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的國族認同研究，多數強調個人的國族認同受到政治社會大環境變化的影響，特 別是社會中的族群關係或競爭左右著個人的認同方向。這些研究偏重於集體性的社會變遷 或是族群關係對認同的影響；相較之下，本研究則是希望透過個體分析，進入到個別家戶 之中，來探討何以在某些家庭中，個人的國族認同容易受到配偶的影響，又在某些家庭 中，個人的國族認同比較不容易受到影響。當然，集體與個體層次的分析，並不容易切 劃，兩者是相互作用的層次；公領域的權力關係總是持續地進入私領域之中，而家庭中夫 妻間的權力關係，往往反映的是集體社會族群與性別權力關係的特定結合方式。然而，集 體社會關係和個別家庭內部的權力關係並不存在一對一的對應關係；特別是，在社會經歷 轉型變遷的過程中，許多關係呈現不均勻的分布情況，有些家庭內部對偶關係已經漸趨平 等，有些家庭內部夫妻的權力關係仍存在傳統性別分工關係，每個家戶內不同的族群與性 別權力關係，是否會產生不同的認同影響模式，是本研究的焦點。
本研究首先檢證，個人的國族認同受到不同婚姻組合型態的影響。跨時性的趨勢資料 顯示，配偶省籍對於個人國族認同（台灣人或中國人、獨立或統一）的方向有一定程度的 影響，無論自己的省籍為何，配偶為外省籍具有弱化其台灣人認同以及支持獨立的效果，
而且這個效果在女性身上較為明顯。近年來省籍族群關係漸趨緩和以及族群間權力漸趨均 勢的結果，配偶省籍對個人認同的影響越來越不明顯，然而對於女性而言，其認同仍受到 其丈夫的影響。確實，改變的族群關係中尚未改變的是，傳統社會文化以及家戶內普遍存
在的男尊女卑性別權力關係，使得女性的族群身份和主觀認同，仍向丈夫的族群方向傾 斜。
然而，如同本研究所強調的，妻向夫的認同傾斜並非普遍或固定的現象，在家庭中的 族群與性別權力關係是一組一組流動中的關係，找出婚姻中影響個人國族認同的作用方 式，才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因此透過區分男女模型，可以比較夫與妻自身的族群以及配 偶族群，對個人認同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機制與方式，而模型結果顯示：在男性部分，影響 其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與統獨立場的主要因素有其一致性，都是「自己的省籍」、「自己的 政黨認同」和「訪問年度」，其餘和配偶相關因素都無顯著影響力；這些因素同樣也影響 女性的認同方向。不同於男性的是，在女性的部分，其台灣人／中國人族群認同與統獨國 家選擇上，「配偶的省籍」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配偶的省籍直接影響的部分，表現在 台灣人／中國人族群認同上，不論女性個人的教育程度和政治涉入感的高低，其族群認同 受到丈夫省籍的直接影響，顯示配偶省籍對女性族群認同的直接影響，乃是穿透了社經背 景與政治涉入感差異。相對地，配偶省籍對女性的間接影響則是表現在統獨國家選擇的部 分，丈夫對妻子的認同影響，主要是透過妻子的教育程度來運作，當妻子的教育程度越低 時，其統獨立場越容易受到丈夫省籍的影響。換句話說，台灣人／中國人族群認同此一相 對原生性的認同，丈夫的族群背景幾乎是不需要條件地左右了妻子的認同；而在統獨國家 選擇上，相對情境式與現實的認同上，夫對妻的影響則視權力條件的組合而定。
本文關注婚姻中的權力關係對個人國家認同的影響，也強調此權力關係並非固定的，
其來源可能是族群競爭，更可能是性別角力。集體族群競爭趨緩所造成的個別結果，一是 分屬不同族群的夫妻，配偶之間相互影響的過程，不再是固定地由夫妻中某一強勢族群配 偶影響另一弱勢族群配偶；二是即使隨著外在政治環境演變，個人族群屬性和國家認同之 間的連結關係逐漸鬆脫，但是個人的族群和個人國家認同仍存在相關性，所以夫妻仍會因 為分屬不同族群而存在認同歧異，也有著去影響對方的動機。而在婚姻互動過程中，夫與 妻的性別權力關係，更牽動著個人原本的族群屬性與國家認同的原生性連結。在夫妻協調 族群認同歧異時，被視為嫁進對方家族的女性，不論其教育程度高低或是政治涉入感的高 低，都直接受到丈夫族群背景的明示或暗示，而影響了其族群認同（台灣人／中國人）， 性別權力的作用幾乎不需其他因素中介。另一方面，在國家認同上，妻子的教育程度越低 者，其統獨立場越容易受到先生族群屬性的影響。也就是，性別分工與性別權力持續地運 作著，但是已經呈現出細微而多樣的面貌，在不同認同層面上，發展出不同的認同影響模 式，性別權力對認同的影響方式，可能是直接赤裸地作用著，也可能是透過客觀社經條件 來運作。性別權力運作的流動與多重方式，與國族認同的多層面性，既是本研究所考察的 實證現實，也是一個值得持續深究的課題。
本研究的限制主要是來自於資料本身。由於既有的問卷，並未針對夫妻的配對比較來 設計問題，因此本研究無法直接測量夫妻之間相對社經地位或是政治涉入感的落差，僅能 以受訪者本身的社經地位來分析，然而雖有此限制，我們仍可以看到，女性的教育程度越 低者，其統獨立場越容易受到配偶省籍的影響。此外，在分析配偶對個人認同的影響時，
由於無法從問卷中得知配偶的國家認同，因此以配偶省籍作為配偶認同的替代變項。這種 操作方式雖有其推論上的限制；但是，無論是理論上或經驗上，個人的國族認同都和自己 的族群背景有一定程度的相關，因此在缺乏夫妻配對資料的條件下，以配偶的省籍作為替 代變數是本研究的權宜之計。事實上，將受訪者本身的省籍以及配偶的省籍來加以控制與 比較，可以發現個人的國族認同不但受到自己省籍背景的影響，此外，在模型中經過控制 受訪者本身的省籍，也可以發現配偶省籍的影響。另外，本研究在資料使用上採取趨勢資 料或是將不同資料整併；基本上，每筆資料都是單一時間點的分析，並無法區辨個人認同 的改變究竟是婚前或是婚後所發生的，不同省籍背景的夫妻在認同上的影響，也可能是在 婚前擇偶時便已經發生的，但是即使如此，仍可以發現，女性的認同較容易受到對方的影 響，男性則沒有這樣的現象，亦即不論婚前或婚後，婚姻的過程傾向讓女性成為受影響的 一方。這些資料上的限制，使得本文在處理分析過程中必須更為謹慎地進行操作控制，然 而並不影響本研究所企圖提出的核心論點。最後，婚姻與家庭是人生的必經階段，同時也 是政治學習與互動的重要場域，但目前國內針對同一樣本的追蹤調查研究仍付之闕如，更 遑論是以夫妻為標的的配對資料，藉由這個研究，本文希望能夠達到拋磚引玉之效，寄望 未來能有更多元、更豐富的資料，可以追蹤個人國族認同的動態發展歷程。
* * *
投稿日期：99.07.01；修改日期：99.08.26；接受日期：99.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