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本文已經完整地描述了 1978 年來市場化政策帶來的自 主空間或對自主空間的預期始終被國家所壓扁的歷史進程，最終導致新 聞業全面與國家合作的動力機制。不過耐人尋味的是，這種強大的、不 可逆轉的動力機制不是由國家慣常使用的組織人事和內容審查等硬控制 手段、而是由原先國家始終擔心可能導致意識形態失控的市場化政策來 完成的。
本文用「經濟軟控制」這一概念來描述國家驅動的市場化政策影響 當代國家與新聞業關係的根本機制。經濟軟控制的基本原理是，只要新 聞資源的進出管道還掌握在國家手中，這種局面將不會因話語形態和政 治動員結構的改變而改變。雖然經過 30 年的財政雙軌制改革，中國新 聞產業已經將絕大部分資源運作放在體外進行迴圈，一線城市和二線城 市的新聞從業人員 60% 以上是市場配置方式而不是計畫方式管理，國 家財政撥款在各新聞單位收入結構中也退縮到一個完全微不足道的象徵 性比例，但這個巨大軀體的頭顱仍然牢牢地長在一個舊體制中。這個體 制外的「軀體」完全依靠體制內的「口腔」（即資源進出管道）獲得一 切養料，從而「頭顱」通過控制「口腔」而有效地指揮了一個龐大的軀 體。換言之，形成國家話語霸權的最基本動力在於 1990 年代加速實施 的產業化政策，它與中國特有的政治結構結合在一起，使國家力量不斷 強大，而新聞業作為一支政治力量卻在不斷削弱，最終國家通過控制傳 播管道和調配優質新聞資源強勢地打敗了新聞業。
本文將「經濟軟控制」形成的轉捩點定在 1999 年。這個分期出於 兩個理由：一是 1998 年政府體制改革啟動後，新聞業被正式要求自負 盈虧，如何在一個逐漸擁擠的市場上養活自己的生存邏輯成為新聞業整 個記者隊伍最重要的動機。一是 1999 年《精品購物指南》產權案明確 了社會資本禁入新聞業核心業務的判例。這兩個事件表明，國家通過行 政強權最終排除了任何使新聞業脫離國家控制的因素，使生存邏輯成為 最終馴服新聞業、使其與國家結成基於經濟利益的互惠默契的決定性動 機。
在本文開篇提出的兩種觀點之間的論爭中，本文更傾向於認為新聞 業產業化雖然在第一階段可能使新聞記者群體變得更為激進，但在第二 階段最終導致中國新聞記者群體更趨於保守。事實上，現代化理論和批
判理論可能都是對的，但它們都只猜對了中國 1978 年以來新聞媒介產 業化進程下國家－新聞業關係演變的一面。
正如現代化理論所觀察到的，從1980 年代初期到 1990 年代中期，
中國新聞媒介的產業化第一階段確實對國家調控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戰。
雖然建國以來國家對新聞媒介一直保持了強有力的組織控制和話語控 制，但經濟控制狀況卻在 1980 年代以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各新聞媒 介逐步擁有了相對較多的經濟自主權，儘管政治話語還是被剛性地壓 制，但借助於市場話語和大眾話語，新聞記者可以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與 國家討價還價，也就是各類「擦邊球」活動。
但也如批判理論所言，新聞媒介產業化的第二階段的直接後果，是 在 1990 年代後期國家直接增強了對新聞媒介的經濟控制能力。新聞體 制的產業化改革使新聞業以高於 GDP 增幅的超高速發展，但同時在 20 世紀末、21 世紀初開始遭遇筆者稱為「市場化陷阱」的體制瓶頸。當 新聞產業的進一步發展需要一個更為靈活的資本和組織重組法則，必然 產生與國家對新聞業的單位化管理體制之間的衝突。在這種衝突中，由 於單位制度的不可動搖性，新聞業的市場化反而逆向強化了國家的權 威。由於控制了新聞單位的人事和財政大權，國家始終能夠得心應手地 將新聞業鎖在一個相對安全的保險箱。國家還鼓勵新聞業通過向社會出 租新聞機構所佔有的傳播平臺換取廣告收入謀求發展。這個政治和經濟 的雙重保險箱既造就了新聞業超高速發展的奇跡，又「成也蕭何，敗也 蕭何」地導致新聞業只能在原來的保險箱內進行類似于黃宗智（2000）
提出的「內卷式發展」：由於新聞媒介的數量只增加而不減少，也無法 借助市場競爭來消滅部分媒介，因此隨著新聞業生存空間的日益狹窄，
市場開始由最初的多贏式競爭轉變為零和競爭。
