統一性；區分事實與價值的不同，強調價值為 中立於理論之間的存在；人類社會如同自然科學存在規則而可以透過「理 論」去發現；以及透過中立的事實可以決定理論陳述的真實性 81
蒂克娜（Arlene Tickner）認為現代西方知識生產體系強調主客分離 與價值中立的「客觀」科學，進而將知識商品化，而這並不符合非西方 世界中許多文化相信人天一體的天地演化觀
。英國 學派對國際關係的認知基於承認歷史本身的客觀性，事實上屬於認識論 上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內涵上雖不同於實證主義，因其以懷疑論 立場反對通則的歸納與應用，卻同屬主客二分的認識論。
82
相對於主流國際關係理論預設的理性主義傳統，亦即笛卡兒以來的 主客二分的存有觀，西田從一個徹底經驗論的立場，完全從經驗來討論 存有，並將意識與存有視為同一，不同於主客對立的立場，西田認為在 主客未分之前的「純粹經驗」才是我們經驗的原貌。不同於英國學派的 經驗主義，西田認為我們的經驗原始樣貌不只是個人的，還包含超個人 的因素，「場所」的概念便傳達這樣的超個人因素。在絕對矛盾的自我同 一之下，「普遍與特殊」、「自我與非我」之間的關係，對立的雙方並不相 互排斥，沒有零和遊戲的需要。
。例如西田哲學在本體論 上趨向多元普遍性，亦即其普遍性仍必須回到多元的生活傳統中，透過 差異的認可來達到人類的統合性，包容矛盾，使得在非霸權的空間中彼 此得以對話與共存。
在無的場所內，沒有任何事物需要藉由投射自己的幻想和慾望於他 人身上而企圖改造（convert）他者。因此歐洲啟蒙的現代性、威斯伐利
81 Steve Smith, “Reflectivist and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27.
82 Arlene Tickner, “Seeing IR Differently: Notes from the Third World,”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2, No.2 (2003), pp. 295-324.
亞式的（Westphalian）主權國家體系以及對於發展（development）那種 目的論式的理解，都不需要強加於他者，作為他人「文明」的標準83
對西田而言，文明產物不需要屬於特定國家而成為公共財（common goods），因此不同於杭廷頓國家中心式的、國家主義式的文明觀，西田 哲學對文明的解讀是開放的且去中心的（de-centered）。國際關係的啟示 亦不需要特定於國家中心而可成為世界政治的思考模式。以述語邏輯克 服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的主語邏輯，創造出世界政治中多重世界的面貌，
而非以單一定義的權力作為唯一的檢驗標準看待世界政治，西田哲學提 供了當前國際關係理論應有的省思方向。既是多重世界，因此非西方世 界不需要「追趕」或複製西方模式，也不需要製造出多個「國家中心」，
因此不必是一種「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
。
面對國際關係學界對國際關係理論西方中心的反省以及發展非西方 國際關係理論的企圖，部分國際關係學者對此充滿疑慮。這些學者並非 從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位置來批判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為「不科學」，而 是懷疑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將文化或文明作為國際關係理論容易產生文 化本質主義而被政權不當利用，淪為國家中心的國際關係理論並且從中 產生侵略性，成為另一種霸權的再現84。論者更援引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話，指出文化似乎成為「後進國家」自我認同的手段，原因 是這些後進國家發現在政治與經濟上落後於先進國家時，只好以文化作 為手段顯示自己的不同 85
83 Agathangelou, Anna and L. H. M. Ling, Transforming World Politics: From empire to Multiple World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91-98.
。然而擔憂文化本質主義不應阻礙探索每個文 化或文明擔當完成世界歷史責任的角色，否則永遠無法在單一的世界觀
84 如 William Callahan，「對國際理論的民族化――英國學派與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 的浮現」，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 第 6 期（2004），頁 49-54；Kosuke Shimizu, “Nishida Kitaro and Japan’s Interwar Foreign Policy: War Involvement and Culturalist Political Discourse,” op. cit.; Ching Chang Chen, “The Absence of Non-Western IR Theory in Asia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1, No.1 (2011), pp.1-23.
85 Kosuke Shimizu, “Nishida Kitaro and Japan’s Interwar Foreign Policy: War Involvement and Culturalist Political Discourse,” op. cit., p. 177.
中展開各種可能性，特別是當西方發展而來的國際關係理論仍然處於主 宰地位時。西田哲學在此點上正好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
就實踐面而言，日本成為一個無的場所，可容納各種矛盾對立。在無 的場所中，日本必須永遠與「非日本」共存，並且有打破「日本性」之僵 固性的潛力。真正的「認同」必須是一種與相反的事物共存而產生，黃文 宏認為西田哲學中所論述的「真我」乃世界於一種自我與非我之間的「間 存在」86，可謂本文所述的「中間性」的存在。因此日本的獨特性不需要 被定義，也不會被威脅。日本克服了主客二元對立以及自我與他者的壁 壘，可以成為多重文明的橋樑，融合東方與西方，超越文化間未能解決的 矛盾關係。日本作為一個能動者有能力透過西田「無的場所」重新獲得主 體性，因為這樣的思維下使得主體可以超越西方主語邏輯思維軌跡，成為
「述語」邏輯下的主體。因此日本不需要是「不情願的現實主義」（reluctant realism）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