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文獻回顧一節談到了用社會科學的三個方法來分析媒體的內
容，並且用知識份子的三個角色來看媒體的角色。首先，從社會科學的 三個方法的角度如何看上述媒體的評論內容呢？
從實證性的社會科學角度來看，在新聞來源這個問題上，一般可以 講如果來源比較平衡，則報導通常較接近「事實」。《紐約時報》的這 個例子比較能夠說明問題：“It is the worst defea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D.P.P.,” said a somber Mr. Chen. “I feel very sorry and ashamed.” 又如
“The Kuomintang’s candidate for president, Ma Ying-jeou, cautiously welcomed the results……”（Lague, 2008.1.13）。很少有人會說上述內容 不是事實。可以說我們在上面所定義的那些比較中立、客觀的言論，無 論出自哪家媒體，都是可以經得起有不同政治觀點的人士的檢驗的。
中文報紙那些引述單一來源的報導，我們也不能說不是事實，但是 那些事實是可以被讀者懷疑，是打了折扣的。比如，《聯合報》系的引 述：「陳水扁是否又要作怪？他在出訪旅途中說：「四不」是他的「承 諾」，對新總統沒有拘束力」。「陳水扁的意思很清楚：謝長廷是否要 延續「四不」，必須自己重新表態，不可迴避」（聯合報，2008.1.16:
A2）。這些引述也都是事實，但是由於記者已經選邊站，讀者可以懷 疑其真實性。對於其他報紙的單一來源的消息或報導，讀者也可以同樣 表示懷疑，儘管它們不一定不是事實。但是，相對客觀是可能的，這一 點也是可以確定的。
不過從闡釋性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完全客觀的確又不太可能。由 於他們政治立場比較分明，所以建構出來的「朋友」形象就比較可愛、
「敵人」就比較「可惡」。比如，藍營的朋友：「國民黨應該如其總統 候選人馬英九及黨主席吳伯雄所言，要謙卑、不可得意忘形」（經濟日 報，2008.1.14: A2）國民黨高層「沒有面露喜色，相反嚴肅强調，要以
「謙卑」心情面對選舉結果」。綠營的朋友：“Lu [呂秀蓮] and a
number of other embarrassing party members command an inordinate degree of respect….”（The Taipei Times, 2008.1.16: 8）。藍營的敵人：「陳水 扁的胡作非爲及倒行逆施」，「陳水扁不斷駡人，像牛二撒潑耍渾」（
楊渡 ，2008 年 1 月 14 日）。綠營的敵人：「藍軍陣營參選副手蕭萬 長 之 流 ， 歌 頌 新 加坡之政治體制……」（自由時報，2008.1.23: 社 論）。所以從闡釋性的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好人」或「壞人」都隨 定義者政治的的變化而變化。正如我們在文獻回顧中提出的，這些定義 都是建構出來的。
而從批判型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上述定義却又是政治、經濟、文 化和社會因素影響的結果。我們在文獻回顧時就已經提到、本文的研究 再次顯示，大陸媒體在臺灣政府部門和官員的名稱上面加引號，自然是 由大陸的臺灣政策所致、由新聞組織內部條規所决定。而臺灣媒體和美 國媒體不加引號，是因爲他們承認臺灣是一個政治實體，儘管其法理的 定義、國際法的定位並不明確。中文媒體對自己朋友的讚譽和對敵人的 鞭撻，一方面是出於自己的意識形態，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受到中國文 化中「紅臉」「白臉」截然分明的價值觀的影響。
從知識份子的三個角色來看，我們可以說所有的媒體都有專業主義 的潛力，可以做客觀、中道、平衡的專業主義的報導和評論，扮演專業 知識份子的角色。但是，正如我們上面的例子所顯示，中文媒體扮演的 這個角色非常之弱。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他們比較明顯的有機角色。他們 可以是某一個運動或者意識形態的代言人或有機知識份子，或者泛綠，
或者泛藍，或者中華民族主義。正如我們在文獻回顧中談到的，他們可 以是黨的喉舌、市場的喉舌，或者社會（民族主義）運動的喉舌。經濟 决定意識，屁股决定腦袋，到什麽山上唱什麽歌。這從上述選邊站的報 導和評論之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藍營、綠營、大陸報紙的記者或評論
員們通常是某一政治立場的代言人。
那麽，有沒有記者在扮演批判型的角色呢？這一點，或許所有這些 扮演有機角色的記者、評論員可能都會講自己在扮演批判的角色。不是 嗎？他們批判的筆觸可謂鋒利，語言可謂辛辣，口氣可謂尖刻。但是，
嚴格來講，這些還不是批判型知識份子的角色，因爲後者需要對弱勢群 體的關懷，需要對民主、人權、自由、平等等價值的執著堅持，而上述 記者、評論員的尖酸刻薄主要是針對自己的敵人的。對臺灣和美國媒體 記者來說，這些價值都已經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在我們上引的報導、
評論中，記者批判的角色並不明顯。但是對大陸的記者或者評論員來 說，這就是個實實在在的問題了。不過即使是臺灣的媒體，也沒有從民 主、自由本身去探討、報導臺灣選舉問題。至少我們在這些文章中沒有 看到記者們對這些基本價值的闡發。
大陸的記者們就更沒有闡發民主、自由的意義了，更沒有講臺灣民 主對大陸民主的啓發。所以說，他（她）們也沒有扮演批判型知識份子 的角色。正如我們在文獻回顧中講到的，他（她）們或許在大陸內部的 新聞報導、評論中可以有適度的批判性，但是在兩岸關係上面，他
（她）們幾乎沒有任何轉圜的餘地。在這個問題上，連「擦邊球」都沒 有幾個可以打。記者們是不願意冒著被「整頓」的危險，來扮演知識份 子的批判角色的。他（她）們只能爲黨「補台」，不能爲黨「添亂」。
在兩岸問題上評頭論足會被看成是在「添亂」。對於美國媒體來說，的 確他（她）們的政治、他（她）們的批判性，是暗含在他（她）們的專 業主義之中的。在平衡的報導方面，我們分析的美國媒體也做得不錯。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中文媒體既缺專業性，又缺批判性。大陸媒體尤其如 此，至少在兩岸關係問題上是如此。記者們在政治上被官方「收編」和 他（她）們在經濟上被市場「收編」的道理是一樣的。