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研究意涵與結論 - 台灣宗教組織運作的社會資本考察：以慈濟功德會為例

台灣宗教組織的運作是開創公民社會發展的潛在力量，也是社會資本累積的重要基礎。就台灣宗教教勢的發展而言，慈濟功德會是組織規模與會員人數相當龐大的宗教團體，而其所開展的「一步八腳印」：慈善、醫療、教育、人文、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環境保護、社區志工等宗教非營利事業，亦蘊藏著可資相互對照論述的豐富性意涵。鑒此，本研究透過對慈濟功德會的個案考察，從社會資本的理論觀點，探討其組織決策機制、公共事務參與、社會道德規範與社區互動網絡等核心議題，是屬於一種探索性的個案研究。本節將循前段的論述，綜合歸納出本文所彰顯的研究意涵。

一、組織決策的民主化取向

慈濟具有財團法人的組織架構，董事會是慈濟最高的決策機制，基本上，慈濟董事會的運作是符合內政部的法令規範，但是深入探討其組成結構，仍無法擺

脫華人社會文化「差序格局」的影響，缺乏開放的形象，專才人員及多元化所產生的創新機制因此受限，且其決策功能，也顯然與社會所期待的角色有相當的差距。事實上，整個慈濟功德會的組織運作，很大的部分是繫於證嚴法師個人的

「卡理斯瑪」魅力，或者說，證嚴法師才是慈濟實際上的、最終的決策者。依據新制度論者的觀點，非營利組織獲得社會信任的基礎之一，除了能力的表現與組織使命的達成之外，組織內部的決策是否民主，以及建立制度的正當性，均是人們對於組織公信力的重要憑藉來源。基金會的最高決策機制在於董事會，基金會要永續成功經營，發揮組織的公共性，董事會的有效治理是最重要的 因素。

慈濟基金會現任七位董事，均為慈濟人所組成。原則上，董事會是慈濟的最高決策中心，但是依據本研究所蒐集的資料顯示，慈濟的董事會其實不儘然和規範性的角色相符，僅發揮消極的功能，主要還是著重在審核預算和年度計畫等，可以說它只是扮演著關懷和支持者的角色，且慈濟並未公開董事名單及董事會的會議記錄，外界很難評估內部監督機制是否存在及決策運作功能如何。鑒於近年來，慈濟志業呈現多元化的蓬勃發展，為適應任務需要，董事會成員應廣納學者專家或社會賢達，以借重其專業長才及社會聲望，並透過民主的決策過程，期能充分發揮董事會的決策功能。慈濟為利組織永續經營，董事成員可做適度調整或充實，並加強其「決策制定」的能力，依據組織宗旨，規劃方案發展，另運用

「監督控制」的能力，留意機構目標、能力與發展現況的約制與掌握，以提昇服務品質，進而達成組織使命。

此外，基於責信度與透明化是公民社會中非營利組織治理的要件，社會大眾對所有汲取公共資源的非營利組織都有「知的權利」，慈濟理應將其財務收支徵信於捐款者及社會大眾，並定期於機構會訊公佈捐款明細及經費運用情形，以昭公信，方符合「公共性」的要求，如此將對慈濟的永續經營和整體公信力的發展有著正面的作用。此外，鑒於有關財團法人公眾監督的問題，目前我國並未要求財團法人之資訊應向公眾公開，政府主管機關實應負起監督責任，立法明訂基金會必須公開完整財務資訊，透過財務透明化的原則，讓社會大眾共同檢驗其經費運用情形，以符合社會期待，這是基金會與政府責無旁貸的社會責任。

二、慈濟女性社群的社會參與

對女性而言，在過去台灣社會傳統的「父權體制」之下，女性沒有主體性，普遍屈居弱勢，她的社會地位是依附性的，活動空間被劃歸於家庭之內，在公領域中，女性沒有伸展的空間。而隨著台灣社會與經濟的發展，教育的普及與教育程度的大幅提昇，整個社會的分工型態已經改變，加上人權意識的高漲，女性開始有她的主體性。本來，女性的主體性有可能會去反抗社會的父權體制，演變成為女權運動，將女性議題帶入公共領域，但是慈濟卻巧妙地將這些女性適時的納入社會生產體系之中，從事慈善公益活動，而並沒有去挑戰社會體制，卻藉由女性特有的同情、和諧、溫柔等價值，由家庭延伸作為社會的穩定力量。

