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志》搜得60位，均係文秀才，如加上武試中的2位武秀才丁壽祺、許梅舫，應為62位。
．筆者新增列文生員19位，武生員2位，計21位。
．上面表列文武生員，因〈教育篇〉中，陳榮文取得拔貢、鄭貽林獲贈例貢，清代鹿港不含更高功 名的文生員至少是77位；武生員至少4位，總計81位。
．取得更高科名者，大都從生員起，本鎮包含擁有更高科名的生員（即擁有生員以上單一功名者）
總計在187位以上。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伍、結語
歷史像部時光列車，只會往前奔馳。鹿港曾經在臺灣的歷史過程中輝 煌過，許多人曾經努力的在這裏閃鑠，留下不少的事蹟。筆者利用本文從 事《拾遺》的工作，但也必須和先前撰述《鎮志》〈教育篇〉之研究成 果，放在一起去審視探討。因為，歷史的資料很難完整無缺，至此心裏猶 不踏實。
根據前文所述，在清代鹿港的功名人物裏與《鎮志》〈教育篇〉比 較，會有一些增加，其數字實際統計約略如下：
進士（含貢士），至少7位。
其中文進士5位、貢士1位；武進士1位。
舉人（不含取得更高功名者），至少15位。（文舉人新發現2位；武舉 人2位）。
其中文舉人13位；武舉人2位。
貢生（不含取得更高功名者），至少37位。（貢生新發現20位）。
其中拔貢8位、副貢1位、恩貢4位、歲貢20位、例貢3位。
監生（不含取得更高功名者），至少39位。（監生新發現30位）。
廩生（不含取得更高功名者），至少8位。（廩生含取得更高功名，新 發現7位）。
生員（不含取得更高功名者），至少81位。（文生員新發現19位；武 生員2位）。
其中文生員77位；武生員4位。
清代鹿港一地，不含重複取得更高功名，擁有生員以上之頭銜者，筆 者統計至少有187位以上。在此，我要特別說明，有的功名可能是先在中國 大陸取得之後，才到鹿港來，並不全然透過臺灣行政體系得到的。也有不 少人不在彰化縣儒學名額內獲選貢生或參與鄉試中舉的，而是在其他儒學 名額內取得。像拔貢施世榜就是在鳳山縣儒學取得，林廷颺是府學歲貢，
舉人陳淑均是由泉州府儒學參加鄉試中舉的。
臺灣在清代212年中，保守的估計，文進士至少有29位以上，也許會更 多。鹿港一地文進士和貢士就有6位，約佔全臺的五分之一；而武進士也有 1位，是全臺的十一分之一，合計不可謂不高。從前面之探討，鹿港在清代 取得高級功名的「文科」進士、貢士和舉人，併計便有19位之多。
我曾經嘗試從鹿港清代21塊碑記裏，去瞭解清代社會的領導階層，發 現道光以前碑記有監生21位，到咸豐以後（1851～1894）碑記裏只出現3 位，若加上天后宮重修的木刻「牌記」7位監生合計10位，也不如前期多。
社會領袖角色已漸從「監生」行郊的富戶蛻變成由擁有進士、舉人、貢生 等有功名的人物所取代，社會領袖的角色扮演由財力移到知識力。「監 生」是財力的象徵，吾人從鹿港清代碑記人物的量化，發現咸豐以後監生 已較少出現，證明鹿港的「經濟力」已漸消退，可能也比較沒多餘的財力 去做捐納、和投入地方的重要建設。63到今天我還想不透，同治13年新科進
63 蔡志展〈鹿港清代碑記及科名人物之研究〉，《社會科教育研究》第一期（臺中：國立臺中師範學院，1996
士蔡德芳等為總理的「重修鹿港天后宮牌記」和「捐題牌記」，這種盛事 何以會用木板雕刻，而不是用石碑鐫銘。
傳統的看法，都將道光4年「文開書院」的創建，認為它為鹿港文化之 發展奠定了基礎。筆者以為鹿港人在經濟發展的巔峰，開始以「經濟的力 道」培植「文化的力量」，64形成「經濟的鹿港」和「文化的鹿港」之分 野，但這只是概念。本文最後將從兩個面相，以數據從科舉中式的時間密 度之分析，來做科學的認定。
一、「一年三舉人」，發生在咸豐9年（1859），蔡德芳、陳培松、黃煥奎 3人同榜。鹿港從嘉慶12年（1807）鄭捧日第1位文舉人中式，到光緒 23年施景琛最後一位中舉，前後90年。但從「一年三舉人」算起到施 景琛中舉，前後38年間，有文科進士（含貢士）6位、文科舉人12位，
併計18人次。平均每2.11年就有1位在進士或舉人中式。這38年在時間 上只佔第一位中式以來90年中的42%，錄取人數則佔90年間全部中式25 人次的72%，證明文風快速提升。
二、「一年雙進士」，發生在同治13年，蔡德芳、施葆修同榜進士中式。
這一年算起到光緒23年前後23年。這段時間文武進士（含貢士）有7 位，朝廷每三年一科，鹿港平均每3.28年就有一位進士（含貢士）及 第；另外文科進士（含貢士）6位，與文科舉人8位，併計14人次，在 同一個時段內的23年間，平均每1.64年便有一人次在文科的進士或舉人 登榜。鹿港在這段時間，幾乎年年有人登科中式。這還不含許多貢生 和生員。科舉上越到晚清對鹿港人而言，中式的密度和機率越高，像 探囊取物。鹿港的「文風之盛」，可以利用從時間上中式的密度做分 析的，以這些科學數據來做詮釋。
光緒八年（1882）鹿港同知孫壽銘在「重修文祠碑記」裏就說「登賢
年12月），頁59。
64 仝前註，頁77。
書不一其人…文風之盛，不惟冠一邑，直冠一郡」65，筆者認為當時「經 濟的鹿港」雖然漸漸的在解體，可是「文化的鹿港」已然形成。鹿港這個 地方也從「經濟型」的都市，走上「文化型」的城鎮。遺憾的是遇上甲午 戰敗，日本據臺。從此百餘年間，臺灣經濟和文化的建設，從沿海移向內 陸。鹿港的發展無法與近代化接軌，導致沒落的命運。未來想讓「鹿港風 華」之再現，光靠「經濟力」的加強，絕對不夠。最重要的是要想辦法，
先讓鹿港的文化土壤能夠與時代接軌，讓「人才種子」可以在這塊土壤，
重新擁有生機，萌芽茁壯，重塑像清代時期的人文環境。如果人才留不 住，喪失創造新環境基本的動能，一切都會落空。
65 仝註7，《中部碑文集成》，頁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