在這種形勢下，新聞業全力轉向為口腹而展開的內部競爭，在拉美
等國家曾經對集體行動推波助瀾的「海量資訊機制」在中國卻成為牽制 新聞媒介發揮其獨立性的保守機制：市場化的新聞業雖然生產出了前所 未有的海量資訊，但這些海量資訊背後卻是國家支配下的殘酷市場競 爭。不斷深化的產業化改革使中國新聞記者群體陷入了一個生存陷阱。
為了在競爭中獲取更多資金和行政支援，新聞業毫無懸念地全面倒向了 國家，競相依靠政治表現來獲取國家的行政恩寵。雖然中國新聞業仍然 存在各種擦邊球形式的反控制活動，但國家從總體上牢固地掌握著中國 新聞業改革主導權和進程，新聞業對國家的批評性報導越來越少。市場 化在初期確實為新聞業帶來了一定的業務自主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反 而進一步增強了威權國家在新聞業的影響力。
一九九八年，何舟根據《深圳特區報》的個案調查，推論出中國新 聞媒介已經演化成一個「黨的公關公司」，並認為中國新聞業處於政治 與市場的拔河角力賽。十年過去，事實日益清楚地表明，媒介的經濟自 由並不必然帶來政治自由。在國家權力的政治經濟雙重操作下，新聞業 的市場化生存其實類似於「籠中鳥」而不是平等的拔河對手，「推與拉 的戰爭」實際上只是一種對「市場經濟下公共領域演化」進程的想像。
作為知識份子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記者精神世界的悄然轉向也從一個 側面暗示了大陸知識份子從理想主義向功利主義的蛻變。
一個曾經被新聞專業主義者寄予厚望的市場機制，在當代中國傳媒 領域卻意外演化為中國新聞記者與國家緊密結盟的動力機制。這不能不 讓人感慨萬千。只有回到作為國家政治喉舌的新聞業這個基本點來，才 能真正看清中國新聞業市場化改革的初始動機和 30 年來的發展路徑。
本文雖然探討了國家權力與媒介經濟利益的密不可分性質以及基本傳導 路徑，並在經濟結構轉型的框架下建立一個中國新聞業的當代總體圖 景，但由於資料的缺乏，對分區域、分類型的量化資料積累還遠遠不
夠，可以說，市場化與國家權力租金關係研究才剛剛起步。中國當代新 聞媒介市場化悖論的根源在於，市場僅僅是一個中性的資源配置結構，
它對民主的促進功能取決於誰在使用市場。在中國新聞業發展的十字路 口，對「市場」解神化（de-myth）的理論要求也勢在必行。隨著研究 的深入，本文作者越來越意識到用專業主義、自由主義邏輯來解釋中國 新聞體制演化路徑的困難，也意識到中國作為強國家歷史傳統下操縱包 括市場經濟在內的其他機制的強大力量。本文相信，經濟的背後始終是 政治博弈的延伸。「經濟軟控制」，就是對中國新聞媒介當代生態的一 個注解。
註釋
1 這種演繹與史實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溯源於馬克斯‧韋伯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 義精神之間關係的分析。馬克斯‧韋伯研究方法的重要特色，在於以「可計算 的理性」為演繹前提，從對個體的態度分析中演繹出整個資本主義體制的發展 邏輯。在對資本主義精神的來龍去脈梳理出一條簡明的解釋脈絡的同時，保持 了對歷史事實的最大尊重。
2 必須指出，新聞媒介之間的差異化競爭也加速了傳媒產業的增長。各新聞單位 行政力量的支援雖然有助於產業增長，但畢竟不能替代新聞機構直接在市場上 競爭，因此，高度壟斷的體制與激烈的分散競爭並不相違背。例如，雖然正部 級的《人民日報》要遠遠高於正處級的《北京青年報》，但市場的好處在於，
國家無法將這種級別差距直接轉化為經濟收益。國家這只看得見的手除了控制 公費管道之外，不能控制讀者用腳投票，隨著時間的推移，新聞業必須選擇面 對一個越來越重要的逐漸增長的自費市場。尤其是在報業市場，由於傳播技術 和管理體制的原因，新聞機構背後的大佬之間的關係通常不是壓倒性的，而是 彼此之間具有自己的勢力範圍。例如區域性報紙中市委（含共青團團委）與市 政府之間的關係，中央級報紙中各國家單位之間的關係。如果後臺老闆之間如 果沒有特別的行政級差，新聞媒介之間的內容差異就對吸引公眾具有至關重要 的意義，它直接促進了各新聞單位革新採編技術和專業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