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的暴行旨在驅除民粹主義的幽靈──即使這些幽靈是自由主義 自身的產物。它們透過合作性集體話語作出，使政治主張決策與社會主張 決策相結合，調和憲政主義非正當性的努力。這種努力是共同配置正當的 公共規則。因此，將19 世紀的專有模式，從當前模式區分出來是重要的。
前者很少拒絕19 世紀自由主義的渴望，後者則是自己（特別是在「南錐 地區」（Southern Cone））以自然秩序恢復者的面貌出現，而未將法治作為 要求合法性集體統治之偽裝。然而，這兩種模式確實存在著某種「親和 力」。專有主義的兩個模式都鼓吹市場整合的要求。獨裁者開始拆卸民粹 主義社會公民的四肢架構：福利權利、集體立法契約、公共物品投資和複 雜遺產的保護，以及對國家和超國家公司的財政鼓勵和金融援助。在 20 世紀70 年代正統經濟學的辭彙中，經濟政策旨在去除財政約束的源泉並 協調本地和國際價格40。
但是市場整合的 「黃金歲月」（belle époque）模式和政治專有之間的 相似性可能（並已經）被誇大了。兩個重要的差別非常突出。第一是現代
40 Horatia Muir Watt, “Choice of Law in Integrated and Interconnected Markets: A Matter of Political Economy,”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7.3 (September 2003), see the website: http://www.ejcl.org/ejcl/73/art73-4.html
權力和樂於資助獨裁模式（畢竟，它們暫時是很好的買賣──當然在1973 年後不得不考慮對資本極低的回報）的國際金融機構之存在。第二則是冷 戰和國家安全確信──認為茍延殘喘的平民主義聲音，僅是共產主義的口 技表演（正如 「老蘇慕薩」（Anastasio Somoza Garcia）沮喪的發現，這 僅僅迫使尼加拉瓜的精英改革者加入其反對陣營的行列）。這些區別僅僅 是具體情形下的不同表現，但最終都注定戰後獨裁者的誕生。獨裁秘訣的 一個顯著方面即它是何種程度的失敗。瓜地馬拉存在的情形，或許是確實 存在的夢魘之中最可怕的一個。惟從整體上說，為私人權利而攻擊公共權 利和私人權利相平衡的努力，最終在它們自相矛盾的重壓下而告失敗。儘 管有自私的花言巧語，有保衛社會機體的軍事奉獻，但是統治者與其助手 仍然不能避免透過不同路徑，介入公共權力以中飽私囊。正是缺失制衡和 責任制──被統治者和統治者適用同樣規則之原則的最薄外衣──造成 無法壓制的腐敗誘惑。以不自由的政治手段開放市場力量為名，獨裁者們 對共同競租的追求甚於追求利益。腐敗的絕對規模還有待歷史解決。但其 最明顯的外在形式──資本外逃在 1978 年和 1979 年之前變得十分猖獗
41。這些行為幫助解釋為何一旦掌握權力，統治者就從廢止中央經濟統治 機構上退縮，而他們曾在口頭上譴責這些機構是民粹主義的特洛伊木馬，
因為它們實在是太有利可圖42。
也有一些對軍事統治並非立憲性憂慮的回潮。獨裁者們（與革命歲月 中的克里奧人領袖十分相似）發現，與培養一個新的法律秩序相比，粉碎 那些他們不喜歡的事物更是容易。在關於如何在一個合理基礎上恢復自然 等級關係之問題中，不多久就引發政治內部的分歧。某些反對者非常歡迎 政變；其他政變不得不應對接連不斷的內部爭議（這經常是透過允許不滿 的陰謀家們，進入公共領域得以解決）。在蓋澤爾將軍（Ernesto Geisel）
41 Robert Cumby and Richard Levich,“Definitions and magnitudes: On the definition and magnitude of recent capital flight,”in Donald Lesard and John Williamson, eds., Capital flight and third world debt（Washington :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7）,pp.27-67.