慈濟吸納這些婦女，將她們納入「公共」的範疇裡面，並動員到慈善服務的長期組織運作之中，讓這些女性的生活空間得到適度的解放，同時，也為她們在公共領域中找到適當的定位。於是，這些具有符合社會期待的傳統女性觀 —端莊、服從、謙柔、忙碌、慈悲、無私的慈濟女性社群，在公共領域中不求代價的付出、參與，她們體現了一種理想的女性形象，也大幅地擴展了女性在公共領域的影響力。這是一股龐大且寂靜的民間社會力，慈濟也因此能不斷保持穩健的步伐，充分展現作為一個民間團體所能發揮的最大動員能量及社會實踐，而這種落實在婦女生活網絡的公共事務參與模式，畢竟還是聚焦在傳統慈善、家庭和道德的社會關懷層面，對於涉及社會正義與公平倫理的政治性議題或社會運動，則是採取相對的消極態度，這是慈濟女性社群的入世精神，也是傳統社會對她們的期待與規範，但卻也造就了慈濟在社會參與上無法規避的結構性限制因素。

三、引領志工行善的風潮

慈濟功德會長期以來建立一套完整的志工運作制度，藉由實際關心、參與社會，以慈濟委員、慈誠隊作為中樞連結點，動員散佈各地的次級團體與社區志工所共同組成的志願服務系統，他們是推動執行慈濟各項志願服務的「志工」人力資源，他們不但捐款，而且親手布施，在實際參與的過程中，他們不僅付出得心甘情願，而且是法喜充滿。他們的熱忱來自證嚴法師的精神感召，以及佛法中

「慈悲喜捨」與「無我」的襟懷，本著「不忍眾生苦」的體認，而萌生不忍之情，來行菩薩道，這是一份堅定而素樸的信念，並藉由志工行善，讓眾生去除苦

難。

在證嚴法師引領社會行善的風氣之下，慈濟成為台灣最為龐大的志工團體，也帶動台灣社會投入志願服務的風潮，她強調社區志工的理念，希望將志工精神落實在平時的社區活動之中，並透過社區志工行動，來凝聚生命共同體的社區意識，且活絡了公民參與的途徑。這種自發性、助人利他的志工行善模式，透顯出慈濟人體認到生命共同體和公民對社群的認同與歸屬感，其所產生非預期的社會擴散效應，將遠比過去慈善性之志願服務的內涵更加豐富，而所詮釋的志工精神，其影響亦將更為深遠。

四、公與私的概念之轉變

慈濟做為一個社會公益團體，承襲華人民間社會中所具有的「公眾性」，也就是民間社會常有互助性的公眾團體，以功德會之名，委請能超越私人利益的出家人來主持，以期動員民間資源來實踐集體互助之社會功能，並有助於道德規範與社會秩序的維繫。因此，慈濟的社會基礎在於華人民間社會傳統中既有的「公概念」之落實與擴張，它是「公共」的，不能有任何的「私」，而在個人層面，也因無私的布施，亦已因而累積功德，並能入世修行。證嚴法師期勉慈濟人要以無私的「大愛」，在現實世界中「行菩薩道」；慈濟人也自許為是「聞聲救苦」的人間菩薩，要對眾生湧現慈悲之情，來濟度眾生，縱使是遠赴大陸或國際進行賑災行動，其交通、食宿費用，也均由成員個人自行負擔，以昭公信。慈濟是大愛，強調「公」，它是完全無私的奉獻，這種「公」與「私」之間，存在著很強的相斥性。

就社會基礎而論，慈濟功德會將佛教的出世精神，經由結構性的轉化，而與傳統社會中公眾實踐模式相互滲透與增強，而形成「人間佛教」的實踐模式。然而，傳統民間社會公眾實踐所帶來的「公」的概念，卻也侷限了慈濟的「公共性格」，使其在「重公」與「去私」的道德理想之下，存在著一套共同的價值觀，忽略了成員個人的主體性，或對政治議題採取相對消極之性格。其實，西方「公民社會」的模式，是以「私」（個人、家庭、團體）為出發點，繼而進入公共領域，討論攸關共同利益的問題，即「合私可以為公」。對「私」的合理存在，也就是尊重個人的殊異性及追求社會正義之論辯空間，是現代民主社會不可或缺的因素。台灣自八 ○ 年代以後，明顯地出現了公民社會，「公共領域」也變為經驗

性的現象，「私己」的觀念或「個人的權利」觀已在萌芽，這是傳統文化根本的轉變，也勢必可以提供慈濟進入公共論述領域思考的寬廣空間，且能豐富了

「公」領域的實質內涵。

五、建立良善的社會規範

慈濟四十多年來所揭櫫的社會道德規範，與 Fukuyama 所提「重新培養誠實互惠習慣，並擴大信任範圍」的精神是相一致的。證嚴法師要人人心中起善念，強調「誠正信實」、「守持戒律」、「重視家庭倫理」、「行菩薩道」，她認為唯有人心淨化、善念共聚，將惡業轉為善業，台灣社會才能往上提昇。慈濟是一個宗教團體，它以道德的奠基者和護衛者自持，而這些符合公民理念與行為規範的道德價值，基本上是在追求「共善」的目標，促使民主社會具有德化的性質，

在文檔中台灣宗教組織運作的社會資本考察：以慈濟功德會為例 (頁 2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