42 富人也受法律實踐的落後之苦。他們的孩子的確可以因國內安全機構失控而受苦。法律保 障的缺失可能已經阻礙私人機構的組織性發展，因為它試圖建立一堵牆，以保護這些機 構免於受那些不可能指望跟他們一同上法庭的人之侵害。
的統治下，巴西政體試圖以一種平靜的模式實現法制，但這也並非毫不猶 豫。阿根廷的將軍們長期相互且公開的爭鬥。只有皮諾切（Pinochet）緊 密關注內部失序的問題，但卻也同時建立一個偽憲政秩序。如果說，內部 衝突使獨裁主義的復興野心衰竭，那麼外部變化就催化他們的跨台。由於 一系列的變化，1982 年夏天債務危機的爆發，就此切開虛弱的獨裁主義財 政結構。爾後，隨著戈巴契夫的上台，整個冷戰的緩和消除統治者抵抗國 際共產主義的最後藉口。就像骨牌（dominoes）一般，獨裁者一個接著一 個的東倒西歪。
而他們留下了什麼？公民政體（civilian regimes）所面對的又是什麼？
吾人認為有三大影響。第一、許多新的民眾政體害怕返回平民主義形式會 動搖它們蹣跚的政體，因而希望把政策制定者與大眾主張決策割裂開來。
20 世紀 80 年代上台的民主派信任技術官僚決策權。他們沒有經過深思熟 慮，而試圖把決策的關鍵領域從公共舞台移開。因此，新政府並非鼓舞以 代議制作為和解集體衝突手段的法治概念，卻是從訓導式專家之權威處分 割出選舉權威的權力。雖然這與獨裁決策有一些連續性，但卻不同於它。
相反的，新民主派將代議權威無能力作出決定的決策，賦予政治以外之彼 等權威43。
第二、某些基本領域仍然薄弱；而在這些領域中，法律的平等觀念本 應受到遵從。這對拉丁美洲的法院來説，尤其如此。繞過正當程序進行軍 事特赦、豁免的明顯例子，僅僅表明許多新民眾政府不願意使用鎮壓性勢 力。另外，司法對於權利的配置，仍屬一貫而日常的低效能和不公正。這 是對拉丁美洲人的提示──即幾乎無法依賴法官去實行最正式、最基本的 權利保障44。
第三、拉丁美洲經濟繼承達到極限的債務和重建的巨大壓力。這些前
43 Joy Langston,“Dis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 No.2（2005）,pp.155-157.
44 Vide supra note 3.
景把公民整體排除在積極的市場參與之外，無論是勞工市場還是消費者市 場。這不僅侵蝕了滿足社會決策過程能力的選舉式政權，並且為民粹主義 之下的累累果實播下種子。此外，亦公開消除統治階級享有財富的壓力45。 惟實際上，吾人可發現的影響是：不斷增加的不平等激化市場分配的回 報，與公民資格和實質正義之傳統話語間的分裂。人們能看到的仍祇是這 種分立，係採取何種政治形式。
上述問題揭示出新自由主義之困難程度。新自由主義者選擇不改革制 度性結構，而把國家從市場調整中撤出。由於不確保深層次的正當性程 度，以約束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遵守相同規則，而將國家從市場甚至公共行 為中撤離，這在拉丁美洲已產生危害性的結果。在西歐和北美，消解國家 干預是一回事。蓋其自由主義歷史已具有深層的法治積澱。縱使縮小國家 對經濟干預的範圍和私有化，仍並不必然危害在法律規則和程序中，所銘 刻之公民平等的底線。訴諸實質正義條款至少不損害形式上的司法平等。
簡而言之，柴契爾式的改革（Thatcherite reforms），可能的確使市場力量 在英國「奏效」（在整個政治領域，很少人反對此點）。但在拉丁美洲，消 解國家權力是另一回事，在此攻擊實質正義法律條款，將削弱形式與程序 的平等。至少，民粹主義藉由尋求經濟與實體條款之相聯繫，可實現形式 平等和公民資格觀念。而折毀實體正義的四肢架構，則僅僅暴露出形式法 治牆上的裂縫和漏洞。
這具有經濟社會的內涵。缺乏基本的形式法治規則，吾人即很難釐清 市場力量能否得到根本解放。或許有人認為，市場效率與私人激勵的新自 由主義話語，不過是小團體用來搞亂整體安排的花俏軍火庫。然縮小國家 對經濟干預的範圍和私有化已經刺激競爭行為，亦鼓勵食（競）租行為
（rentier behavior）。惟有些自相矛盾的是，自由化本身並不能穩固與保障 私人財產權，即使它將所有權從公共領域移出，並把更多集體決定的權限 賦予私人。斯即因何整個地區之腐敗與公共醜聞乃如此重要：骯髒交易暴
45 Ibid.
露出，新自由主義在不強制市場主體遵守，針對所有主體的普通規則之情 況下，嘗試使這些主體從國家約束中解放出來的偽善。儘管在推進民主政 治方面有相當大的進步，但或許本文思考的最相關之處，還是在於法治與 政府責任仍然非常脆弱。在阿根廷梅內姆主義（Menemismo）執政的八年 中，人們增長對政府成員是否應和其他公民遵守同樣法律的懷疑態度。藤 森的「自我政變」46，他日益增加的獨裁傾向以及軍隊，和神秘的蒙特西 諾斯 （Vladimiro Montesinos）更加公開的作用47，使得人們對那些國家是 否為法治國家產生疑問。有色人種的指責，表明巴西可能是例外。但廣泛 認可的警察部隊腐敗，地方政治黑手黨的權傾一時，以及日益增加對公共 安全的威脅，依然使我們很難將該國看成是法治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